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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核工业战线的老工人王清泉以《我亲眼目睹的前后三十年》为题，讲述他的亲身经历，并作了一些简单的对比。现将发言记录整理如下，供大家参考。
先作个声明：保证我的发言的完全真实，同时不保证我的发言有水平。
我是江西省核工业地质系统的退休职工，退休前代干了几年，其实是个地道的工人。41年出生，解放那年八岁，已经懂点事。后来的六十余年正好与共和国六十年同步，亲历了六十年全过程，目睹了前后三十年不同变化。对49年以前的惊心动魄，也是略有所知的。因为在解放前夕，地处沿海、江苏腹地的苏锡常地区，是个鱼米之乡，国共两军争夺激烈，双方的表现，老百姓看得清清楚楚。今天暂且按下不表。
首先，我要表明政治身份，我不是共产党员，不是被开除的。因为从来没有加入过共产党，所以也就没有资格被开除。也从来没有写过入党申请，不是不想写，是担心自己条件不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有差距。后三十年情况变了，人家不要我，我自己也不想。等着共产党真正成为立党为公的时候，我一定加入，决不食言。
今天只讲前后三十年我所看到的共和国的变化。54年小学毕业7月到江西南昌，接着上初中。之前在常州(武进县)农村。初解放土改、镇反，我都亲眼目睹。我家分到了土地，是不是得了好处就说共产党的好话?不是。其实，单从经济收入的角度看，我家是有得有失，为什么呢?我父辈干的是孔夫子的老本行——真正的儒业。(声明一下：不是现在孔夫子又吃香了，就拿他往自己脸上贴金，孔夫子的东西我不太懂，他的上智下愚我坚决反对，因为我是地道的下层平民，觉得自己并不那么愚蠢。孔学的其他内容可能也要一分为二吧!?这里顺便讲一句，为什么我那么拥护毛主席，因为他说我最聪明。他说：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我属于卑贱者。)言归正传。解放以后，红白喜事吹吹打打归入迷信一类，不准搞了，算是贫农了。总得吃饭啊，土改分了每人8分田，全家7口人总共5亩6分田地，这样才有饭吃。看起来是个翻身农民，实际上是老太婆巴脸皮——扯平。
一、现在讲讲76年以前我所看到的南昌市和自己厂里的客观变化。
1、市容变化。
54年我13岁一个人来南昌。常州坐火车出发到上海转车，共用近40小时，深夜9点多钟到南昌。火车站就象荒村野店，1元2角坐黄包车到姐姐上班的厂里，当时，姐姐还在车间上中班。现在知道车站离市区约5公里，三分之二是田野，卵石路，100多米一盏昏黄的灯，委实吓人。这就是南昌给我的第一印象。南昌当时总共不到20万人，街道破败，马路上放养家畜，猪、鸡、鸭等。只有中山路、胜利路两条马路是水泥的，也很破旧。总的讲，刚解放，还来不及建设。
到76年毛主席逝世，南昌有了什么变化呢?人口连南新两县超过百万，城区扩大3—4倍，全是沥青马路。原是木头八一大桥在58年就改造成钢筋水泥大桥。六十年代就建成了赣江铁路大桥。建设成就太多了，变化太大，讲起来浪费时间。
2、最重要的是工业建设。
我是个普通工人出身，文化低，不会用数据。说点实际的。南昌解放初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工厂，不能全怪蒋介石。连年战争，忙着打仗，没有时间建设，这是实情。当时小工厂不多，大工厂更少。大概有南昌柴油机厂，江西棉纺织厂，洪都机械厂的前身等(原名已改掉)。
到76年南昌市千人以上的工厂有洪都机械厂、江纺、南钢、洪钢、南柴、江柴、江西化纤、江电、江拖、江汽、江西氨厂、江南材料厂、江西第四机床厂、江东机床厂、南昌橡胶厂、华安内衣厂、江西农药厂、南昌齿轮厂、江西锅炉厂、化工石油机械厂、等等几十家，还有带翻号的如720厂、603厂、57机械厂等等，其中超过万人以上的有好几家。还有上海內迁南昌市的几十家(成了上海路)。共有涵盖轻重工业门类齐全的工厂数百家。还建成初具规模的麦园工业区、湾里工业区。在全国相比还算是落后的。这些多数大跃进以后建起来的工厂都创造了可观和惊人的业绩，譬如洪都机械厂成功造出了全国第一架飞机，成功制造全国第一辆摩托车;江西拖拉机厂到文革后期，已达到月产千台以上产能;一个全国最落后的省，已能生产出自己的汽车;因时间关系，不能一一罗列。
问题是这些工厂大部分是58年大跃进时期开建的，到文革前大部分已投产、出成果。由周总理主管的全国工业战线大体如此。那些攻击三面红旗、大跃进的人，应该认真看看工业战线除大炼钢铁以外的成就，才能对当时的政策有个正确的看法。(农业由刘、邓主管)
3、现在讲讲我自己当年的工作单位及工作情况。从微观说明前三十年的功绩。
我的工作过去是保密的，其实是吓唬人的，一个车工有什么保密。我们这种单位可能当时也是对美国佬保密。现在这个单位已经名存实亡。大部分，应该是绝大部分成了生产民用工业品的单位，这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军转民的结果。好在与核字有点关系，还没有被私有化。其他军工单位那就难说了。
60年我技校毕业，分到江西省原子能委员会江西省矿务局下属的一个厂当车工。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江西乃至华东地区正在干着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为中国的核工业寻找和开采制造原子弹的原材料。这可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说一件可能大家不知道的事，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的原料就是江西出的。
江西是个落后的地方，搞核工业也比较落后(成就不落后)，全国好像是55年动议，56年正式开始，地质这一块先后成立了五个地质大队。59年开始成立第六个队即华东608地质大队，是个小老大，总部设在江西。总体讲地质队是个先头部队。江西担个名，业务是属中央领导的，但江西是有功劳的。短短几年，608队发展到几万人，在江西找到了品位很高、藏量丰富的铀矿(亚洲第一矿)，为国家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原子弹、氢弹的爆炸成功有江西人民的一份功劳。更是我国前三十年国防工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可惜，改革开放开始以后，随着国防工业大批下马，核工业也遭到了灭顶之灾，与西方资本主义、特别是帝国主义国家的核力量差距越拉越大。回想起来，要是没有毛主席英明决策，勒紧裤带，抢时间在十几年內搞出核弹、核潜艇，现在我国的国际地位真是不堪设想。
4、现在我讲一下关于“大锅饭”、养“懒人”的话题。
应该从57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讲起。正好是我58年进技校，全国开始实行低工资，58年以后参加工作的，无论干部、工人全国都一样。这就是所谓的“大锅饭”开始(不是农村那个“吃食堂”)。我记得当时毛主席有一句很无奈的话：为了建设，“一碗饭两个人吃”。可见有多么艰苦。我是60年技校毕业，一年后拿二级工工资，有的人37.44元拿了十几年，有的三级工43.81元拿了十几年。直到改革开放。按理说思想情绪不得了，可是不然。不像右派说的，“没有工作积极性”。恰恰相反，那时候的人，用右派的话说都是“傻瓜”。右派说话向来就是矛盾百出，一回儿说 “大锅饭”把你养成“懒汉”，一回儿说你是“傻瓜”——高高兴兴地白干。60年以后，大跃进风潮已过，工厂里加班加点的已经较少，要是遇到义务劳动或者加班加点，谁被忘记通知了，没有能够参加，那他一定会闹点情绪，甚至跑到领导那里告状、质问，为什么义务劳动没有他。用现在的眼光看，这是不是很傻很傻。我们那个厂还遇到了62年的工业下马风潮，原本规划几千人的厂，退回到一百多人的机械研究所、修配厂，单纯为地质队服务，修理钻探机械，生产钻探工具，什么钻头、钻杆、接手等等。别看人少，还是县团级。这么个小厂为野外队几万人、几百台(开始没有那么多)钻机提供服务那是不容易的。我只讲讲我们那个大锅饭是不是养了懒汉。我当时是个车工，就讲加工钢砂钻头。其中最重要的工序方牙螺纹(丝扣)部分，精度也是很高的。开始加工没有经验，按老规矩每班加工6—7件，三班倒，4-5台C630车床专门加工这个工序，十几个人，一个月生产不了多少，供不应求。只好搞协作，到老远的外省去定做。后来我们在小车床C618上加工，开始超额完成任务，每班28件。车间主任徐平瑜马上开会表扬。以后车间里，你追我赶，生产热情特别高涨，不到半年，产量成十几倍上升，班产达到100件以上。由于这一道工序高产了，其他工序也跟了上来。毎月加倍的生产计划照样完成，再也不用找协作单位了。后来随着地质队伍扩大，钻探力量增加，钻具用量需求加大，生产一线热情也随之上升，自发的劳动竞赛展开，就拿刚讲的加工钢砂钻头丝扣举例，最高产量达到每班202件，班产比最初翻番30几倍。其它产品和产品各道工序也都创造了惊人的最高纪录，一般都比定额超出几倍十几倍。不仅满足了第一线的需要，而且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节约了宝贵的资金。最可贵的是显示了工人阶级觉悟，大家都是不计报酬，不求名利，自觉自愿为了核工事业甘心情愿要多出一份力。这种情况擺在现在是难以让人理解的。所以，右派说我们那一代是被“大锅饭”养出来的“懒人”，我们是不服气的;有人说我们那时代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我们更是不会答应的。
那时候反对物质刺激，基本不发奖金。后来(大约63年)开始发奖，大概是为了改变“干好干坏一个样”。文革中才知道这是刘少奇提倡推行的“奖金挂帅”。当时奖金分等级，有甲乙丙三等，按月评发。大致是3、5、7元。奖金又分产量奖、质量奖、安全奖等几种，后来统称综合奖。厂级干部是没有这个奖的、一般干部发季度奖。车间工人只要不出废次品，奖金总是有的。产量多少不重要，完成定额即可，质量出了问题就没了奖。这样问题就来了，有的人为了奖金慢慢干、保质量，出了质量问题更加慢慢干，寡妇死仔——没了指望。这就显出了“物质刺激”的弊端。本来干得好好的，大家的热情都很高，为了几块钱奖金，玩起来小心眼，影响了生产积极性。当时注重政治思想觉悟，毎星期两天下班后学习一个半小时，中班上午学。学习的时候，讨论奖金制度，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我就提出来，“奖金制度是束缚生产力的圈套,应该取消。”我是记录员，写在本子上，交上去。这大概是64年的事。后来大趋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来了，果然把奖金取消了。可是我还是得罪了某些人和个别领导。表面上的高产能手，暗中成了某些领导眼中的“刺头”。
在那时自发的劳动竞赛中，干部也是很积极的。那时的干部无论大小，每周要下车间劳动一整天。愈是热火朝天的地方，厂长、书记会自动到那里来帮忙，连续几天，天天有干部轮流到机床边，做辅助工，一整天下来，也是腰酸背痛的。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当时的书记刘玉娥、厂长阎富品、后来的政工主任马世昌等等都曾分别到我的车床上整天帮忙。当然，他们也到别的机床帮忙。这是那个年代很正常的情况。正因为干部参加劳动，与工人打成一片，实行“三同”，所以工人在工资低、无奖金的情况下照样有很高很高的劳动热情。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如工人有一定的工厂主人的觉悟，觉得工厂的一切都有自己的一份。还有一种把自身工作与国家利益相联系、与世界革命相联系的责任感等等。除了有高昂的生产积极性外，对所有危害国家利益、损害工厂、公物的行为，大多数人都能自觉起来进行干涉和斗争，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情况也是有的，毕竟很少。
以上的事例说明，毛泽东时代的工人是工厂的主人，自觉地工作、劳动。右派精英说“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养“懒人”，完全是胡说八道。
我们这个厂后来慢慢随地质队需要而扩大产量，贯彻《鞍钢宪法》两参一改三结合方针，领导、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自己搞出了很多专用设备，而且多数是以工人为主搞出来的。象我们厂的胡天富就自己设计制作了多台专用设备。大大的提高了生产效率。
我们这个厂是核工业华东地区地质队的一个小小机械研究所，也是个修配厂，只是全豹之一斑。透过这小小一斑，看到了整个地质队和整个核工业战线，热火朝天的工作和劳动热情。看到了全体核工业战线的广大职工顶住压力，奋发图强，先后排除、解决了数千个技术难题，奋力攻关，逐项攻克，尤其是有的技术难题在相当陌生的情况下，认识再认识，攻关再攻关，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果。所以在短短的十来年的时间里，做出了非常惊人的成就，做出了资本主义国家需要几十年才能完成的奇迹。为我国国防工业、原子能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64年原子弹成功爆炸、67年氢弹爆炸、70年卫星上天、70核潜艇下水、74年交付海军使用(附注)。这铁一般的事实，粉碎了右派精英攻击毛周时代“濒临崩溃的边缘”的无耻谰言。
5、改革开放以后，原来那些朝气蓬勃的核工业工厂、地质、矿山、採选、提纯、研制等单位，虽然因为沾到了一个核字，没有被私有化，但由于绥靖主义，和平发展的思想，和其他国防工业一样被大部分军转民，仃止了军工生产。三十年来整个华东地区的核工业地质系统20几个单位几万人大部分不务正业，有的在苟延残喘，我们厂就是其中之一。 令人气愤的是，我厂六十年代初(59-60年)建成的创业楼——第一栋楼房，做过办公室，住过一批又一批职工，如今一租三十年租给了私人老板做宾馆，名义上是宾馆，实际是个野鸡窟。当年辛勤劳动、如今退休的职工，住在那“宾馆”一个院子里，看在眼里，恨在心头。一个曾经是门口武警站岗的堂堂国防事业单位，怎么沦落到红灯区这么个地步。
大家都已知道，改革后，砍掉毛泽东时代已经成功的大飞机运十项目，砍掉重庆耗资近2亿人民币的地下核工厂816工程，砍掉载人宇宙飞船曙光项目，砍掉预警飞机项目，砍掉了大量国防工业，六十年代初用七亿人民勒紧裤带节约出来的资金，调动大量人力物力建设起来的大小三线工厂大部分被迫下马，随下乡知青回城一起回了城(知青回城，三线厂也回城)。核工业也大部分下马，华东地区的核工队伍从此不务正业，被迫“找米下锅”(这里插一小曲：核工业之所以没有被彻底改制，或许还要感谢美帝国主义，是他们在南斯拉夫用好几个导弹，从几个方向准确地炸掉了我们的大使馆，炸醒了我们的领导人，才急急忙忙恢复了部分这方面的工作，我们这些退休老人才跟着沾了点光，没被赶出事业单位这个体制。)……
还有更令人发指的、大家都知道的一件事，“两弹一星”功臣、“中国导弹之父”、“火箭之王”、“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钱学森创建的导弹科研基地最近被“不明身份的人”强行拆毁、夷为平地。这又意味着什么?请大家仔细想想。我们在这里歌颂毛泽东时代国防建设辉煌成就，人家在那里抄你的老家、消灭你的国防科研基地，把你的创业楼改造成卖淫场所。请问，这是不是阶级斗争?是不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
二、还有点时间，我来讲一下前后三十年的工人福利这个话题。
和我同时参加工作的同学、朋友，分布在各个不同的企事业单位，不管是国营还是大集体，只要进了单位，无论何种行业，都享受国家基本统一的福利待遇。工资是保障基本生活需要的，如吃饭穿衣，抽烟另化等。其余看病、住房、小孩上学(特别是大学)基本不用自己考虑。而且干部和工人的分配差距基本持平。有的人家40-50元收入可以养活3-5人。由于基本生活资料是全国统一分配，所以家庭与家庭相互攀比的也很少。是不是象有的右派说的那样家家户户“一贫如洗，家徒四壁”呢?那也太夸张了，如果那样不人人成了乞丐了。就拿我自己来说，60年江西技校毕业进入工厂实习(到当时的工业劳动大学任教一年多至学校解散)，每月生活费30元，第二年定二级工，工资37.44元，64年全国工厂企事业单位统统加级，加级面达到40%，我在其中，成了三级工，工资43.81元。我成家早，已是三口之家，住房是我62年元旦结婚厂里分配的，也没有写申请报告，只是向车间主任说了一句，“我要结婚了，能不能给个房间?”过了两天，就有人通知我，已经安排好了，只要去布置新房就行了。不是房子多得不得了，刚刚开始建厂，总共几栋房子，远远不够分配，从全国17个省市调集的几百个人陆续到达，很多人只能暂住临时简易房或尚未开工的车间。我是一点关系背景都没有的，那时不讲这个，我能分配到一间14平方米住房，完全是随机的。或者是因为照顾刚毕业的学生吧。(这里一定要插一段题外话。有的领导人说自己那时候一家5口人住10几平方米房间，住了多少多少年，可以断定，这是胡说的，如果仔细探究一下，里面还确实有点情况，抗战时期伪天津市府数一数二人物的近亲，可能那么寒酸吗?一个平民之家，除非居住在当年上海市的中心地区，或有可能如此紧张。恐怕他当年不住在上海吧)再回过来说“一贫如洗，家徒四壁”的话题，我结婚时，对象没工作，基本无外援，可以说“家徒四壁”但不是“一贫如洗”，也不能说“家徒四壁”，为什么，我们两口子住进新房，里面桌子、凳子、1.5米宽绷子床全是崭新的，不如现在这么漂亮华丽，但是非常结实。这都是配给的，也收租金，全套家具每月一毛几分钱，十几年以后就归己了。没有电话，台灯还是有的;没有煤气灶，煤球炉还是有的;没有高级厨具餐具，普通锅盆碗盏还是有的;没有西洋刀叉，竹筷子还是有的;没有绫罗绸缎，但49年解放以后至今从来没有受过冻……怎么就“一贫如洗”了呢?怎么就“家徒四壁”了呢?过了两年，我已经是三口之家。64年爱人找到工作，江西省博物馆讲解员，每月28元，因上班需要，添置了自行车。过了几年，买了瑞士手表(70年)┅┅我们那一代人大抵如此。真正的“一贫如洗，家徒四壁”的还真没见过。除非遭了灾，象当年唐山地震、如今汶川地震、舟曲泥石流、抚州洪灾等等、能不“一贫如洗，家徒四壁”吗?
这里不能漏讲一件事。62年春节年初三半夜，我突发急性阑尾炎，新婚妻子探亲去了。我被朋友、同事和厂里医务室医生送到当时的联合医院(现在的94医院)住院治疗，总共住院7天，全部费用三十几元，本人一分钱没化，全由厂里转账，工资照发。住院期间，厂里还派人到医院护理，直到我爱人接到电报赶回为止。这就是当年工人的医疗保障。不光是国防单位如此优待，一般工厂单位都是一样。当时的规定8年以上工令，所有医疗费用全部报销;第一年进厂报销70%，以后逐年增加，到第8年全报。
其他福利也是很好的，妇女生育有产假、上班以后有辅乳室，之后有托儿所、幼儿园，免费服务一条龙;厂里有免费浴室;毎星期有电影队到厂，所有人免费看电影;毎个厂都有图书室、俱乐部，免费、自由进出;几乎应有尽有。看似小恩小惠，实际解决大问题，消除了后顾之忧，免除了人们空虚寂寞……
相比之下前三十年经济生活是艰苦了点，换个词“穷”了点，而且还天天讲阶级斗争，实际上彼此倒是真的比较和谐。由于生活安定，没有后顾之忧，生产积极性自然就高。社会上吵嘴打架、诈骗偷抢虽有，不多，杀人、杀己更少，抢劫银行闻所未闻。上访“闹事”大多是中央号召，为的是把欺压百姓的贪官污吏打倒。
完全不像现在这样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完全失去平衡感，更没有了和谐的基础。不平、不公被人为扩大，造成人与人之间互相充满着妒忌、仇恨和憎恶;贪婪、自私被高度放纵，使人失去良知而逐渐兽化。人们的情绪变得异常脆弱，整个社会变得异常浮躁。
后三十年是剥夺的三十年，剥夺公平正义的政治权利、剥夺人民已经到手的社会福利或即将得到的社会福利、剥夺公有的生产资料……实际是少数人剥夺多数人，高贵者精英剥夺卑贱者平民。一句话：私有化剥夺公有制。这是一种反人类、反社会的反动倒退。中国社会处于一种科学技术空前发展，而人伦道德、公平正义全面倒退的严重分裂状态。就象人得了精神分裂症。总之现在的工人，已经是地地道道的雇佣劳动力。即使是国有工厂，厂长是可以随便开除工人和一般管理人员的，工人、一般职员与企业的关系基本上是雇佣关系，进厂就必须签下招聘合同(实际是雇佣合同)，留下了随时开除你的权利。而少数高管们年薪高达百万、千万，有的还是从国外“高薪招聘”回来的。这些“高管”才有企业主人的感觉。私企的工人就更加悲惨，基本没福利，生产任务和工资全包干，给你这么些工资干完这么多事，两不相欠。至于你在40-50度太阳下热死还是零下多少度冻死，与雇主无关。这就是现在的人性化管理。对资本家是很人性，对没有保障的劳苦雇工那是没有丝毫人性的。这种情况只能在一百年前的资本主义国家才能看到。为什么在中国的时下出现呢?
对工人和资本家而言前后三十年都是不同两重天。
前三十年工人当家作主人，医疗保障，看病一分不化，劳动保障、养老保障人人有份。资本家是理论上、政治上的专政对象。
后三十年资本家翻了身，享尽了荣华富贵，享尽了幸福快乐，可以毫无顾忌地残酷剥削工人，还有政府官员给他们撑腰。而工人不仅失去了主人公地位、失去了生产资料和到手的福利待遇，而且成了真正的奴隶。
我觉得毛泽东时代工人阶级的劳动热情是发自内心的，当然是指大多数人。有一种荣辱感在起作用，是一种精神作用，是集体主义精神、主人公精神在支撑。比如义务劳动，一个班组十几个人，大家约好某星期天一起去做一次公益劳动，个个争先恐后。如果有一个人没有被通知，漏掉了，那他心里一定会很难受，有一种失落感、歉疚感。他内心想的一定是：下次我一定要多干点，弥补弥补。因为有这种积极性，所以，当时我所在的车工班十几个人一商量，主动包下了全厂唯一一个约500平方米礼堂的清洁卫生工作，毎两个星期的星期天，打扫一次。坚持了许多年，文革中也照常进行。成了做好事的专利。谁说文革时期没有承包、没有专利，这就是文革时期的承包和专利。承包做好事，义务劳动搞专利。不过是不要审批的专利。你们说这些人傻不傻?
对比一下现在的情况。现在工人劳动“热情”也很高，高到每天干十四、五个小时，高到每个月一天都不休息，高到富士康楼顶上去了。他们如此狂热为了什么?与三十年前的那种热情有什么区别?怎样从理论上给予解释?这个题目就留给大家慢慢讨论吧!
谢谢大家!
核工业260厂退休职工：王清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