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示污蔑“文格红卫兵破坏文物”的造谣黑手

　　谢辰生，新中国起草制定各项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的主要参与者，文保专家，他认为“文化大革命”对文物的破坏并非人们相像的那样严重;谢先生指出，“对文物最大的破坏是在90年代，最大的出口量也是在90年代，问题严重程度超过以往各个年代。”“现在的文物破坏是全面的，尤其是古建筑的破坏。”【1】谢先生这样说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这里我们搜集了若干资料，目的在于努力理解谢先生的这些说法，尤其是关于“文革”期间国家文物状况的说法，看是否真象伤痕文学大肆渲染的那样，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浩劫”？

　　北京紫禁城（故宫）【2】

　　世界文化遗产北京紫禁城，今称故宫，是明清两代的皇宫，是我国现存最宏大、最完整的古建筑群。晚清以降延至清废帝溥仪，紫禁城内的设施持续遭受破坏，宫藏的宝物有许多被盗被毁。民国的军阀混战时期，更有过飞机在故宫投弹的事情发生【3】。由于长期无人修理，到解放前夕故宫内杂草丛生，房倒屋漏，有的墙上和屋上竟长出了四五十年的老树。

　　新中国成立后，关于故宫是去是留的问题，近来有人爆料转述传闻说：“毛主席和彭真同志的意见是拆除故宫去修马路”;讲，为了保护故宫陆定一“60年代初挺身直谏，敢于‘冒犯’毛主席和彭真的意见和看法，是冒了很大的政治风险的”。对此说法，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谢荫明等人则据大量事实写文章指出，所谓“毛主席和彭真同志的意见”云云，纯属子虚乌有。

　　谢文指出，故宫建筑物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示特殊保护，在解放战争的战火纷飞中未受到任何的损坏。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专款支持，对于故宫古建筑的修缮一直没有停止过。这些修缮活动包括1949年由政府出资修缮故宫庆寿堂，清运出故宫内自清末就存留下来的垃圾和杂草达25万立方米之多。其他较大工程有，1955年对端门的修缮和1956年对西北角楼的修缮，1956年起为故宫高大建筑物设计和安装防雷装置，1957年修缮武英殿;1959年的太和门及前三殿的油饰彩画工程，1960年的东北角楼修缮工程，以及1963年做午门正楼的修缮工程等。据统计，从1953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故宫的大小维修工程达100多项，更大面积的古建筑保养工作也在同时进行。1972年“文革”期间，中央又拨出巨款解决故宫热力供应问题；当年还完成了前三殿、后三宫等重点区域殿宇的油饰工程；1974年4月，国务院又批准了《故宫博物院五年修缮计划》，故宫及其收藏得以完好保全。

　　“大跃进”前后，有人说是群众的要求，也有人说是根据某领导的意见，确实“曾有过一个拆除故宫、改为中央政府办公楼的建议。”不过，“但却没有被人真正重视过。任务的布置没有正式的下达;只有传闻，没有具体的提议人;规划设计者从一开始就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只是为了交差设计了几种明显实行不了的方案。方案出来后，据说交到北京市委一位领导那里，他看后哈哈一笑就把它扔到一边了，并没有报到中央或毛泽东那里。很少有人知道和重视过这些方案。”【2】

　　“文化大革命”中，遵照国务院指示，故宫博物院大门从1966年到1970年一闭就有5年之久（于1971年7月5日重新开放），其间文物保护完好。1972年重新开放之后，国家花费巨资对故宫进行了修缮和增设。当然，在“文革”这一特殊时期，故宫的文物也非毫发未损。受损的文物，有原城隍庙旧址里的城隍泥塑神像11个，泥塑马一对，“内容系封建迷信有毒素的东西，技巧低劣，是清代泥塑(该城隍庙建于清雍正时期)，并无保留价值”，有奉先殿前的清代焚帛炉，“因有人提出与殿内的泥塑陈列不相称”等理由而被拆除，也就是这些【2】。这些损失当然是可惜的，但与晚清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的损失比起来，肯定是微小和不成比例的。

　　红卫兵保护杭州灵隐寺【4】

　　1966年8月26日，有200多名红卫兵企图破坏灵隐寺。浙江大学组织了约3000名教师和红卫兵前往护寺，他们夺下装有煤油的铁桶，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由于国务院传来电话指示不许破坏涉外文物，主张砸寺的红卫兵于是纷纷离去，千年古刹得以保存。

　　此后仍有红卫兵怀疑中央电话指示的真实性，经再次请示周恩来总理，周总理明确指示：灵隐寺不是“四旧”，是国家的重要文物，是世界闻名的宗教胜地。灵隐寺不能砸，可将其暂加封闭。这样，灵隐寺始终得到了完好的维护。

　　红卫兵保护辽宁奉国寺【5】

　　辽宁省义县的奉国寺始建于辽代，是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过历朝历代沧桑变迁，我国辽代寺院已所剩无几，而这座建筑宏伟、艺术精湛的奉国寺却能完好地保留了下来，这不仅与义县解放的激战中解放军遵令力保文物有关，也与“文革”中工作人员及清华红卫兵的保护有关。

　　“文革”运动初期，沈阳某学院红卫兵曾闯入奉国寺欲铲除佛像。市文化局文物科工作人员便带着他们一起看大殿的柱子，说柱脚的做法，讲斗拱的力学原理;告诉学生，“你们都是大学生，都是有学问的人，你们肯定会努力保护祖国文物。”红卫兵闻劝，撤离了奉国寺。几天后，有“清华大学红卫兵”进入大雄殿，写下一条“造反派要保护文物古迹”的标语贴在殿内。此后又有阜新煤矿学院红卫兵来到奉国寺，他们看到了清华大学红卫兵留下的标语，在对寺院进行了一阵参观之后便悄然离去。整个寺院的古建筑和佛像在整个“文革”期间全部安然无恙。

　　敦煌莫高窟【6】

　　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已有1600年历史，洞窟保存有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代的多种类型洞窟735个，壁画45000平方米，彩塑2400余身，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佛教艺术宝库。在过去的年代，敦煌文物遗产曾经遭受到英、法、俄、美等国的大肆劫掠。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在财政拮据状况下，曾两次拨款抢修敦煌石窟。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1967年夏，兰州大学红卫兵计划破坏莫高窟壁画和彩塑，但由于有着周恩来总理签发了国务院“关于敦煌莫高窟第一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在文。革期间一律停止对外开放，任何人不得冲击破坏，确有问题的待后期清理”的“尚方宝剑”，红卫兵们得知后说：“周总理在保护莫高窟!走吧!撤吧!”随后撤走。敦煌莫高窟有惊无险，得到了保存。

　　韶关南华寺【7】

　　广东韶关市郊外的南华寺，有1500多年的历史，为中国佛教名寺之一，是禅宗六祖惠能大师宏传“南宗禅法”的圣地，寺内存有大量珍贵文物，为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文革”中，寺内数百件珍贵文物，包括作为镇寺之宝的六祖真身均得到了保全。

　　1966年8月，数百名红卫兵来到南华寺“破四旧”，红卫兵干部询问寺院住持林得众，如何破四旧?林回答，什么是文物，什么是四旧，必须要由国家、省文物局鉴定之后才能知道。红卫兵便打电话询问省文物局，无人接听;又把电话打到了中央文革小组，得到的答复是：南华寺是国家重点文物，要保护。

　　最后，既然是“除四旧”，一点不除也说不过去，这样，“经过几天研究，他们打掉了一些牌匾、小菩萨像和哼哈二将。”红卫兵还想看看南华寺的镇寺之宝六祖真身到底是否真身，于是手拿菜刀在“真身”的背后各凿开一个大窟窿，结果露出了支撑骨架的铁棍、铁枝，麻布等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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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卫兵当场肯定是笑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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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算哪门子的“真身”呀?他们于是运着三尊“真身”像游街三天，对围观群众展示说：“请看六祖真面目”。

　　当红卫兵打算销毁这些“真身”的时候，遭到住持林得众的劝阻而作罢。寺内所藏三百多件珍贵国家一级文物，包括唐代的圣旨、千佛袈裟、铁铸铜像，宋代的木角罗汉等，全都得到了保全。

　　这个小段最有意思。它至少透露出三点，

　　第一，中央文革小组是保护国家文物的，至少它保护国家重点文物，这与伤痕文学的宣传大相径庭；

　　第二，红卫兵都是些毛毛头，却冷静沉着，“经过几天研究”，手拿菜刀去凿佛像，……这些描述，又与伤痕文学宣传的鲁莽轻率、“不由分说”的“凶神恶煞”大相径庭。红卫兵处理事情小心翼翼，相当的理智。

　　第三，“真身”到底是真的、还是只是骗人的泥塑？真相一旦揭开，红卫兵们欢呼雀跃是必然的，唯物主义没有骗他们，是宗教在骗人。因此，把菩萨“真身”拉出来游街，也就起到了解除愚昧和启蒙大众的作用，好事耶？坏事耶？

　　暂时收集这些，有时间再续。这些资料虽只是部分的，却相当具有颠覆性，让人们从中看出伤痕文学那种夸大其词的和加码统计的手法。真相到底如何?是“损毁殆尽”和“惨遭浩劫”，还是谢辰生先生说得更加符合实际?恐怕还是后者接近于事实吧。

　　伤痕文学夸大其词胡编乱造的实例

　　网上有一篇流传甚广的帖文《文。革时期文物损毁纪实》【8】，其中写道：“南京著名的书法家林散之珍藏多年的字画及自己的作品全部被毁之一炬，他被赶回了安徽老家。”关于这句话，一年前笔者曾到安徽马鞍山采石矶当代“草圣”林散之先生纪念馆游玩，由于这个经历和素来的兴趣，加上收集一些网络资料，笔者可以断定地说这个所谓《纪实》并不真实。

　　马鞍山采石矶，有李白醉入长江揽月的遗迹;林先生祖籍马鞍山所辖的和县乌江镇，他生前曾十余次放歌采石，心仪先贤，素怀“归宿之期与李白为邻”的愿望。这样，在他百年之后，马鞍山市为他设馆于采石公园内，以遂其愿。纪念馆的馆藏都系先生后人根据其生前愿望所赠送，约有500余件作品，注明其中一半以上的作品都系先生文。革之前所创作的作品，这样一来，《纪实》提到所谓林先生“作品全部被毁之一炬”是不是纯属扯淡?

　　《纪实》又说林先生文。革期间“被赶回到了安徽老家”，也系子虚乌有。事实上，“文。革”期间林先生仍定居在南京，大部分时间是到老家乌江居住;在老家仍坚持读书，创作不辍;他往来于南京与老家之间，也十分的自由。人民网有篇文章【9】对此的叙述最为详细，是这样说的：“是年，“文。革”运动爆发，林孤身一人在南京生活，来往于南京、扬州、乌江儿女间，如此经历了七年的流浪生活。”这里“流浪生活”也夸大了。事实是，66年夫人因病去世，林先生孤身一人在南京，而子女均在外地;先生没事就来来往往，这本属正常不过的事情，与“流浪”是不相干的。与林先生有知交的陈仲明先生也提到了这段经历：“林散之为躲避‘文。革’纷乱，离开喧嚣的省城隐居于长江之畔的乌江小镇，虽然萧索落寞，对于自甘淡泊的散老而言，倒落得一静逸恬淡之境地。”【10】显然，先生回老家并非什么“被赶回”，而是他自主的行为。

　　说到文革对林先生的重要影响，倒是应该实事求是地说明，正是“文革”才成就了林先生一代宗师的地位与声名。先生大器晚成。1958年六十岁高龄时始作狂草，然进步神速。1972年，《人民中国》第一期日文版“中国书法”栏目上，首刊先生草书毛泽东《卜算子咏梅》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致使书名远扬。当时流传这样的轶事：1974年郭沫若来南京，有请赐墨宝，郭沫若答曰：“有林散之在南京，我岂敢在南京写字!”足见林先生的鹊起和书名之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