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学习与批判》1976年第1期，作者是复旦大学，唐文。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全国人民爱戴的康生同志和我们永别了!

　　悲痛笼罩着复旦园。这里的一切，都好像在唤起人们的追忆：你知道吗?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康生同志，曾经来到过这里。你记得吗?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高潮中，在复旦园的林荫道上，会议室里，校办工厂的车床旁，留下了康老的足迹。

　　十七个年头过去了，可是当年康老的音容笑貌，还有他在复旦园走过的足迹，都难以磨灭地铭刻在我们的心里。

　　一九五八年，这是令人难忘的火红的年代。大跃进的浪潮，冲开了紧闭多年的学校大门。在毛主席“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号召下，许多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在复旦的校园里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但由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统治，新生事物刚刚破土而出就受到了摧残和打击，斗争是多么激烈啊!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一日下午，我们敬爱的康生同志来到了复旦大学。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争夺教育阵地的斗争十分尖锐的时刻，康生同志给我们带来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声音，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和无穷的力量。

　　在一间布置得很整洁的会议室里，革命师生的代表争着向康生同志汇报教育革命的盛况。康生同志全神贯注地听着，询问着，谈笑风生，每一桩新生事物都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当哲学系师生把一本下乡编写出来的《农民哲学课本》送给康老的时候，康老热情洋溢地笑了，立刻翻开了这本薄薄的小册子。……

　　这是哲学系二年级师生开展教育革命的成果。他们来到浙江钱塘江畔的海宁县荆山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还一起成立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和“哲学小组”，课本就是为了适应农民学哲学的需要而编写的。

　　康老很高兴，热情地鼓励大家说：“你们办了件大好事，这是农民的大喜事!”

　　哲学系一位同学向康老汇报说：“这本课本是我们用扁担、锄头蘸着汗水写出来的。”

　　康老赞许地说：“好啊!下乡办学好!学哲学就是要这样。马列主义哲学，毛主席的哲学，是明白学。和群众一起学，越学越明白。关在高楼大厦里是学不明白的。只有和工人农民结合起来，教育革命才能深入。”

　　康老的话，引起了大家严肃的思考。为什么康老这样热情地赞扬下乡学哲学、写通俗哲学读本，而另一些人则对此咬牙切齿地咒骂呢?就在当时的前一、两年，窜到复旦当“顾问”的苏修专家，猖狂地反对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原则，诬蔑用哲学解决实际问题是“大炮打麻雀”，“坦克抓老鼠”，是“简单化、庸俗化”。

　　由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学校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哲学系的学生只得被圈在高楼深院里关门读书，真是越读越不明白，越读越蠢。有的人哲学课的考试得了五分，在政治上却堕落成了右派分子。

　　康老在当时就一针见血地批判了修正主义的谬论，坚定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

　　座谈会一结束，康生同志又来到了刚刚办起的红旗半导体厂。

　　红旗半导体厂，是物理系革命师生奋战四十天办起来的。尽管他们办厂的设想遭到了某些人的冷遇，但他们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自己设计，自己安装;连建厂的大部分材料也是他们从废料堆里觅来的。康老来到半导体厂视察的时候，这里已经试制出了上海第一只晶体三极管。

　　康老了解了红旗半导体工厂建厂过程中的斗争情况以后，站在楼梯口上，对大家讲了话。

　　康老着重给大家讲了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重要指示和党的教育方针。他说：书是要读的，但最重要的是实践，要边干边学，不要迷信书本。科学研究工作要大搞群众运动，要反对少数资产阶级“专家”、“权威”的垄断，要敢于打破洋框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胆创新。他还勉励师生们牢记毛主席的教导，鼓足干劲，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坚持教育革命的正确方向。

　　随着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康生同志那宏亮的声音在空中回荡：“你们办的是新型工厂，搞的是新的产品，培养的是新人。这是新的制度，是共产主义教育制度的幼芽。你们代表了先进的方向。要好好干!”

　　校办工厂既然是新生事物，就难免有缺点和不完善的地方。当时就有一些“摇头派”、“算账派”，抓住鸡毛蒜皮之类，对学校办工厂大加指责。

　　康者了解到有人指责学校办工厂是“得不偿失”，是“浪费”，就气愤地驳斥道：“这不是浪费，这是学费!应该分清学费和浪费的界限嘛!”

　　康生同志作为一个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新生事物总是热情赞扬和精心培植的。当时试制出来的三极管的质量还不够稳定，康老就鼓励大家说：“要把冲天的革命干劲和严肃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科学研究就是探索和掌握事物的客观规律，有一个反复实践的过程。不要怕失败、挫折，只要坚持下去，不断提高，一定能够成功。”

　　就在康生同志来复旦视察前不久，物理系入学才几个月的工人大学生经过四十天奋战，造出了上海第一台国产单晶炉。康老知道了这件事，极为振奋。他忘了疲劳，又来到了金工厂。

　　那天，三十几位工人大学生，正在金工厂劳动。当康生同志高大的身躯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大家都高兴得跳了起来。康老用那双坚强有力的大手，紧紧地握着工人大学生沾满油污的手说：“你们干得很好，很对!要坚持干下去!”

　　康老仔细地看了单晶炉的样品，还一一询问了工人大学生的学习、劳动、生活等方面的情况。最后，康生同志勉励大家：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努力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康老对理科办工厂表示了极大的关心，表示要一个一个地看过去。从金工厂一出来，又神采奕奕地走进了玻璃工厂。

　　玻璃工厂，也是在大跃进岁月里，因陋就简地办起来的。它设在复旦大礼堂后面的矮平房里，并不显眼。但就在这里，工人电光源专家蔡祖泉和他的战友们，不顾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阻挠和嘲笑，用土设备造出了一批当时还要从国外进口的高真空玻璃器材。

　　康生同志聚精会神地观看了工人和学生的操作，勉励学生要虚心向工人师傅学习，并且语重心长地对陪同参观的蔡祖泉说：“工人有教育学生的责任。”

　　康老深情地用手抚摸着工厂的土设备，高度赞扬了工人同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这时，康老环顾四周，看到无论是工人还是学生，大都是二十几岁的青年人，显得分外高兴。他提高了嗓音说：“青年同志，大有希望!”

　　我们述清楚地记得，康生同志在离开复旦园的时候，最后说的一句话是：“校办工厂好!”

　　十七年过去了。康老留在复旦园的足迹还是那么清晰，康老留在复旦园的声音还是那么清楚。我们在沉痛悼念康生同志的时刻，心情就显得格外激动。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十七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并没有在教育战线得到贯彻执行，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用简单的话说，就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不是吗?

　　康生同志满怀着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豪情，亲自在一九五八年来到复旦园支持我们闹教育革命，扶植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给了广大革命师生以多么巨大的力量和鼓舞啊!

　　可是，康老一走，一些人就把康老的指示丢到了脑后。不久以后，一股冷风吹下来，说什么“劳动多了，学习少了，质量差了”，对一九五八年的教育革命发动了反攻倒算。

　　康老热情赞扬过的新生事物无一不遭到了无情的摧残。

　　刚刚打开的学校大门又关上了。在海宁农村办学的哲学系师生，被诬蔑为“头脑发热”，强行拉回了学校。那本《农民哲学课本》，则被说成是“不象哲学的样子”，丢掉了。

　　工人和革命师生艰苦创办的工厂一律被勒令停办。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的红旗半导体厂，被砍得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了。

　　“智育第一”、“读书做官”、“知识私有”等一套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货色，在复旦的校园里神气活现地摧残着青年，摧残着人材。

　　这是一场多么令人愤慨的倒退，这是一个多么发人深思的教训!

　　当年受到康老接见的、现任校党委副书记刘洁和国际政治系总支书记钱孝衡，在悼念康老的日子里，这样地回顾了自己的教训：

　　“听到康老逝世的消息，感到十分悲痛。回忆起康老视察我校的情景，心情更加沉重。康老谆谆教导我们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支持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坚持教育革命的方向。可是我们忘记了康老的教导，放松了世界观改造，卖力地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维护了学校这块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把学校的领导权从资产阶级手里夺了过来，教育战线出现了生气勃勃的景象。今天又有人妄图否定教育革命，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一定要学习康老的革命精神，记住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被扼杀的教训，积极投入到当前批判否定教育革命的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去。”

　　是的，一九五八年受到康老赞扬的幼芽虽然遭到了修正主义冷风的摧残，但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阳光雨露下;这些幼芽又重新发芽、生根，而且长得比当年更为繁茂、茁壮。

　　物理系办起了“四·一”综合电子仪器工厂，在这里，已经不是只生产二极管、三极管了，而是大批地造出了多种高、精、尖产品。在这里，一代既懂政治、又懂技术，既能动脑、又能动手的工农兵学员正在成长。

　　但是，这一切还只是开了个端，教育革命还是处在试验阶段，要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还要经过长期的努力。今天居然有人再次刮起了冷风，指责教育革命过了头，要把教育革命方向扭转去，这岂不是妄图重演对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反攻倒算的历史吗?

　　历史是不允许重演的。在悼念康老的日子里，我们一定要化悲痛为为量，学习和发扬康老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精神，百折不回地把教育革命坚持到底。

　　康老在复旦园留下的足迹，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足迹，是光荣的反修战士的足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足迹。我们复旦大学的广大革命师生决心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沿着康生同志的足迹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