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岁那年，按时间推算，应是1967年春天。一个似阴似晴的天气，春节刚过，过年的兴致依然很浓，新学年开学时间到了。懵懂无知的我，在祖父和父母逼迫下，要去上学了。

　　这真是一件比啥都让人感到闷气与恐惧的事情。我知道，一上学意味着就要离开父母，离开无忧无虑的快活时光，像村里的大孩子们一样，一天到晚在学校度过了。再也不能吃罢了玩，玩罢了吃了。

　　乍一听说要我去上学，心里自然是一百个不乐意了。我大声哭闹着，不愿跟上小学三年级的三姐和二年级的堂哥一起去学校里。第一天，趁家里人不注意，我悄悄躲到一个大家不知道的地方，饿了两顿，好赖躲过去了。第二天，大家对我严加看护，躲藏是不可能了。只得在一家人哄劝与恐吓声中，不得已挎上书包，勉强跟着三姐和堂哥一起走。刚走到村子南边我家老坟园儿东边，父母因事折回家里了，我又坐在地上死活不愿走了。

　　谁知在村边儿转悠的祖父看到了，黑着脸气冲冲走了过来。二话没说，拉住一只胳膊把我拽起来，抡起巴掌在屁沟上拍了几下。虽说祖父所谓的打根本没有触及皮肉，可他一脸威严劲儿，还是震住了我。我一下子憋住哭喊声，满脸惊吓看着祖父。

　　祖父见我止了声，转怒为喜。温声对我说了几句好好上学读书的话后，把手伸进自己带大襟厚棉袄里兜里，掏出他那个我们很熟悉的用小手帕卷裹着的钱包。祖父慢慢把手帕缠开，从一卷纸币中抽出两毛钱，递给三姐，严厉地说：“今儿要是上学了，买两毛钱糖疙瘩给他吃，你们也吃。要是不上学，两毛钱给我拿回来，连你们俩一起打。”

　　说完，祖父严厉地瞪着我们，用手指了指三姐、堂哥和我，那样子像在警告：可记清了，没啥好商量的。三姐和堂哥看到祖父递来的钱，眼里顿时放出光芒。他们一下子来了劲儿，不由分说，一人拉住我一只手往学校方向走去。由于害怕祖父生气后威严的样子，我没敢再说什么，极不情愿地跟着三姐与堂哥别别扭扭走向了学校。

　　祖父在我心里是了不得的人物。儿时的印象里，他时常手里握着一根不太长的烟袋，繁忙劳动之余，随便蹲在或坐在村里哪一处冬天可以避风朝阳夏天可纳凉的地方，和村里人一起海阔天空地谈古论今。祖父说话稍稍有点口吃，但声音洪亮，记忆力惊人。前朝古代的事说得头头是道。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成了祖父的忠实听众。虽然对祖父说的一些事半懂不懂的，可就是喜欢凑在他身边，听他边吸烟边用高嗓门讲述着迷人故事。邻居家和祖父年龄相仿的几个外村客人，每次来村里走亲戚时，都要来我们家找祖父闲聊，渐渐地和祖父成了知音。

　　倘若哪天祖父因事外出没在家，他们中没有哪个不表现出很失落的样子。那波年龄大的外村客人后来一个个先于祖父离开了人世，惹得祖父一提起他们总是不住叹息：“嗨，能和我拍得着话的人，越来越少了!”那一刻，一向乐观豁达的祖父，表情忧郁低沉，目光灰暗无光，一副怅然若失的样子。让人看上去心里酸溜溜的，只想掉眼泪。

　　祖父小时候读过私塾，在他那一代村里人中算是粗通文墨的。听父亲说，祖父年轻时，逢年过节常给村里各家各户写对联。一直到伯父初中毕业后，祖父才歇了手。我们堂兄弟姐妹中，祖父偏的是孙子，一心巴望着孙子辈中能出一两个吃卡片粮的公家人。至于孙女们上不上学，他几乎一点不关心。我们和伯父两家七八个姐妹中，没一个上过初中的。男孩子不同了，上学的路谁能走多远走多远，不走还会遭到祖父严厉呵斥甚至打骂。

　　只可惜两家男孩子中，上学成绩可以的只有我一人。堂哥和弟弟们上到初中或小学就不上了。这让一心巴望孙子们通过读书光宗耀祖的祖父很失望。七九年，我高考预选上后，一家人聚在一起庆贺。蹲在一旁的祖父，一言未发，苍老的脸上布满红晕，嘴里噙着旱烟袋，慢悠悠吐着缭绕的烟雾，过了很久才说了句：“一大家子真些娃儿们，总算出个成样的!”

　　那天，三姐和堂哥带着我到学校后，先到大队代销店里把祖父给的二毛钱买了不知多少豌豆籽样红红绿绿的糖疙瘩。趁着没上课，我们三人躲在一个僻静处，美美地一人一个轮流享受这难得的美味。生活艰苦年代，对农村孩子来说，一年能吃几回糖块也是弥足珍贵的。

　　学校钟声响起后，要进班了，没吃完的糖疙瘩放在三姐那里。堂哥也希望糖疙瘩放在他那里，可我当时除了紧跟三姐，哪儿也不去。糖疙瘩是祖父专门为我上学给钱买的，堂哥心里虽不大乐意，却没有充足理由。临进班级时，堂哥反复叮嘱三姐说：“剩下的糖，咱们放学了再吃。”

　　三姐连连应答着堂哥，急急忙忙把我往一年级教室里送。走进教室一看，教室哪像房子啊。四面整齐方正的围墙，没有屋顶，上面是活生生鲁迅先生笔下写的“四角天空”。站在教室里，头顶上面的蓝天白云太阳看得一清二楚。这是一座还没盖好的教室，因开学急用，只好临时停工，先使用了。

　　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男教师，手里拿着一根树枝折成的教鞭，正领着二十多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孩子读黑板上的字。见我们走进来，老师和屋里所有学生“刷”一下把一片陌生的眼光投向我。被三姐叫作王老师的，放下教鞭，和蔼地走过来，拉住我胳膊，要我到一个空位子上坐下。我不愿跟老师走，扭着身子直看着三姐，三姐走过来哄劝我。突然间，不知咋的大脑“轰”的一声涨得老大，老师和教室里所有人的面孔瞬间模糊起来，一股平生从未有过的恐惧感登时袭上心头。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说什么也不愿走到座位上。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三姐班里的老师催促她快去上课，我这边又说啥不愿呆在教室里。没办法，王老师只好对三姐说：“先让他到你班里去吧，好好哄哄，不哭了再带过来。”三姐无奈，只好把我带进她的教室里。

　　站在三姐身边，像是有了依靠，胆子也大了起来。老师们轮流上课，我一点也不想听他们讲里啥，偶尔瞟一眼老师在黑板上写的字，心里却想着三姐兜里的糖疙瘩。三姐似乎也惦念着糖，时不时趁老师不注意，掏一粒塞进我嘴里，偶尔也悄悄掏一粒塞进自己嘴里。很快，一上午过去了，三姐兜里的糖粒也所剩不多了。

　　上午放学后，堂哥似乎早等待着这一刻，迫不及待地找到三姐和我。一问糖疙瘩的事，三姐有点不好意思，对堂哥说：“快吃完了。”堂哥一听，满脸不高兴，嘟嘟囔囔说道：“你们只知道自己吃，也不给人家留一点!”

　　三姐和我都觉得对不起堂哥，就把兜里剩下的几粒糖全掏给了堂哥。堂哥消了气，脸上不再那么难看了。他最终没有一个人把糖全部吃掉，还是分给三姐和我一点，大家一起吃了。

　　那一天，学没上成，但吃糖的事永远留在了记忆里。生活艰苦年代，一点点在今天看来啥也算不上的食物，都能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上午回家，三姐没对祖父和父母说我没进教室的事。一家人为我终于肯上学了十分高兴。下午，我依然跟着三姐和堂哥去了学校。可能是在学校一上午的停留，狭小简陋的学校对我来说不再那么陌生了。走到一年级教室门口后，一开始我仍是一百个不愿进去，但已经没有了上午的那种恐惧感和竭力排斥思想了。在王老师温声和气劝说下，我终于走进了教室。

　　从此，我正式迈开求学步伐，从那时起再也未停止过，一直到1981年我师范毕业。参加工作后，我依然没有停止学业上的步伐，报考了函授大学。经过几年业余学习，先取得专科学历，后取得本科学历。多年来，我养成了喜读书习惯，至今兴趣不减。哪一天如果不看点什么，心里便有若有所失之感。

　　岁月如梭，一转眼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祖父、父母先后离我而去，他们是我走上求学之路的发起人和助推剂。没有他们的坚持与鼓励，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我。每每思之，便情动于衷，感慨不已。

　　求学生涯里难忘的事情很多。而上学第一天留下的印象，最清晰、最深刻，至今历历在目。

　　2012-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