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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语]我经常说到毛主席的《党内通信》，今天终于又看到了一份，并在这儿上网发布。不过，我还得先说一些话，说一下亲身经历的时代和自己的真实感受。如大家不愿看可以跳过去，先看毛主席的文章。
我生于1946年，1958年大跃进开始时还不满十二周岁，正在上小学。那个时候，我们参加劳动，也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宣传总路线、宣传大跃进、宣传人民公社，各种事情很多。
宣传除四害、讲卫生，参加打扫卫生、掏阴沟和除四害运动，打老鼠、打苍蝇、熏蚊子、打麻雀(后来很快改为打蟑螂)。我们复兴西路原来蚊子很多，在那时竟把蚊子熏打没了，1981年回家探亲时才发现蚊子又回来了。现在有人说那时上海打麻雀，虫子把复兴中路的梧桐树都吃完了，那是瞎说。我家就住在复兴西路三十弄，复兴中路一走就到，常去那儿，林荫道一直在。六十年代，《宝葫芦的秘密》就在那儿拍的。八七年我回上海，梧桐树已长得极粗大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把麻雀看成害鸟，那时的唯一罪行是打的太多了。如不是那时大规模打麻雀，麻雀还翻不了案。也许注定麻雀要受一次大劫难才得平反。
58年下半年炮轰金门马祖时，我们参加反对蒋介石卖国集团活动，反对美国干涉我国内政，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黎巴嫩，游行示威，在街头演出;声援伊拉克和古巴革命，声援日本人民反对艾森豪威尔访日，游行示威反对美国武装日本;欢呼李承晚、岸信介、曼得列斯下台。
大炼钢铁时，我们年龄小就捡废铁，收集破碗和其他耐火材料。现在的电视说到那时的高炉都没有人高，这自然也是那个时候拍下的，年轻人见了大概以为那时高炉都是如此，不过对我们来说却没留下什么印象。要知道那个时代代表性的高炉，最好还是去看电影《五朵金花》。不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最小高炉，是用香烟罐头盒做的，炼出的铁只有一颗珠子大，那是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的杰作，见诸于少年报，表扬他的积极性和热情，不知为什么，一些人怎不用它作为那个时代的代表性高炉呢?
我也和那个孩子一样做过可以令高贵的先生们嘲笑的事。以前我在校园的一角埋了几根废大头针，当听到大炼钢铁叫我们收集废铁的号召时，我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些大头针刨了出来，这是我捐献的第一批废铁。今天公布出来就让高贵的先生们去作为笑料和史料吧!
办人民公社时，上海的学生发起了一个捐献拖拉机运动，大家收集各种废品，如废纸、废玻璃等，卖的钱既支援买拖拉机，又利用了废品，一举多得。这一直延续到我进入大学前，即1964年。办幼儿园时，大家制造玩具捐给幼儿园。扫盲时，我们又宣传扫盲，而我妈则参加扫盲运动，教没文化的邻居识字。
我们到工厂去劳动时，亲眼看到工人们干劲十足。比如上班时，车间里有一个钟，工人总是过一会儿就看一下钟，过一会儿就看一下钟。现在的人们恐怕要以为是等着下班吧!其实完全不是。工人们是在看刚才做的那个产品用了多少分钟多少秒，现在做的这个又用了多少分多少秒，加快了没有，加快了多少秒，下一个还可不可以加快?真可谓争分夺秒。工人们还大搞技术革新，我也搞过技术革新，可是一个也没成功，下面再说。工人们都是没日没夜地干。那时候，有的人把铺盖抱到厂里来，困极了就找个地方卷着睡一会儿，饿极了就吃点东西。其他时候都是干活。以至于中央要下指示，提倡劳逸结合。这种由“朝廷”下诏，号召大家注意休息的事，是古今中外从未见到过的。
许多人医生开了病假，把假条往衣袋里一塞就又去了车间。以至于党书记要带着医生到车间里来"捉拿"病号。医生“揭发”，这个人体温三十九度，那个人一天拉稀七、八次。然后书记训话：“你这身体，怎么能够上班，更不能加班，还不快去休息。”而工人照例是能“赖”就“赖”。书记只好派人将他们“递解”出境，还得送上公共汽车。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只乘了一站路就下车，又溜回了车间。有的时候，书记给大家送茶、送毛巾。天热时，看到有的工人满头大汗地干，给大家一个个打扇。工人们废寝忘食，领导和炊事员一起送饭到车间，亲自递到工人手中。
所以在那个时候，整天敲锣打鼓报喜，许多人技术革新成功。诸如一个原来手工劳动的厂一星期实现了机械化，十几天高楼平地而起，一百个小时建了一个车间等事情，我们绝对相信。
那时候我很少见到父亲，几乎每天我们还没醒，父亲就去上班了，晚上又很晚回来。我父亲和我们一样，除了上班外还有许多社会活动，还要参加下车间劳动。
他负责工具仓库管理。按当时要求，服务到车间，主动把工人们需要的工具送到工人手里。工人们还未来，父亲就已经给他们准备好了。相反，如有人要冒领，我父亲也一看就知道，马上打电话问，没人能够冒领。尽管那个时代一过，不提倡这样做了，但我父亲对哪个车间、哪个小组、哪个人需要什么工具都很清楚。
除此以外，我父亲的厂——上海量具刃具厂，原来是由几十个资本家的小厂合并起来的。他们留下的是一堆烂账。我父亲用了一年多的星期天和晚上加班，把这几十本烂账理得清清楚楚，没少一分钱的东西，只是多出了九颗金刚石，不知来路，我父亲为此查了好几年未得结果，不料在第二次四清时为此还吃了点冤枉官司，不过我父亲对四清也没啥怨言——这个不谈了。
那时工厂都在为提高质量而努力。上海量具刃具厂决心在游标卡尺的在质量上赶上英国，就把各国的游标卡尺拿来比较。日本最差，拉七万次就出现误差，我们的是十几万次，英美二十几万次。经过工人们努力，终于赶上了英美，也达到了二十几万次。瑞士的最好，四十万次还未出现误差，工人们花了很大的力气也没赶上。父亲说到前者总是很高兴，说到后者又总是很感叹。
学生们还下乡劳动，当是由于我们年纪小，没让去。后来大家坚决要求，就让我们参加了上海长风公园的劳动。那时叫做碧绿湖公园。预定一星期，后因寒潮减为三天。但是长风公园的银锄湖我们是参加过开挖的，铁臂山有我们堆的土。广播里表扬了我，我那时候小小年纪，居然一顿要吃五两饭。
国家提出绿化祖国的号召时，我们参加植树，还参加了"绿化近卫军"，保护树木。
由于加班加点的人很多，为了使他们家里能正常生活，我们还到陌生人家去帮他们打扫卫生，比给自己家里做得更有劲。不过也有人到我家来给我们服务。那时上海统一电网用220V，工人们到我们家里来，做得又快又热心，走时收拾干净。另外房管所还派人到我家来给地板打腊，给墙壁粉刷。那时家中只有我妈在，他们帮我们搬家具，粉刷后打扫清洁并把家具搬回。他们是如此地热情，以至于不小心把一个小摆设，一只松鼠打落在地尾巴打断而未发觉时，我妈急忙把它藏了起来，因为他们知道后就会提出赔偿，而我妈实在不好意思再叫他们赔偿。后来尾巴由我父亲粘起，在我家又摆了二十多年，作为那个时代的见证。
那时提出解放妇女劳动力，到处都在动员家庭妇女参加生产。我妈自然得带头参加里弄生产组，还得去动员不愿参加的人出来，这到后来还是被人们说成是好事。不知为什么现在有的人一口咬定是1957年，并说1958年就业困难。
由于人人都在忙，所以办职工食堂时，我们在食堂里搭了伙，完全是自由的。公正而论，办得不错，但是与自己煮比还是稍逊一筹。
1959年我家安装了煤气，就退了伙，没人说不准。当时中央有十四字方针“粮食分配到户，搭伙自愿，定量吃饭，节约归己”上海是做到的。1960年下乡劳动，农村食堂定量吃饭、节约归己也是我们亲眼看到的。但是1970年我到了南充，厂里的职工食堂还是强迫的，谁不吃就把他的油和副食扣下了，还说是“你自己不来吃嘛”。现在职工食堂完全垮了。
上海还搞了无人售货商店，象现在超级市场那样，货放在那儿各人自己取，但一无保安、二无摄像机监视、三不在出口付款，而是放一个箱子各人自己凭觉悟往里面投币。如在现在，只怕是一抢而空了，但当时90%以上的货是付了款的。文革中在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时，有些人曾对此作过批判，因为还有一些人拿了货不付钱，看来这也不算冤枉，但我觉得当时办这事的人并没有恶意。
道不拾遗，夜不闭户，是人见人惯的。有了困难很多陌路人会来帮助。
现在，有人说那时工人农民都是被迫从事奴隶般的劳动。我实在不明白，这算什么样的奴隶?没有任何人强迫我们。南充的情况如何呢?据我们厂里的工人说，每天上班时间没到，早已做了一大堆活了，比其他时期一天做的还多。
那时候还举行万首诗运动，我做了一百首诗，数量上在班里不算第一，但是得了第一名。老师说我的想象力丰富，其实我不过是看过《西游记》，把《西游记》都写进了诗里。我至今还记得一首，标题为《熏蚊子》，如下：悟空忽见火焰起，忙问罗刹借铁扇。铁扇公主摇手把话提，这且不是火焰山，而是人们熏蚊子。到了后来，看到一本大学教科书，反对那时的诗，但没说出什么理由，只是举了个例子：“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然后说那个时代的诗“就是这个样子”。一直到现在，我还不明白“这个样子”有什么不好。这首诗历来是我最喜欢的之一，可是现代伟大的评论家们没给我说出个之所以来，看来只有把这首诗改了：“天上有玉皇，地上有龙王。我是玉皇的仆人，我是龙王的奴隶。面对三山五岳挡道，我跪下了!”大概这个样子就好了。
到了后来，有人说那时毛主席不让学生读书，光让他们劳动和参加社会活动。这纯是瞎说!事实上我们的学习根本没有拉下，还搞了很多的学习运动，改进学习方法。学生们互相帮助，研究怎样学得更快更好。提倡自学，提倡预习。我代数的“分式”就是自学的，到老师教时已经会了。我们还搞了许多科技活动——简直成了风。事实上我初中时的成绩要比小学时好得多(我1958年下半年进入初中)。我们上海还把初三学的化学提前放到初二来学了，还有人在试验小学三年级学代数，虽然不妥，毕竟说明那时根本不存在不准读书的事。除此以外，我们还学了许多乡土教材。比如沼气就是那时学的。书中有两种方法，一是从地下打天然沼气，另一个是搞沼气池，用粪便制造沼气，各地根据自己情况选学。我们上海主要是从地下打沼气，可另一个我自学了。不过几年后，说搞沼气池也是浮夸风，必须下马，上海打沼气也停了下来。但六九年下乡时，看到有个生产队，使用沼气已有十一年了。
到了八十年代，忽然听说我国的沼气事业是由一个地主搞出来的，他用塑料袋收集沼气，真是感到莫名其妙!连我自学沼气池时，我们中国还没有塑料袋。
我进入大学后才知道，原来我国大学用的都是苏联的课本，自己的课本就是在那个时候编的。原来学习苏联每天要上十来节课，完全是满堂灌，我们自己改为一星期二十几节，其余让学生自己学，成绩反而提高。
那时一切都是热气腾腾的，无论做什么事都似乎有使不完的劲。那时做的事情实在是数不胜数。当然，不做事的人最好，绝对不会犯错误。而站在一边指责别人的人更好，不但轻松，别人错了，还反衬出他正确了。
现在一提起那个时代，似乎就是浮夸风与共产风，有没有?有，尤其在农业上更是突出，不过很快就开始纠正了。
我1958年9月才满十二岁，那时正是秋收时节。报上报道的农村试验田产量越来越高。后来突破了一万斤。十二岁的孩子，又从小在上海市生活，知道什么，当时什么都是热火朝天的，所以我们自然信以为真了。后来又是三万斤，我们又是一片惊喜。但是不久以后，就感到怪了，报上出现了十万斤、十几万斤，口气却和原来大不一样。原来是头版整版还配了宣传画，后来十万斤、十几万斤却放在其他版，只占一个角落，而且只是表示有这样的消息，没有喜庆的样子。
那个时代，使我这个才十二岁的孩子，就明白了什么叫做报纸的编排。就是从那时起，我与报纸结下了不解之缘。1959年，有一次我家进馆子吃饭，我看到一张报纸就随手抓过来看了起来。父亲为此还专门发表了一番议论。当时我还感到奇怪，这又有什么值得说的。但后来当我看到许多高中文化、大学文化几十岁的人，却没有读书看报的习惯，就明白父亲为什么要赞扬我了。
不久以后，听到大人们在说，原来亩产万斤粮是假的，毛主席批评了，为此有人写信攻击他右倾。说你在农业纲要四十条里规定十二年内，粮食南方达到800斤，北方500斤，而我们已达多少斤了。毛主席回信要他们去核实一下，有没有这么多，如有就算我右倾，但如你们能在十二年里达到我制定的农纲，我就谢天谢地了。“谢天谢地”我绝对没记错。不仅我父亲这样说，许多人都在说，那是在1959年。浮夸当然是不应该的。尤其使大家气愤的是，那伙人在收到毛主席回信后，只是在群众中读了一下，一不学习，二不讨论，也不改正。当时还听说“有人”反对传达这一消息，说会“打击群众的积极性。”毛主席就说“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但没人说“有人”是谁。
过了一段时间，才听说彭德怀“出问题”了，说我们都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我们都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我们做那么多事情都错了?这实在使我们无法接受。但大人们也感到奇怪，他们都认为“朝廷”里的事情决没有那么简单，不明白究竟为什么彭德怀要出来闹，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让一个国防部长就这么下来。但是答案很快就来了。我们上海市黎明中学的校党支部书记兼校长--吴××(女)在大会上告诉我们，彭德怀的问题是反对刘少奇。刘当时才当上国家主席。不但我们学校如此，我父亲单位也是这样传达的。其他人也都说他们的领导是这样传达的。更详细的说法是，彭德怀在1954年就和高岗一起反对刘少奇，做了检讨又不服气，这次又出来反对刘少奇。但是下面的人都没有见到中央文件，都是口头传达下来的。就好像1972年普遍传达说，林彪他们认为毛主席要选张春桥当接班人，但是我们知道，毛主席根本没选张春桥当接班人，林彪之后先是培养王洪文，后是华国锋当了第二把手。
我还是那句话——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就好像有了电脑，就必然会有黑客与电脑病毒一样。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使用电脑。如要以黑客与电脑病毒作为使用电脑的罪行，那例子真是数不胜数。要记住，不管以前还是将来，除非我们什么事都不做，要做事总会有这样的鸟飞出来。不管做什么事都免不了。在辛亥革命时就有假洋鬼子，毛泽东时代也免不了。用他的话说，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冤有头，债有主。如果真心要反对共产风、浮夸风与文化大革命中的暴行，那就应该把搞共产风、浮夸风和在文革中搞暴行的具体人揪出来，要有名有姓，要证据确实，然后严加惩办，该关的就要关，该杀的杀，不要老是模糊数学，什么事都往毛主席身上一推，往他发动的运动、往他的拥护者身上一推就了事。
其实对于浮夸风真正气愤的是我们。我们在辛辛苦苦干，他们却在吹牛。
那时工业中有没有浮夸风?应该说虽没有农业严重但也不是没有。在搞创新时，我父亲厂里领导曾搞了一个“生产自动线”，可不过关，被工人们戏称为“生产自动死”，在上海话里“线”和“死”都读做xi。
说到浮夸风，与我还有一点小小的牵连。我到工厂劳动时，看到工人热情很高，也提出了一个技术革新，可是老师心太急，因为要搞大跃进展览会，还没有成功，就拿去展出了。这原本与我无关，可有些人出于不同心态，就说我还没成功就先吹了。我还想把这事做到底，但是我们学校不再安排在那个工厂里劳动了，老师也不热心了，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1960年学校养猪，我除了积极收集饲料外，还到养猪场去观察，想搞技术革新。在我想来，饲料必须用传送带送，然后用一个由很多刀组成的切饲料机来切。我画了图纸，送到养猪场去。那天正下着雨，我冒雨去又怕把图纸打湿了，就捂在衣服里，到了养猪场，我把图纸放到那儿，因为下雨就没说什么就走了。我想象中应该找我来商量，可一直没有回音。不久，养猪场搞了个切饲料机，我急忙去看，这时一对比才发现自己的设计有问题，饲料切了以后会留在那儿，后面的就不能切了——于是我明白了，无怪乎他们不和我商量，原来他们搞的先进，而我的有毛病。十四岁的孩子多么天真幼稚可笑啊!不过那时技术革新的确在大搞，那个切饲料机就是例子。
如果要举失败的例子真是成千上万。比如自动卖邮票机吧，有时丢进钱出不来，有时出两张，要人伺候着，比不用机器还费工。我们学校搞由电钟控制的自动打铃，该响的时候不响，不该响的时候又乱响，失败了，钟面子也弄坏了，只好用纸板画一个代替。
所以如果现在谁要嘲笑，有的是笑料。不过毕竟我国有那么多事业是在那时开创的。如果谁一定要搞个大跃进笑话集，我这儿就可为你们提供了好多例子。
工业上的软数字，如搞了多少技术革新，多少成功，是有夸大的。硬数字，如产量产值一般没法浮夸，因为毕竟是要你交出去的。
钢产量就是没有浮夸。八十年代的学生教课书上说：“钢只生产了800万吨，却说1100万吨，因此是浮夸。”这话才是夸大其词!什么叫浮夸?说假话才是浮夸。在钢产量上从没说过假话。当时是这么说的，钢产量是1108万吨，其中有308万吨是土钢，洋钢800万吨，比1957年535万吨增长了49%。哪一个字是假的?不考虑土钢，增长49%已是超高速度了。后来土钢不再计入，1959年达1300多万吨，1960年达1800多万吨。
现在有人说那时谁如说土钢没有用，是要挨整的，这——至少我没遇到。58年底，叫我们写思想小结，那是我第一次总结自己思想，我就在小结里说，炼的土钢没有用，不但没有任何人找我麻烦，甚至没人跟我说我这话是错误的。我这话本来就不错嘛。——你看我还敢于写进思想小结，当时根本就没有任何恐怖气氛。我不知道我这小结是否进入我的档案，否则说不定现在还在里面，我倒真想看看那时说过哪些可笑的话。任何人只要不带偏心就会发现，我是要大跃进与大炼钢铁好，希望提高土钢质量，不是要打倒大跃进与大炼钢铁。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曾看到过毛主席写的《党内通信》，而且有一封内容与我1959年听说的相同，可惜后来遗失了。不过与现在公布的这封不一样——至少我的记忆里是如此。要短得多，而且据我记忆是1959年5月写的，而现在公布的这封是4月29日。不知为什么，这儿也有“谢天谢地”，不是我记错了吧!现在公布的这封我以前也看到过，内容大致记得。只是不知道名字也叫《党内通信》。不过我曾听说毛主席《党内通信》有三封，不知有没有搞错?如确实三封的话，希望有的同志能够公布出来，让大家见见。文革中，我见到过《毛选》第六卷目录，别的多不记得了，但《党内通信》赫然在内却是牢记不忘的。不过目录中只有一个，不知是确实只有一个《党内通信》，还是三个编在一起，还是两个用的其他名字。但不管我是不是记错，现在公布的这份《党内通信》一样能说明问题。
到了后来，有些人都把浮夸风和共产风归罪于毛主席。我想，每一个经历过那个时期，不是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也不是得了健忘症的上海人，都应该出来说公道话。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说公道话的。在四川南充，我问了不少党员，长期以来答案都是从没听说过有《党内通信》，而且许多人一口咬定决不会有那样的事。最近我才听说，南充在很小的范围里——只限于各单位领导，还是传达过，并且马上把文件收了，并说不许说出去，要“承担责任”，难怪好多党员多不知道有《党内通信》。不过，作为共产党员，经过了文革，还是没听说过这事，实在是个耻辱。因为文革中南充造反派给南充地委书记卫广平列的罪行里，多次说到他不执行《党内通信》。信不信是一回事，党员应该关心政治，没听说过实在不应该。可这《党内通信》实在是有的。我发现，有的人是确实不知道，有的人却是根本不愿听，就是知道也存心要说没听说过。
八十年代时，听说庐山会议上毛主席说要旗帜鲜明地当个右倾机会主义者，准备被开除党籍，会上点名批评了李先念、李富春、李井泉等，对此我丝毫不感到奇怪。但不少人却说：“谁能把他开除党籍”，好像做了第一把手就不会被人开除党籍了似的。可是今天我终于又见到了《党内通信》，它可是在庐山会议前两个多月写的，它能证明当时毛主席反对浮夸风的坚决态度和良苦用心，以及对一些搞浮夸风的人的无乃，现在发表在这儿。这是份1967年3月由"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编印的，可见在四川也不仅只有南充的造反派知道这件事。
这份《党内通信》发表在这儿，会不会有人对其真实性提出怀疑呢?会不会有人说，因为这是出于当时的造反派之手，因此不足为据呢?也许会有的。但是我想，从1959年过来的人还没死完，希望当时听过传达，甚至手里有这份文件的人出来证实。
话也说开来，证实了会如何呢?我想，如果我说的不是事实，一些人还会宽容点，不过一笑了之，但正因为我说的是事实，他们反会愤怒。气，气得不得了，话却说不出来。我是准备帽子、棍子朝我劈头盖脑地打来的。
电视剧《上海一家人》出来后，南充人都以为上海“背米”是偷日本人的米，而且可以发大财。我很难过，写了篇文章投《南充报》，可人微言轻，没有回音。毛主席110周年诞辰时，我在南充网上发了篇纪念文章，很快就被删了。这次我发的《党内通信》是毛主席写的，人不微，言不轻，但愿不要删了。不然人家会说，1959年搞浮夸时对群众封锁《党内通信》，现在不是大批浮夸风吗?为什么还要对群众封锁呢?你们这些对浮夸风最最深恶痛绝之人，为什么与实际搞浮夸的人的行为如此一致呢?这两者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作者：曹为平，男，汉族。祖籍宁波，一九四六年九月，出生上海。一九六四进入复旦大学原子核物理专业学习。一九七零年自愿到四川工作(是三线建设吧?)。现在四川省南充市。为南充内燃机厂工程师。兴趣广泛，喜欢读书，读史书只求历史规律，记不住细节。著文临时查资料。最看不起自以为天下最有知识，实际上又最没知识，却不可一世的大知识分子。也最看不起以空谈历史、文学等来标榜自己高人一等的枯水朽株。自然科学方面作品有《球铁多元素联测中镁的测定──兴多偶氮氯磷I法》及《铅-铁-TBA多元络合物研究及其分析应用》。另有《私有观念、阶级与私有制的兴亡》、《唯物史论》、《我理解中的毛主席全球战略》、《社会主义明灯照亮着中欧科索沃……》、《新社会主义阵营与"四中"联盟》、《【转载】毛主席〈党内通信〉1959.4.29.》、《从三十七年前一份道歉书看真实的文革》、《急待批判的两大疯论》、《外蒙独立真相与中国疆界》、《复旦大学八?六斗鬼风》、《毛主席〈党内通信〉》、《简评〈复旦校史〉》、《考验真假马列的最起码的四个要求》、《牢记阿连德的教训》、《从小绵羊到铁杆红卫兵--我的造反之路》、《干革命为什么这样难》、《我对毛继东同志〈反私有化宣言〉的看法》等。文艺评论有《<随风而去>研究》，指出该书前48章半与后14章半截然相反，很难相信出自同一人之手。前48章半是进步的不是反动的理应平反，Rhett Butten是作为完人写的，Aahley和Meade无一点好。Tana终将Gone with the wind而不可挽回。其他著作有《唐周历史研究》等。通信地址：四川南充延安路372號 Emial常受到严重破坏，收不到也寄不出邮件。
附：《党内通信》
《 给基层干部的信》（党内通信）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曹注1)。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曹注2)。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曹注3)。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年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曹注4)。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曹注5)。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曹注6)。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曹注7)。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曹注8)。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曹注9)。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曹注10)。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曹注11)。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曹注12)。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1](曹注13)，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曹注14)，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曹注15)。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曹注16)。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曹注17)。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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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八字宪法，指毛泽东一九五八年提出的农作物增产的八项措施，即土、肥、水、种(推广良种)、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护，防治病虫害)、管(田间管理)、工(工具改革)。
本文作者曹为平注：
曹注1：“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示，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是“教唆”农民抵制当时的瞎指挥风。当时有些干部不管实际情况，不问下情，给群众乱下指示，硬要群众执行。在中央，毛主席是最坚决地反对这股瞎指挥风的。不料后来有人硬把这股风派在他的身上。
曹注2：这是反对浮夸风。当时不少干部吹出亩产一万斤、三万斤、十万斤、十几万斤的“卫星”。不过一般是面积一分地二分地的试验地。大面积则是一千多斤、二千多斤，甚至更高。这一罪名后来也栽在毛主席身上。其实毛主席一贯不相信，也十分反对这种浮夸。
曹注3：当时有人搞试验田，密植程度到了种子撒下去，田里黄澄澄一片的程度，并把反对这种做法的人说成是“右倾”。看来毛主席右倾是当定了的。
曹注4：这也是反对瞎指挥风。
曹注5：这是对干部的要求，要他们脚踏实地，不要瞎指挥。而且在毛主席看来，究竟密植多少，只有经过几年试验才能了解。要因地制宜，深入了解实情，不能凭自己的灵机一动。注意这里的“比较科学”、“实际可行”八个字。
曹注6：这是针对当时有人提出的“放开肚皮吃饱饭”而写，不料后来竟把这一说法也说是毛主席提倡的。还有一个说法，说是柯老提出的。实际情况是，有人提出这一口号，柯老虽未彻底否定，但也认为片面，又补了一句“鼓足干劲搞生产”，后来这笔烂账就扣在他的头上了。真正提出这一口号的反而逃之夭夭了，而且似乎他们才是反对“放开肚皮吃饱饭”的。自然，罪过需要推给别人。(柯老：柯庆施同志，当时为政治局委员，华东局与上海市委的书记。GCD内为数不多的见到过列宁的高级干部。1920年受李大钊同志委托，组建GY，是党内最老资格的成员，不亚于一大代表。电影《开天辟地》花很大的篇幅写旅欧支部，对GY却一笔带过，只是让小平出来说了一句“我算一个”，他是1922年才参加GY的。电影《大浪淘沙》告诉我们，GY仅次于CP，和GCD是兄弟关系，而且这个老弟比大哥年龄还大。后来全部转为GCD员。毛主席也曾是GY成员之一，所以他算是在1920年入的党。)
曹注7：可见当时毛主席并不认为粮食问题已经解决。相反，在58年底，有人就一口咬定，由于粮食大增产(他们认为已有一万多亿斤)，中国的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了。
曹注8：明确地反对说大话、唱高调。但这不妨碍后来有人仍然硬要把说大话、唱高调归罪于他。
曹注9：我们中国，1958年有认为“中国的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了”因此吃饭已经不是大问题的人。现在又有些不吃饭的活神仙，嘲笑“土里刨食”。鄙人是个大俗人，不得不靠土里刨出的食来活命。不过那些不吃饭的活神仙，消费的粮食和靠粮食喂大的畜产品，似乎比我多得多。
曹注10：有人由于认为中国的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了，所以提出以后要少种地，把大批的土地开辟为花园。我在那时就亲耳听到有人说过。当然，我听说的人都是些小角色，就好像现在在我耳边发出“是毛搞浮夸”的噪音都是小角色一样。但决不等于上面没有人带头。
曹注11：从这里可以看到，毛主席根据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的农业机械化水平相当低，不知算是右倾还是算小生产方式?
注意：毛主席说“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非常讲求科学规律和实际情况。我国的插秧机研究就走过一段弯路。上海研究插秧机时，有人就是不支持，只有柯老支持。后来样机到广州去试验成功。这时柯老在北京。有了成绩就谁都想要，当初反对的人听说成功了，马上下令生产五万台，可是生产出来的机器不能用，大多报废，那些人又缩回去了。这下罪过又必须推给别人，于是说柯老“都是你支持的，你负责。”结果61年就下马了。62年毛主席提出了可恶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后，当初搞插秧机的人要求平反，后来终于找出原因，当初的样机是用干木材造的，成批生产时用的是湿木料，不久就变了形。进入“十年浩劫”的极左时代时，插秧机终于开始推广。不过据说已被小日本盗走了技术，并得到了专利权，我们中国生产反而侵了他们的权。
曹注12：再次反对说假话。
曹注13：土(改良土壤)、肥(肥料)、水(水利)、种(培育推广优良品种)、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护，防治病虫害)、管(田间管理，耕作技术革新)、工(农用工具改革)。是毛主席提出的提高农业产量的八个途径。
曹注14：一吹：指吹牛、浮夸。二压：这里指逼迫下面夸大数字。三许愿：这里指以给好处诱使下面夸大数字。
曹注15：有人把毛主席压生产指标、对浮夸风和共产风“泼冷水”的做法，说是“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毛主席便有了“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的提法。不料后来这竟成了毛主席搞浮夸的“证据”。理由就是他说了“干劲一定要有”，助长了浮夸风和共产风。不知是不是改为“干劲一定不能有，假话一定要讲”就好了呢?有人就是这么做的呢!
曹注16：当时那些搞浮夸风、瞎指挥的人，似乎觉得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唯有自己才最正确。可在毛主席看来认识水平还很低，“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须再过十年才“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而且还是“在某种程度上”。
现在，事后诸葛亮们也许会在这篇《党内通信》中，用放大镜找出毛主席搞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等的“根据”来，这有什么办法呢?这些人就是这么个得性。但在当时，毛主席可是最“右倾保守”的了。
人的认识不能没有个过程，毛主席当时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可见不是象有人说的“只是到六零年大跃进失败后，才跟外国领导人说，经济建设还没有经验，因此目前还没有什么长期的设想。”不过到了1964年第三届人大时，毛主席已经有了规划，那就是到2000年，分两步实行四个现代化，其第一步在七十年代已经在我国实现了。
曹注17：在那个时候，有人是要当“大跃进的化身”的，是比毛主席更坚决的促进派。毛主席也就只好下定决心当个右倾机会主义者，准备被开除党籍了。八十年代后忽然认为大跃进失败了，那就赶快把责任推到毛主席身上。大跃进不是他发动的吗?那么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这个屎盆子必须赶快地扣在他的头上，不由分说。真搞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的人肯定存在，是谁，我可不能乱说。不过文化革命中说是刘少奇，当然这是十年浩劫的冤假错案，决不可以相信。至于柯老的对立面就不提也罢，谁有资格能与他抬杠呢?
党内通信(1)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五日)
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我到武昌已经五天，看了湖北六级干部大会的材料，同时收到一些省、市、区的材料，觉得有一个问题需要同你们商量一下。河南文件[1]已经送给你们，那里主张以生产大队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和分配单位。我在郑州就收到湖北省委三月八日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和粮食问题的规定[2]，其中主张“坚决以原来的高级社即现在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原高级社已经分为若干生产队的，应该合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不得再分。少数原高级社规模很小，经济条件大体相同，已经合为一个生产队的，只要是这些社的干部和社员愿意合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可以经过公社党委审查决定，并报县委批准。”我到武昌，即找周小舟[3]同志来此，和王任重[4]同志一起，谈了一下。我问小舟，你们赞成河南办法，还是赞成湖北办法?他说，他们赞成河南办法，即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因为他们那里一个生产大队大体上只管六个生产队。而这六个生产队，大体上是由三个原来的高级社划成的，即一个社分为两个队。后来又收到广东省委三月十一日报告，他们主张实行“三定五放”[5]。“三定”中的头一定“是定基本核算单位，一律以原来的高级社(广东全省原有二万三千个高级社，平均每社三百二十户左右)为基础，有些即大体相当于现在的生产队(或大队)，有些在公社化后分成二、三个生产队的，可以立即合并，成为一个新的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原有的高级社如果过小，一个自然村有几个社的，及虽不在一个村，而经济条件悬殊不大，经群众同意，也可以合并，作为社的基本核算单位”。这样，河南、湖南两省均主张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湖北、广东两省均主张以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究竟哪一种主张较好呢?或者二者可以并行呢?据王任重同志说，湖北大会这几天正辩论这个问题，两派意见斗争激烈。大体上，县委、公社党委、大队(管理区)多主张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即原高级社)支书绝大多数或者全体主张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我感觉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关系到三千多万生产队长小队长等基层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问题，采取河南、湖南的办法，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们觉得勉强，则宁可采用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致使我们脱离群众，而在目前这个时期脱离群众，是很危险的，今年的生产将不能达到目的。河南虽然已经作了决定，但是，仍请省委同志在目前正在召开的县的四级干部会议上征求基层干部意见，如果他们同意省的决定，就照那样办，否则不妨改一改。《郑州会议记录》[6]上所谓“队为基础”，指的是生产队，即原高级社，而不是生产大队(管理区)。总之，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久是行不通的。究竟如何办，请你们酌定。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五日，于武昌。
根据手稿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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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指《中共河南省委关于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和若干政策的规定》(草稿)和《中共河南省委六级干部会议总结提纲》(草稿)。
[2]指中共湖北省委一九五九年三月八日《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具体政策问题的决议(草案)》。
[3]周小舟(一九一二——一九六六)，湖南湘潭人。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4]王任重(一九一七——一九九二)，河北景县人。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5]“三定五放”，是中共广东省委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一日关于贯彻郑州会议决议的情况给中央并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的。“三定”是：(一)定基本核算单位，一律以原来的高级社为基础作为基本核算单位。(二)定领导人员，迅速搭起组织与管理生产机构的架子，加强领导，组织生产。(三)定一九五九年生产计划和粮、油、猪等商品包干任务，任务不要定得太高，防止层层加码，生产队(或大队)完成任务后的其余部分即归队自行支配。“五放”是：(一)下放劳动力，使生产队(或大队)的劳动力固定下来。将原来从生产队抽调出去的劳动力迅即进行清理，抽回一部分给原生产队，投入农业生产。(二)下放生产资料，土地、耕牛、农具等归生产队(或大队)所有并管理使用。(三)下放畜牧业，一律归生产队(或大队)所有和经营管理。果树及鱼塘等亦可同样下放给生产队经营管理。(四)下放原有的肥料厂。(五)下放粮食食堂粮食消费由各队自行安排。
[6]这个记录是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形成并下发的。记录共三部分：(一)《郑州会议纪要》;(二)毛泽东在会议上的讲话;(三)《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
党内通信(2)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
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关于县和公社的会议问题。
各省、市、区六级干部大会即将结束，是否应开县的四级或五级干部大会呢?我的意见应当开，并且应当大张旗鼓地开，只是一律不要登报。河南各县正在开四级干部大会，开得很热闹，很有益。河南省级负责同志正在直接领导几个县，以其经验指导各县。湖北、广东、江苏，均已布置全省各县一律开会。江苏省的江阴县委，已经布置开万人大会。河南有两个县是万人大会，多数县是四五千人的。我建议县应召开五级干部大会，即县委一级，公社党委一级，生产大队(或管理区)一级，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一级，生产小队(即生产组，又称作业组)一级，每级都要有代表参加，使公社的所有小队长、所有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所有管理区的总支书记和生产大队长以及公社一级的若干干部都参加会议。一定要有思想不通的人，观潮派算账派的人参加，最好占十分之一。社员中的积极分子，也可以找少数人到会。使所有这些人，都听到县委第一书记的讲话，因为他的讲话，比一般公社第一书记的水平要高些。然后展开讨论，言者无罪，大放大鸣，有几天时间，将思想统一起来。要使三种对立面在会上交锋:一种，基层干部与他们上级(公社和县)之间交锋;一种，思想不通的人与思想已通的人之间交锋;一种，十分之一的观潮派算账派(有许多被认为观潮派算账派的人，其实并不是观潮派算账派，他们被人看错了)与十分之九的正面人物之间交锋。辩论有三天至四天时间就够了。然后，再以三天至四天时间解决具体问题，共有七八天时间就很够了。县的五级大会一定会比省的六级大会开得更生动，更活跃。要告诉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和县委第一书记如何做工作。在会中，专门召集这些同志讲一次，使他们从过去几个月中因为某些措施失当，吹“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1]，暂时脱离了群众，这样一个尖锐的教训中，得到经验。以后要善于想问题，善于做工作，就可以与群众打成一片。应当讨论除公社、管理区(即生产大队)、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三级所有、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之外，生产小队(生产小组或作业组)的部分所有制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王任重、陶鲁笳[2]两位同志提出来的。我认为有理，值得讨论。县的大会在三月下旬即可完结，四月一个整月可以不开公社的代表大会了，忙一个月生产，开些小会，解决些具体问题，由各生产队在工作余暇，召开党员大会，再开群众大会，形成全民讨论。因为每个公社都有几百人在县里开过会了，问题已讲透了，可以直接进行工暇全民讨论。湖北已有些县在进行全民讨论。到五月间，全国各公社抽出三天时间(三天尽够了)，开人民公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代表要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正面的、反面的(不要地富反坏，但要有富裕中农)，讨论一些问题，选举公社管理委员会。这种代表大会，建议一年开四次，每次一天，二天，至多三天。公社第一书记要学会善于领导这种会议。我们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县委和地委都要注意加强公社的领导，要派政治上强的同志，去帮助政治上较弱的公社同志。地委要注意派人帮助领导较弱的县委。县和公社都要注意加强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一般是原来高级社)的领导骨干。以上只是当作建议，究竟如何处理较为适宜，请你们考虑决定，迅即施行。县开会时，公社各级都要留人领导生产，或交替到会，不误农时。
毛泽东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上午七时，于武昌。
根据手稿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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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一平二调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共产风”的主要表现，即：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县、社两级无偿调走生产队(包括社员个人)的某些财物。三收款，指银行将过去发放给农村的贷款统统收回。
[2]王任重，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一九一八年生，江苏溧阳人，当时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
粮食问题毛泽东（一九五九年七月五日）〔1〕
此两件〔2〕印发各同志。陈国栋同志的报告是一个重要文件。请各大区区长主持讨论，细致地讨论，讨论两次至三次。我基本上同意这个文件所述的意见。但觉：(一)假定今年年成比去年确实好的情况之下，征购一千一百亿斤，力争办到，这是变被动为主动的第一着。今年年成如果在秋收以后确实较去年好，确实证明无望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征购到这个数字呢?(二)下年度销售计划，我感觉不但一千另二十亿斤是太多了，这个文件上调整为八百五十五亿斤，似乎也略为多了一点。是否可以调整为八百亿斤，或者八百一十、二十亿呢?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可不可以呢?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余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仍然可以吃饱吃好，可不可以这样做呢?(三)多产粮，是上策。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为了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凡此种种，可以多收。既已多收，可以多吃(主要猪吃，部分人吃，例如菜)。(四)好好地精细地安排过日子。是否可以按照一九五七年的实际产量安排过日子呢?一九五七年的日子不是过得还不错吗?这样做，农民的粮食储备就可以增得较多了。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五)在今年秋收确实知道粮食比去年增产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划出牲口饲料、猪饲料两种，一定要比过去多些，是否可以有人粮的一半?人粮一斤，饲料半斤。各地情况不同，势必有多有少，但一定要下决心注意这个问题。除灾地外，饲料一定要比过去多些。增加饲料，极为有利。牲口是动力。一部分牲口是肉食奶食(老牛、菜牛、奶牛)。粪可肥田。皮、毛、骨、角，大有用处。吃肉多，吃粮少。动物蛋白，优于植物蛋白，人的体格会更发展，会更健康。猪是肉食，又有肥料。在三、五、七年以内，力争做到一亩田一头绪。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肥料的主要出路是猪，是一亩田一头猪。以上几点意见，只供同志们此次讨论的参考，切勿下传。不对之处，准备修改。
毛泽东 七月五日上午六时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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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这是毛泽东为印发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关于一九五九至一九六零年度粮食分配和粮食收支计划调整意见的报告写的批语，题目是毛泽东拟的。
〔2〕指陈国栋一九五九年七月四日关于一九五九至一九六零年度粮食分配和粮食收支计划调整意见的报告。
大跃进中毛泽东对山东范县“共产主义试点”的否定
强国论坛发表了一个叫“思闻”的网民的文章，美其名曰"毛泽东“相信‘亩产二万斤粮’的证据”。这是一篇胡搅蛮、缠颠倒黑白的帖子。
很不客气地说，我基本认定“思闻”这类人搞所谓的历史，是弱智在搞历史。
在1958年11月初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曾对山东范县在大跃进期间报上来的一份文件“保证亩产二万斤，争取三万斤...保证亩产籽棉一万五千斤，争取二万五千斤”作过一个模棱两可的批示，这便被这类人捉住，作为所谓“相信亩产二万斤粮”的“证据”，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该文件毛泽东批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陈伯达、张春桥、李友九三同志有意思前去看一看吗?行路匪遥，一周可以往还，会后出征，以为如何?”
不了解历史真相的读者读了“思闻”的文章，也许以为毛泽东确实是相信了共产风和浮夸风，确实是相信“亩产万斤”了。然而稍翻史书和毛选，便知“思闻”是在完全颠倒黑白。
首先，从毛泽东的批语中你能看出他的态度是相信吗?错，可以肯定地说，毛泽东的基本态度是不信。道理很简单，既然信了，又何必耗费时间、精力特地派出中央几大要员去一个小小的县调查且数日内就须拿出调查结果来呢?可见他对这件事的重视。毛泽东一贯倡导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而现在调查尚未展开，凭什么一口咬定毛泽东就“相信”了呢?这于事理上显然是说不通的。在没有调查之前，毛泽东是不会认为自己在这个时候就有做出结论的权利的。当时也不便对国家二把手搞出来的点型直接表态，他既不好肯定也难以否定，既不能信其有也不能信其无。或许有人会说，那你还说毛泽东的基本态度是不信，不是自相矛盾吗?不是的，第一，我们要看毛泽东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对于范县的那个计划是否还有别的说道。第二，我们要看陈伯达等人调查回来之后毛泽东作出了怎样的说法。我认为这是认定事实的至为关键之处。遗憾的是，对此“思闻”的帖子里却完全没有了下文!
首先说明，史料上说，范县是刘少奇委托陈伯达在大跃进期间搞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一个试点(另一个或几个中包括河北徐水)，而范县的“建成共产主义”的计划是由陈伯达带着范县县委第一书记递到郑州会议上来的。那个时候，大家都在热心搞社会主义，建设共产主义，毛泽东当然不能随便往基层干部的头上泼冷水，因此批语中在略表褒扬鼓励的同时又留有相当的保留和节制，是符合逻辑的。以“思闻”这类人的阅读水平，当然读不出这寥寥数句批语的“个中三味”——这第一味，“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语带调侃，其实也不无风刺之深意。这第二味，“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匆促。只三年，也不要紧嘛”，油然一种应付的态度，也不无气愤、风刺之意;“三年不成，顺延也可以嘛”，这一句则清楚地表明了毛泽东在内心是根本不相信这个县能够在短短三年内就建成共产主义、亩产搞到“二万斤”的。但材料是基层送上来的，又是国家二把手搞的点型，毛泽东在批语中自然不能横加指责，也不便严加批评，因为那材料及批语是要发给全国县级以上干部看的。加之这件事到底如何，也要等到调查结果出来之后才能定论。
那么，陈伯达的调查结果出来之前，毛泽东还对范县的事说过什么话呢?
两天之后，还是在同样的会议上(第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在部分中央和省级领导范围内发表了他对范县“那首诗”的评论。场合不同，毛泽东的说法肯定就比较直接了，他说：“许多人避而不谈商品和商业问题，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产主义似的。人民公社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个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现在我们的经济学家不喜欢经济学...这些人不赞成商品生产，以为苏联已经是共产主义了，实际上还差得很远。我们搞社会主义只有几年，则差得更远...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谎报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人民日报》最好要冷静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现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大跃进把有些人搞得糊里糊涂，到处都是诗。有人说“诗无达诂”，这是不对的。诗有达诂，达即是通达，诂即是确凿...。试图搬斯大林，继续对一些同志作说服工作。我自以为是正确的，如果对立面的同志正确，那我服从。”(《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十日)
显然，“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大跃进把有些人搞得糊里糊涂，到处都是诗”，这才是毛泽东内心想要说的。这“糊里糊涂”当然包括了那位范县的县委书记，包括了大批省级领导，也包括了陈伯达和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当然，也包括了事过40多年之后还在这里胡搅蛮缠的“思闻”一类弱智人等。
那么，陈伯达等人去山东调查回来之后，毛泽东对于调查结果怎么说的呢?这是最为关键的。对此，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的谭启龙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正是反毛的高潮期)撰文披露：“1958年11月上旬，毛泽东同志在郑州召集部分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开会(即第一次郑州会议)，广泛地讨论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会上，对陈伯达等人提出的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错误主张进行了尖锐批评。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在我们送他审阅的《山东范县两年进入共产主义》的材料上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要陈伯达、张春桥、李友九三人“前去看一看”。会后，他们到范县去了一趟。毛泽东同志听了他们的汇报后说：‘加一个0(即20年)也不行。’这对当时刮起的‘共产风’起到了遏制作用。”(谭启龙《坚持实事求是深入调查研究》)
请看!你不是说1960年就能建成共产主义吗?你不是说两年就能搞到亩产2万斤吗?毛泽东说，加一个0(即20年)也不行!
近年，经中共中央审批出版，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纂的权威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一书中对此事是这样说的：“讲完了四十条，毛泽东把话题转到斯大林《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他要求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都要研究其中的第一、二、三章。他强调指出：‘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产品只是一部分，多数产品是通过买卖进行商品交换。’‘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行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 “十一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武昌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围绕人民公社问题和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着重讨论了高指标和浮夸风问题……他担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干部中存在一种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趋势。他说：我们乡以上的干部，没有一百万，也有几十万，就是要过渡得快，越早越好，抢先于苏联。他说：我们现在是一穷二白，五亿多农民人均年收入不到八十元，是不是穷得要命?我们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苏联一九三八年宣布社会主义建成了，现在又提出，从现在起十二年准备进入共产主义的条件，因此，我们就要谨慎。我们有说两年的，也有说三年的，也有说四年的，也有说五年的，就要进入了，哪有那个事呀?范县说两年进入共产主义，我派了几个同志去看了看，他们说‘难于进’”。
再退后一步讲，1958年11月初的郑州会议，本来就是因为毛泽东不相信虚报的数字，为扼制当时的浮夸风、共产风而召开的一次纠左会议，会上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实事求是，坚持走群众路线，不许强迫命令，不许虚报成绩、隐瞒缺点，点名指出某些人把持下的“《人民日报》最好要冷静一点。”在这么一种大背景下，毛泽东的内心会相信‘亩产二万斤粮’的说法吗?
还有人要继续污蔑毛泽东“相信亩产二万斤粮”吗?难道“思闻”一类不正好可忝身于那些大刮浮夸风的人的行列吗?只不过相比起来，“思闻”多出了一个伎俩，这就是颠倒黑白。不过弱智终究只是弱智，“思闻”的鬼把戏演到头了。山东范县的事例，不是什么毛泽东相信“亩产万斤”的证据，恰恰相反，正是毛泽东否定“亩产万斤”、否定“共产风”和“浮夸风”的确凿证据。山东范县的事例，恰恰证明毛泽东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是清醒地和坚定地坚持实事求是路线的光辉典范。
毛泽东写下那段批语的会议，即1958年11月份召开的郑州会议，是中共中央在“大跃进”的高潮阶段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毛泽东高瞻远瞩，在全党首先觉察到了大跃进中存在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陈伯达(背后是刘少奇)的“假共产主义”，严厉批评了“共产风”，反复强调要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界限，要重视价值法则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严厉批评了谎报产量的现象，压缩了各部委及下面制定的高指标。同时，根据史料，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否定了刘少奇委托陈伯达搞的山东范县“1960年建成共产主义”的试点，否定了刘少奇派陈正人在河北徐水建立的“共产主义试点”。可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在会上许多实事求是的意见在党内受到了程度不同的阻力，在后来执行中也被走了样。而这个阻力，其实在毛泽东所说的“试图搬斯大林，继续对一些同志作说服工作。我自以为是正确的，如果对立面的同志正确，那我服从”中已然可显。为此毛泽东连续不断地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来加以纠正，且不得不写下了三封著名的《党内通信》，这些后话这里就不细说了。
看到这里，人们不禁要问：在1958年11月9-10日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为什么严肃批判“共产风”、“浮夸风”，并点了《人民日报》的名，要求“《人民日报》最好要冷静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呢?下面贴出几幅照片，请看一下当时某些人主持的经济工作及把持下的《人民日报》纠竟是怎么做的。附照片：
另外，最近又有人把毛泽东对《安国的小麦千亩天下第一田》一件的批文“此件可看”，也拿来作为毛泽东相信亩产万斤粮的依据。看看该文的批复时间1958年11月20日，为第一次郑州会议开过后刚刚10天，也是在第二次郑州会议召开之即(11月21日)，其意与对“山东范县”一件的批复如出一辄。公文不能不批，但批文只有四字，“此件可看”，让那些分管具体工作的都来看看此件，还知责、知耻否?可笑那些以此批件来谛毁毛泽东者的无智。附照片：
下面让我们看一些史实来还原一下历史：
1958年北戴河会议后，毛泽东到河北等刘搞的几个共产主义村调查，发现其在河北、山东、江苏、河南等地的试点工作及其许多讲话犯有严重“左”倾错误，而宣传口主要责任人邓在舆论宣传工作方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人民日报》登了许多坏文章、坏报导，在干部队伍和广大群众中造成了极大的混乱，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有的甚至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急于宣布实行全民所有制，大刮“共产风”、浮夸风，搞穷富拉平，剥夺农民，否认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实行直接地物质分配，不得不自1958年11月至69年3月连续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海会议等一系列会议，下了极大力气对某些人的“左”进行了坚难的纠正。
第一次郑州会议（1958.11.2—10日）
1958年11月2日—10日，毛主持召开了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和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史称第一次郑州会议)。会议开始，毛首先领读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接着阐述了人民公社出现的历史必然性，着重指出了人民公社运动当前存在的问题。
一、强调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现阶段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肯定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针对当时普遍存在混淆两个社会发展阶段，混淆两种所有制的思想情况，毛为会议安排的第一个议题，就是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要不要划一条钱，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他在讲话中指出，现在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大线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两条线一定要划清，不能混淆。他还肯定人民公社的性质，目前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毛反复强调要划清两个阶段和两种所有制的界限。毛强调这一点就是要澄清许多干部的混乱思想，遏制严重泛滥的“共产风”。(毛以上讲话内容，见他4日和10日讲话稿)
二、指出取消商品经济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强调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大发展。毛在会上多次批评刘同志和陈伯达等人主张取消商品经济的错误观点。他说：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不少人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商品的差别，没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毛在讲话中强调：现在还是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来做为一种有用的工具。我们国家是个商品生产不发达的国家，现在又很快的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还要发展，这是肯定的，有积极作用的。10日，毛在会上讲述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时说：有些同志读马列主义书时是马克思主义，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第三十六条(指会议起草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 中的第36条——引者注)的写法就是证明，尽量用不明显的词句来蒙混过关。斯大林说：有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剥夺农村的小生产者。我国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全民所有，废除商品，实行调拨，那就是剥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要看它同什么经济联系，商品与资本主义联系就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联系，就不是资本主义，就出社会主义(毛11月9、10日在郑州会议上讲话文稿)。
三、实事求是，不许说谎虚报：坚持走群众路线，不许强迫命令。毛提出，要把改进干部工作作风，注意工作方法当成重点。他强调：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说慌，人民是骗不了的。他修改会议决议草案时，专门加了一节《工作方法》：在人民公社中，由于群众生活的集体化程度更多了，干部工作作风的好坏，对群众生活影响更大了，必须特别注意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允许用简单化的行政命令手段处理有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对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要采取老实态度，反对虚报成绩;隐瞒缺点。
第一次郑州会议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义》(草案)。
四、建议读两本书，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澄清混乱思想，统一思想认识。
会议期间，毛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信，建议认真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另一本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他在信中写道：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有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予澄清。(毛：《关于读书的建议》1958年11月9日)
第一次郑州会议起草了两个文件，—是《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年)，二是《郑州会议纪要》，后改为《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根据毛的意见，这两个文件都没有下达，而后提交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修改、审议。11月12日，毛致信邓同志说：“郑州会议就是一个为武昌会议准备文件的会议。”由于当时中央领导层许多人对于当时的经济发展形势仍存在不切实际的估计，继续坚持工农业生产的一些高指标，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问题严重性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尽管毛在会上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思想主张，但第一次郑州会议仅仅为纠正“左”倾错误开了一个头。
第一次郑州会议结束后，11月13日，毛致信刘同志、邓同志，要求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同志，再加若干同志，在几天内开三至四次会：
1、讨论第一次郑州会议我起草的两个文件。当作问题提出，征求意见。
2、讨论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意见书”部分的第一、二、三章，各省也要照办。
毛说：这样做，是为了对武昌会议先做准备。所谓当作问题提出，即对每一个问题，都提出正反两面。例如，对一条线划清界限问题，提出划线好，还是不划线好?对商品问题，提出现阶段要商品好，还是不要商品好?其它问题以此类推。
尽管毛千辛万苦力纠“左”倾错误，对刘同志和邓同志等人进行耐心的教育，然而他们听了吗?没有。郑州会议结束后不久，他们照样利用掌握的人民日报鼓吹浮夸风。11月21日，人民日报以显著标题报道：广东又一个实现粮食平均亩产1000斤以上的省份，平均亩产粮食1600斤，30多万亩晚稻特大丰收，比去年亩产增加2.2倍。“共产风”、“高指标风”，照旧鼓吹，有增无减。为此，在10天之后的武昌会议上，引起了毛泽东的震怒。
武昌会议（1958．11．21—27日）
为继续纠正“左”倾错误，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毛在武昌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毛在会上多次讲话，反复地讲纠正“左”倾错误的意见。其要点：
1、批评抢先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空想。▲毛泽东说：现在有的人吹得太大了(按：指刘同志)，我看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现在一吹，吹得那么厉害，想当先锋，这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度量，有相对的规律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说过渡就过渡。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不但要具备有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而且还要有国际条件，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2、指出人民公社，要么亡，要么不亡。毛泽东在21日的讲话中指出：人民公社还是要议一下，总得有那么个决议，或者搞个指示。杜勒斯、蒋介石他们都说，我们不搞人民公社还不会亡，一搞这个东西，就一定会亡。你不要说他没有道理。总有两个可能性，要么亡，要么不亡。毛泽东说，我脑子里头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人民公社究竟怎么办才好?经过这次讨论，如果是多数人，比如十个人里头有六、七个人，都说那个办法比较好，那么办法就比较可靠了。显然，毛泽东是要集思广益，要大家出主意想办法，认真研究如何办好人民公社。
3、强调“压缩空气”，把搞指标压下来。11月21日，毛泽东就压缩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问题说：▲我再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低调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了。▲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500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万人。死5000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明年3000万吨钢(按：北戴河会议决定1959年钢产量为2700—3000万吨——笔者注)，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
11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第二次讲话强调说：我们的脑筋正在这里压缩空气。物质不灭，空气还是那么多。但是，压缩成液态或者固态，使它凝一点。关于生产指标问题，他说：以钢为纲，带动一切，究竟什么指标为好?北戴河会议后两个半月的经验，对我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想到恐怕明年2700到3000万吨难于办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一种办法，把指标减低?▲他还说：你打我通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我才能通，你得说我才能服。你们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这些话，反映了他要求压缩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的迫切心情。
4、批评弄虚作假的浮夸风。毛泽东在会上专门讲了反对作假的问题，他强调提出：我看我们的经济事业是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合乎实际。▲毛泽东要求人们讲老实话，说现在有一种空气，只许讲成绩多，脸上有光，得到奖励。要讲实话，比如讲牛的尾巴生在屁股后面，这是老实话，动物的尾巴总是要生在后面的。
5、强调破除迷信，但不要把科学破除了。毛泽东在23日的讲话中提出：破除迷信，现在有些人把科学破除了。比如，第一条科学人是要吃饭的。这不但是科学，这是自然规律，客观法则，存在于人的思想意识之外的，没有一处地方证明人可以不吃饭。▲他强调指出，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凡科学一定要保护。
6、指出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现在还有用。▲毛泽东说：资产阶级法权，目前只能破除一部分。三风五气、老爷架子、工资过高过大的悬殊、猫鼠关系，这些东西要破除，彻底破除，反得越干净越有力越好。另一部分，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还带有一点强制性，则不能马上破除。社会主义时期，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现在有用，因为它有用，我们要保护它，使它为社会主义服务。(选自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1月23日)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1958.11.28—12．1日）
1958年11月28日—12月1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根据毛的意见，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一方面，对人民公社给予充分肯定;另一方面，从理论上和政策上阐述了一系列重大问题。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前—时期党中央和毛纠正“左”倾错误的认识成果。
一、批评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的空想。重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强调大力发展生产力。《决议》指出：无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
《决议》中的这些精彩文字都是毛修改时加进去的，是专门对刘同志和邓同志等人在《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的社论以及刘在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地视察中所鼓吹的错误做法而进行的批评。为使读者研究，现将毛在《决议》中加进去的文字转录如下：
▲“必须指出，集体所有制对于今天的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发展，仍然有它积极的作用。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迟早，取决于生产发展的水平和人民的觉悟水平，这是客观存在的形势，而不能听凭人们的主观愿望，想迟就迟，想早就早。因此这个过渡只有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分期分批地实现。如果看不到这些，把成立公社和实现全民所有制混为一谈，过于性急，企图在农村中过早地否定集体所有制，急忙地改变为全民所有制，那也是不适当的，因而是不可能成功的……”。
▲“每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个相当长和相当复杂的发展过程，而在这整个过程中，社会的性质仍然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经济上发展程度不同的两个阶段。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产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更合理，但是，这只有产品极大丰富了以后才可能实现。没有这个条件而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会妨害人们劳动的积极性，就不利于生产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产品的增加，也就不利于促进共产主义的实现。因此，在人民公社社员收入中，按劳分配的工资部分，在长时期内，必须占有重要地位，为了促进社员劳动的积极性，也为了使社员在生活中的复杂的需要比较容易满足，公社必须努力使社员所得工资逐步增加，并且在若干年内，必须比供给部分增加更快。即使已经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以后，由于社会产品还没有丰富到足以实现共产主义，人民公社在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仍然将保留按劳分配的制度。企图过早的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而代之以按需分配的原则，也就是说，企图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共产主义，无疑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空想。”
▲“无论由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只有生产力发展到某种状况才会引起生产关系的某种改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条基本原理。同志们要记着，我国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是很低，苦战三年，加上再努力若干年，全国的经济面貌可以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但是那时离开全国高度工业化，全国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的目标，还将有一段不少的距离：就是离开社会产品大大丰富、劳动时间大大缩短、劳动强度大大减轻，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而没有这些，当然就谈不到人类社会的更高发展阶段——共产主义。因此，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那样做，不仅是一种轻率的表现，而且将大大降低共产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伟大的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长了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有关刘同志的“穷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论调，请参阅本论著前面的有关文章)
二、“决议”对否定商品生产和浮夸风作了有力批判：
1、批评企图否定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的错误观点。决议强调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必要和重要性。《决议》提出：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两个重大原则问题，必须统一认识。有些人在企图过早的“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企图过早的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的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
这里以决议的形式，对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这两个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重大原则作出明确肯定。
2、批评浮夸风。“决议”要求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把经济工作越做越细。《决议》指出：目前社会主义建设中值得注意的一种倾向是浮夸。这是同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不相容的，是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不利的。经济工作必须越做越细致，各级领导人员必须善于区别事物的真相和假象。区别有根据的要求和没有把握的要求，对情况的判断必须力求接近客观实际。
尽管毛一再强调“压缩空气”，降低生产指标，但会议通过的《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规定的粮、棉、钢、煤等四大指标仍然偏高。如钢的产量由2700—3000万吨降为1800万吨左右，仍没有降到应该的合乎实际的数字。
三、全会期间，毛于12月1日，撰写了《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文，在写到事物的两种可能性时指出：虚假的可能同现实的可能性又是两件东西，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做分析，只要热，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
四、12月9日，毛在六中全会上讲了12个问题。并对继续纠正“左”倾提出了以下意见：
——“对苦战三年，基本上改变农村面貌”的口号有怀疑。毛指出：本来我对苦战三年改变农村面貌，是有怀疑的，但是后头不知道那一天就推广到全国去了。4月在武昌10个省委书记开会的时候，我提出过这个问题。我说，可以不可以改为苦战三年，初步改变农村面貌。把这个基本改变全国面貌的口号时间拖长—点。这个意见无疑是当机会主义，这样的机会主义我很愿当，当了有味道。
——指出围绕人民公社问题，有一大堆思想搞不清楚。这个决议的主要锋芒是向着急这方面的。毛在讲到党内外争论时说：最近围绕人民公社这个问题，有各种议论。我看，大概可能有几十万干部对这个问题有一大堆思想搞不清楚。一人一说，十人十说，大体上有几说：一说就是性急了一点，纷纷宣布自己是全民所有制，纷纷宣布两年或三年或四年进入共产主义。缺点是太急了一点。我们这一回作这个《决议》主要锋芒是向着急这方面的，就是说，不要太急，太急了没有好处。
——要求做到计划要留有余地，让群众的实践超过计划。毛认为，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学说，在我们国家1958年有一个很大的发展。他说，现在要搞一个空气压缩机，把空气压缩一下，我们脑子里的空气还是那么多，但是，压缩一下，留有余地，提出的计划低一点，让群众的实践超过计划。我看这也是一个辩证法的问题。
——强调要估计人民公社和人民政权存在着巩固和垮台的两种可能性。毛指出：巩固和垮台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他说，我倒是借这个机会讲一下这些倒霉的事情，无非是人民公社垮台，共产党垮台、崩溃、分裂，剩下一些游击队。他强调：不过，我们有一条马克思主义基本规律管着，就是说，我们这些倒霉，不管怎么样，总是暂时的，就整个说，是局部的。帝国主义、世界上的资产阶级，一定要灭亡，是永久的，以后就没有了。而社会主义事业，有损失，有失败，因为我们搞的不好。那种挫折、那种分裂、那种失败，甚至灭亡，都是暂时的，不久就要恢复。
毛的这番话是就人民公社问题说起的。一方面，他希望人民公社巩固，力求巩固;另一方面他又担心人民公社垮掉。充分展现了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的深邃认识和郑重态度。
毛这番话是在三十多年前说的，然而，对于我们今天正确看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挫折、失败，仍然具有震聋发聩的指导作用。
——“决议”澄清了有些人以为公社化要把个人现有的消费财产拿来重分的误解。指出：“社员个人所有的生活资料(包括房屋、衣被、家具等)和在银行、信用社的存款，在公社化以后，仍然归社员所有，而且永远归社员所有。”并允许社员可以保留宅旁的零星树木、小农具、小工具、小家畜和家禽等;也可以在不妨碍参加集体劳动的条件下，继续经营一些家庭小副业。
——“决议”规定人民公社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制度，一般可分为公社管理委员会、管理区(或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管理区(或生产大队)一般是进行经济核算单位，盈亏由公社统一负责，生产队是组织劳动的基本单位。
——“决议”规定抓紧1958年12月至1959年4月时间，结合冬季和春季的生产任务，进行一次整社工作。
——“决议”仍然反映了一些“左”的东西。如说供给制“吃饭不要钱”是“共产主义因素”，说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规定公社统一负责盈亏等。
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毛从1956年就提出不作下届共和国主席的建议，这次会议同意了毛的意见，会议《公报》说：八届六中全会在经过了充分的、多方面的考虑以后，决定同意毛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做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1958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会议内定由刘同志接任这一职务，并由他酝酿提名下届政府领导人人选名单，交党的八届七中全会审定，再交人大选举。关于内定刘接任毛当共和国主席一事，有个材料记载，现录如下，供读者参考：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召开，毛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在会上正式提出：我不能再做国家主席了，我应当退到后台上，让别人干。他没有指名让谁来当国家主席。这个提议使大多数不知内情的与会者感到愕然。经过一阵沉默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同志说，都不提，我提刘同志当国家主席。没有人表示不同意，毛本人也没有反对。这样大家鼓掌通过，同意毛提出的不做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建议。1959年4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大会上，刘同志当选为国家主席。（萧心力主编：《巡视大江南北的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56页）。
刘同志推行“左”倾错误受到批评，但是，他的职位却提高了，并且由他组阁，这无疑会增加毛纠正“左”倾错误的难度。
第二，毛虽然在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上花了很大力气纠正“左”倾错误，并且亲手在《决议》中加了大量纠正“共产风”的文字，然而在《公报》中对毛所作的努力却只字未提，这说明以刘同志、邓同志为首的坚持“共产风”的势利还相当大。
第三，反浮夸风，也是这次会议重点之一，然而《公报》中只用“反对浮夸”一句话带过。毛反对浮夸风的许多精彩讲话，也支字未提。
第四，钢、煤、粮、棉四大指标虽然降低了一些，但仍然编高。《公报》用大量文字加以渲染，并号召全党全民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实现比1958年更伟大的跃进。这说明，当时中央领导层中，以刘同志、邓同志为首坚持高指标的领导还占有相当数量，要使他们脑子冷下来，看来还要花一番气力，毛少不了还要发几次大火，再给这些人头上泼几大盆冷水。
八届六中全会，是在毛领导下，主动纠正工作中的“左”倾错误的一次重要的会议。虽然全会通过的决议仍肯定了一些“左”的东西，订的经济建设指标仍然偏高，但是它的锋芒主要是纠正急于过渡的“左”倾思想，对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次郑州会议（1959．2．27—3．5日)
八届六中全会以后，1959年2月下旬，毛赴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调查研究，发现八届六中全会《决议》做出的关于纠正“共产风”的决定精神并未贯彻“一平、二调、三收款”的现象仍然相当严重。于是，毛于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专门研究纠正“共产风”的问题。
在会议中，毛对“共产风”进行了更严厉的批评。他说：从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主要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公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筷等无偿归公社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这样一来，“共产风”刮遍全国。他批评说：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都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
他又说：我代表1000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按：当时如果谁反对刘同志推行的“共产风”就被他们批判为右倾，所以毛这样说——笔者注)，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为了引起大家重视，在3月5日的发言中，毛严厉的批评说：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谓之抢，青帮叫偷，抢和偷的科学名词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毛把“共产风”上纲为“左”的修正主义，冒险主义。他批评说：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想快反而慢。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己弄清，但根本不执行，等于放屁。毛在会上多次讲话，强调要整顿公社内部的所有制，进一步解决“共产风”问题。
一、指出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发展过程，目前必须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毛说：现在，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部，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他强调，目前人民公社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有极大的重要性。这就有力地批评和纠正了刘同志所鼓吹和推行的，一律实行公社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错误做法。
二、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纠正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两种错误倾向。毛在分析—平、二调、三收款的现象后，指出：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过头热是不对的。为纠正这两种倾向，他提出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指标，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按：刘同志搞的则是：全社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各大队、各小队的收入统一交公社，支出由公社统一支配，供给标准、工资水平全公社基本一致——笔者注)
三、指出“共产风”的实质就是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毛指出：公社化后刮起了“共产风”，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他严厉批评这种行为是强盗行为，是旧社会上海青帮、红帮流氓集团的偷、抢行为。在共产党内绝对不允许这样做。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占有人民的劳动成果呢?他在一个文件批语中指出：这是“左”倾冒险主义思想行为。(毛1959年2月28日对山西省委《关于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决议》的批评)。
上海会议（1959．3．25—4．1日）
1959年3月25日—4月1日，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在会上作关于工作方法问题的讲话。会议检查了农村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3月30日，毛在一个文件的批注中改变了第二次郑州会议关于旧账“一般不算”的规定。指出“不对，应改为旧账—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1959年的多封《党内通信》
毛泽东当时非常繁忙，他不仅要关注经济工作，更要把大量的心血倾注到外交、军事和思想文化建设等许多方面。当时很紧张的一块就是支持阿拉伯人民的独立运动，对美、对苏、对台政策，部署金门炮击、西藏平叛等等。毛泽东在繁忙的工作中，连续召开这么多次专门会议，可见他对此事的重视程度。可他的这番努力受到了许多人的抵制，最后他不得不于1959年3月9日、3月15日、3月17日、4月29日连续写下了多封著名的《党内通信》。其中《给基层干部的信》的开头就是“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
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为了纠正某些人的“左”倾错误——浮夸风、“共产风”、穷过渡……毛泽东从马列主义理论指导，到具体政策的安排，到工作风、工作方法、无一不深邃，无一不详尽，无一不严格。有时苦口婆心，要求实事求是，把经济工作越做越细。有时疾言厉色，说，我代表1000万队干部、5亿农民呐喊……。有时和风细语，要求爱惜农民一草一木，一鸡一羊。有时大发雷霆，说，“共产风”是偷、是抢、是贼、是剥夺劳动者。有时发怨言、发牢骚，说，你们不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去到马克思那里告状。有时耐心细致不厌其烦，亲自给某些一些读书。
这些事实告诉人们，某些人的“左”倾顽症，必须下猛药，猛下药。毛泽东这样做，一则是要把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引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轨道，同时也是为培养接班人煞费苦心。毛泽东既然当时选定了他们作接班人，就要手把手地教，给他们读书、讲道理，教他们工作方法、领导艺术……。毛泽东对属下的关爱、淳厚、善良、公正、无私，将如日月江河永存！
附照片：
此照即为当年(1958年)毛泽东在河南农村视察的场面。他是要亲自下地看的。他是农村出身，是明白种地的道理的。不象有的人只在家里听汇。
毛泽东在1958年第一次郑州会议上的部分谈话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1]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十日)
一、许多人避而不谈商品和商业问题，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产主义似的。人民公社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个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我们的经济学家不喜欢经济学，苏联也是这样，认为谁说到价值法则谁就不名誉似的，表现在雅罗申柯写的一封信上。这些人不赞成商品生产，以为苏联已经是共产主义了，实际上还差得很远。我们搞社会主义只有几年，则差得更远。
列宁曾经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苏联那时城乡商品流通有断流的危险。我们在一九五○年也曾有过这种危险。现在运输情况不好，出现半断流的状态。我看要向两方面发展: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发工资，不能提高生活。
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谎报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偃师县原想瞒产，以多报少，也有的以少报多。《人民日报》最好要冷静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
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要再看一遍。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要研究一下，都要研究这本书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过去看，不感兴趣，现在不同了。这三章中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东西，也有一些写得不妥当，再有一些他自己也没有搞清楚。
第二章、第三章，讲商品和价值法则，你们有什么看法?我相当赞成其中的许多观点，把这些问题讲清楚很有必要。斯大林认为在苏联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在我们国家就不同，生产资料又是商品又不是商品，有一部分生产资料是商品，我们把农业机械卖给合作社。
进入共产主义要有步骤。我们向两方面扩大:一方面发展自给性的生产，一方面发展商品生产。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在这方面，斯大林讲了许多理由。商品生产有没有消极方面呢?有就限制它嘛!
我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印度的铁路、纺织比中国发达。去年我们生产粮食三千七百亿斤，其中三百亿斤作为公粮，五百亿斤作为商品卖给国家，两项合起来商品粮还不到粮食总产量的四分之一。粮食以外的经济作物也很不发达，例如茶、丝、麻、烟都没有恢复到历史上的最高产量。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否则公社发不出工资。例如河北省分三种县，一种只够吃饭，一种需要救济，一种除吃饭外还能发点工资。发工资又分几种情况，有的只能发几角钱。因此，每个公社在生产粮食以外还要发展能卖钱的东西，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产品只是一部分，多数产品是通过买卖进行商品交换。
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现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
二、大跃进把有些人搞得糊里糊涂，到处都是诗。有人说“诗无达诂”，这是不对的。诗有达诂，达即是通达，诂即是确凿。
睡不着觉，想说一点。试图搬斯大林，继续对一些同志作说服工作。我自以为是正确的，如果对立面的同志正确，那我服从。
现在仍然是农民问题。有些同志忽然把农民看得很高，以为农民是第一，工人是第二了，农民甚至比工人阶级还高，是老大哥了。农村在有些方面走在前面，这是现象，不是本质。有人以为中国的无产阶级在农村，好像农民是无产者，工人是小资产阶级。这样看，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有的同志读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者，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这一股风，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至于群众，也有些昏昏沉沉。于是谨慎小心，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第三十六条[2]的写法就是证据，尽量用不明显的词句，来蒙混过关，以便显得农民进入共产主义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这是关系到几亿农民的事。斯大林说不能剥夺农民。我国人民公社，不但种子，还有肥料、产品，所有权在农民。国家不给它东西，不进行等价交换，它的产品也不会给你。是轻率地还是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好呢?修武县县委书记，不敢宣布公社是全民所有制。他第一条是怕有灾荒，农业减产了，发不了工资，而国家又不能包下来，不能给补贴;第二条是怕丰产了，国家把粮食调走。这个同志是想事情的，不冒失。我们没有宣布土地国有，而是宣布土地、种子、牲畜、大小农具社有。这一段时期内，只有经过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才能引导农民发展生产，进入全民所有制。
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时期，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我以为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例如畜产品、大豆、黄麻、肠衣、果木、皮毛。现在有人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不要商业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把陕西的核桃拿来吃了，一个钱不给，陕西的农民肯干吗?把七里营[3]的棉花无代价地调出来，会马上打破脑袋。这是不认识五亿农民，不懂得无产阶级对农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恩格斯曾经说过，“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4]产品在旧社会对人是有控制作用的。斯大林对恩格斯的这个公式所作的分析是对的，斯大林说:“恩格斯在他的公式中所指的，不是把一部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而是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即不仅把工业中的生产资料，而且也把农业中的生产资料都转归全民所有。”“恩格斯认为，在这样的国家中，在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同时，还应该消除商品生产。”[5]现在我们的全民所有是一小部分，只占有生产资料和社会产品的一小部分。只有把一切生产资料都占有了，才能废除商业。我们的经济学家似乎没有懂得这一点。
斯大林说，有一种“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应当剥夺农村的中小生产者。[6]我国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废除商业，实行产品调拨，这就是剥夺农民，只会使台湾高兴。我们在一九五四年犯过点错误，征购粮食太多了，全体农民反对我们，人人说粮食，户户谈统购，这也是“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不知道农民手里到底有多少粮。这还是征购，只是过头了一点，农民就反对。曾经有过这种经验，犯过这种错误，后来我们就减下来了，决定只征购八百三十亿斤。现在农民的劳动，同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种子、工具、水利工程、林木、肥料等)一样是他们自己所有的，因此有产品所有权。不知道什么道理，我们的哲学家、经济学家显然把这些问题忘记了。忘记了这一点，我们就有脱离农民的危险。
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生产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我国还有没有资本家剥削工人?没有了，为什么还怕呢?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斯大林的话完全正确，他说:“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7]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生产从古就有，商朝的“商”字，就是表示当时已经有了商品生产的意思。把纣王、秦始皇、曹操[8]看作坏人是完全错误的。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只是损失太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以致亡了国。说什么“血流漂杵”[9]，纣王残暴极了，这是《书经》中夸张的说法。所以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10]在奴隶时代商品生产并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斯大林说，商品生产“替封建制度服务过，可是，虽然它为资本主义生产准备了若干条件，却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11]斯大林的这一说法不很准确，应该说:封建社会这个母胎中已经孕育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一九四九年七届二中全会[12]上，我的报告中就说到限制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问题，对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不是漫无限制地任其泛滥。从一九五○年开始，我们让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发展了六年之久，但同时已经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对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一九五六年，他们实际上空手过来了，斯大林所说的“一些决定性的经济条件”[13]，我们已经完全有了。斯大林说:“试问，为什么商品生产就不能在一定时期内同样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并不引导到资本主义呢?”[14]这句话很重要。已经把鬼吃了，还怕鬼?不要怕，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把五亿农民引导到全民所有制。商品生产是不是有利的工具?应当肯定说:是。为了五亿农民，应当充分利用这个工具发展社会主义生产。要把这个问题提到干部中进行讨论。
劳动、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统统是农民的，是人民公社集体所有的，因此产品也是公社所有。他们只愿意用他们生产的产品交换他们需要的商品，用商品交换以外的办法拿走公社的产品，他们都不接受。我们不要以为中国农民特别进步。修武县县委书记的想法是完全正确的。商品流通的必要性是共产主义者要考虑的。必须在产品充分发展之后，才可能使商品流通趋于消失。同志们，我们建国才九年就急着不要商品，这是不现实的。只有当国家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才可能使商品经济成为不必要而消失。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河南提出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不要以为四年之后河南的农民就会同郑州的工人一样，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搞革命战争用了二十二年，曾经耐心地等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搞社会主义没有耐心怎么行?没有耐心是不行的。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这是被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的被删去了最精彩的第二、三、六部分的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一)从写文章谈起。中央十二个部的同志写了十二个报告，要议一议，作些修改。文章写得好，看了很高兴。路线还是那个路线，精神还是那个精神，就是所提指标和根据要切实研究一下。报告中提出的一些指标根据不充分，只讲可能，没有讲根据，各部需要补充根据。比如，讲十年达到四亿吨钢是可能的，为什么是可能的，就说得不充分。要搞得更扎实些。中央委员都要看一看，还可以发给十八个重点企业的党委书记、厂长，让他们都看一下，使他们有全局观点。有的文章修改以后甚至可以在报上发表，让人民知道，这没有什么秘密。我说要压缩空气，不是减少空气。物质不灭，空气还是那样多，只不过压缩一下而已，成为液体或者固体状态。
报告总要有充分根据。要再搞得清楚一些，说明什么时候可以过关。比如，钢铁的两头设备——采矿和轧钢没有过关，究竟什么时候可以过关?是否明年三月、四月、五月?为什么那时候可以过关?要说出个理由和根据。又比如，机械配套为什么配不起来，究竟什么时候配得起来，有什么根据?要与二把手商量一下。再比如，洋炉子可以吃土铁，有什么根据，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解决?还有电力不足怎样办?现在找到了一条出路，就是自建自备电厂。工厂、矿山、机关、学校、部队都自己搞电站，水、火、风、沼气都利用起来，解决了不少问题。这是东北搞出来的名堂。各地是否采取同样办法?能解决多少?在座的如果没有电力，一切事情都搞不成。
如何解决呢?是不是议论两三天后，再动手修改文件，补充根据，主要要求确实可靠，指标要改一下。
(四)作假问题。郑州会议[2]提出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3]初稿，现在要搞成指示，作假问题要专搞一条，不要同工作方法写在一起，否则人家不注意。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有一个公社，自己只有一百头猪，为了应付参观，借来了二百头大猪，参观后又送回去。有一百头就是一百头，没有就是没有，搞假干什么?过去打仗发捷报，讲俘虏多少、缴获多少，也有这样的事，虚报战绩，以壮声势，老百姓看了舒服，敌人看了好笑，欺骗不了的。后来我们反对这样做，三令五申，多次教育，要老实，才不敢作假了。其实，就都那么老实吗?人心不齐，我看还是有点假的，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实。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上面规定的任务，他总说完成了，没有完成就造假。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如果样样都不相信，那就变成机会主义了。群众确实做出了成绩，为什么要抹煞群众的成绩，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比如一千一百万吨钢，你说一万吨也没有，那当然不对了，但是真有那么多吗?又比如粮食，究竟有多少，去年三千七百亿斤，今年先说九千亿斤，后来又压到七千五百亿斤到八千亿斤，这是否靠得住?我看七千五百亿斤翻了一番，那就了不起。
搞评比，结果就造假;不评比，那就不竞赛了。要订个竞赛办法，要检验，要组织验收委员会，像出口物资那样，不合规格不行。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实际越科学，这跟做诗不一样，要懂得做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端起巢湖当水瓢”，这是诗，我没有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端过。巢湖怎么端得起来?即使检查了，也还要估计到里头还有假。有些假的，你查也查不出来，人家开了会，事先都布置好了。希望中央、省、地这三级都懂得这个问题，有个清醒头脑，打个折扣。三七开，十分中打个三分假，可不可以?这样是否对成绩估计不足，对干部、群众不信任?要有一部分不信任，要估计到至少不少于一成的假，有的是百分之百的假。这是不好的造假。另一种是值得高兴的造假。比如瞒产，干部要多报，老百姓要瞒产，这是个矛盾。瞒产有好处，有些地方报多了，上面就调得多，留给它的就没有多少了，吃了亏。再有一种假，也是造得好的，是对付主观主义、强迫命令的。中南海有个下放干部写信回来说，他所在的那个公社规定要拔掉三百亩包谷，改种红薯，每亩红薯要种一百五十万株，而当时包谷已经长到人头那么高了，群众觉得可惜，只拔了三十亩，但上报说拔了三百亩。这种造假是好的。王任重[4]说，他的家乡河北某地，过春节时，要大家浇麦子，不让休息，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只得作假。夜间在地里点上灯笼，人实际上在家里休息，干部看见遍地灯光，以为大家没有休息。湖北有一个县，要群众日夜苦战，夜间不睡觉。但群众要睡觉，就派小孩子放哨，看见干部来了，大家起来哄弄哄弄，干部走了又睡觉。这也是好的造假。总之，一要干部有清醒头脑，一要对他们进行教育，不要受骗，不要强迫命令。不然，人家起来放哨怎么办?现在有种空气，只讲成绩，不讲缺点，有缺点就脸上无光，讲实话没有人听，造假，讲得多，有光彩。讲牛尾巴长在屁股后面，没有人听，讲长在头上，就是新闻了。要进行教育，讲清楚，要老老实实，几年之内能做到就好。我看经过若干年，上了轨道，就可以比较踏实。
(五)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比如，人是要吃饭的，这是科学，不能破除。张良[5]辟谷，但他吃肉。现在，不放手让群众吃饭，大概是产量报多了。人是要睡觉的，这也是科学。动物总是要休息，细菌也要休息，人的心脏一分钟跳七十二次，一天跳十万多次。一要吃饭，二要睡觉，破除了这两条，就不好办事，就要死人。此外，还有不少的东西被当作迷信在那里破除。人去压迫自然界，拿生产工具作用于生产对象，自然界这个对象要作抵抗，反作用一下，这是一条科学。人在地上走路，地就有个反抗，如果没有抵抗，就不能走路。草地不大抵抗，就不好走路;拌泥田不抵抗，陷进去就拔不出来，这种田要掺沙土。自然界有抵抗力，这是一条科学。你不承认，它就要把你整死。破除迷信以来，效力极大，敢想敢说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分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比如说，连睡觉也不要了，说睡觉一小时就够了。方针是破除迷信，但科学是不能破的。
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风五气，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打得体无完肤，会有一天我们要陷于被动，要承认错误，向有用的资产阶级法权道歉。因此要有分析，分清哪些有用，哪些要破除。鉴于苏联对于资产阶级法权应破者没有破，秩序相当凝固，我们应当应破者破，有用的部分保护。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为讲话记录稿刊印(被删去了最精彩的第二、三部分，多么值得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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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毛泽东于二十一日和二十三日在会上作了讲话。二十三日的讲话共有七个部分，本篇节选其中第一、第四、第五部分。
[2]指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也称第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批评了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企图废除商品生产等错误主张。
[3]《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不久就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在武昌举行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
[4]王任重(一九一七——一九九二)，河北景县人。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5]张良(?——前一八六)，字子房，城父(今安徽亳州东南)人，刘邦的重要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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