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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润生死了——看他们如何搞垮中国农村集体经济
2015年10月9日，杜润生死于北京医院，终年102岁。文革时期，杜润生是中共党内叛徒，改开后被走资派吹捧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氏极力推动的包产到户，彻底搞垮了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祸及亿万农民。
杜润生去了，活过了期颐之年，在民间的草根看来，这是很大的福气，按照老田的乡下人传统，这样的老寿星去世是一件真正的“白喜事”。这一条体现自然规律的人生之路，没有人能够例外。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杜润生在共产党高层六十年的为官经历及其起伏，算得上是一个最值得进行解剖的“麻雀”，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很多历史和政治现象，应该作为教科书的经典案例来加以剖析。
一
当然，在很多人看来，升官发财也是很大的福气，杜润生本身的经历就是观察官场的很好历史标本。应该说，杜润生在毛时代也当了很大的官，但并不太顺畅，甚至还有点郁闷。十年前我访问杜老先生的同事，他提到杜老先生对工作是怎样的兢兢业业，据说，当时在中央农村工作部任职高官的杜老先生，口袋里长期要预备两份报告，遇到要推进农业合作化事业毛主席及其他领导人，杜老先生必有一份合作化有理的报告送上，遇到刘少奇邓子恢等怀疑或者否定合作化的领导人，杜老先生也有一份合作化有害的报告帮助支持他们的观点。
虽然杜润生老先生在毛时代无比努力地做官做人，但是官运不算上佳。1955年胡风事件之后，官场中间开始了一场“清理中层”的内部肃反和清查历史的运动，许多高官解放前的表现都被清理，杜老先生曾经被敌人抓获并自首过，在那一代官场人士看来，这是很大的污点。当时杜润生的老上级李雪峰劝他自己向党坦白以争取主动，但杜老先生持有侥幸心理，最后，相关肃反部门派人与杜老先生当面对材料，在铁证面前杜老先生只好认账了。这件事对杜老先生造成的损害是双重的：首先历史污点原本就存在，结果又加上了向组织隐瞒的不好表现，最后杜老先生被撵出中央农村工作部，去科学院任职。这在官场中人看来，是一个很大的挫折：意味着从权力中枢出局，掉到了疏远的业务部门。到了文革期间，工宣队和军宣队掌握清查历史的权力，这些从基层上来的群众化干部，对于干部历史污点的宽容程度更低，至少要比官场的容忍度低得多，结果，同样一件事在五十年代杜先生还只是易地为官，但在中央五七干校的时候竟然被内定要 “划成叛徒”，如果不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杜老先生注定要与后半生的官运亨通错过了。从杜老先生这个个案可以看出，在毛时代做官哪怕做到高官厚禄，也不是很惬意的。
据马宾老同志回忆，文革被否定之后的一个时期中间，在官场里要是没有当过右派或者被查出自首变节历史，好像就矮了一截子，有点灰溜溜的感觉了。有了马宾老同志的亲身感受做铺垫，我们就能够较好地把握杜老先生为什么后来官运亨通了。不管怎么说，凡属在毛时代受到了批评和整肃的，在邓时代就受到信任和优先提拔，这就像是土改前后的老贫农一样，解放前是穷困潦倒的代名词，现在变成了政治上最可靠的依靠力量。杜老先生无疑得益于1970年代末期那次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子：从前妨碍他高升的历史问题，现在变成了一种最好兑现的政治资产，这昭示着官场人事政策或者选拔标准有了根本性的变化。除了这个共同的变革带来的好处之外，杜老先生在1950年代的勤奋为官，让新时代的高级领导人看到了杜老先生的个人潜力：能够让人放心地去为任何政策方向服务，杜老先生心里面想的只有上级，完全没有他自己。
二
万里在接受访问回顾分田过程时就说过：因为农口很多官员从水利和机械化需要出发，担心解散集体经济带来严重后果，而万里很庆幸地说：我就抓一个杜润生在那里起草文件，一个又一个发下去，同时杜润生还请人写了“很多好文章”，万里建议农口的官员好好去读一读。
老田曾经访问过农业部副部长李友九老同志，他谈到分田前后的一些事情。据他说：当时农业部有个调查数据，有三分之一的生产队是很好的，中间百分之四十也还可以，大约有四分之一生产队生产搞得不好，邓小平倒是没有说过要全部包产到户，当时主管农业的副总理万里，要搞全面的包产到户，我保留意见，杜润生原来是反对全部包产的，主张保留三分之一的好生产队。杜润生曾经对我说，你挨批评是代人受过，万里本来是批评我的，因为你强调太厉害，他就转而批评你，何康投万里之所好，搞包产到户。这个时候林乎加是农业部长。一次开会的时候，吴象说包产到户是完善集体经济，我不同意吴象的说法，说包产到户只能说是瓦解集体经济，怎么能说是完善呢？万里绕到我的对面坐下说，吴象的话就是我的话。他们这些人说话完全不讲道理。杜润生原来是反对全部分田的，看到万里的态度他就屈服了，他转过来最积极地赞成分田，原来他是主张留下1/3以上的，哪怕留下1/4也好，能够有个相互比较。结果万里、胡耀邦、吴象他们搞到极端，他们搞得太绝对了，主要是胡耀邦和万里两个人，吴象不过是跟风摆。
从常识出发，我们都知道分田到户肯定是瓦解集体经济的，但是，万里支持吴象把话反过来说，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比如，官方宣传口径说是要搞“联产计酬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至今学界还有人这么跟着说，但是，农民不吃这一套，始终认为就是“分田到户”。回顾1950年代的合作化过程，我老家的农民也不承认所谓的合作化或者人民公社化，回顾历史的时候直说1956年“转社”、1958年“吃食堂”。主流经济学宣传说，分田到户调动农民积极性，但下去访问农民和基层干部，这些农业第一线的人士，往往强调良种、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以及化肥对于增产的作用，甚至不记得要提一下积极性方面的变化。官方口径和亲历者经验之间的巨大鸿沟，也深刻地渗透到主流经济学的研究间去了，一位工学博士钟庆在读主流经济学的时候（他写过《摔盘子还是读书》这本书来比较中日两国的发展经验），有一个精辟的发现：这些人假装没有见过新中国的统计数字。确实如此，主流经济学家在做研究的时候，往往抛开宏观数据，自己费很大心血和精力去计算与经验很遥远的数字，据以得出自己的结论，比如：研究农业经济发展的时候，林毅夫常常就抛开单产和总产量数字，自己去计算所谓的“全要素生产率”数字支持自己的结论，而且得出来的结论往往与经验数字相反，有时候也与公认的经济学理论相反。
三
在杜润生第二次被重用之前，是王任重、张平化、张秀山等人领导的国家农委负责农业方面的政策指导工作，杜润生只是一个副主任，他个人再听领导的话，其意见在农委也起不到主导作用。原本邓小平挑选国家农委的负责人，大多数都是文革期间被罢过官、挨过批的省委书记，王任重和张平化都有这样的经历，在一些庸人想象力中间这些人从与毛泽东的个人恩怨出发，应该会无条件支持“具体否定”毛泽东——首先是要否定农业合作化，但没有想到的是：在全国绝大多数有过被罢官经历的省委书记中间，反对分田到户的是绝大多数，而支持分田到户的只有三个：贵州的池必卿、内蒙的周惠和辽宁的任仲夷，这在省委书记中间是一小撮，而王任重、张平化等人也与大多数反对分田的省委书记站在一起。结果，邓小平和胡耀邦等人，不得不撤销国家农委，重新组建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调杜润生、吴象等人总揽其事。这就是那个著名的人事政策：不换思想就换人。直接换人可能带来颜面上的不好看甚至引发矛盾和冲突，那么就新建一个机构把原先的机构丢一边去。后来朱镕基组建国家经贸委同时边缘化国家计委，也是同一个政治智慧的活学活用。
因为在党内高层，赞成分田的“分田帮”是少数，农林水利口官员从机械化和水利化要求着眼都反对分田，不能够说服多数人始终是一块心病。虽然1982-1986年胡耀邦杜润生等人连续搞了五个一号文件，但还是没有说服大多数。因此，广泛采用组织手段来保障政策实施就成为一个关键措施。在中央层次，万里担任书记处书记并主管农业之后，1982年3月就撤销了农委，成立了以杜润生为主任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省一级按照邓小平“不换思想就换人”的原则，改组了黑龙江、吉林、福建、河北、湖南数个省委的负责人。组织措施最残酷的部分，则是迫害广大的农村基层干部，特别是那些集体农业时期做出过卓越贡献的基层干部。如果没有网络，人们至今仍然无法了解党内分田帮采取了多么大的政策力度，他们为分田改革下了多么大的决心并排除了多么大的“阻力”。
据杜润生回忆，河北省曾经被胡耀邦和他认为是“死堵”高层“分田帮”政策的省份，为此，胡耀邦指派杜润生去河北省委催促分田，第一次杜润生在省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上做了个讲话，还向省委竭力推荐河北唯一的分田积极分子邢台地委书记邢崇智的所谓“五统一”经验，但是，这个没有能够说服多数人。结果，第二次胡耀邦自己亲临河北，在大会上当场批判河北省委，说他们“耽搁了三年时间，要捡回来。”然后，调高扬去河北任省委书记，原书记调离。（参见《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0-131页）在胡耀邦、杜润生等人多次催促并以撤职相要挟的情况下，才勉强在河北推广了这个不得人心的政策。
2009年年初老田去饶阳五公村调查，得知为了落实分地政策，河北省长张曙光甚至纾尊降贵，数次亲赴五公村蹲点，要求必须分地。网络兴起之后，才了解到，河北一些著名劳模如吕玉兰、叶颖芬都曾经被打成反革命帮派体系关押审查多年，目的都是为了落实分地政策。最为突出是辽宁省，当时省委书记任仲夷是最热心响应上级号召分地的人，因为担心基层干部反对，所以，素性把绝大多数基层干部都边缘化，2011年老田在大连郊区金州访问原先的公社干部侯书记，他谈到胡耀邦、任仲夷这些人很高明，最会整人，侯书记说：这伙人连公社里头的组织委员、宣传委员这个级别的小干部都不放过，统统弄去农场，然后以连哄带骗的方式分地，结果很多郊区一分地就出现非常严重的阶级分化，有的家庭分到很多菜园地，有的劳动力不足的家庭连一点点种粮食的地都没有。侯书记感慨地说，这些人真正是整人高手，他们没有给你定什么帮派体系的案子，让你喊冤都没有地方喊。
2008年在山西张庄遇到老支书王金红，他提到张庄原本集体经济很壮大，农业也已经实现了很高程度的机械化，社员都不愿意分地，但是顶不住来自杜润生的直接压力，最后只好分了。据王金红介绍，当时杜润生派了自己的伍秘书，亲自率领由中央、山西省外加地、县、公社干部组成的五级工作组，进驻张庄，勒令张庄必须分地。王金红还说，他后来从公社拿到了这个五级工作组的处分报告，其中得出三条结论说：张庄的机械化不行，理由是自己发明的玉米烘干机烘干的玉米不好吃，所以机械化是失败的；第二个结论是张庄的干部有好几起为自己亲戚朋友谋私利的事实，所以，干部队伍也是完全不行的；第三个结论是说张庄统计粮食产量没有百分之百扣除玉米中间所有的水分含量，因此平均产量也没达到亩产1000斤那么高，因此，高产典型也是假的；为此，必须彻底分地不容许保留集体。
换一批听话的人当大官，然后推行自己的政策，这不算很大的创新。杜润生的农村政策研究室内部有两批人，一批是被官场边缘化的高官例如纪登奎等，这些人因为政治上的波折，现在变得空前愿意听话了。河南农学院的大学生范念民，在文革后被判十多年有期徒刑，出狱之后特意去北京看望曾经视为前辈老师和引路人的纪登奎，谈话期间，纪登奎眉飞色舞地介绍他怎么样参加起草分田的文件，范出门之后长叹一声：学生还没有变，老师已经变了。
据王金红介绍，后来韩丁到了中国，看到张庄分地之后土地就像面条一样一条一条的，机械化完全排不上用场，感到十分痛心，到北京见到杜润生之后拍桌子争论，杜润生最后说：你在美国不也是分田到户吗？最后，杜先生还是给了这位美国友人一点点面子，开了个后门让张庄保留了700亩集体耕作的土地，其余的准许一起下种子但不许一起收割，必须各家归各家收割。杜润生老先生曾经多次标榜说：自己当权的时候是很民主的，能够容许农村中间保留下来几个集体经济村庄，看来在他自己亲自介入处理的张庄，这个民主没有完全兑现。
杜润生的说法，非常深刻地教育了韩丁，原本韩丁还是支持改革开放的，也相信中国的经济体制和政策有许多需要修改的地方，但是，很快他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了。不知道是不是杜润生的坦陈，让韩丁很快就认识到：一些人往往从细节入手攻击旧体制，说一座房子有这个那个问题，也说找出问题是要修房子，结果韩丁发现这些人说问题不是为了修房子而是要整个地拆毁大厦；因此，改革并不是象口头上说的：目的是为了改革或者完善制度，实际上是为了整个地废除这个制度。这其实不是改革，而是一场真正的革命。杜润生说韩丁“在美国不也是分田到户吗”，这在后来的历史演变中间得到证实，也反应杜老先生自己的真实观点，不过杜老先生的观点是随着时间过去才逐步透露的，从1990年代开始杜润生老先生才公开地宣传要搞农地私有化。
四
在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里头，除了边缘化的高官之外，还有另外一批人是后来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们，有好些个我们耳熟能详的金光闪闪的名字，诸如林毅夫、周其仁、王小强、陈锡文、张晓山等，都出自这个官学机构。
正是在杜润生领导的正部级官学机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中间，涌现出一批著名的省部级或者厅局级学官或者称之为主流经济学家，按照最有代表性文章的影响力和时间先后，1979年有王小强的《农业社会主义批判》，1985年周其仁的《家庭经营的再发现》，1990年林毅夫用英语发表的《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其中王小强的文章写成时间在成立农村政策研究室之前，但其重要性不容低估。
在这个过程中间，通过政治权力的强制性介入，在学界中间抬高了一部分的话语权，同时压低甚至是终结了另外一部分人的话语权，在很短时间内就实现了舆论转换，更为重要的是：短期内就在学术界孵化出主流经济学的一统天下。
据老田访问南开大学刘晓铎教授得知，分田政策在高官中间一提出，很多学界的聪明人就开始站队了，社科院农经所的主任就说要写一本书，论证人民公社没有干一件好事。虽然事实就摆在那里，但是实话是不能随便说的，权力需要理论界的宣传和包装，正是因为与事实相反，理论和言论就格外需要垄断，所以就没有说真话的余地。那个和我们一起去苏南调查社队企业的社科院同学，后来还真是写了一本书，说人民公社没有干一件好事，不管他在苏南看到了什么，都没有改变他这位同学的观点。有一次刘教授到北京开会，会上公开批判北师大的一个老师，因为他写了篇文章发在《经济研究》杂志上，宣传集体农业的优越性，反对全面推广“包产到户”。1982年之后也不再容许公开讨论这个话题了。刘教授说，我们写的坚持集体经济道路，反对强行推广“包产到户”的文章，完全发不出来，相关研究都是由正部级的农村政策研究室——杜润生他们一帮子人在那里垄断。包产到户是中国私有化的起点，今天回头看看就更清楚了。“包产到户”既不是总结先进经验的产物，也不是什么科学研究的成果，而是官学结合垄断舆论鼓吹出来的，跟实事求是、跟科学研究没有任何关系。
关于杜老先生如何在自己的卵翼之下，一手孵化出主流经济学的精彩过程，值得另外写一篇文章来单独讨论。不过主流经济学占据主导地位的后果，我们是清楚的：共产党政权对历史推进有无正面贡献，已经变得十分可疑了。
在老田看来，共产党政权能够打破晚清以来的历史僵局，快速推进工业化事业，主要是得意两大历史性贡献：一是共产党政权能够更高效地动员全社会的经济剩余形成投资，二是共产党政权通过强化农村基层三级政权充分地动员剩余劳动力投入工农业建设之中，也就是说，共产党政权的历史合法性在于：比起旧统治阶级地主富农资本家群体来说，能够更为有效地盘活全社会蕴含的资本和劳动力存量。经过杜润生主导下的话语权份额再分配，及其卵翼之下的省部级、厅局级研究员们的引领性研究成果：共产党政权的两大历史性贡献，是否存在都很可疑了。
杜老先生的官场起伏过程本身就是很精彩的人生，他主导下的意识形态官学机构对中国转型论证做出的贡献，怎么评价都不过分。而杜老先生一手孵化的主流经济学兴起之后的自我成长过程，及其对今天中国社会的笼罩性意义，还没有看到人进行过认真的剖析，有可能在评估杜老先生对社会转型贡献时，远远低于实际。
作者：老田
1966年底，北京，文革批斗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和北京市委书记、副市长万里。万里原名万明礼，1916年出生于山东泰安东平县城一个下层家庭。其两岁时，父亲万金山赴山西参加阎锡山军队，后升至连长，抗战时期战死在临汾。万里幼年受过良好教育。1933年考入山东曲阜省立第二师范，并参加学生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其后长期在冀鲁豫根据地工作。1949年建国后，万里随邓小平到西南局工作。1952年出任建筑工程部副部长，1955年出任城市建设总局局长。1958年出任北京市委书记兼副市长。文革爆发后，万里作为“刘邓司令部的黑干将”被打倒，关入秦城监狱。林彪事件后，1972年中央将万里定性为“内部问题”，因此解放。1973年，万里再度出任北京市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后调任铁道部部长。1975年万里随着邓小平再次被打倒。1978年改革开放后，万里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大力鼓吹“包产到户”，并扶植出了安徽小岗村这个农村改革虚假典型。官僚集团在农村强力推行包产到户，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全面崩溃，大量农村集体资产遭到侵吞瓜分，农村基层组织迅速被摧毁，农民彻底失去反抗官僚集团的组织力量。到1990年代之后，随着农村苛捐杂税的残酷剥削，大批农民干脆抛弃耕地，背井离乡到沿海城市打工，接受私人企业主的血腥压榨。万里家族则成了“红色贵族”，其子女是什么做派，大家都看得见。
1967年9月20日，上海郊区，上海县北桥人民公社灯塔大队贫农乔银仙，痛斥刘少奇鼓吹的三自一包，梦想在农村复辟资本主义。新华社记者唐允仁摄。
1969年，江苏省江阴县华士公社华西生产大队，在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方针下，大队党支部书记吴仁宝，抽调20多名村民，创办了华西村第一家村办集体企业——华西五金加工厂。第一年就赚到了一万多元钱（至少相当于现在的100万），这在当时是非常高的收入。华西村由此走上了工业反哺农业的道路。1975年，华西村被《人民日报》树立为“农业学大寨”典型。到1978年，华西村已有三、四家村办集体企业，为华西村的经济崛起，积攒了极为宝贵的原始资本积累。当然，在资本积累阶段，当时华西村村民的生活还是非常节俭的。像华西村这样的集体经济村庄还有很多，天津大邱庄、河南南街村均是如此。像村办造纸厂、榨油厂、面粉厂、农机厂、机械厂等小型村办集体企业，在全国遍地开花。到1980年代大搞私人承包后，多数被搞垮倒闭。
【1961年吴仁宝上任的时候，华西村集体经济积累1764元，欠债15000元。全村辖10个生产队，人口667人，土地面积845亩，粮食亩产681斤，人均占有土地1.278亩，远低于全国人均耕地占有量。当时华西村在全国并不属于先进村庄。】
1970年代，江苏省华西村，村民向国家缴售公粮。吴仁宝上任后，带领全村村民进行水土治理，发展高产田。到1972年，华西村实现粮食亩产2000斤的“吨粮田”目标。华西村农业、工业的长足发展，是全体村民挥汗劳动获得的回报。当年，华西村的铁姑娘战斗队闻名全国。到1978年，华西村的村集体经济存款总额超过100万元，年销售额超过100万元。那时华西村的人均收入为210块钱。到1980年代，华西村进入了爆发式发展阶段。
1972年3月10日至4月14日，美国大学威尔斯利学院政治系教授William Joseph（威廉·约瑟夫），以“亚洲问题有关学者委员会（CCAS）”第二次访华代表团成员名义应邀来华，从香港出入境。参观各地期间，约瑟夫拍摄了大量照片。照片为3月下旬，河北省遵化县沙石峪的农村。沙石峪位于遵化县城东南20公里，1949年解放前，是远近闻名的穷山沟。土地环境极差，不适合农业生产。素有“土如珍珠水如油,漫山遍野大石头”之称。新中国成立后，在村党支部书记张贵顺带领下，沙石峪的村民硬是在石头缝里取土，青石板上造田，先后使400亩荒山变成良田。1966年周恩来总理陪同外宾到访沙石峪，称赞沙石峪人为当代“活愚公”。1970年，沙石峪127户农民，在山沟垒成的梯田里，收获了225吨粮食和115吨苹果、桃、梨、葡萄、枣和核桃。
1973年9月30日，吉林省敦化县，官地农机厂第一期拖拉机驾驶员合影。当时大型拖拉机做为先进的农业机械，在敦化农村没有得到普及，只有在一部分生产大队和公社农机厂站才有大型拖拉机，机型主要是东方红28型、55型、56型。成为一名拖拉机驾驶员是很多农村青年的梦想。照片中的拖拉机手是当年敦化县回乡青年政策下，被精减回家的农村青年，官地农机厂让即将精减回家的农村青年免费学习拖拉机驾驶。
1975年11月15日,河北省遵化县机电厂工人，正在装配供农村使用的空气压缩机。遵化县大办地方工业促进农业机械化。
1976年5月，浙江省淳安县，手动插秧机在浪川公社洪家大队插秧。1974年，夏中公社里口大队引进广西65—2型人力插秧机，经试插成功后，在全县推广引进156台。1976年，县农机厂、通用厂、粮油加工厂、无线电厂、先锋机械厂（兵工厂）等21个厂家举行插秧机大会战。仿制推广广西62—2型人力插秧机2528台，机动插秧机12台，在试插中深受农民朋友欢迎。计划经济体制下，发展县域经济，以工业反哺农业，使中国农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成果。然而，到改革开放后，走资派将农业发展的功劳，挂到了“包产到户”名下。
1978年8月，吉林省敦化县，从东南方拍摄老虎洞村。老虎洞村始建于1953年，位于官地镇西南10公里处，全村有70多户、230口人。老虎洞村是一个三面青山环抱，村前河流经过的美丽村庄。但从上世纪90年代起，由于植被破坏严重，每当雨季来临，村民们经常遭受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侵袭。2009年5月16日敦化市政府在官地镇西侧新建老虎洞村，2009年10月，老虎洞村已经整体搬迁至新村址。
1978年12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按下红手印的“大包干”契约。这份陈列于中国革命博物馆，列为国家一级文物的契约原件，实际不过是件伪造的政治宣传道具，为中央高层领导人推行包产到户演场戏。改开三十年后，以包产到户闻名全国的安徽小岗村，依然在靠国家救济，沦为全国笑柄。假的就是假的，再捧也是假的。
1980年，江苏省华西村在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吴仁宝进行了软性抵制，没有执行分田到户政策。他表面上将 全村600亩良田，交给30名种田能手集体承包，另一面将全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村办集体企业里工作。而全国其它村庄，在执行包产到户政策时，由于基层干部私心作祟，趁机将大量村办集体企业瓜分，或交给亲朋故旧承包经营。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由此遭到摧毁性破坏。而华西村、大邱庄、南街村等顶着政治压力，坚持走农村集体经济道路的村庄，现在都是全国知名的富裕村庄。
1980年，法国摄影师布鲁诺·巴比（Bruno Barbey），拍摄的上海中学生在老师带领下做早操，背后是大片的油菜田。
1982年，山东省青岛崂山刁龙嘴村村民，正在村干部的带领下丈量土地，进行包产到户。任锡海摄
1984年3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在京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建议进一步开放由北至南14个沿海港口城市。图为山东省烟台市对外经委，和联邦德国（西德）一家公司负责人洽谈合资项目。中央高层之所以极力推动农村“分田到户”，实际目的是为了瓦解农村集体组织，将农村劳动力驱赶进城市，为正在迅速发展的私营企业、外资企业提供海量的廉价劳动力。
中国引进外资模式，起于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后，试图模仿新加坡以“出口加工业”为牵引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采用新加坡、台湾、香港的“殖民地经济”模式，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摧毁性效果。到1990年代，中国国有企业出现大规模破产倒闭浪潮，数十万家大中型国有企业破产。新中国历经四十年打拼，发展起来的基础工业体系，遭到全面摧毁性破坏。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在中国经济中占据了半壁江山，导致中国产业升级极为艰难。
1984年3月，国务院转发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并发出通知，同意将社队企业名称改为乡镇企业。此时，全国乡镇工业总产值超过800亿元，在国民经济中处于次要地位。图为江苏省常熟市一家乡办企业在加工衬衣。到1990年代，大批乡镇集体企业，以“深化改革”的名义，“合法”地转变为私营企业。
1984年，中共中央下达4号文件，提出要开创乡镇企业新局面。文件下达后，乡镇企业在当年获得迅猛发展，并连续几年保持高速增长。到1987年，全国乡镇企业从业人数达到8805万人，产值达到4764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4%，第一次超过了农业总产值。这是农村经济的一个历史性变化，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个体私营经济在1985年有了很大发展，出现了425万个专业户和810多万个个体工商户。这是广东省广州市的个体商摊。随着个体私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社会阶层贫富分化极为迅速。尤其是到了1990年代，随着国有企业大规模破产倒闭，全国下岗失业人员超过4000万人。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成为任由资本力量剥削压榨的“农民工”、“打工仔”、“打工妹”。
1984年，河南省鄢陵县制瓦厂工人杨五辰，获奖一台凯歌牌黑白电视机。杨五辰和他的工友都是农民，农闲时来制瓦厂工作。当时在农村，电视机非常少见，只有少数的富裕家庭才有。摄影张培林
1986年8月23日，辽宁省，沈阳防爆器械厂宣布破产。这是新中国第一家正式宣告破产倒闭的公有制企业，当时《破产法》尚未生效。8月24日该厂发放救济金。一边，财会人员正在核对名单，发放救济金，另一边，被冷落的厂长石永阶心事重重地闷头抽烟。由此开始，在此后十年间，作为中国最大重工业基地的东北三省，工业企业全面陷入停产破产状态。仅沈阳市下岗失业职工就超过70万人。失业工人的愤恨可想而知。
1989年5月18日，北京。Catherine Henriette拍摄。
1992年，海南海口，农民工住的窝棚，60个民工挤住在10平方米的房子里。黄一鸣拍摄。在城市里，农民工的生活环境非常恶劣，他们常常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却不能按时拿到工资；他们为城市建设服务，却被归为“暂住人群”，没有多少保障和城市福利。
1993年初，江苏省华西村农民，一次订购250辆“捷达”牌小轿车，分配给全村村民。照片为首批到货的五十辆已运到华西村体育场。直至一年后，政府才放开管制，私人可以购买拥有家庭轿车。华西村因此成为全国最早拥有家庭轿车的村庄，也是中国走”共同富裕“发展道路的一个标杆。
1994年，北京，几个农民工来到天安门。毛建军拍摄。在改革开放后，因户籍结不了婚、因为无法上户口而摔死亲生骨肉的事件时有发生。
1994年，北京，杜润生（中）、李锐（左）与人民日报前社长秦川。1958年1月27日，安徽省合肥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李锐（厅级干部），因划为右派分子，被安徽省委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1962年平反，恢复职务。改开后，李锐成为全国知名的反毛泽东分子，伪造自己是毛泽东秘书的身份，大力鼓吹什么“大跃进”饿死四千万人。将希特勒、斯大林与毛泽东相提并论，称为二十世纪三大独裁者，还有干脆称为“混世魔王”的。
此外李锐还担任了在萧克支持下创办的杂志《炎黄春秋》的顾问，他与另外两位仍在世的中顾委委员于光远（党内经济学家）、杜润生（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是这份杂志的主要撰稿人。
1995年春节前夕，广州火车站，数百万农民工返乡探亲，铁路部门的春运，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而在劳务输出庞大的河南信阳，刚过大年初三，回家没几天的人们又为返程排起了长队。
1995年，四川成都，坐在农民工人力车上的城市小孩。
1997年，广东深圳，10平方米10户人家。这间棚屋住了5对夫妻、4对老乡、1对姐妹，来自四川省西充县农村的赵云波夫妇住上铺。赵云波夫妇所在的棚屋区有93间这样的棚屋，每间棚屋都住20人左右。张新民摄。
1998年，在坐台小姐云集的海南省海口市十庙村，摄影师赵铁林，拍摄了底层妓女生活的纪实照片《她们》。这是改革开放后，上千万中国女性的真实生活写照。这是阿香，一名来自农村的青年女子。
2003年7月17日，浙江省杭州市杨公堤，一位农民工躺在地上睡午觉。韩敏拍摄。
江苏华西村从最早的小型村办集体企业起家，到1980年代初步形成了钢铁、纺织、化工等工业门类。华西村最早的钢铁业务是调胚轧材，如带钢、盘钢、型钢。由于缺少技术，华西村依托上海，把上海的工程师请到华西村，最多时有百余人，每天用班车接送。到1990年代，华西村的村办集体企业，年产值过亿元。钢铁成为华西村的支柱产业。1994年，组建江苏华西集团。下属8家大公司，58家企业，以钢铁、毛纺、化工、铝型材、铜型材、带管为六大生产系列。2002年，华西村投资17亿元，建设华西钢铁有限公司。这是一家年产350万吨粗钢、轧钢500万吨的大型全流程钢铁厂。到2003年，华西村年产值突破100亿元。2014年，华西村年产值突破500亿元。
2005年4月15日早8点，江苏省，南京水西门大街一家发廊在培训新员工。二十余青年男女路边单膝跪地，弯腰俯首向路人问好。染着黄头发的年轻人，多数来自农村，到大城市讨生活。
2005年7月26日，内蒙古某发电厂二条黑色的巨龙覆盖着村庄。
2005年11月25日，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贵屿镇，河流、水塘都已被垃圾和化工废水污染，村民们只好在被严重污染的水塘里洗涤。卢广拍摄。
2007年6月27日，北京市奥林匹克公园“鸟巢”前的广场上，负责施工的建筑工人们在一场暴雨中挤进一排水泥管中避雨。中国流动性外出务工人口规模已达1.5亿，他们大多来自中西部地区农村家庭，前往东部较发达地区从事建筑、采矿、保洁、餐饮领域的工作。这些工作卫生条件差、工作强度大、薪资报酬低，他们在城市中艰难求生。
2010年3月29日，江苏省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自焚烧伤的92岁老人陶兴尧躺在病床上。3月27日，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黄川镇两名农民因抗拒拆迁自焚，造成一死一伤。自焚死亡的村民名为陶惠西，受伤的是他92岁的父亲陶兴尧。目击者称，两人自焚后，拆迁工作人员并未施救，拆迁工作也未停止。王申拍摄
2012年3月20日下午，广东省中山市东升镇，东升镇城管分局出动执法人员40余名，对鸡笼桥附近进行整顿，查扣用于占道经营的各种车辆19台，并劝离20余名商贩。一名女摊贩在城管执法期间跪地“抗议”。
2012年8月24日，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县赵良村的一名留守老人。赵良村是泽州县最为偏僻的村庄之一，由于地质条件，交通不便，没有学校、商店、卫生所，致使村里人纷纷外迁，至今已经减到7户14口人，年龄最小的64岁，是现在社会典型的老人村。
2013年3月9日，山西省太原市清徐县迎宪村，一间县城出租屋里（月租金150元），农村留守儿童马智慧、马智龙，与62岁的奶奶马巧爱生活在一起。五年前他们的父亲在交通事故中身亡，母亲李秀珍长期在市区饭店打工，每月见一次面。他们每周通一次电话，孩子们会问：妈妈，你咋还不回家。整个山西省，像这样的农村流动留守儿童，总数超过70万人。仅太原市就有留守流动儿童近10万人。
2013年4月29日，山西省运城市芮城县，两名农村留守老人在路边闲聊。全中国像这样的农村留守老人，总数超过5000万人。农村空巢化现象，引发了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留守老人贫病无医、自杀、死在家中无人知晓等案例时有发生。数亿农村青年人长期外出打工，直接导致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全面破产凋敝。
2014年1月2日，河南省郑州市京广路，郑州鞋业包装中心工程建筑工地门口，百余名农民工手拉横幅，成片跪倒在地，讨要工资。在劳务公司提供的工资表上一共有702名工人，涉及工人工资3000多万。
2014年1月3日，白银路甘肃日报大厦对面的一居民楼上，6名农民工为了讨薪爬上9楼平台要“跳楼”，原因是该楼4层一家名为甘肃天安建筑机械工程公司拖欠24名工人的24万元工钱，工人讨要5个月未果做出如此危险之举，后经现场有关部门多方努力，当场追回18万元，工人才走了下来化解了矛盾。
2014年10月13日上午，河南省驻马店市驻马店经济开发区，大量城管进村强拆，与村民持砖块、石头群殴，致使多名村民受伤，甚至头破血流。同年9月，开源办事处刁庄村何东组部分土地，被纳入当地产业集聚区建设拆迁范围。村民趁机搭建违章建筑，以获取拆迁补偿款，导致双方爆发冲突。
2014年12月14日中午，福州市鼓楼区福州总院公交车站附近，一位30多岁的中年女子背着个婴儿，趴在警车引擎盖上，放声痛哭。两个女儿则默默站在一旁。女子手拿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因工伤老板逃跑，无钱医治，愿将孩子卖了。救救爸爸。”她叫倪琼，和丈夫周兴贵都是重庆人，都是34岁。上周四上午，他在闽侯大湖乡箬洋村一处建房工地上打工时，从三楼摔下，摔成重伤。可业主给了7000元后，电话就打不通了。
2015年6月9日晚，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茨竹村，四名农村留守儿童服农药（敌敌畏）集体自杀，死者最大的13岁，最小的仅有5岁。他们的父亲张方其长年在海南、广东打工，母亲则被人拐跑离家出走。爷爷奶奶已过世，四兄妹平时在家食宿自理。他们的家庭经济条件并不差，家里有一幢造价20万元以上的三层小楼，低保卡上有几千元钱，父亲每月有700元生活费寄来。但是乡村儿童成长过程中，长期缺少父母亲属的关爱，使得他们对生活产生绝望。村民介绍，这4个孩子日常并不淘气和惹事生非，他们都很内向，基本不与村里其他孩子玩耍。孩子们在离家1 .5公里的田坝小学读书，学习成绩中等。13岁的老大张启刚留下一份遗书。媒体报道内容是：“谢谢你们的好意，我知道你们对我的好，但是我该走了。我曾经发誓活不过15岁，死亡是我多年的梦想，今天清零了！”。茨竹村像这样的农村留守儿童，有20多名。
2015年8月，四川凉山州越西县普雄镇宝石小学，四年级彝族小姑娘木苦依五木（汉名柳彝），写的作文《泪》在互联网上引起全国关注，被网友称为“最悲伤作文”，读后令人潸然泪下。木苦依伍木家共有姐弟五人。四年前父亲去世，母亲2013年病逝，柳彝带着两个弟弟生活，其他姊妹外出打工挣钱。虽然有着不错的经济收入，但木苦依伍木家的生存环境依然很恶劣。目前，全中国像木苦依伍木这样的农村留守儿童，超过5800万人。
2015年8月6日，陕西省西安市西关街道丰庆路，30名年龄超过65岁的环卫工，因为年龄大要被解雇，养老成难题。68岁的吴大妈说，我19年前就开始在西关扫马路了，如今说不要我就不要了，让人难以接受。冬天落叶比较多，凌晨3点就要起床上路，碰到领导检查加班到晚上八九点也是常有的事情，却不想一直勤勤恳恳干活还是面临被辞退。
2015年9月11日中午，江苏省南京市文思巷的钱先生，偶然拍摄到一组照片。一名男子在钱先生家门口逗狗玩，突然拿起狗面前的一只碗，一口气将碗里的食物吃光，随后放下碗匆匆离开。这碗里装的是隔壁饭店客人吃剩的食物，饭店老板娘拿来喂狗的。网友感叹：这是人不如狗的时代。
2015年10月11日，北京木樨地，杜润生的家中设置灵堂，女儿杜霞为其守灵。原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田纪云、邓子恢之子邓淮生、胡耀邦之子胡德平等前来吊唁。其中一幅挽联写道，心系苍生一号文件留青史，手扶才俊改革大业有传人。
这就是他们领导的所谓——改革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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