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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复兴网编者按： 历史并不遥远，真理更不遥远，只是邪恶离我们太近。王中宇先生这篇文章很有深度，透析苏联解体实际上就是透析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中能隐隐约约感觉到社会主义遭受挫折的根本原因。如果说一百四十多年前的巴黎公社失败是因为没有彻底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的话，今天的社会主义失败或者挫折的根本原因就是有了一个比资本家更加反动的官僚集团。1964年12月12日，毛泽东写道：“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他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呢？这些人是斗争的对象、革命的对象。”现在看来，毛泽东当年的判断完全正确。
改革：从“Дом”到“领带” 罗曼诺夫王朝工商文明的冲击 “解放”与暴乱 “斯托雷平的领带”
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宣布独立，苏联解体过程进入倒计时。次年，格鲁吉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顺次宣布独立。这年的8.19政变是遏制解体进程的最后努力，然而政变显然得不到起码的支持，仅维持3天便宣告失败，当时的俄罗斯共和国总统叶利钦随即宣布苏共为非法组织。就在这个月，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宣布独立，苏联解体已不可逆。
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当天19时32分红旗从克里姆林宫上降落!第二天，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最后一项决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
若干个世纪后的史学家们，在写二十世纪史时，或许会用“苏维埃世纪”来表征它。这个世纪的开端是苏维埃政权的孕育与成立。在它的中期，“社会主义阵营”几乎扩展到半个地球，还有大量的不发达国家同情、向往社会主义道路，至于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质疑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潮一度成为思想界的主流，大量的青年则成为激进的抗议者。然而，在这个世界的末期，却看到了苏联的崩溃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
如果说历史就是人类对自己集体生存方式的不断探索，那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就是探索中的一次巨大的实验。现在实验结束了，而对实验留给我们的“数据”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人民网曾发文总结了《关于苏联解体原因的十说》(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7/49163/4264644.html)。至于讨论苏联解体的书籍更是汗牛充栋。
“横看成岭侧成峰”，分析这些议论，笔者注意到，它们大体可归为两类：其一，站在维护政权的立场上，总结经验教训;其二，视英美的历史演化轨迹为“标准弹道”、“参照系”，来观察俄罗斯的演化轨迹，并据以评价历史事件。
在视力相似的条件下，决定你能看见什么的是视角。笔者喜欢Google Earth，它虽然不能让我看清街上的香车宝马、靓女俊男，却能让我变换高度俯视大地，并可从不同的视角随意观察。
用类似Google Earth的视角观察历史，我们能看见什么?如果不囿于既有的理论和概念，直接观察被称为“现代化”的进程，我们能看到什么?
罗曼诺夫王朝
这片土地的统治者，原是成吉思汗留下的金帐汗国，金帐汗国分裂后是大帐汗国。1480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击败大帐汗国，使得俄罗斯从大帐汗国独立出来。此后历任莫斯科大公对其它大公国发动一系列兼并战争，驱逐了鞑靼蒙古人。1613年1月，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罗曼诺夫被推举为沙皇，开始了罗曼诺夫王朝在俄国的统治。1721年莫斯科大公国改称俄罗斯帝国。这是俄罗斯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王朝。
中国的历代王朝被称为“家天下”，罗曼诺夫王朝在俄语中称被称为Дом Романовых，这里的дом的本意就是“家”，俄汉词典对дом的另一个解释是：“大家庭(指由共同利益或共同的生存条件联合在一起的人们所处的地方)”。
由此可见，人类的社会组织是从家庭发育出来的。基于血缘关系的家庭有天然的共同利益，其家长本能地为家族的整体利益着想。从家到王朝，社会结构复杂化了，社会成员间除年龄、性别、辈分之外更增加了身份的差异。从基层生产者到社会管理精英，社会分化出了明显的层级。它们之间必然出现利益的对立，这不可避免会导致相互的斗争。社会必须找到一种结构，调节这些矛盾，遏制内部的斗争，否这它将在内斗中崩溃。
观察中国历史，我们的先人在不断的试错过程中形成了意识形态的儒家正统、经济形态的自耕小农、和政治形态的中央集权郡县制。金观涛在《兴盛与危机》一书中详细分析了这种社会结构的稳定性。
观察罗曼诺夫王朝，我们能发现类似的稳定机制：基督教本来不利于王朝的稳定。教权、王权分立，是西欧小国林立，纷争不止的重要原因。但俄罗斯信奉的是东正教，沙皇和百姓都是东正教教徒。
“在俄国，政府和各级行政当局做事不分世俗与精神的范畴。例如政府下令在一些地方举行宗教仪式消灾免疫，或在天灾荒年祈神求助，而且行政官不但下令，实际上还组织举办这些宗教仪式，而宗教人士只是跟着行政指令扮演次要角色。又如在赎罪仪式中，省长手捧圣像和圣骨匣游行，这些圣像遗物都是由莫斯科当局挑选然后发交各省，以保证这类重要公众服务得以举行。”(拉伊夫《Understanding Imperial Russia》，中译本书名为《独裁下的嬗变与危机-俄罗斯帝国二百年剖析》)。
西方教会人士攻击其为 “国王兼教宗制度”，指其教会事务完全顺从皇帝的管理，教会实际上成了政府的一个部门。而支持东正教的神学家则辩称这是“和谐”，整个社会是由神眷顾的，教会让信奉基督的领袖管理国家，国王是由神“膏立”的，结果是宗教和政治权力互相支持。(“膏立”：希伯来人的宗教仪式，被膏油浇灌的人被认为是由神所定、所选、所立的，而非由人选的。)
小农经济缺乏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和交换，单个农户生产的剩余价值极小，因而天生具有自给自足的倾向。先秦的击壤歌形象地表明了这一点“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最大的困难是如何从基层生产单位汲取财富与劳力。所得与征收成本之比，限制了国家的规模。
罗曼诺夫王朝的社会结构是：农民属於公社，公社属於国家。国家把农民公社赐予贵族。贵族把自己及随从交给国家，在军队或政府机关中服役。政府只向公社收税，不向单个农民收税。这样既解决了劳力来源又解决了财富来源。这种公社体制中，贫困农户交不起的税，由富裕户补上，还习惯于定期重新分配土地，这缓解了农民两极分化的速度。
俄国君主传统上扮演亲民的形象，向来强调“抑强扶弱”，被视为“富人与穷人之上公平的仲裁者”、“弱者的沙皇”、“老百姓的沙皇”，被广大农民视为整个Дом的“慈父”，甚至视为人间耶稣的化身。直到1905年沙皇的军警向高举圣像和沙皇肖像的请愿者开枪，这一形象才破灭。
工商文明的冲击
从表面上看，中国的儒家和俄国的东正教南辕北辙，风马牛不相及。然而，仔细观察，却能发现他们有着一些意味深长的共性。
比如，它们都鄙视财富。在圣经上载，耶稣说:“骆驼穿过针眼，比富人进天堂还要容易呢!”儒家显然比耶稣宽厚，没有一股脑地将财富划归原罪范畴。但也强加了不少限制，最大的限制是“有道”：“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再就是“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此外还有“君子周急不继富”、“富而无骄”、“富而好礼”。总之富人必须是道德楷模。
又如，它们都限制物欲。儒家在这方面的典范是颜回：“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孔子自己的主张是“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儒家从“乐”与否的视角观察物欲，在儒家看来，“乐”与物质享受无关。孔子对理想人物的描述是“食无求饱，居无求安。”
基督教对物欲的态度比儒家更严厉：
“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尘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斗、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凶杀、醉酒、荒宴等等，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凡属基督酥耶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加拉太书》)
“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罗马书》);
为了消除原罪，基督教主张实行禁欲主义。它认为人类天性粗糙而鄙下，必须以神为最高价值，靠严格的内在自我控制加以改造。作为基督教的“正统”，东正教盛行禁欲主义，通过各式苦行活动弃绝、蔑视身体。民间教派中有鞭身派，在娱神活动中集体唱歌，用两指向上帝祈祷，用树枝鞭打背部。甚至视婚姻为“淫乱”。在知识精英中，托尔斯泰的观点颇具代表性：
“我们的一切痛苦，不是从饥饿里来的，不是从爱里来的，也不是从恐惧和愤怒里来的!这世上的恶，实在是从我们的肉体里来的!大家仔细想一想，因为我们有肉体，然后才有饥饿、爱、恐惧和愤怒的呀”(托尔斯泰《恶的出处》)
主流意识形态如此，社会倡导的必然是道德、精神。而开发资源、积累财富必然被放到第二位，甚至被视为上不得台面。故“心性之学”、“理学”在中国始终压到“实学”。而俄罗斯人不崇拜金钱，不喜欢西方小市民习气，认为物欲横流的欧洲已经腐朽。对治国目标而言，“稳定”始终压到“发展”。
然而，17世纪左右，这样的传统社会遇到了一个异样而强横的文明—工商文明。
传统社会将稳定放在第一位，其背后的深层因由是：意识到对人类的欲望而言，资源是有限的，纵欲必然导致对资源的无节制争夺，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13世纪末西欧兴起的文艺复兴，导致了人类历史上或许是最重大的突变，它表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科学和技术的成功发展与巨大效用，使理性凌驾于信仰。基于祖辈世代集体生存经验的宗教信仰被质疑，被解构。这方面，哪个国家先行一步，哪个国家就会拥有巨大的优势，对此，国人的深切体会是“大刀长矛对洋枪洋炮”。
第二，“地理大发现”打破了西欧人空间有限和资源有限的观念，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已经觉醒的理性，为征服这广阔的空间和开发这似乎无尽的资源提供了条件。
第三，社会发展面对的最大的问题已不是有限的资源，而是被宗教束缚的心灵。于是在“人文主义”的旗号下，开展了对人性的解放，文艺复兴的文学三杰中，但丁批判中世纪宗教压制人性，彼特拉克提出以“人的思想”代替“神的思想”，薄伽丘主张“幸福在人间”，他的代表作《十日谈》中，淋漓尽致地描写着性欲、财欲和权欲。
第四，在被唤醒的人类欲望面前，知识增长和生产创造力显现出指数增长的态势，昨天的神话成了今天的现实，今天的奢侈消费成了明天的必需品。而创造这一切的，是一个崭新的政治经济体制。
这样一个变异的政治经济体制从西欧诞生后，就强势地向全球扩张。大清朝是在十九世纪中叶，才痛切而被动地感受到“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而紧靠西欧的罗曼诺夫王朝则早在十八世纪初就主动地向它靠拢。西方国家变异后显现出的富强，对俄罗斯冲击巨大。俄罗斯精英集团开始接受西方的学术思想。1697至1698年间彼得大帝化名下士彼得·米哈伊洛夫，率领了一个大约由250人组成的“庞大的使团”，考察了英、荷、德等国。访问了西方国家的议会、工厂、学校、博物馆等，甚至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当了一个时期的船长，还在英国造船厂工作过，在普鲁士学过射击。
于是18世纪初(康熙、雍正之交)，罗曼诺夫王朝开启了向新体制的转变。
“解放”与暴乱
据拉伊夫的《独裁下的嬗变与危机-俄罗斯帝国二百年剖析》，彼得大帝开启的改革进程，以来自德国的cameralism为主导思想。cameralism的词根是camera，指罗马教廷的财政部(中文常译为“官房”);或法官的私人办公室(中文常译为“密室”)。cameralism's被译为“官房主义的”。
官房，在欧洲的中世纪原指国家的会计室，中世纪以后指国库或泛指国王的财产。官房学是有关政治、经济知识的总称，包括财政学、国民经济学、私人经济经营学和产业行政学等科学。
当时德国各大学设官房学一科，主要是培养财务行政官吏和君主的财政顾问，故名官房学派。为了加强国家对财政经济活动的管理和控制，扩大财政收入，促进经济发展和国家富强，官房学派以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阐明财政与国富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与英法重商主义思想有所不同，其基本思想是用政治权利谋求国家的经济统一，增加财政收入和增加朝廷经济实力。
以cameralism为主导思想的俄罗斯改革，其原动力就是政府。增加朝廷实力，与欧洲各国争雄，是罗曼诺夫王朝主动转向现代化的基本动因。改革大体围绕三个主题展开，其一是强化中央集权，提高官僚系统的效率，其二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以获取超越小农经济的财力，其三是开疆拓土，打开海上通道。
改革的重心是：令原来基于农耕文明的上层社会转而适应工商文明。换而言之，改革是要在传统文明的基础上制造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需要大量的资金和自由劳动力，原有的农村公社就成了最大的障碍。
1861年俄历2月19日，俄国颁布了解放农奴的法令，共由17个文件组成。其一号文件是《1861年2月19日宣言》，《宣言》标榜：
“在对农奴们揭示出新的未来的时候，农奴们将会了解和感激地接受高贵的贵族们为了改善农奴的生活所做的重大的牺牲。”
宣言辩称：
“如果没有相当多的赔偿或者自愿的让步，地主就不可能从农民那里取得法律上规定让他们得到的权利。如果使用地主的土地而不因此履行相应的义务，则是违反任何一种正义性的。”
看来解放农奴是地主向农奴单方面的让步，人们理应期待一个“翻身农奴把歌唱”的和谐局面。然而，次年掌管高级警察事务的沙皇政府第三厅却报告：
“根据所获的资料，1862年一年内，共有400处领地上发生了最严重的农民反抗事件。在193处领地上动用了军队;其中93处领地上的农民起来暴动，4处领地上的农民袭击了兵士，44处领地上的农民抵抗对罪犯的拘捕或用暴力释放被捕人员。”
再次年第三厅又报告：
“1863年一年内共有386处领地发生了最严重的农民反抗事件。其中有1/3的领地动用了军队;30处领地上的农民起来暴动;11处领地上的农民袭击兵士，39处领地上的农民抵抗对罪犯的拘捕或用暴力释放被捕人员。受惩治者计有1280人;其中223人交法庭审判;26人被放逐到外省去。”
与之对比，“解放”前的1858～1860年，爆发的农民暴动和起义总计也不到290次。如此仁慈的让步和牺牲却换来了暴力对抗的急剧升级，令人错愕。迫使人们到法令深处和社会现实中寻找原因。
《一般法令》规定：
“每个农民可以遵照自由农村居民有关法规，获得不动产和动产为私产，可以转卖、抵押和把它们作一般处理。”
不动产有两种：一种是宅园地，农民可以赎买;另一种是耕地及其他土地(牧场、森林等)，地主在保留对这些土地所有权的情况下，作为份地分给农民使用。份地数额不等，非黑土地带，最高数额为3～7俄亩，最低为1～2.33俄亩;黑土地带，最高者为2.75～6俄亩，最低为2,200平方沙绳至2俄亩;(注：1沙绳≈213.36公分;1俄亩≈1.09公顷，合16.35市亩)草原地带根据各省农作物性质来定。农民可将份地赎买为私产，但须向地主缴纳大大超过土地价格的赎金。
同时法令还规定，如果现有份地超过最高数额时，地主有权割去超过的部分。据统计，在非黑土地带，割地占改革前农民使用土地的9.9%，而黑土地带21省则26.2%。
《地方法令》则规定，当农民使用的份地超过“法令”规定的数额时，或者分给农民份地以后，地主剩下的好地不到全部土地的1/3时，地主有权向农民割地，即剥夺农民原种地的1/5～2/5。
于是，地主获得了原公社全部土地的1/3以上，且为良田和整块的土地，剩下的零星土地和沙地分给农民，农民可将份地赎买为私产，但须向地主缴纳大大超过土地价格的赎金。
根据改革后的1877—1878年的统计，在欧俄49省的9,150万俄亩私人土地中，贵族占有7,300万俄亩以上的土地，约为总量的80%。
同时法令规定在农村建立一系列管理农民的机构，如村社、乡理事会、乡法院以及选出的村长、征税官等。
如果说，“解放”前，地主和农民同在一个дом(大家庭)中，作为家长的地主在改革中获得了дом中最丰厚的资产，还获得了农民对自耕土地的赎金。而农民一方面是实际耕地减少，一面是资金流出，同时依然在村社等机构的管制之下。这与其说是解放了农奴，不如说是解放了地主。在村社这个大家庭里生活了两百多年的俄国农民，他们的感受只能是：家长席卷了大量家产而逃，子弟们却被束缚已败落在大家庭中。
从宏观上看，这场改革使广大农民群众丧失了土地和牲畜，成为半无产者，而拥有大地产的贵族地主农场开始转向市场经济—生产商品粮。与此同时，在自己庄园范围内，贵族地主仍维持着对农民封建统治。俄国的经济基础开始了向资本主义的过渡。
俄国的知识界对这样的“解放”做出了激烈的回应。赫尔岑在《钟声》上公开宣称“解放是一种欺骗”。奥加廖夫认为这是“旧农奴制被新农奴制所代替”。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支持者，用通俗的群众语言，写了一份革命传单《领地农民同情者致领地农民书》，对农民说道：
“你们不会从沙皇那里得到你们所想要的那种自由。你们是地主的农奴，而地主是沙皇的奴才，沙皇是站在地主之上的地主……”。
1862年沙皇政府逮捕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政论家皮萨列夫。用暴力镇压了农民的反抗，俄国进入了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预期的那样“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
1861～1881年间，布匹的生产增加了两倍，织布工厂排挤了手工织布业。1860～1890年，生铁的产量由2,050万普特增至5,660万普特;钢产量由1,250万普特增至5,2000万普特;煤的产量由1,800万普特增至36,700万普特。(注：1普特=16.38公斤)1866年俄国的工厂不到3千个，1903年已近9千个了。
1865～1895年，俄国的铁路已由3,374俄里增至31,728俄里(注：1俄里≈1.0668公里)。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俄国已基本完成工业革命，成为了继英法美之后的一大工业强国。走上了西方列强殖民扩张的道路，
然而对这辉煌的盛世，国民的真实感受却呈现出显著的两极分化。
改革后的半个世纪中，贵族和地主已逐渐西化，有明确自我意识的资产阶级出现在俄国历史舞台上。这个集团只占国民人口的零头，但却拥有绝大部分的经济、政治和知识资源。
而国民的绝大多数—农民，除了日渐艰难的生计外，感受不到丝毫的盛世辉煌。他们拥有的经济、政治和知识资源微不足道。在日渐强盛的工商文明中找不到自己的生存空间。19世纪末，俄国中部地区形成了巨大的农业人口过剩，有一半的农村劳动人口成了“多余的人”。19世纪最后l6年中有6年发生了饥荒，仅在1891年的饥荒中就有7O万人饿死。人口过剩以及由此引发的饥饿，使俄国农民争取面包和土地的斗争延绵不绝。数百万忍饥挨饿的人开始闹事，演变为1904—1906年的农民革命。
“斯托雷平的领带”
罗曼诺夫王朝用暴力镇压了这次革命，1905年1月9日冬宫广场的枪声，彻底粉碎了沙皇作为整个Дом大家长的形象。这个社会的精英集团开始义无反顾地迈向自己的既定目标。总理维特被视为过分温和而被沙皇解职，代之以主张警察统治斯托雷平。斯托雷平提出“先安定，后改革”的口号，将行刑队和“战地法庭”派往俄国各地，专门审判参加了“土地恐怖”的群众，而且要求法庭48小时内结案，24小时内执行判决。1906年8月19日到1907年4月20日，“战地法庭”共判决死刑五千起，实际执行三千五百起(见金雁《二十世纪初俄国的改革、战争与革命》)以至于绞索在俄国被称为“斯托雷平的领带”。
“斯托雷平的领带”带来了恐怖的安定。在这安定的局面下，斯托雷平强行实施第二次土改,其目标是摧毁村社土地制度。
1906年11月22日，公布了《关于对农民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现行法若干补充规定》的法令，准许农民退出村社。每个农民可以取得村社的份地作为私产，并允许出卖。1911年6月11日，公布《土地规划条例》，规定份地不论是否预先确定为私产，凡是实行土地规划的地方，都自动变为私产。1906～1915年期间，有200余万户农民退出村社。在退出村社的农户中，60%左右的农户低价卖掉了自己的份地。
为了鼓励土地流转，实现集约经营。政府立法规定农民银行的主要任务是为土地交易提供贷款。根据1906年8月12日和27日的命令，农民银行出卖土地给富农时，售价必须比标价低20%，且买银行土地的人可首付1/5的款项，余款在55年内分期还清。1906～1916年农民银行出卖土地4116168俄亩，其中的78.7%卖给了独家农场和独立田庄。1915年还出卖国有土地231736俄亩，其中90%卖给了独家农场和独立田庄。
可见，斯托雷平的政策倾向是大规模扶持富农--农村资产阶级。这项政策极为成功，土地迅速向富农的农庄集中，而贫农则因出卖土地而倾家荡产，沦为穷光蛋。为应对这一局面，斯托雷平当局广泛实行移民政策，强行将破产的农民迁往西西伯利亚远东和突厥斯坦草原等边远地区，迁徙条件极为恶劣，导致无数人冻饿而死。开往西伯利亚的火车被称为“轱辘监狱”。自1906～1910的五年间，共迁出了250万人。其中许多人“回流”，这些移民回到家乡已无立锥之地，只能涌入城市，成为“农民工”，甚至成为无业可就的“盲流”,结果造就了一个一贫如洗，看不到希望，因而极度不满的社会群体。
村社土地制度的摧毁为农业打开了资本主义道路，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改革的第7个年头，俄谷物产量达到8600万吨，这个纪录，即使到了1953年的苏联，也没有被打破。到了1913年，俄国生产的小麦占世界产量的1/4，黑麦占世界产量的1/2，大麦占1/3，俄国农业生产的粮食超过阿根廷、加拿大和美国的粮食产量的总和。成为世界最大农业出口国与第二大农业生产国，被称为欧洲谷仓。
在市场导向的资本主义农业中，商品性越高的作物增长越显著，巨大的粮食产能瞄准了国际市场，1901-1905年俄国农产品的出口值是7.01亿卢布，1911--1913年已增加到12.26亿卢布，仅谷物出口一项，每年就可以多得5亿多卢布，谷物出口运输几乎占铁路运输量的一半。
粮食出口成为俄国资本积累的主要源泉之一。斯托雷平改革的几年间(1907——1914)俄国资本投资总额即从26亿卢布增至51亿卢布，其中外资由9亿增至19多卢布，都翻了一番。1913年与1900年相比俄国人口增长22.35%，而煤产量增长121%，棉花加工量增长62%，出口总额增长112%，国民总收入增长78.8%，制造业国民收入增长83%，农业国民收入增长88.6%。
罗曼诺夫王朝迎来了史无前例的盛世。与人口相比，它拥有的物质财富显然正在“极大地丰富”起来。从国际上看，它成了世界强权之一。从精神文明上看，它拥有一大批才华横溢的音乐家、艺术家、科学家、文学家、哲学家，柴可夫斯基、列宾、罗巴切夫斯基、巴甫洛夫、门捷列耶夫、托尔斯泰、索洛维约夫至今仍是各领域的典范。以至于人们将这个时期称为“白银时代”——仅次于希腊神话中的“黄金时代”。
斯托雷平认为“哪里富足了，哪里就会有文明和真正的自由”。然而就在这繁花似锦、令人陶醉的盛世，在几乎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1917年2月，罗曼诺夫王朝轰然崩溃。事变的诱因微不足道：首都的几家商店因进货不足与交通不畅，造成面包脱销，导致不满的居民上街，立刻引发骚乱。派去镇压的首都卫戍部队却发生了哗变，工人与士兵逮捕了政府大臣、将军。仅仅七天，沙皇就退位了。正如当时任彼得格勒第一届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苏汉诺夫所说：
“没有一个政党直接参加了革命的准备工作，当时谁也没有把这一天当作革命的开始，这一天所发生的运动似乎与前几个月的运动没有区别，这种骚动在人们面前已经出现过几十次了”。
对历史的这一大转折，史家众说纷纭，笔者以为拉伊夫的视角最具启发性：
“任何负责的政府都应该把全付精力首先放在国内人数最多的阶级上。拿俄国来说，这个阶级就是农民。”(拉伊夫《独裁下的嬗变与危机-俄罗斯帝国二百年剖析》)
而斯托雷平的改革以暴力破坏村社、抢劫村社进行原始资本积累。正如其前任维特所说的，这场改革“注入了浓厚的警察色彩”，实际上成为有权势的私有者对“无权的或半无权的私有者——农民”进行的掠夺。
斯托雷平改革证实了“不讲道德”的经济学的明效大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唤醒巨大生产力。而社会现实却展现了问题的另一侧面：当斯托雷平以权贵为利益本位，用他那著名的“领带”去套农民时，实际上套住了罗曼诺夫王朝的脖子。
在罗曼诺夫王朝的废墟上，俄罗斯将何去何从?
废墟上的歧路历史的选择列宁：民主与专政理想与现实 “消灭国家”还是“官僚专政”？ 废墟上的歧路
斯托雷平改革撕裂了社会，也撕裂了知识界。在罗面诺夫王朝的废墟上，俄罗斯该走向何方?自由主义、布朗基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考茨基主义……，当时的知识界提出了各种选择。
知识界的主体，当时最有学术成就，也最有政治影响的知识分子，多倾向于自由主义。然而在斯托雷平专政时期，他们将专政归咎于1905年的革命，认为是革命惊吓了政府，迫使其动用战地法庭。如立宪民主党人、著名的“路标派”理论家别尔嘉耶夫批评当时的知识分子没能适时地去劝说人民，停止革命,或者说让革命恰到好处地停止。曾经以立宪民主党人身份参与革命的知识分子格尔申宗更极端：
“我们不仅不应幻想与人民结合，反而应该害怕他们甚于害怕政府的刑罚，应该感谢这个政府用刺刀和监狱使我们免受人民的疯狂之害。”
知识界主动与民众“划清界限”，期望“告别革命”，结果被民众视为政府的走狗，遭到民众的唾弃。而具有浓厚布朗基主义色彩的“社会革命党”却成为第一大党。
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是19世纪的法国革命家，他主张依靠少数革命家的密谋活动进行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少数人的“革命专政”，立即实现共产主义。对布朗基的“革命专政”恩格斯分析道：
“由于布朗基把一切革命想象成由少数革命家所实现的突然变革，自然也就产生了起义成功以后实行专政的必要性，当然，这种专政不是整个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那些实现了变革的少数人的专政，而这些人又事先服从于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专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89页)。
“社会革命党”成为第一大党，标志着整个社会走向极端化。当知识界的主体在专制政府面前日益驯良时，百姓们却日益激进。据沙俄司法部门的统计，在二十世纪初，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而入狱的国民中，知识分子比例越来越小，而工农比例却大幅上升。
以列宁为领袖的布尔什维克则主张消灭国家、消灭官僚体系，为此首先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政治主张的理论基础源自马克思。在1852年3月5日给魏德迈的一封信中，马克思强调：
“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阶级的存在还是发现这些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叙述过这种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对这些阶级作过经济的剖析。我新做的工作就是证明了:
(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相联系;
(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
(3)这个专政本身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达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对思维慎密的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是严谨研究导出的必然逻辑结论。对此，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里概括道：
马克思认为：“第一,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即组织得能立刻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第二,劳动者所需要的‘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强调必须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他们尤其敌视“官僚”、“警察”和“常备军”，称其为资产阶级社会身上的“寄生物”。然而“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呢?”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问道。
列宁的回答有两个基点，其一是：
“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民主,从压迫者的民主转变为被压迫阶级的民主,从国家这个对一定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转变为由大多数人----工人和农民用共同的力量来镇压压迫者。”
换而言之，“大多数人”对少数压迫者的镇压，不再需要官僚、警察、常备军等“特殊力量”。
其二是：
“资本主义文化创立了大生产----工厂,铁路,邮政,电话等等,在这个基础上,旧的‘国家政权’的大多数职能已经变得极其简单,已经可以简化为登记,记录,检查这样一些极其简单的手续,以致每一个识字的人都完全能够胜任这些职能,行使这些职能只须付给普通的 ‘工人工资’,并且可以(也应当)把这些职能中任何特权制,‘长官制’的痕迹铲除干净。”
换而言之，管理社会与生产不再需要官僚，只需要识字的工人，只需付给他们普通工人的工资。由此可实现“廉价政府”，“因为它取消了两项最大的开支,即军队和官吏。”
《国家与革命》发表于1917年8月，正是二月革命后俄罗斯思想界最活跃的时期。它向社会展示了布尔什维克的社会愿景和政治主张。列宁在书中里一再强调官员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为人民服务,随时可以由选民撤换。它那严密的逻辑、可信的证据和美好的前景，为布尔什维克吸引了大量的追随者。
历史的选择
1917年2月，罗曼诺夫王朝倒台后，俄罗斯面临着道路选择问题。历史展现的轨迹是：几个月后，布尔什维克控制了中央政权，随即爆发了惨烈的内战，直到1920年，内战结束，布尔什维克政权终于稳定下来。
对这一历史轨迹，学界至今争论不已。回顾当时的史料，当今研究俄、苏历史的学者们特别强调以下事实：
首先，二月革命是自发的人民革命，无论是政府还是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党(即布尔什维克所在的党)，都未预料到。当时列宁还流亡国外，两个多月后才赶回国内。托洛茨基、斯大林等人到场更晚。一时之间，群龙无首，出现了短暂的权力真空。从俄历二月到十月，俄国政坛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出现了五届党派构成不同的“临时政府”。值得注意的是：一届比一届激进，其主导力量从温和自由派、自由民主派演变为社会民主派与革命民粹派。
第二，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潮是召开立宪会议，制定宪法，成立议会，取代君主专制政体，使政治民主化、法治化、规范化、现代化，使宪法凌驾于国家元首、政府、议会、政党、军队之上。共和制下的正式政府，应当通过全民普选的立宪会议产生。这也是俄国各色政党的共同追求，各届“临时政府”都以举行宪政选举为主要任务。各政党对“临时政府”的争夺，其实是争夺对选举的控制权。
第三，立宪民主党因在斯托雷平专政时期成了王朝的附庸而声名狼藉，在民主选举中处于弱势，而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党在大多数选举中都赢得了多数，尤其是社会革命党，是无可置疑的第一大党。在十月革命中被夺权的那一届临时政府，其成员大多是社会革命党主流派和社会民主党的孟什维克。
第四，十月革命后的布尔什维克政权，被视为“第六届临时政府”，不但民间这样看，在布尔什维克内部也这样看。布尔什维克夺权的理由之一，就是责怪前任临时政府迟迟不进行立宪会议选举。所以他们努力让宪政选举如期(1917年11月12-15日)举行。然而选举结果是：在703个席位中，社会革命党得到410席，布尔什维克得到175席，立宪民主党17席，孟什维克16席，各民族政党86席，其余几个席位属于几个小组织。在自己主持的选举中，布尔什维克仅得到不足1/4(24.9%)的选票。
第五，选举失败的布尔什维克称到达的代表太少，宣布推迟原定1918年初召开的立宪会议，引发了抗议示威，遭到武装镇压。1918年俄历1月6日，布尔什维克调来的军队驱散立宪会议，实现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这导致全俄大惊，各派反对势力蜂起，俄国陷入了惨烈的内战。
一些论者据此认为，是布尔什维克扭转了俄国的民主进程，使俄国的专制统治又延续了几十年。
然而此论经不起深思。
即使没有布尔什维克上述的行为，由当时的第一大党社会革命党掌握政权，难道俄国就能走上宪政民主的道路?
社会革命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有悠久的“恐怖政治”传统，党的“战斗队”专司暗杀。斯托雷平就是被社会革命党人于1911年9月1日刺杀于基辅歌剧院的。这样一个信仰布朗基“革命专政”的政党，一旦自己的主张受阻，难道就不会诉诸暴力?
在那个社会矛盾尖锐的年代，“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其实是各激进政党的共同信念，那个年代的激进政党根本不忌讳“恐怖主义”。社会革命党巴黎小组的领导，《革命思想》报编辑尤捷列夫斯基(Я.Л.Юделевский)，就著文宣扬：“社会主义者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才能成为恐怖主义者。一旦成为恐怖主义者，就要按照不择手段地达到目的的方式来行事。”
事实上，社会革命党左派与布尔什维克在很多方面有共识，是同路人。但一旦观点不一，就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发动了列一系列的暗杀，暗杀对象既包括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又包括德国大使，1917年8月30日社会革命党人卡普兰在莫斯科的米赫尔逊工厂开枪刺杀列宁。内战发生后社会革命党发动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内战结束后，又组织了一系列叛乱。
事实告诉我们，斯托雷平的“白银时代”给俄罗斯带来一个充满戾气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指望“民主”、“宪政”，何异痴人说梦?
“民主”、“宪政”的实施需要一个基本前提：参与各方有起码的共同利益。所以古罗马“民主”仅限于“公民”内部，与奴隶无关，尽管奴隶占人口的多数;所以俄国的立宪民主党对召开立宪会议迟疑不决，因为他们看到，国民的多数倾向于民粹主义，在这样的背景下“普选”、“立宪”，势必将这帮老爷们扫荡殆尽。
可见，被撕裂的社会，是造就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根源。列宁被史学家称为“有学历的普加乔夫”，其实连社会革命党人也都是“读过资本论的普加乔夫”。更重要的是，那时的整个社会都弥漫着暴力和无政府主义。金雁在《二十世纪初俄国的改革、战争与革命》中这样描述那个社会：
“俄军队丢弃了战场跑回国内，军队的崩溃使军纪约束形同虚设，军事法庭法不责众，前所未有的犯罪猖獗起来，战败和无序使流氓心理扩大，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数百万士兵、水兵、逃兵和从德军占领区逃出来的难民。”
“在这样一个深厚的社会土壤上，无政府主义倾向迅速增长，武装的农民自发地涌进地主庄园，在分掉土地以后烧毁庄园同时对地主实行惩罚。整个俄的社会规范在瓦解，没有希望、没有食品、没有纪律。无政府主义宣传动摇了政府的权威，使人民大众变得冷酷无情，他们习惯杀人不受惩罚，暴力法则取代了法律的威力。”
在动荡的环境中，只有暴力才能安定社会，于是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竞争的结果，最善于使用暴力的集团获得胜利。
列宁：民主与专政
内战基本结束的1919年12月，列宁发表了《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一文，讨论在立宪会议选举中“获得总票数四分之一的布尔什维克胜利了,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联合)并同它一起共获得总票数四分之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却失败了,怎么会发生这种怪事呢。”
通过分析立宪会议选举的材料，列宁指出了布尔什维主义获得胜利的三个条件:
“(1)得到无产阶级绝大多数人的拥护;(2)得到近半数军队的拥护;(3)在决定性时机和决定性地点,即在两个首都和靠近中部地区的各方面军中的力量占压倒的优势。”
但这未能解释另外3/4选票代表的国民动向。所以列宁进一步分析：
“半无产者和小资产者从来不会预先就表示拥护无产阶级统治,不会懂得无产阶级统治的条件和任务,而只是根据自己以后的经验才确信无产阶级专政是必然的,正确的和合乎规律的。”
这与布朗基的观点类似，布朗基认为阶级社会和宗教的长期奴役使得大多数人不能认清自己的真正的利益，因此他反对立即进行普选，而是等到人民在他们的“革命专政”条件下，经过长期的再教育以后再进行。
为此，列宁提出：
“无产阶级为了要把大多数居民争取过来,
第一,应当推翻资产阶级,把国家政权夺到自己手里;
第二,应当彻底粉碎旧的国家机构,建立苏维埃政权,这样一举而摧毁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妥协派在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中间的统治,威信和影响;
第三,应当用革命手段,靠剥夺剥削者来满足大多数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经济需要,以彻底铲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妥协派在大多数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中间的影响。”
列宁的分析逻辑性极强，对缺乏历史经验而热情澎湃的年轻人极具说服力。想必当初到苏联学习的早期中共党员认真研读过此书，所以他们相信：
“甚至当无产阶级占人口少数时(或者说当觉悟的和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占人口少数时),它也能推翻资产阶级,然后从人数众多的半无产者和小资产者中把许多同盟者吸引过来”
“城市不可能和农村平等。在这个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农村也不可能和城市平等。城市必然要带领农村，农村必然要跟城市走。问题仅仅在于,‘城市’阶级中的哪个阶级能够带领农村,能够担当这个任务,以及城市对农村的领导采取什么形式。”(列宁《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
这正是当初王明路线、立三路线的理论基础。中国的实践已经回答了这两个判断的可信度。
普列汉诺夫是列宁的“老师”，他把列宁带进了欧洲著名的、有影响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圈子中，照顾、帮助过他，后来又成了列宁的论敌、政敌，孟什维克的领导人。普列汉诺夫既了解列宁，又没有动机为其文过饰非，1918年4月，他在临终前的《政治遗嘱》中这样评价列宁：
“列宁无疑是一个伟大的、非凡的人物。”
“要是我指责他不懂马克思主义，那就是在撒谎了;要是我说他死守教条，那也错了。不，列宁不是教条主义者，他精通马克思主义。”
“他十分聪明、精力充沛、工作能力极强，不尚虚荣，不惟利是图，”
“列宁的不讲道德和残酷无情并非出于他本人毫无道德和残酷无情，而是出于对他自己真理在握的信念。”
在那时布尔什维克中有许多这样为信念而奋斗的人。在内战造成的饥荒时期，粮食人民委员瞿鲁巴拥有调拨几百万甚至几千万普特粮食的权力,他却因饥饿而晕倒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
更重要的是，由党代表无产阶级实行专政时，为保证党的廉洁和减少政治错误，党内民主必不可少。列宁在西方侨居了十五年，有很高的民主素养，终列宁的一生,党内可以：
1、在党代表大会上作观点不同的副报告。
2、在适当的场合提出自己的动议、议案,发表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可以按党纲选举党代表。
3、将重大的分歧及疑而难定的问题交付全党讨论表决。
4、领袖、领导层可以和最高领袖争论并可以批驳他,向他提建议。
5、讨论和批评党的错误。甚至在激烈战争时期也要“创办报刊、争论专页等来更经常、更广泛地批评党的错误和开展党内各种批评”。(《列宁全集》第39卷,第288页。)
6、在党代表大会和党中央未作出最后决定时，可以否定最高领袖的提案。
7、宽容那些曾经激烈反对过自己的同志,并与之亲密合作共事。
8、在可能发生决策重大失误时,下级党组织可以通过不信任中央的表决。
9、在党代表大会上及各种会议上递条子、提问题、提出质询、批评领袖。
10、普通党员也可以在规定的形式范围内和领袖辩论,维护自己的观点。
11、由党代表大会选出的专门委员会检查党中央委员的财务收支,并向大会报告审查结果。
12、可以而且必须监察、检查党的最高机关与高层领袖。中央及地方监察委员会,与同级党委委员会平行;中监委要监督中央的决策、决定;同时对总书记到各中央委员,都有质询权,检查文件权。(见尹彦《列宁时期党内民主是如何被破坏的》)
1922年，临终前的列宁开始担心党中央的官僚化，并认真地思考应对之策，他在几天内接连三次留下遗嘱，建议增加几十个人基层工人进入党的中央委员会。在1922年12月26日的遗嘱中，他详细地展开了这个构想：
“我是这样设想的：几十个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就能比其他任何人更好地检查、改善和改造我们的机关。起初由工农检察院行使这一职能，但它实际上不能胜任，只是成了这些中央委员的‘附属品’，或者在一定条件下成了他们的助手。照我的看法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人，应当主要不是来自那些做过长期苏维埃工作的工人(我在本信的这一部分所指的工人都是把农民也包括在内的)，因为在这些工人中间已经形成了某些正应该加以克服的传统和成见。
工人中央委员会主要应当是这样的工人，他们的岗位低于五年来被我们提拔为苏维埃职员的那一层人，他们更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没有成为直接或间接剥削者的农民。我想，这种工人出席中央委员会的一切会议，出席政治局的一切会议，阅读中央委员会的一切文件，能够成为忠诚拥护苏维埃制度的骨干，他们第一，能使中央委员会本身具有稳定性，第二，能真正致力于革新的改进机构。”
注意，被列宁寄予期望的人是“他们的岗位低于五年来被我们提拔为苏维埃职员的那一层人，他们更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没有成为直接或间接剥削者的农民”，换而言之，是没有被官僚机构污染的本色基层劳动者。而列宁希望他们有权“出席中央委员会的一切会议，出席政治局的一切会议，阅读中央委员会的一切文件”。期望冀此能“第一，能使中央委员会本身具有稳定性，第二，能真正致力于革新的改进机构。”
显然，精通马克思思想的列宁对官僚机构高度不信任，对官僚机构内不可避免的权势争斗高度警惕。
可见，虽然列宁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为此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暴力，但他的目标却是一个没有剥削与被剥削的、由广大国民自己拥有的民主社会。在列宁看来，专政与暴力只是改造社会的手段，绝非目标。他心目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不能不”“立刻开始消亡”的国家。
理想与现实
然而，1918年1月15日，距《国家与革命》出版后仅几个月，布尔什维克政府颁布法令建立了常备军--红军。二月革命以来布尔什维克最积极提倡的“士兵民主”立即被严禁，“红军缔造者”托洛茨基直言不讳：
“红军的组织原则与沙皇军队的组织原则是非常相似的”。
事实上苏联红军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虽然该法令许诺“在不久的将来实行全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直到苏联瓦解，这个“不久的将来”也没来到。
1917年，布尔什维克政府成立了秘密警察的机构“契卡”(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 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Чрезвычайная Комиссия (ВЧК))。它拥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可以逮捕一切反革命分子。历史证明，这类机构也不是非常状态下的应急机构，1922年2月6日，经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契卡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后来来被克格勃所取代，直到苏联瓦解。
至于列宁指望用“识字的工人”来取代的官僚，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既寿且昌。事实上，十月革命后，代表底层公众的“工人代表苏维埃”不但没有强化，反而逐渐衰弱;而职业官僚集团的专制却日趋强化。他们形成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在政治参与、企业管理与资源分配等方面，全面排挤压制工人群众;在思想理论方面，它千方百计改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让官僚集团“代表”无产阶级，对社会(包括无产阶级自己)实施专政，并堂而皇之地论证这个专制应当长期强化。
从1923年10月开始，托洛茨基在给党中央一系列公开信中批评党的机关“官僚化”、“特权化”和“脱离群众”，认为“党的官僚主义几乎到处横行，有使党陷入绝境的危险”，“老近卫军”有僵化的危险。
再过十余年，连到苏联旅游的法国左翼作家罗曼·罗兰也看出了问题，1935他在《莫斯科日记》中认为苏联已经出现“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和“新贵族阶层”。他写道：
“身为国家与民族卫士的伟大共产党人队伍与其领导者们，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变成一种特殊的阶级”，“而人民则不得不依然为弄到一块面包与一股空气(住房)而处于艰难斗争的状况之中。”
罗曼·罗兰断言：
“这个党今后还会继续其特殊化，且日益突出”，“让构成民族脊梁的精英们与民族脱离开来，此乃不智之举。要知道民族精英的真正作用是哺育民族并且使自己溶化在民族之中。没有理由要让民族精英们把荣誉、财富与金钱的优势都搜为己有”。
布尔什维克的奋斗目标是消灭国家、消灭官僚体系，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里一再强调官员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为人民服务,随时可以由选民撤换。然而，正是在苏联滋生出或许是全球最庞大，最不受制约的官僚体系。这提出了发人深省的问题：这官僚体系是如何滋生、壮大的?
“消灭国家”还是“官僚专政”？
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前，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委员会闭会期间,一切工作由全体会议选举的中央局领导;那时还没有后来权势熏天的书记处和总书记。俄语中的书记(секретарь)意为秘书、文书、记录员。当时为党中央承担此项工作的是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其具体工作包括担负通讯任务;负责来往文件;党的财务,分发党费;为来访同志办理假护照,寻找住处等纯事务性工作。
1918年3月俄共七大后,党中央建立了唯一的直属机构--书记处。除了秘书事务外，它还兼管组织工作。1919年3月，俄共八大根据季诺维也夫的建议,设立了政治局、组织局、书记处。(《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66页。)
十月革命前后，中央全会几乎三五天就举行一次,一直到1922年,俄共实行了地地道道的集体领导。后来中央委员会变成每月开两次，再后来变成每两月开一次，而政治局成了党的、因此也就是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国际的实际主宰机构。不仅决定紧急问题,而且决定一切问题,只不过把决定通知中央委员而已。
那时的中央委员会有19名成员，政治局、组织局、书记处各由5位中央委员组成，且有的委员同时兼任多个局的工作。如斯大林，同时为这三个局的成员，并兼管组织局，还担任书记处的总书记。敏锐的列宁这时已经嗅出了“寡头政治”的味道：
“我们党每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由大会选举出的十九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领导全党,而且在莫斯科组织日常工作的则是更小的集体,即由中央全会选出的所谓‘组织局’和‘政治局’、各由五名中央委员组成。这样一来,就成为最地道的‘寡头政治’了,我们共和国的任何一个国家机关没有党中央指示,都不得决定任何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列宁选集》第三版,第4卷,第157页。)
然而，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党中央大多数领导人热衷于著述和演说，托洛茨基甚至还有心情研究文学。很少有人重视组织局、书记处的“事务性工作”。于是勤勉而精力充沛的斯大林控制了党和国家机关人事权。临终前的列宁意识到“斯大林掌握了无限的权力”，几经犹豫后才建议将其换掉，但病危的列宁已无能为力。等到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等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他们已是砧板上的鱼肉了。
控制了组织局、书记处，斯大林事实上控制了党内的人事权。利用组织局、书记处的干部任命权，斯大林专心于人事问题的研究,他收集许多人事资料及档案，并且把他们分门别类的归置於自己所建立的名单上，因而获得了“同志档案柜”的昵称。在耐心、巧妙而持之以恒的人事安排之后，斯大林控制了各省、军队与保安机关，进而控制了中央委员会，清洗了大多数老布尔什维克。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中的98人和1966名党代表中的1108人被枪毙,或者关进了集中营。
于是斯大林成了绝对权威，他在党和政府内的地位，甚至超过了沙皇在罗曼诺夫王朝中的地位。列宁时期的党内民主荡然无存，理想主义和理论探索让位于忠诚与服从。
在1919年3月的八大党纲上,还强调干部必须由基层选举，而非上级任命：
“苏维埃国家要实现广泛的、无处可与之比拟的地方和区域自治,没有任何一个政权机关是由上级任命的”,(《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32页。)
俄共十大更明确了“排斥一切委任制度”。但在1923年11月8日，俄共(布)中央制定了Номенклату'ра，这个单词在俄汉词典里译作“上级任命的工作人员”，讨论俄罗斯问题的专业论文里往往将其译为“官僚等级名录制”。它包含三类官职等级名录的表格。
第一号官职等级名录中大约有3500个最重要的领导职位，其中包括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各局首长，托拉斯、辛迪加的领导人，大工业企业领导人等;
第二号官职等级名录，包括各部、局的副职以及其他相当职务;
第三号官职等级名录，则是地方上的领导干部。
苏联的官僚体制由此建立，它事实上承担了这个全能政府的几乎全部职能。而自发革命时期建立的苏维埃，只剩下形式上、礼仪性的职能。
一些学者由此出发，将苏联官僚体系的形成、壮大归咎于斯大林的个人独裁。
然而试问，当时的布尔什维克能否不设置政治局、组织局、书记处之类的机构?在社会矛盾激化，党派之争你死我活的背景下，党内高层不进行适当的分工，不组织有效的机构，根本不可能应付局面。
在那种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只有委任制能使中央控制全党去实现既定目标;而实施普选制，在意见纷纭的环境中只能形成一个分散而软弱的党。苏联瓦解后，研究斯大林的人往往抨击苏共的Номенклату'ра。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这片土地上的第一个“官职等级表”是彼得大帝于1722 年颁布的，它把文武官员分为 14级。根据每个官员的知识水平，才能高低、贡献大小来选拔和任用各级官员。多数学者对此却做出了正面的评价，他们强调，正是这一制度使“儿时的猪倌雅古任斯基当上了总检察长，卖过肉饼做过马夫的缅什科夫成了陆军元帅。”这是彼得克服封建贵族的阻力，建立现代国家的必要措施。正如拉伊夫指出的：
“新的“官僚政治”开始有它自己的语言，如‘国家的需要’、‘国家利益’等等，尽管所指的实际上是君主个人的利益。”(拉伊夫《独裁下的嬗变与危机--俄罗斯帝国二百年剖析》)
进一步思考，如果没有斯大林为人痛恨的“大清洗”，也没有Номенклату'ра制度，苏联的精英阶层会是什么状态?是“大清洗”造成的政治恐怖，使精英阶层的成员不敢放肆地以权谋私，是Номенклату'ра制度给官员们以明显的利益激励，使社会上潜在的精英分子们甘冒政治风险也要争取当官。于是斯大林有了一个指挥自如，令行禁止的官僚队伍。
官僚政治的理论奠基者韩非曾指出，控制官僚队伍的关键是诱之以厚利，禁之以重罚：
“若此臣者，不畏重诛，不利重赏;不可以罚禁也，不可以赏使也。此乃无益之臣，吾所少而去之也。”(《韩非子·奸劫弑臣》)
那些赏不可使、罚不可禁的理想主义者，在官僚政治的价值体系下，显然是“政治素质低下”之人。
自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以来，斯大林的劣迹已经广为人知。但有多少人意识到：在斯大林开始接管权力的时候，俄罗斯处于内战中，社会动荡、经济凋敝，当他离开人世时，苏联是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在“恐怖”的斯大林时代，俄罗斯完成了工业化，抗击了法西斯德国，当时除隔着英吉利海峡的英国以外，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被法西斯德国征服。
而完成这一切，斯大林依靠的正是这个官僚体系。
观察整个20世纪，它最鲜明的特色是工商文明在全球的高速扩张。工商文明毫不留情地吞噬着它遇到的一切其它文明，每个社会都被迫作出回应。积极改造自己，接受工商文明的，就有可能成为新的强权，它一方面会遇到老强权的遏制，但另一方面会劫掠、征服尚未转型，或转型不成功的社会。对此，中国人有痛切的体验。
斯大林的官僚体系，正是俄罗斯适应工商文明的应激反应。为理解这一点，我们只需思考这样的问题：当时的俄罗斯各种思潮泛滥、政党林立，为什么是布尔什维克取得了胜利?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内潜在领袖群星闪耀，为什么是斯大林取得了胜利?道理很简单，无论斯大林本人是否意识到，客观上，他的追求，他的举措，乃至他的性格，在当时的备选者中是最适于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而布尔什维克党期望的“消灭国家”，在当时根本就不现实。于是现实主义的斯大林战胜了耽于理想的老布尔什维克们。
苏联政体的本质是官僚政治，只有直面这个现实，才可能解释苏联的成功与崩溃。
辉煌：“苏维埃公司” 溃疡：吏治 “翰林院”：被钳制的大脑 “分家喽！”
苏联基于Номенклату'ра(官僚等级名录)的官僚政治体制，在短短几十年内完成了西欧国家用两百年甚至更长时间完成的工业化。
回顾各国工业化的历程，大体上可以识别出两类模式：
一类以英美为代表，这类模式的理论基础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它以官僚体系为私人资本保驾护航，属哈耶克向往的“财富控制权力”的模式。
另一类模式以德、日、俄为代表，这类模式的理论基础是德国学者李斯特的“历史学派”, 这个学派主张，利用行政权力，保护本国工业生产能力的发展。因为“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到多少倍。”(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为此行政权力必须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因为在后发国家中，单纯追逐利润的“自由资本主义”只会将国家引入经济殖民地的泥潭。
从这个视角看，苏联与其说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不如说是将李斯特主义推到了极致。由一个完全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官僚体系掌控整个社会，推动俄罗斯快速工业化。这条道路被称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日本的经济体系中，政府竭力扶持大型企业，而大型企业则主动配合政府的经济战略。故西方称日本为“日本公司”，这其实有些名不副实。与之相比，苏联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苏维埃公司”。
辉煌：“苏维埃公司”
前文已经提到，俄罗斯的工业化主要是借鉴德国，彼得大帝如此，列宁也如此。1917年二月革命后，俄罗斯的局面可谓漫无头绪，对德战场上军队溃散，国家陷入了失业与饥荒之中，走马灯似更替的临时政府松散、软弱。1917年9月，列宁写了《大祸临头及防止之法》，主张由国家实行监督、监察、统计和调节生产与流通，规定生产中劳动力的正确分配，爱惜民力，消除对民力的浪费。监督的主要办法是银行国有化，大型垄断公司国有化，取消商业秘密，强迫中、小工商业者实行合并，强迫人民联合于消费合作社。
列宁指出：这是“国家推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办法”，是在德国早已实行了的。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强调：
“如果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尚未成熟，那末任何起义也不会创造出社会主义，而是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最完备的门阶，是历史梯子上的这一级，即从这一级到社会主义那一级是没有任何中间级段的。”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苏维埃公司”的理论基础。这个理论的基点之一是将国家视为一个整体，从整体的角度来安排整个国家的生产，借以使生产安排在宏观上合理化。苏联的统计体系《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System of Material Product Balance，简称MPS)，就是为服务于这一目标而设计的，它关注的焦点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任何一个管理过公司的人都知道，把握各种平衡对公司生存的重要性。
如果从公司治理的视角观察苏联，会发现，它的政治局就是董事会，总书记就是董事长。各部就是各事业部，而部长会议主席就是总经理。各部下设置各级部门，这些部门由各级“干部”们(кадры)管理运作。
由此，整个社会可清晰地识别出两个集团：“干部”与非“干部”。“干部”集团是高度有组织的，每位“干部”的权力均来自上级任命，因而对“干部”而言，获得上级的认可与赏识无疑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任何一位当过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甚至部门经理的人都会认同这样的权力结构——如果你的下属不由你任命，不听命于你，你这头儿是没法当的。
而非“干部”集团的社会成员(他们是人口的绝大多数)，则在“干部”们的管理下，为“公司”的目标而工作。由于全国资源与权力都属于“公司”，结果全国人口都是“公司”的员工，“公司”必须负责他们的生老病死，而无法砸烂任何人的“铁饭碗”，令其“自谋出路”。于是这样的公司不是西方常见的“有限责任公司”，而是一个“无限责任公司”，它集中了全部资源与权力，所以无法将责任推给任何其他人。
这样的模式运行了几十年，其效率如何?从《国外经济统计资料(1949-1976)》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的世界主要国家统计数据中，能查到美、苏工业增长速度，其对比见图一。
图一：美、苏工业生产增速比较
数据提示我们：
首先，直到1986年，苏联的工业平均增长速度都高于美国，在1976年以前，更是明显高于美国，且波动幅度明显低于美国。如果将两国1949年的工业生产均视为100%，到1976年美国的工业生产增加了2.21倍，而苏联增加了11.5倍!苏联在1/4世纪内迅速地实现了工业化，这表明，作为后发工业化国家，“苏维埃公司”体制在“赶超”方面卓有成效。
第二，从长期趋势看，美、苏这两大体系的工业增长率都持续下降，这暗示我们，在一个国家内，工业发展存在上限。且苏联的增长速度比美国下降更快，意味着随着差距的缩小，“后发优势”渐趋消失。
第三，苏联经济崩溃发生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际，即使这一年，其工业增长速度也超过了美国的历史低点(1975年)，可见是国家解体导致了经济崩溃，而非经济崩溃导致了国家解体。
到1975年，两国经济结构对比见图二。
图二：1975年美、苏经济结构对比
到1975年，美国最大的产业是“其他”，即今天显赫于世而又创下塌天大祸的“虚拟经济”，它居然占到了将近一半的份额。而苏联的统计口径的中根本没有这一项，苏联最大的产业是工业，占到了53%。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苏维埃公司”高效率地完成了这片土地上的工业化。
溃疡：吏治
对这样的模式，俄罗斯人并不陌生，它与Дом类似;中国人也不陌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它本质上是一个以国家为单位的利益共同体。
所不同的是，在农耕文明时代，人们的生产主要用于自己的直接消费，需要官僚承担的社会职能较少。而在工商文明时代，分工深化造成了事实上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每个人的生产，99%以上不是自己直接消费。于是全社会消费与生产间的协调，成为性命攸关的社会职能，导致“干部”们的作用远重于郡县制下的官僚。斯大林有句名言：“干部决定一切”，在这样的模式中，实为至论，相信每个管理过公司的人都感同身受。
然而，管理庞大的“干部”队伍成了这一模式最大的难题。斯大林曾标榜，这个群体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而历史事实证实，其真正“特殊”的是特权。
这一难题在农耕文明时代的郡县制中就存在，正是官僚群体的功能异化，导致了一个个王朝的崩溃。
在每个王朝初期，官僚群体数量均少，惩于前朝覆亡之鉴，吏治较为清明，官僚群体中，理想主义色彩较浓，因而较能履行社会职能，社会相对和谐，官民矛盾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
然而，官僚们终归要追逐自己的私利，这种追逐一开始往往是情有可原的。比如，希望退休后能悠游林下，衣食无忧(不要以为在体制范围内，这一定是有保障的，一些清廉终身的老干部，其晚年处境令人心酸)，又比如希望给子女安排好一点的出路(事实上有些干部的子女已沦为“啃老族”，一旦父母去世，他们就只能以“当年我家如何如何”自慰了)。
然而，这种追逐的胃口随时间推移而放大、积累，必然导致官僚群体膨胀而吏治败坏，官僚们利用手中的权力聚敛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数代之后，官僚群体中知道民生疾苦者渐少，而精通官场潜规则者渐成主流，官场潜规则成了一种强大的人才筛选机制，将那些独立思考、关心社稷前景者层层淘汰，最后官场内有真知灼见者仅余凤毛麟角，而纨绔子弟与精通潜规则之徒日增。《红楼梦》中的荣宁二府，不下数百口人，能为朝廷效力者不过贾政一人而已，还还未见其为社稷做出过什么贡献。而社会却需为这数百口人的锦衣玉食提供资源，官民矛盾焉能不激化?
在这样的演化机制面前，王朝的长治久安有赖于对官僚集团的控制。然而，在官僚政治的构架下，不可能有制度化的社会监督，(武则天曾试图依靠群众监督，结果被士大夫集团臭骂至今。)于是只能依赖内部监督。事实上各王朝初期几乎都曾严厉地监管官僚集团。自从司马迁在《史记》中为酷吏立传以来，《汉书》、《后汉书》、《魏书》、《北齐书》、《隋书》等正史中都列有《酷吏传》。这些酷吏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抑制官僚集团的腐败趋势。到了明朝，朱元璋甚至将贪官“剥皮实草”，以儆效尤。然而史实证明，这一切终究无法抗拒官场腐败的大趋势。大清朝总结历代经验，为御史台(相当于中纪委)搞出了十六册四十二卷的《钦定台规》---皇帝审定的御史台办事规则，在内部监督的创新和制度化方向上迈出了重大的步伐。然而《钦定台规》颁行三十多年后，清王朝就倒台了。
苏联的历史不过提供了一个新的案例。
当初列宁的期望是：官员的工资不超过工人的工资。
1931年后，斯大林提出了在劳动报酬方面“取消平均主义”的方针和政策。到1930年代，苏联党政干部的最高工资，或者低于、或者相当于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的最高工资，同普通职工的工资差距仍很小，领导干部的特殊化主要表现在住房方面。当时普通群众多住在走廊体系的公共住宅中，38个房间共有一个厕所。而领导干部居住的楼房内，则有电梯、楼梯甚至货梯。
1945年4月，苏联政府规定，对在机关、企业、团体中担任重要职务、具有高深学识的和经验丰富的人实行特定工资制。其数额一般规定为2200～3000旧卢布，以后最高额可达4000～5000旧卢布(见《苏联的工资制度》 国外社会科学情报 1983年第6期。)。
后来，斯大林搞了一个“钱袋”制度，在正式工资外给高级领导干部发一个大信封，内装数额不等的卢布，例如，一个部长当时除工资外可得到两万多卢布，相当于后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月工资的两倍。这些钱秘密发给，不上税，也不计入交纳党费的基数。
同时，高级领导干部几乎是免费占有别墅，有专用汽车，免费早餐，免费午餐(或者象征性地交点费)，假日去休养所、疗养院的大量路费补贴、“医疗费”。
斯大林时期的“政治恐怖”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官僚集团的腐化进程。然而即便如此，腐败现象这时就已经出现。在一些党的组织中，有一些领导人已经堕落腐化，竟至挪用公款和盗窃国家财产。马林科夫在苏共十九大报告中称：
在若干经济企业中，有少数工作人员“竟然企图把委托他们管理的企业变成他们自己的私人财产。”“这些领导人认为：他们什么都可以干，他们可以完全无视国家和党所制定的法律和规章，可以违反苏维埃的法律，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专横行动。”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斯大林时期的“政治恐怖”已成为历史。名列Номенклату'ра(官职等级名录)的高层官僚群体迎来了自己的春天。这个统治集团主要是党的高级官员，在20世纪60～70年代，这个统治集团又扩大到工会领导、享有特权待遇的科学家、高级知识分子。据《20世纪俄国史》作者估计，这个阶层人员总数为50万～70万人，加上家属，大约为300万人，即占当时全国人口的1.5%。
勃列日涅夫之所以能够爬到一把手的位置，并稳坐18年直到去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Номенклату'ра体系的成员认为他是个“老好人”。当年，苏联安全部门负责人安德罗波夫，曾就腐败问题向勃列日涅夫提交了专门报告。勃列日涅夫的反应竟是：三个月内不与其见面，也拒绝与其通电话。
勃列日涅夫鉴于赫鲁晓夫垮台的教训，以“稳定”为治国要诀。为此取消了干部轮换制。在中国的历代王朝中，郡县主官不得是本乡人，且需定期考绩、轮岗，这对预防出现朋党乃至独立王国至关重要。勃列日涅夫抛弃了这个制度，结果官僚阶层日益封闭，形成一个一个沾亲带故的小圈子，以至被称为“官僚氏族集团”，其各类特权迅速扩张：
1，宅第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少则花几十万卢布，多则糜费上百万卢布;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暑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
2，特供权。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应。手持特供证在特供商店能买到质优价廉的、普通公民望洋兴叹的种种主副食和其它商品。
3，特教权。在苏联，凡是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
4，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几乎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
5，特卫权。花在高级领导人身上的费用，达到无法核算的程度。为维护他们的生活、别墅和私人住宅中的服务人员、警卫人员，每年开支达数百万卢布，甚至达到几千万卢布。
6，特支权。位居金字塔顶峰的官员还在国家银行有“敞开户头，即户主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
除了这些体制内“合法的”特权外，
“苏共的许多书记、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中央委员都卷入了肮脏勾当。赠送贵重礼品，包括赠给总书记，被认为是正当的。一到节日前夕，机要通讯部门就忙得不可开交，分发从各方各地区寄给总书记和政治局委员的盒子。这种现象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特别盛行”(《戈尔巴乔夫沉浮录》，第386页。)。
例如，乌兹别克党中央第一书记拉希多夫，领导着一批贪官，将本加盟共和国的棉花收入攫为私有，案值高达80多亿美元。
据苏联《青年共产党人》杂志1989年第10期披露，“经济领域里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多数已存在10～15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可见这些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主要都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发生的。
勃列日涅夫本人就与这些行为脱不了干系。丘尔巴诺夫本是勃列日涅夫的女儿加琳娜的警卫，后成为其丈夫。此后一路高升。丘尔巴诺夫在1976～1982年期间，总共受贿65.7万卢布，超过一个苏联工人270年的工资。勃列日涅夫去世5年后，丘尔巴诺夫因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罪被捕、判刑。丘尔巴诺夫的倒台不排除政治斗争的因素，但贪污腐败能成为政治斗争中的筹码，反映了当时苏联特权阶层的普遍堕落。
“翰林院”：被钳制的大脑
吏治败坏显然是苏联瓦解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并不能完全解释问题。大规模的官僚体制与工商文明密不可分，吏治败坏的国家显然不只是苏联。只要最高统治集团认同现行体制，聪明地治理国家，巧妙地应对内外矛盾，在吏治败坏的条件下，维持百十年甚至更长的先例甚多，如中国许多朝代跨过“盛世”之后，依然能维持上百年。
做到这一点，一个基本的前提是直面现实。对苏联瓦解后的局外人，做到这一点并不难;而生活在当时的苏联，却难于上青天。
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是当时对苏联社会性质的官方认识。当我们回顾这个已经走进历史的政权时，可清晰地看出，它既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也不是列宁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它是一个走到极端的“李斯特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政权。俄罗斯之所以走上这条道路，有其历史根源。然而终苏联一生，它的主流学者从未正视过这个问题。
1939年，意大利共产党人布鲁诺·瑞兹(Bruno Rizzi)把苏联的国有的和集体的所有权与共产党官僚集团对应起来：
“私有制变为了集体所有制，却属于一个阶级”，
“以一个阶级的整体形式作为所有国有财产的真正所有者”。
他还认为，在苏联剥削依然存在，但呈现了一种新的形式，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单个资本家对工人剥削形式的是阶级对阶级的剥削，“一个阶级对一个阶级的剥削代替了单个人对单个人的剥削”，他把这种现象称为“官僚集体主义”。
南斯拉夫的米洛万·吉拉斯(Milovan Diilas)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吉拉斯是铁托为首的四人领导集团成员，曾任南共政治局委员、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政府副总统、国民议会议长。1950年他发表《阶级与阶层》，1952年发表《阶级与阶层：社会主义的实际问题》。1956年，发表《斯大林模式的本质》。1957年出版《新阶级》一书。
吉拉斯指出：官僚对权力的垄断在苏联模式中处于核心地位。他指出，权力既是官僚维持其各种特权和所有权的手段，同时也是苏联模式的本质。
他援引罗马法指出：所有权就是对物质资料的使用、享受和分配。在苏联，官僚特权阶层对国有化和集体化财产的实际使用、管理和控制，就是罗马法意义上的所有权，而所有权是判定“阶级”的关键性的因素。由此他认为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他所谓的“新阶级”：
“新阶级视全国的资产为己有，把‘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或‘国家’等名词变成法律上的空洞字眼。新阶级害怕冒犯其绝对权威会动摇其财产所有权。因此，新阶级反对任何形式的自由，目的就在保障其‘社会主义的’所有主之地位。批评新阶级对财产的垄断，足以使新阶级发生失去权势的恐慌，新阶级对于批评之敏感，是他们的统治与行使权力的态度造成的”。
对这些观点，人们见仁见智，各有评价，但这毕竟是直面现实进行的独立思考。而苏联的主流理论家们，却根本无视现实。他们竭力证明苏联的制度就是马克思意义下的“社会主义”，苏联的政府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但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构想严谨而清晰，苏联的现实与之根本就是南辕北辙。他们只好牵强附会、强词夺理。结果“政治任务”取代了学术研究，苏联的主流理论家们从研究者沦为辩护士。两者的区别是巨大的，研究者须从事实出发，没有预定的结论，所得结论只接受事实与逻辑的检验;而辩护士先有预定的结论，一切工作都是争取辩护的成功，而不在于从研究中获得洞见。
到了50年代，苏联宣布“进入无阶级社会，全面向共产主义社会进军”，在苏共22大上，赫鲁晓夫宣称苏联已经是“全民国家”，苏共已经是“全民党”。这种既不符和马克思理论，又不符合事实的宣称，把苏联的主流理论家置于极为尴尬的地位，他们更没有可能直面现实，从事严谨的研究了。于是苏联的主流理论越来越脱离现实，越来越缺乏说服力。苏联曾经拥有的道义力量日渐衰落，维持政权只能依赖秘密警察和常备军，而这是列宁当初希望“不得不”“立即开始消亡”的“寄生物”。
这样的理论界，只能生存在“专政”的保护下，一旦面临自由辩论，一旦裁决辩论胜负的不是行政权力，而是证据与逻辑，他们会立马溃不成军，其中一些人甚至会转身投靠对方，成为反戈一击的骁将。主持“休克疗法”的盖达尔就是这样的人。其实，我们的身边，也不乏这样的“学者”。
主流学术界是统治集团的大脑，学术界的这种状况，使苏联的官僚统治集团日渐沦为“无脑人”，不但无法直面社会现实，甚至无法从长远、整体的视角关照本集团的利益。官僚统治集团在强大的秘密警察和常备军的保护下，在勃列日涅夫“稳定”政策的纵容下，埋头于积累特权，仅两三代人就沦落为浑浑噩噩，幼稚腐朽的群体。面对必然出现的困境时，只能做出条件反射式的反应，提出粗浅、鄙陋的对策。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谓的“勃列日涅夫主义”。
苏联的体制不过是工商文明的另一个模式，早晚会遇到所有工商文明国家必将遇到的同样问题--如何获得外部市场与资源。为解决这一问题，苏联推出了著名的“勃列日涅夫主义”，它包括：
社会主义大家庭论：即社会主义国家属于一个大家庭，不允许其他势力将一个国家从社会主义大家庭分裂出去;(苏联：这是我的势力范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美国：保卫自由世界)
大国责任论：苏联在这个社会主义大家庭里是大国，应当承担大国的责任;(苏联：我是家长)(美国：美国的国际责任)
国际分工论：在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内实现产业分工;(苏联：将外围国家定位于产业链的低端)(美国：比较优势论)
有限主权论：即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应受到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利益的限制，(苏联：你的主权不能违背我的利益)(美国：你的主权必须服从我认可的“普世价值”)
国际专政论：即无产阶级专政已经超过了一国范围，可以跨国实行专政。(苏联：不听话就揍你!)(美国：国际警察)
排除其意识形态色彩，可以看出，这与当今流行的“全球化”理论异曲同工。与之相比，为达到同一目的，美国统治集团的说辞更有学术味，显得更文雅，更“道德”，因而更易于达到其目的。而“勃列日涅夫主义”则以其粗鄙、霸道而遭人痛恨，并立刻被指为“社会帝国主义”。后来的苏联崩溃、苏东集团瓦解，“勃列日涅夫主义”功不可没。
行政权力对“真理”的垄断导致了大量盲目而短视的决策，给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咸海的命运就是一个案例。
咸海位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之间，其水源主要来自阿姆河和锡尔河。咸海地区曾是地球上最富饶的地方之一，主要产业是渔业。海岸的港口城市穆伊纳克每年捕鱼上千万吨，还有飞往塔什干的航班。
上世纪50年代，苏联决策将这里发展为棉花生产基地，在沿河流域大量开垦土地，引水灌溉棉田，1960-1980年总棉花产量增长了20%，而其代价是流入咸海的水减少了90%。
到80年代，咸海水平面下降14米以上，东、南部海岸线退了80公里，萎缩为“大咸海”、“小咸海”两个部分。曾经捕鱼的渔船到处分散在干湖床上。旱季从每年30-35天拉长到每年120-150天。野生动物从173种减少到38种。曾有上万渔民的穆伊纳克港，已沦为仅2000人的沙漠小镇，距离海岸线超过100公里。今天的旅游者看到的是：
“眼前的一切建筑似乎都废弃了。工厂、巴扎、剧院、甚至机场，早已门窗破碎，空无一人。不少楼显然是盖了半截后停工的。”
在无人参观，已经关门的市博物馆里，旅游者看到：
“展品为反映昔日穆伊纳克居民生活的实物和照片。有小渔船和各种渔具。从黑白照片上看到食品厂里有堆积如山的鱼罐头。”(见《老荒游卡拉卡尔帕克斯坦》http://www.ctrip.com/community/itinerarywri/965485.html)
而这一决策的最大受益者是前述乌兹别克党中央第一书记拉希多夫领导的贪官集团，棉花收入为他们提供了80多亿美元的赃款。
由此人们看到，在官僚体制下，行政权力垄断“真理”的后果。这甚至传染到自然科学领域，李森科事件就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案例。
学术界是一个社会的大脑，而大脑需要自由探索的空间。当官僚体制钳制学术自由时，它实际上钳制的是社会的理性与良知。这使苏联一步步走向无脑化，以至于面对西方的意识形态进攻，毫无辨别能力，浑浑噩噩地服下了人家开的药方。
“分家喽！”
没有社会的监督，没有学术界的独立思考，在这样的环境下，经过几十年的近亲繁殖，苏联的官僚集团已经演化得与1917年的老布尔什维克面目全非。勃列日涅夫就对他弟弟说过：“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话”。这位苏联的一把手称自己“不再相信社会主义的胜利、马列主义的原则或者共产主义的前途”。
人们看到，苏联早期官僚集团身上的理想主义色彩早已消退殆尽，他们的第三代已经演化为一伙“理性经济人”。他们在总的文化水平、专业知识等方面要比老的一代高得多。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许多人有学位，不止一次出访西方国家。西方的统治上层是垄断资本家，在那个“财富控制权力”的社会中，垄断资本家只需关照自己的利益，只要交了税、不犯法，在自己的“独立王国”内，可以为所欲为。而苏联的官僚集团身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手举着“工人阶级”旗号，总不免觉得碍手碍脚。正如《20世纪俄国史》作者的评论：
“80年代中期，新阶级实际上已最后形成。已经不需要公有制的形式，他们在寻找一种能够自由管理，而后变成自己的财产，个人的私有的财产的途径。”
苏联解体不是因为经济崩溃(事实上是解体导致了经济崩溃)，也不是因为外敌入侵(曾经横扫整个欧洲的德军也无法征服苏联)，也不是因为人民起义(1991年春天的时候，全苏联境内进行了一次全民公决，这一次全民公决大约有75%的老百姓都支持留在苏联体制之内，在中亚地区共和国更是超过90%的公民都要求留在苏联内)。
我们看到的是，与沙俄时代两次“农奴解放”类似的场面：社会高层急于摆脱“效率低下”的Дом，要席卷家产而去。而社会底层一旦离开Дом却不知能如何生存。社会高层为了过上西方垄断资本家的生涯，不惜砸碎社会底层的“铁饭碗”。这就是沙俄两次“改革”的实质，也是苏联“改革”的实质。现在事实已经很清楚：苏联“改革”后新生的垄断资本家，几乎全是前任苏联高官，犹以年轻而高学历的共青团高官为甚。
在社会底层公众的眼中，叶利钦的“法统”向上追溯，最终是列宁，从列宁到叶利钦是一个逐代继承的整体。这个整体一开始“以革命的名义”实行了全部社会资源的“公有化”，到最后却由高官们私分。于是末代苏联权贵资本家们的罪行，甚至玷污了老布尔什维克们的名声。尽管他们本是“不尚虚荣，不惟利是图”(普列汉诺夫语)的理想主义者。
至此我们看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欧亚大陆上演化的一个全过程。它是工商文明的主流模式之一，另一个主流模式是英美的“自由资本主义”。在后发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证明了自己在工业化方面能高效地完成“追赶”任务。在这个意义上，“苏维埃公司”的出现有其必然性。然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无法容纳社会监督和学术独立，结果必然导致官僚统治集团贪鄙化、弱智化。官僚统治集团最终演化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在瓜分“苏维埃公司”的同时，他们将国家推入了分裂与衰落的境地，将同胞推下了灾难的深渊。
社会再次站在了十字路口上，而这次站在十字路口上的，不仅仅是俄罗斯，而是全世界。
信仰：自由资本主义悖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期待：公众的思潮回望Дом
苏联崩溃、苏东集团瓦解标志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衰落。这让“自由资本主义”高度亢奋，认为“自由资本主义”就是人类社会演化史的终点。“市场经济导向”凝结成为所谓“华盛顿共识”，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各国际经济组织在全球大力推行。以贸易自由为诉求的“关贸总协定”进化成了“世界贸易组织”。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力图挤进这个组织，为此甚至不惜损害自己的经济独立和底层国民的生计。
2008年3月，号称“全球领先的金融服务公司”贝尔斯登公司(Bear Stearns Cos.)传出遇见流动性危机的信息。结果引发了一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危机证实，所谓“自由资本主义”是一种不稳定，不可持续的社会机制。人们不得不思考社会应走向何方?
观察各方对社会经济问题的讨论，可以识别出三个主要的倾向。
信仰：自由资本主义
在学术界里，占主流的倾向仍是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研讨和教学以它的话语体系进行，各经济主管部门用它的统计指标体系管理经济，各国际经济组织更是它的积极推行者。
然而，这一切并非建立在学理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上。诚如张维迎指出的：
“西方经济学界一般把对市场的信仰划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就是对市场经济没有任何信仰，不相信市场经济，这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第二个层次是怀疑主义，摇摆不定，有时候信，有时候不信，这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就是主张政府干预主义的经济学;
第三个层次是对市场经济非常信仰，但是也认为，必要的时候，政府应该介入市场，这是芝加哥学派。弗里德曼就认为，经济萧条时期政府应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让经济走出低谷;
第四个层次是对市场坚定不移，完全信仰，这是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但这一学派当今的代表人物主要在美国。”(张维迎《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2009年2月8日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的演讲)
在“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体中，货币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赚钱（学术化的术语是“利润极大化”）是经济运行的核心的动力。在“自由资本主义”的货币理论中，将货币定义为“交换媒介”，由此得出了著名的“费雪公式”，以描述货币发行量、物价和真实财富间的关系。
然而在每一次交易中，“利润极大化”机制都将一部分购买商品的货币变为利润，并加入到试图“以钱生钱”的货币中。这种机制长期运行的结果，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在货币发行总量中的比重越来越低，而今，货币发行总量中，试图“以钱生钱”的部分已经占到了绝大多数。于是统计数据与费雪公式发生了极为显著的背离。(王中宇《货币循环的另类观察--系统动力学的视角》 科学时报 2009年11月5日A3版)“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们不去分析“交易媒介”这个假设是否成立，反而制造出“货币的迷失”这个不知所云伪问题，进而陷入了寻找“货币需求函的稳定性”的死胡同。这样弱智的理论体系，要立足于世，也只能仰仗“信仰”了。
“利润极大化”机制持续运行的结果，必然是试图“以钱生钱”的货币指数增长，使购买消费品从而提供利润的货币越来越无法满足其胃口。为了维持经济运行，货币当局不得不超额发行货币，造成货币超过真实财富而膨胀。这些不对应于真实财富的逐利资金，造就了迅速膨胀的“虚拟经济”，这个泡沫总有破裂的一天，这就是经济危机。
对这一事实，自由资本主义的理论家们用“产能过剩”来描述。自由资本主义理论相信，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只要听任失败的资本家破产，让经济体系毁灭过剩的产能，就能够实现自我调节，恢复供需平衡。经济系统将持续运行下去。整个经济就在周而复始的“景气-衰退”循环中成长。
然而经济系统毕竟不是象牙塔里的“孤立体”，它是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的动荡与衰退，直接威胁到社会底层大量居民的生存，威胁到政治体系的合法性。一旦弄到“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不反待如何!”的地步，连这个社会结构都无法维持。遑论其经济子系统的自我调节?
由此我们看到，在自由资本主义充满学究气的外表下，是一颗冷酷而鲁莽的心。
在这次全球经济危机中，张维迎对各国政府救市政策的评价是“饮鸩止渴”。这个评价相当确切。然而奥巴马对美国社会结构的信心，不足以让他遵循哈耶克主义，他不敢听凭经济系统的自我调节，而宁愿饮鸩止渴。格林斯潘、伯南克等美国经济学大拿，对自由资本主义的理解决不低于张维迎，他们也同奥巴马一样，宁愿饮鸩止渴。一个依赖于“信仰”的理论，其力量不过如此。
悖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前已提及，为国家资本主义奠基的是德国人李斯特。自由资本主义的理论家们将经济系统视为孤立体，而李斯特认识到经济体不可能孤立于社会系统，在社会系统中，李斯特以“国家”为利益单位，所以，他的著作取名为《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以笔者有限的阅读，改革开放以后，首先在国内大力介绍李斯特的是韩德强。此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渐为部分学人关注。最近大倡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是李非，2009年5月，他在乌有之乡网站上发表了长文《国家资本主义之前世今身》，文中详细介绍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由来与发展，认为前苏联和中国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样本。文章逻辑清晰，证据丰富，可视为这个方向的代表作。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激烈地抨击自由资本主义：
“自由资本主义是有一个自己的世界前途愿景的，这个愿景就是金融大鳄索罗斯在其若干著作中所披露的‘开放社会’。这个‘开放社会’的基本内容就是自由资本主义彻底抛掉国家的外壳，全球强国统统大分裂，国家公司化，变为大大小小的有限责任国，世界改由跨国财团的大公司直接统治。这样，企业化的国家就可以破产，以土地和人民抵债。”
“‘开放社会’不是没有‘政府’，‘政府’是有的，就是大的世界级金融财团，他们通过金融手段控制各个地区，视其它经济或政治的联合体为‘牲畜’，届时养肥，定期宰杀。这样的一种‘理想社会’，显然就是一幅中世纪欧洲的场景，甚至还不如中世纪的欧洲，因为他已经不把社会公众当人看待了。”
“在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已变的无比强大，这些资本一刻不获取超额利润就不能生存，它们从吞吃自己的人民再到吞吃盟国的人民，直到自己吞吃自己，大资本之间相互吞吃。次贷危机，使得他们失去了自我放纵的堂而皇之的理由。最后的烂摊子要政府给他们收拾，要各国官吏给他们收拾。到此为止，历史性的时间之窗给了国家资本主义一个重大的机会。”(李非《国家资本主义之前世今身》)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历史的演进有自己的看法：
“以农耕为生产力的生产关系的阶段性进化中，从奴隶社会进化到封建社会后，不是一步跳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有一个最高进化阶段，这一阶段就是中央专制社会。”(同上)
据此，李非认为：“工业社会也有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类似过程”,其后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走完了这一阶段才可能进入社会主义。这一观点源自前引列宁的观点：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最完备的门阶，是历史梯子上的这一级，即从这一级到社会主义那一级是没有任何中间级段的。”(列宁《大祸临头及防止之法》)
据此，李非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为人类开辟了光辉的前景：
“金融机构和商业机构会被废除，被统一的社会分配机关所代替。利用人们对未来、未知的恐惧追逐金钱的证券、保险、期货等行业将会消失。这些行业所解放出来的人将会把精力和智慧投入到科学、技术、管理，以及文学、艺术、体育、游戏等方面。”
据此，他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共产党人在一个国家夺取政权后，只要是作为国家执政党而存在，就必然是搞国家资本主义，除非他放弃对政权的夺取，任由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巩固，他作为其中的一个政党参与竞选。”
“事实证明，对于落后的大国来说，要想走到世界前列，国家资本主义是唯一可以采取的手段。”
然而，回顾苏联的历史，主张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学者无法回避以下问题：
1、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要求官僚集团控制几乎全部社会资源，结果，除了内部监督，他们事实上不可能受到有效的制衡。李非认为，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中存在三个主要的社会集团：官吏、群众和资本：
“当官吏和资本的矛盾加剧时，资本会受到控制，反之，当官吏与群众的矛盾加剧时，资本会利用群众与官吏进行抗衡，避免官吏的错误在没有强有力制约的情况下走到极端，这都使得作为群众的第三方利益得到适当保护，使资本与官吏都受到双重节制。”
这与苏联的历史经验不符。事实上在苏联，官僚集团同时就是资本集团，不存在官僚集团之外的独立的资本集团，与官僚集团相比，群众处于地道的弱势，除了怠工，事实上没有任何制衡官僚集团的可行手段。苏联建国元年成立的秘密警察机构“奇卡”，其全名为“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怠工”与“反革命”并列，可见在官僚专制的社会中，“怠工”的重要社会功能——它是被专制者唯一可用的“制衡”方式。
2、李非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在这些方面(注：指商品交易，追逐利润)，与自由资本主义的本质没有多大区别。变只变在国家的核心资本改由国家官吏(干部)控制，而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的官吏受无产阶级监督，必须为穷人服务。”
但李非指望的“官吏受无产阶级监督，必须为穷人服务”，事实上取决于官僚群体的“自觉”，而这种“自觉”其实是稀有物，只能靠凌驾于官僚群体之上的“绝对权威”来维持。
考诸史实，人们看到的是：官僚集团专制几十年后，其第三、四代无可遏制地退化，变得贪鄙而弱智。他们无力承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得不承担的社会责任;却羡慕自由资本主义中私人资本家的“自由”;同时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显赫的社会地位并非源于自己的能力，只是前任官僚“封妻荫子”、“提携门生”的结果。于是鲁莽地拆屋分家，将自己的国家推入最野蛮的权贵资本主义泥潭。
当年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曾寄望于革命者的第三代，现在这些“第三代”频繁出现在欧美的贵族学校中，在“胡润富豪榜”上、在“克利翁国际名媛俱乐部”内，在各大公司的股东、董事、董事长名单里。让人们不得不佩服杜勒斯的历史眼光。
史实证明了所谓官僚们“受无产阶级监督，必须为穷人服务”之虚妄。
3、历史反复证明：控制几乎全部社会资源的官僚集团，不可能容忍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学术界必然沦为“翰林院”和“喉舌”，成为官僚集团对公众洗脑和自欺欺人的工具。其结果必然窒息社会的理性思维能力，使整个社会“无脑化”，干出一连串无法弥补的蠢事。
指望官僚专制下的无脑社会能过渡到“社会主义”，最欢迎这种理论的恐怕是希特勒先生，他的纳粹主义意译过来是：国家社会主义。李非在文中就正确地指出：
“希特勒上台后，又是利用德国国民在俾斯麦时期就打下的根深蒂固的国家资本主义理念，推行国家资本主义，使其经济快速复苏，从而能够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
4、李非认同列宁的一个著名判断：
“列宁最为警惕的是千千万万的小生产者，认为他们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自由)资本主义。列宁这样的看法，就是要防止和限制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出现自发的、大规模的敌人，这个敌人就是自由资本主义势力”。
李非强调列宁在《论粮食税》中提出的对待小生产者的政策：
“一是继续加强国家资本主义，用国家资本主义挤垮和控制私人资本主义。二是把小生产和农民通过合作社的方式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向。”
而现实和历史都表明，具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占有巨大的经济资源，更垄断了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机会，但它解决国民就业的能力极差。统计数据显示：国有企业提供的就业机会从未达到20%，它的两个峰值是：19.49%(1960年)、19.15%(1981年)。这两个峰值，前者是“大跃进”的结果，后者是“洋跃进”的结果。对国家资本主义而言，均远远偏离了其正常运行的范围。1981年后，国有企业提供的就业机会一浪低过一浪，1994年后更是一泻千里，跌到了8%附近，甚至低于1953年的水平。(见图一)
中国城市改革的重要动因之一，就是国有体制无法解决广大国民的就业问题，只好放开政策，让失业者自谋生路，同时大力鼓励在职人员“下海”。此门一开，国企的经济官僚们马上看到了“甩包袱”的门道，接着就是“优化组合”、“下岗待业”、“买断工龄”，将大批劳动者抛向社会，经济官僚们则垄断生产资料与经济机会，实现“减员增效”，提高自己的“劳动生产率”，让自己的收入与自由资本主义中的垄断资本家“接轨”。
事实上，绝大多数国民就业于中小企业与个体户，从事的是地地道道的“小生产”。它们在各衙门的严厉管制下，动辄得咎。以至于民谚云“十几顶大盖帽，管一个破草帽”。
《中国统计年鉴》用年销售额500万元作为工业企业“规模”的门槛。对“规模以上”企业再分划为大、中、小型。
“规模”以下的微型企业，占企业的绝大多数，他们所拥有的资本不过是几万元到几十万元，小型企业也很少有资产上千万元的。正是这些企业为绝大多数国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在今天的经济生态中，这些企业的平均寿命不过几年，是地地道道的“微生物”，从事着国有企业不稀得干的苦力活。
与之相比，大型国企的老板，如马明哲，仅年薪就超过了6000万元，小企业主那点资本还不够他们一舔。我国工业资产的平均利润率不到8%，6000万元的年薪相当于拥有7.5亿元以上的工业资产，而小企业主的身份是“资本家”，马明哲们的身份却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有比这更搞笑的逻辑吗?
“小生产”无疑具有资本主义倾向，但它却不是今天中国问题的症结。历史反复证明，社会经济问题的症结在于“聚敛”!当“可投资资产”高度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时，绝大多数国民除了“小生产”有何出路?笔者也希望消灭“小生产”，而它的前提是劳动者自己占有生产资料。只要少数人聚敛大量生产资料，多数国民就只能两手空空，除了“小生产”，想不饿死，就只好乞讨、盗窃、抢劫!
事实上，已经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农民工与小企业主站在同一战线，对抗拖欠工程款的发包方。而拥有总包地位，得以向小企业分包工程的，正是大型国有企业。尽管媒体将欠薪问题归咎于小企业主“黑心”，相关部门则在“保护国有资产”的旗号下偏袒国有企业，但农民工已经看明白，欠薪的根源是发包方要求小企业“带资施工”，并拖欠工程款。
可见，在今天的现实中，与“小生产”者为敌，其实是与国民的多数为敌!
广泛存在的“小生产”不过是高度集中的大资本的伴生物。而依靠行政权力实现资本的高度集中，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现实中的大资本只有两类：披着“国家”外衣的官僚垄断资本和披着“民营”外衣的权贵垄断资本。不去解决大资本问题，却拿“小生产”开刀，这暴露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立场。
期待：公众的思潮
不难看出，所谓“自由资本主义”，其背后是权贵资本的诉求;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则是官僚资本的诉求。这两种诉求造成了主流学术界中声势最大的争鸣--“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
然而，争论中“民”与“国”的概念却从未被清晰地分析过。
私人大资本家以“民”的面貌出现，然而各种调查数据显示，逐利资金在国民中的分布高度集中。近年来，金融界高度关注“私人银行业”的市场状况—即私人“可投资资产”在国民中的分布状况。2009年，出现了两个市场调查分析报告--招商银行的《2009 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中国私人银行业：坐看风起云涌》)和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BCG)的《中国财富管理市场—为中国高端客户度身打造最佳价值定位》。报告显示：不超过1 %的国民拥有了几乎全部可投资资产(见图二)。可见，笼统的“民”事实上已经明显分化为两大类，一类腰缠万贯，靠财产性收入为生;一类两手空空，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至于主流理论家们大肆宣扬的“中产阶级”，无论在人口中的比重，还是占有资产的份额，都微不足道。
官僚资本以“国”的面貌出现，苏联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有能力、有欲望“卖国”的正是他们。至于广大的国民，对“国有资产”根本无权置喙，只能眼看着权贵们瓜分“国有资产”。这样的“国”，与广大国民何干?倒是那些以“民”的面目出现的私人大资本家，没有官僚集团对“国有资产”的处置，他们如何能在短短一二十年内聚敛上百亿的资产?
于是在公众中涌现出了各种思潮，但主流学术界或者假装无视其存在，或者扣上“民粹主义”的帽子。然而，这些思潮在网络上已经汹涌澎湃，并赢得了越来越多国民的同情与共鸣。主流学术界还能当多长时间的鸵鸟?
这种现象表现出了两大阵营的疏离：一方是私人大资本群体和官僚群体，一方是社会公众。这种疏离导致了“毛泽东思想”的回归。“毛泽东思想”是个敏感的话题，2009年国庆游行队伍中，临时增加了“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竟引起了轩然大波。恐怕全世界也没有哪个国家对自己的缔造者有如此尖锐对立的态度。
毛泽东在临终前回顾说，他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赶走了日本人和蒋介石；一是搞了文化大革命。前者就是建立人民共和国，后者则是治理国家。
当年的国民党政权，搞的其实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被共产党恰当地称为“官僚资本主义”、“四大家族”。德国、日本和苏联模式对国民党的治国理念影响极大。其结果是资源高度集中，广大国民贫困而愚昧。共产党打败国民党的武器，其实就是两个主张：经济上“耕者有其田”，解决广大国民的生产资料问题；政治上“还政于民”，解决官僚政治问题（见《民主的正轨：毫无保留条件地还政于民》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社论）。这两条击中了国民党的命门，使其在国民中彻底孤立。
国民党覆亡的教训深深地印在毛泽东的心里。观察毛泽东的治国理念，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始终将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国民放在首位，同时对社会上层的精英集团高度不信任，无论他们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老精英，还是在“打江山、坐江山”过程中形成的新精英。这在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洞对”中就已经显出。在他治国的二十几年里，始终贯穿着“消灭三大差别”、“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干部参加劳动”、“两参一改三结合”等等主张。他反复要求医疗、教育、文化系统要面向工、农、兵。对“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深恶痛绝。
1964年12月12日，毛泽东写道：“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他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呢？这些人是斗争的对象、革命的对象”（《对陈正人关于社教蹲点情况报告的批语和批注》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66页）
他还特别担心干部子女，“我们的干部子弟很令人担心，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许多优越感。”（毛泽东与王海蓉的谈话1964－1965），1952年6月14日，在给周恩来的信中，他提出“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毛泽东选集》第六卷）
当年的人们，视毛泽东的这些理念为说教，因为当时的干部和干部子女放在今天，几乎大多数都堪为楷模。而今，毛泽东的忧虑获得了全社会的共鸣。
毛泽东对苏联模式也保持着警惕，在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注中，他写道：
“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即使消灭了旧的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影响还会长期存在，阶级意识形态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每一个时期，总会有这样一部分人，保持旧制度对他们有利，用新制度代替旧制度对他们不利。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
“苏联有个高薪阶层，在农村中还有富裕农民阶层。对这些人来说，保持和扩大物质刺激，对他们是有利的，取消物质刺激对他们不利，他们就会进行抵抗。”（第276-277页）
“既得利益集团”、“高薪阶层”，上层精英集团在毛泽东心目中就是这般形象。基于对上层精英集团的高度不信任，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有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第275-276页）
在读到第341页时，他写到：社会主义制度下，有技术革命、文化革命，但“没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等读到第742页时，他写道： “我们还要看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社会里的高薪阶层是有危险性的，……。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警惕，如果我们及早注意，是可以解决的。” 到了第743-744页，他写下了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判断： “一个社会阶层的统治代替另一个社会阶层的统治，就要革命。总的趋势是这个革命必不可免，但是目前革命的条件还不成熟。”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远远跳出了“打江山，坐江山”的历史惯例，他心中的目标是消除“统治-被统治”的社会结构，他看到了上层精英集团与底层社会公众的对抗性矛盾。这是他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深层根源。从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心目中理想的社会结构：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員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員会的成員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員会的成員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常设”的“权力机构”由“全面的选举”产生，其成员“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这其实就是马克思高度认可的“巴黎公社原则”，也是列宁在1917年反复强调的原则。
客观评价毛泽东治国的是非得失，不是本文的主题，但毛泽东提出的，国家不能只由一部分人管理，却是一个意义极为深远，但尚未找到答案的问题。
当年的列宁认为，仅靠“识字的工人”就可以管理国家，已被历史证明不现实。列宁曾构想将几十名基层工人送进党中央，毛泽东则在实践中将一批工人、农民引进了中央委员会，并将其中一些人放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位置上，但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在文化革命中，毛泽东指望发动群众，批判党内的“走资派”，却引发了大规模的派系斗争甚至武斗，他寄以期望的“革命小将”们，在“当权派”的巧妙操作下，分化成了相互对立的派别，毛泽东号召他们“大联合”，却无济于事，不得不以“军管”和“清理阶级队伍”收场。结果官僚集团获得了更为稳定的地位，而当初的“革命青年”却成了“幻灭的一代”。
许多左翼人士将这一结果归咎为某些人的“背叛”。如果这就是问题的症结，那人类历史就取决于少数伟人的选择，我等芸芸众生就只能指望救世主。这种思维模式可追溯到孟子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犹太人的“弥赛亚预言”，佛教的“弥勒佛”信仰，——孤苦无助的人们无力认识世界，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只好期待救世主降临。
观察历史可以发现，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真正实现了由全体国民共同治理社会。哈耶克曾提出过“权力控制财富”还是“财富控制权力”的问题，我们能看到的所有国家，无不处于这个“双稳态触发器”的某个稳态之中，更有一些国家在这两个状态间来回跳跃。
可见对左翼学者而言，真正需要的是，深入研究并切实回答以下问题：
社会底层公众如何同时制衡“官僚”与“资本”两大势力?
一个真正“民有”、“民治”、“民享”的社会，其社会经济系统应如何运行?如何保证其运行的效率与稳定性、可持续性?
怎样从现实社会走向理想中的社会?
如果不能有说服力地回答这些问题，“左翼”就只有道义上的批判力量，而缺乏实践上的建设力量，充其量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与旗帜，而“新朝代”最终只能落入“热月党人”的手中，社会只能继续在哈耶克的双稳态触发器中震荡，直到自我毁灭。
(注：“热月党人”并非某个政党的成员，而是法国大革命后期反雅各宾派的各派人物的暂时结合，他们的核心诉求是“秩序”，他们的共同理念是“一个有产者统治的国家是有社会秩序的国家，一个无财产者统治的国家则是处于自然状态之中的”。-- 1795年法国宪法草案报告)
回望Дом
苏联走进历史已将近20年，自18世纪以来，俄罗斯民族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历程，既有足以傲世的辉煌，又有令人没齿难忘的惨痛。这一切本质上是人类对自己集体生存方式的探索。
前人遗留给我们的不仅是物质财富，不仅是生产力，不仅是科学技术。最宝贵的是，付出了无数鲜血与生命换来的集体生存经验。客观而深入地研究它们，方可能使人类认识自己，学会更理性地生存。
观察俄、苏走过的历程，可以识别出一个广泛存在的历史循环：
对社会实行专政的精英集团，在时间的作用下日渐贪鄙腐败，聚敛无度，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积累起越来越大的内应力，这内应力既包括经济运行的障碍，也包括底层公众的怨恨。这积累过程一旦超过某种限度(类似于断裂力学中的“屈服应力”)，便造成了爆炸性的释放，使社会陷入混乱。此时激进社会集团的诉求几乎都是：消灭精英集团，代之以公众管理社会。然而历史的事实总是“热月党人”(在中国则被称为“真命天子”)成为新的精英集团，在“秩序”的旗号下，重建对社会的专政，为新一轮循环拉开序幕。
这告诉我们，精英集团与社会公众的关系，是理解历史、理解社会结构的关键。
马克思从“阶级”的视角分析社会结构，而“阶级”的分化仅取决于经济地位，尤其是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然而，在许多社会中，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下的私人产权，却照样存在社会的分层、奴役与人为灾难。
现代社会学从“职业声望”的视角研究社会结构，所谓的“职业声望”指人们对各种职业所做的主观评价，由社会学家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得出。1961年，美国社会学家奥蒂斯·达德利·邓肯发现，调查所得的职业声望可由相应职业的平均收入和教育水平解释，由此，他建立了一个回归方程，以平均收入和教育水平计算所有职业的声望得分。由此计算出的得分，被称为社会经济地位指数(socio economic index)。
这一方法被引入中国后，学者们发现，仅用平均收入和教育水平不足以有效解释中国的职业声望，必须加上第三个因素：权力(见李春玲《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职业声望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社会学研究 2005年2期)。
这告诉我们，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不是单一的经济因素，而是三个因素：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和权力资源。
这个事实打破了一些传统术语造成的幻象。学术界往往在“官僚集团”、“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类术语中打转，似乎这是三个相互独立，界限分明的群体。事实上，贵而不富、学历低而权重、富而无权的人在统计意义上并非主流。社会精英集团事实上同时掌控着这三类资源。
这一特征在工商文明侵入中国之前就存在。那时的社会精英群体被称为“士大夫”，这个称谓展现了精英群体的政治--文化特征，研究地主经济的学者们则发现，地主经济中占优势地位的是官僚地主土地所有制。“官僚地主”这个称谓展现了精英集团的政治-经济地位。可见精英群体对这三类资源的“赢家通吃”，是一个更长久而稳定的结构特征。
如果我们不囿于在工商文明的“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既有理论框架，直接观察历史经验，可以发现“赢家通吃”的上层精英集团与几乎一无所有的底层公众集团间的对立，是社会的主结构;而这两个集团各自的内部结构，是次级结构。于是精英集团与公众集团的矛盾永远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而精英集团通常是这一矛盾的“主要矛盾方面”。因为只要“内应力”没有积累到“屈服应力”的附近，在精英专制下的底层公众集团总是被动的、沉默的。
如果精英集团能自觉地承担“家长”的责任，对公众、对全局、对长远负责，则家和万事兴;如果精英集团贪鄙自私，聚敛无度，甚至勾结外人，盗卖祖产，则家道难免中落，家人难免遭殃。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反复证明了这一点。一次次王朝更替，说白了是一次次更换“当家人”。这更替的代价，一方面是“王冠落地”，另一方面则是“杀人盈野”，“流血漂橹”。
中国历史上“当家人”的周期性更替，使“轮回”的观念深入人心，也引发了无数仁人志士的深思。这种深思大体可归纳为两个方向：
其一，如何减缓精英集团退化、腐败的速度?
其二，如何改变精英集团当家，而广大公众被动的社会结构?
其实，当今人类还面对更为严峻的难题。人类社会系统寄生于生态系统之上，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是人类社会得以持续存在的前提。工商文明的基本理念是竭力发掘自然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欲，“自由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这同一赛场上竞争。而竞争的结果是：不可再生资源已面临枯竭，人类社会已经危及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在人类社会内部，则分化为几无调和可能的对立集团。这促使人们思考：
工商文明是否已经制造出它自己无法解决的矛盾?
工商文明是否已经走到尽头?
人类的社会经济系统能否与自然生态系统和谐共生?
人类能否找到一种可行的持续生存方式?
……
愿这些方向的研究更加开放、更加务实、更加深化;愿这种研究能引导社会走向更理性的状态;愿我们的Дом能够长治久安，百姓能够安乐祥和。
这样我们才对得起前人(包括我们的先辈和伟大的苏联人民)遗留的、代价昂贵的集体生存经验。
“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她有无数田野和森林，
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瓦.列别杰夫.马库奇《祖国进行曲》
别了，苏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