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依然不太平，美苏争霸持续，美越战争胶着，苏军侵占捷克，中苏关系交恶……面对波诡云谲的国际形势，毛泽东从《明史·朱升传》中得到启发。1972年12月，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时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明朝建国以前，朱元璋召见一位叫朱升的知识分子，问他在当时形势下应当怎么办。朱升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采纳了他的意见，取得了胜利。根据我们现在所处的国内外大好形势和我们所坚守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立场，毛主席说：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当年年底，在毛泽东要求印制的大字本古籍中，就有《明史·朱升传》。毛泽东颇欣赏朱元璋的谋略，他曾批注明代冯梦龙编著的《智囊》一书：“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1973年1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发表《新年献词》(社论)，重申了毛泽东“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如今，在许多偏远乡村的墙面上，不时还可以看到“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标语。这些日渐斑驳的口号背后，暗藏了一个时代的跌宕风云。

　　一、今年国庆节，地方、军队的同志都不要去北京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方针的提出，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毛泽东应对苏联战争威胁的直接产物。勃列日涅夫1964年上台后，中苏两党未能达成实质性和解，新的论战不断。到1969年，中苏之间在黑龙江的珍宝岛、新疆的铁列克提等边防地带先后爆发武装冲突，各有伤亡。

　　神州大地上，涌起了“打倒新沙皇”“誓死保卫祖国神圣领土”的游行示威。在审阅发给苏联政府的声明时，毛泽东特意加写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句话。苏联军方的《红星报》则扬言要给“现代冒险家”以摧毁性的核打击。美国《华盛顿明星报》也刊文称：“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中国当时虽然与美苏等少数几个国家一样，成功试爆了原子弹和氢弹，但如果真要与苏联打核战争，无疑仍面临多重压力，极为被动。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发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口号，全国上下掀起了挖防空洞的热潮。

　　基于上述情状，毛泽东逐渐形成了“要准备打仗”的战备思想。1969年9月，审阅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提出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口号》稿时，毛泽东增加了一句口号：“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国庆前夕，毛泽东与曾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等谈话：今年国庆节，地方、军队的同志都不要去北京，怕敌人趁机消灭我们的中心。

　　与此同时，中国再次成功进行了氢弹试验和地下核试验。10月1日，林彪、周恩来等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庆祝大会。为预防苏军像入侵捷克一样乘机发动袭击，全军进入战备状态。有人甚至提议先行放掉密云水库的存水，以免苏军轰炸大坝冲淹北京，因周恩来反对而作罢。珍宝岛事件后，尽管周恩来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举行了会谈，初步达成了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等几条临时共识。中苏双方随后开启了时断时续的边界谈判。但有可能“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的判断仍像一根紧绷的弦。为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很快又作出了疏散在京老同志和高级干部的决定，如朱德去广州，叶剑英去长沙，陈云、邓小平、王震去南昌，陈毅去石家庄。据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事前对他表示：要把陈云、王震他们放在交通沿线，来去方便;万一打起仗来，要找的时候，我还离不了这些人呢。10月14日，毛泽东本人乘专列离京到达武昌，入住东湖客舍。周恩来等则留守北京，转移到西山战备指挥中心办公。

　　10月18日，在苏州休养的林彪，口授了“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在京的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随即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名义下达全军。林彪发出的这份“紧急指示”，事先并未得到军委主席毛泽东的批准。毛泽东看了报送给他的“紧急指示”电话记录(急件传阅)后，对汪东兴说“烧掉”，并亲自将传阅件烧掉。

　　二、我们的地道不会挖到莫斯科去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早年戎马倥偬，历经枪林弹雨，他们对防空的重要性自然有许多真切的体会。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村召开，600余名代表出席。为预防空袭，假会场设在了长汀城郊，结果假会场被炸。事后，毛泽东对朱德、项英表示：“这次会议的防空措施是正确的，如有一个会议代表出现问题，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随后，周恩来、朱德等任委员的劳动与战争委员会成立。他们着手制定防空报警、疏散隐蔽信号，规划挖掘防空洞、进行防空防毒演习等事宜。在《长冈乡调查》中，毛泽东写道，“本乡防空防毒委员会指导群众防空，注意下列各事：飞机来了不要乱跑。挖防空洞，可以几家合挖一个，在做，尚未做好。遇毒瓦斯用手巾封鼻。”抗美援朝时期，爱子毛岸英遭遇美军空袭而牺牲，这无疑也是毛泽东悲伤的记忆。

　　1953年11月，第一次全国人民防空会议在京召开，会议确立了“长期准备，重点建设”的方针。毛泽东曾指出，“地下防空室，这笔钱不能省”。1965年1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提出北京及各大城市要挖防空洞和地道的问题：老百姓怎么办?就是每个房子都挖个洞，自己挖，平时当仓库，藏东西，战时飞机来了当防空洞。1969年8月，中共中央转发了军委办事组《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成立以周恩来为组长的中国人民防空工作领导小组，各省、市、自治区也成立了人民防空领导小组。

　　为了开挖防空洞，许多城市都是男女老少齐上阵。北京前门大栅栏地区建成了著名的“北京地下城”，并与地铁1号线贯通。据首都人防办副主任张一民回忆，他曾随周恩来陪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参观北京建筑机械厂的防空洞。周恩来风趣地对齐奥塞斯库说：“总统阁下，你路过莫斯科时，请你给柯西金总理带个信，我们挖防空洞完全是为了防御。让他放心，我们的地道不会挖到莫斯科去。”周恩来、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等还参观过大连市的“十山”“十网”人防工程。上海开工建设了“人民广场地下环形通道”。西安小寨防空地道工程同样颇为壮观：“深挖洞子广积粮，苏修空袭要提防。美帝也在蠢蠢动，全民急挖防空洞。小寨工程最浩大，内箍砖石不讲价。洞高三米宽五米，地下纵横数十里。洞里能跑老解放，北京吉普撵不上。西安经常拉警报(演习)，洞里钻满老与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八六团修筑了家家相通、户户相连的龙珠山地道。

　　◆为便于就近隐蔽，在居民区中修建坑道防空工事。

　　“深挖洞”活动不经意间促成了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如长沙的马王堆汉墓遗址，保定的满城汉墓。备战时期和“三线建设”过程中，一些重点军工项目上马。位于湖北咸宁市澄水县高桥镇的“131地下工程”，便是一座防核战争的地下指挥部，洞口安装了50多厘米厚的铅门来对付导弹。知名的重庆白涛“816地下核工程”，挖出的石方量达151万立方，有“世界第一大人工洞体”之称，洞体工程设计可以预防百万吨氢弹空中爆炸冲击，还能抵抗8级地震破坏。

　　三、向老百姓征税征粮，多了会闹翻，不行的

　　民以食为天。中国人口众多，粮食安全向来关涉亿万民众的吃饭问题。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指出：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20世纪50年代后期，与工业方面的“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类似，“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成为发展农业的方针。

　　毛泽东多次指示，要给农民减负，减少粮食征购，藏粮于民。1961年，国家粮食征购同比减少177亿斤。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全体会议时再次强调，要多给农民留出粮食，“这样他就能够多吃，能够较多地留饲料，能够保证种子。还有一个，他就能够储备一点，储备在农民家里，生产队也储备一点，以便备荒，应付突然事变”。1965年6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汪庄召集周恩来、李先念、陈毅、余秋里等开会。论及“三五计划”时，毛泽东追问粮食4800亿斤能达到吗?“我看大家想多搞，你们也想多搞，向老百姓征税征粮，多了会闹翻，不行的。这是个原则问题。”“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脱离老百姓毫无出路。搞那么多就会脱离老百姓。”两个月后，周恩来在国务院第158次全体会议上表示：主席提出要我们注意三句话，注意战争，注意灾荒，注意一切为人民;这三句话，我想合在一起顺嘴点，就是备战、备荒、为人民。

　　1971年8月，毛泽东在东湖客舍与华国锋谈话时，看到对方戴着毛泽东像章，当即说：“你还戴着?看见就讨嫌，不要戴了。”听了华国锋汇报农业生产情况后，毛泽东又提到：粮食产量，我历来赞成农民少报百分之十到二十;群众多留点粮食，无非是多吃一点，储备一点，卖出去一点，或拿来喂猪。《人民日报》刊发《储粮建仓，备战备荒》等报道时，特别加上了毛泽东的话：“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河南省林县革命委员会在《人民日报》刊文，称他们遵照毛主席关于“普遍建设谷仓，建设备荒仓”的伟大教导，储粮建仓，全县已做到队队有仓库，除满足自己储备粮食的需要外，还可为国家代储一部分粮食，全县粮食平均亩产由220斤增加到400斤以上，实现了农业发展纲要的要求。

　　在1975年全国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复出的邓小平提出了如何真正学大寨的问题。

　　“毛主席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我们现在积了多少粮?”“全国还有部分县、地区，粮食产量还不如解放初期!”当年与邓小平等一同接见访华的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时，毛泽东坦言：我们这个国家穷，中国人太多了，因为人太多，每个人的口粮不那么富裕。毛泽东时代，粮食问题总体而言较为突出。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曾出现大面积饥荒。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纷纷带头减少自己的口粮定额，以示共克时艰。

　　四、第三块是中国，是块肥肉，也是美苏争夺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及各自所属阵营之间上演了持续数十年的冷战和争霸。随着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许多新生的国家开始争取自身在国际上的独立身份，不结盟运动应运而生。

　　毛泽东将美苏争霸主导的国际形势形容为“夹肉面包”。西欧、日本“这两块肉”美苏要争夺;第三块是中国，是块肥肉，也是美苏争夺的;还有第三世界，亚非拉，那是更大的肥肉。对于世界局势，毛泽东创造性地构建了“三个世界”的体系。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随后，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派，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他在会上发言阐述了毛泽东“三个世界”的理论;批判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搞军备竞赛，“不断对其他国家进行控制、颠覆、干涉和侵略”;并重申了中国不会“称王称霸”。“我们主张，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当建立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我们反对任何国家违背这些原则，在任何地区建立霸权和势力范围。”“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内涵虽各有侧重，但它们又三位一体，展现出毛泽东居安思危、有备无患的治国方略和平等互利、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及至1976年，毛泽东明确对华国锋表示：国际上的事，大局已定，问题不大;国内的事要注意。毛泽东生前亲笔写下的最后一句话便是：“国内问题要注意。”

　　在世界舞台上，中国所奉行的不称霸政策，顺应了时代潮流，受到许多国家的认可。（本网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