1955年的初冬，资江的水落了，一位叫作邓秀梅的女干部来到了清溪村，故事的序幕由此拉开。由著名作家周立波创作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以20世纪50年代农村生活为现实背景，展示了中国农民结束了旧社会的苦难生活，走向新生活之后努力改变生活环境、艰苦奋斗的精神风貌。该部小说是周立波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付诸实践的佳作，植根于农民群众的大众文化，感知历史变革的脉动，用富有亲和力和烟火气的语言书写乡土中国。

　　自1954年起，周立波多次回到湖南老家益阳桃花仑乡竹山湾村，深入农民群众，与农民群体同吃同住同劳作，并担任互助合作委员会副主任，这些为周立波积累了丰富的写作材料和现实经验，作家将自己敏锐的触角延伸到人民群众之中，时代一呼一吸间的暗流涌动都被其探知。于是，一部描绘时代精气神的小说——《山乡巨变》应运而生。

　　在周立波心中，“伟大的艺术家，不但是描写现实中已经存在的典型，而且常常描绘出正在萌芽的新的社会的典型……伟大的艺术家是时代的触须……”因此，在《山乡巨变》里，我们能看到一系列时代的变迁，新中国农民追求美好生活的社会大趋势，以及个性鲜明、典型性十足的农民形象。既有邓秀梅、刘雨生、李月辉等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乡村干部和农民形象，也有小生产者代表“亭面糊”盛佑亭、好逸恶劳的中农“秋丝瓜”张桂秋等。正是这些鲜活生动的农民形象支撑起了清溪村这个故事背景，通过展示当时农民的生存境遇，让读者得以窥见那个时代的面貌。

　　塑造农民形象就离不开符合该群体的语言描写。在《山乡巨变》中，周立波运用了不少方言和土语，显得淳朴、自然、有烟火气。老婆叫“堂客”、父亲叫“耶耶”、游手好闲叫“打摆子”、鬼主意叫“绿毛鬼”;形容人死板不知变通为“死呆八板”、描述朋友之间的深情厚谊为“共脚穿裤”。小说里的民间俗语更是俯拾即是，“夜不关门穷壮胆”“一娘生九子，九子连娘十条心”等脍炙人口的俗语读来更是妙趣横生。周立波用农民语言写农民，少了矫揉造作之态，更添质朴纯真之味。作家苦心孤诣，利用语言还原乡土语境，给读者营造一个熟悉的、具有喜剧感和亲和力的文学世界。

　　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审美性一定是文学作品不能忽视的内在属性。《山乡巨变》既有下里巴人，也有阳春白雪，小说中诗性的乡土风物书写就是最好的佐证。作品以女干部邓秀梅到清溪村推进农村工作作为叙事主线，我们跟随邓秀梅进村的步伐，透过她的视野，能看到山山岭岭的地儿在冬季里依旧是青青翠翠，茶子花如残雪般点缀其间，家家的屋顶是袅袅炊烟，丘陵和平坦地带是大片大片的田地，空气里弥漫的是混合着落花、青草和泥土的味道。纵览全书，作者在描绘清溪村时挥毫泼墨，最后将其建构为一个推进农民迈向新生活这一宏大叙述体系内的诗意空间。由于诗性美学的注入，小说流溢出来的抒情性让人体悟出凌驾于世俗生活之上的超然。总之，这种诗意的语言充满了浪漫色彩，也极具东方美学韵味。这是我国文艺工作者在传统文化的浸润下滋养出的人文情怀和诗性气质。

　　当下，重读《山乡巨变》依旧大有裨益。全方位全景式展现新时代的精神气象是每一位文艺工作者的使命，这要求创作者深入人民群众，用人民群众的语言写人民。与此同时，也不应该湮灭艺术的审美特质，将中国美学的气韵融入创作，才能做到真正的雅俗共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