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李锐、杨继绳炮制出“饿死三千万”以来，反华、反共势力更是将此炒的沸沸扬扬，茅于轼更是如获至宝，动辄拿“饿死三千万”说事，把毛泽东主席比作希特勒，言下之意，共产党是纳粹，因为共产党是毛主席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的党，毛主席是希特勒，那么他的战友也是帮凶。无独有偶，党校、党刊、大学教授也将“饿死三千万”视为否定共产党的经典。共产党人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勇于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承认大跃进期间的失误，承认有饿死人事件，从而吸取教训，体现了实事求是的作风。然而茅于轼的笔下，时而饿死三千万，时而饿死四千万，其罪恶用心昭然若揭。有没有饿死人?有。其原因，有天灾，也有人祸。有没有饿死三千万?三千万是无限放大的数字。我无法统计全国五、六十年代的出生和死亡人口，但对自己所出生的生产队的情况是了解的。笔者所在的生产队，1956年人口50多人。56年出生4人，57年出生0，58年出生1人，59、60 、61出生0，62年出生2人，63年出生1人，64年出生8人。56——64 九年减去自然灾害三年，平均每年出生2.5人。我们生产队在大跃进间没饿死人，但出生率明显下降。按照李锐的推理、茅于轼的估算，我们生产队在58——60年 期间同样要出生7.5人，而实际只出生1人。那么这没出生的6.5人就是被李锐、杨继绳、茅于轼饿死的。按此算来，那时我们生产队将近60人，“被饿死6.5人”，合十分之一还多，推算到全国，说饿死6000万都行。

　　承认饿死人，不表明责任就是毛主席的。毛主席抵制浮夸风，有给六级干部的信为证。而把责任一股脑推到毛主席身上的伟人们，至今没找到他们抵制浮夸风、命令风的只言片语。去年，发明“裸官”一词的周蓬安晒出浮夸风、命令风的四大祸首：曾希圣、吴芝圃、李井泉、舒同。后三人的情况是在网上查出来的，而对曾希圣有切身感受(我是饥荒时代的幼儿)，大食堂时我饿过肚子。懂事后，听大人说曾希圣在安徽搞浮夸风、命令风，把抵制浮夸的张恺帆打成右派，关进牢房，而且事后捂盖子，欺上瞒下。据说毛主席要法办他，被人力保，只给了降职处分。小时一听人提起曾希圣，我就恨得牙直痒痒。如果说那浮夸风、命令风是毛主席的责任，要否定毛主席，就要把曾、吴、李、舒一同钉在耻辱柱上。奇怪的是，文革后，抵制浮夸风、命令风的兰考好书记张钦礼被判刑13 年，而四个祸首无一例外的被平反了，悼词都是“一切强加之词都予以推倒”。看来“饿死三千万”是强加之词。然而今天又要把“饿死三千万”强加于毛主席。既然予以推倒，偏偏又要竖起来，一切为了某些阴暗心理人的需要。要把“饿死三千万”强加于毛主席并且坐实，唯一办法就是把曾、吴、李、舒的案子重新翻过来：1979年，毛泽东主席复活了，他给四个罪人平反了，他给四个罪人开了追悼会，亲自致悼词，为四个罪人恢复了名誉。所以，我们今天要把四个死了的罪人重新打倒，把他们的罪行和毛主席的“错误”紧密结合，把被推倒的“不实之词”再实起来!

　　如此文过饰非、颠倒黑白、厚颜无耻、虚伪、下流、下作、卑鄙、无耻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饿死三千万，或者夸大成三个亿，到底是谁的责任?为什么给曾、吴、李、舒 平反?是谁为他们平反的?如果真的饿死三千万，别说打倒他们，就是将他们凌迟也不为过!放任“饿死三千万”谣言传播，怎么解释“不实之词应予推倒”?蹩脚的玩弄权术者百密一疏，留下天大的破绽，任其浑身是嘴也无法自圆其说!

　　炒作“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本无损于毛主席的历史地位，人在做，天在看!别有用心的人只不过是利用其作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突破口罢了。社会主义和集体化是道，是天道、是人道、是光明大道，大跃进是术。大跃进的失误是术之错，是用术之人的错，以术之错和用术之人的错来否定道和立道之人，是错上加错!历史终会作出结论，哪怕再过一千年，也是要结论的。

　　炒作吧，推波助澜吧，颔首默许吧，用谎言书写历史笑话吧，别把“饿死三千万”演变成中华民族的谶语，共产党被人拱卒拱跨了，就是国家分裂 、军阀混战，那时饿死的就不是三千万，而是三亿甚至更多!

　　“ 饿死三千万 ”这团屎是越搅越臭，到头来，真正的责任人想洗也洗不掉!

　　杨昭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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