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jixuie)题记：在七届二中全会讲话里面，毛主席谈到“城市斗争”依靠谁的时候，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这是颇有深意的，千万不要以为这只是一个种说法而已。实际上，毛主席为了这个说法转换为全党全军全各族人民的做法，奋斗了28年，一直到老人家离世。到了后来，有人的确对依靠工人阶级是三心二意的，毛主席的担忧不是多余的。这样理解1949年3月，在全国解放前夕，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包括“两个务必”的一些列说法，可谓用心良苦，也是高瞻远瞩的。

　　到了晚年老人家提出一个新的说法“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说明什么?说明当时工人阶级还没有领导一切，至少还没有完全领导一切，如果工人阶级还不能领导一切，那后果会很严重。当这个新说法，得到切实贯彻执行以后，在“城市斗争”里，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变成普遍的做法以后，我们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最后建成的。

　　毛主席领导的是一个强大的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中国，其路线在根本上是符合马列主义的，是有牢靠根基的，与之相对应的革命实践都是有根源的，所以才依靠工人阶级的领导，依靠群众推而行之谓之通——道器变通。

　　对比苏联，他们就是没有这个阶段，没有强调工人阶级必须一切，所以导致了资本主义复辟。对此也许还有多说几句，不然有些人会不服气。

　　试想，如果不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那么处在领导位置的人会是什么样的人呢?

　　那就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赫鲁晓夫就会把人民当家作主当作一句空话。

　　重温一下，毛主席教导我们：

　　【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有正面教员，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也还有反面教员。

　　如果只有正面教员而没有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

　　(见1965年2月，世界知识出版社《赫鲁晓夫言论》第三集出版说明)

　　所以，毛主席反修防修的一个绝招就是不厌其烦拿赫鲁晓夫做反面教员，进行持续的批判。赫鲁晓夫在中国，比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要臭气熏天。谁都不敢公开承认自己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

　　毛主席强，还是不强?

　　本文拟题目《依靠工人阶级建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由国强之器悟毛主席强国之道(2)》

　　01

　　“糊涂思想”问题：

　　为何到主席晚年才得到切实解决?

　　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讲话中是这样说的：

　　【在城市斗争中，我们依靠谁呢?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贫民群众。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在发展工业的方向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主要地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或者反过来，认为只要注意国营企业就够了，私营企业是无足轻重的了。我们必须批判这些糊涂思想。】

　　公私合营以后，城市企业绝大多数都是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但毛主席说的“糊涂思想”一直存在。

　　这里把苏联的“马钢宪法”与我们中国的“鞍钢宪法”作个比较。

　　首先看“马钢宪法”的特点：马格尼沃托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是苏联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这个大型工厂将一套完整的管理规程、规范上升到“法律”的高度，成为著名的《马钢宪法》。其主要内容包括实行一长制、专家治厂、科层管理、经济核算、不搞群众性的技术革命。

　　再看“鞍钢宪法”的特点：政治怪帅(全心全意靠工人阶级落实到工人阶级到家作主上)下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工人参与管理，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从事工厂各项工作。

　　“鞍钢宪法”解决了微观领域的问题，但宏观领域工人阶级的地位和作用，依然不能得到切实保障。

　　仅举一例，大中小学的领导与管理，如何体现工人阶级的领导，就一直是个问题。

　　当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后，毛主席当年的良苦用心才慢慢被一些老干部所理解一部分。

　　也许现在说这个问题，人们更有体会。不细说了。

　　02

　　1970年毛主席亲自决策：

　　让上海上马运十飞机项目的深远意义

　　运十飞机在上海研制成功，这是毋庸置疑的。

　　大型民用客机的生产，比军用飞机的综合要求更高，因此，运十飞机的生产可以作为我们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建成的标志。

　　如果说得更全面一些，到了1970年运十飞机上马的时候，“两弹一星一艇”也已完成，那么我们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就建成了。

　　这还有什么可质疑的呢?

　　这是器层面的认识。

　　在道层面看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弄全会上说的那个“糊涂思想”，在这个时候可以说，得到了彻底清除。

　　1970年上海，以至于全国各地工人阶级的地位和作用，那是有目共睹的。

　　上海曾经出过一位叫“柯老”的领导人，他之后的领导人究竟怎样?看看运十飞机的研制过程，应该可以得出结论。

　　03

　　1975年四届人大向世界宣告两件大事

　　第一，四届人大代表来自工农兵的占到72%，这是对全心全意靠工人阶级，对人民当家作主的硬指标保障。

　　顺便说一下，那个时候的党员，以及人大代表无论是思想觉悟，还是实干精神都是属于工人阶级的。

　　那个筛选，比起资本主义的所谓民主选举不知要靠谱多少倍，难道不是?

　　第二，我们已经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我们是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这难道还有假?

　　要不然，尼克松、田中、希思、施特劳斯、施密特、惠特拉姆、特鲁多，等等这一大批来自欧美日的政要排队似的来中国“坐红旗，住钓鱼，见主席”?

　　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投票中毛主席发现了一批国家当了“红卫兵”，是哪些?

　　中国代表在联合国受到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的欢迎程度，恐怕是前无古人的的。
 

　　李克勤后记：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工人阶级大权旁落，那么即使有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又怎样呢?强国之器，如果没有强国之道，那是极其危险的。就是苏联那样的。

　　想起我的老师杨叔子院士经常说的一件事，陈毅元帅说一个飞行员技术好，思想差，那他会把飞机开跑了。强调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工作切实落在实处。这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差池。

　　关于为人民服务，需要有个全面的圆满的解释。就党的宗旨而言，要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道层面的根本性要求。而在毛泽东文化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是要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因此，只有同时讲“全心全意靠工人阶级”，以及“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那才圆满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道器变通。

　　最后还要说一句，到了主席晚年，在微观领域，城市工厂越来越多，工业规模越来越大，不仅城市里工人阶级队伍继续扩大，出现了一批像王进喜、吴桂贤、李素文、孙健等这样的杰出模范，当时鞍钢宪法要求的“两参一改三结合”那在厂矿企业是人们自觉的习惯，普通工人不存在怕领导，倒是领导怕工人是司空见惯的。现在想起来，那是毛泽东文化里神奇的现象。

　　而且在农村人民公社出现了大量社队企业，学大寨学出来像河北的雷金河领导的周家庄，河南的史来贺领导的刘庄，江苏的吴仁宝、郁全和、李良宝领导的华西村、张家港市金港镇长江村、江阴市夏港街道长江村，湖北叶昌保领导的洪湖洪林村、周宝生领导的官桥八组，浙江朱重庆领导的航民村，以及后来的王宏斌领导的南街村，等等，都属于人民公社内部发生贫下中农向工人阶级转换的道器变通之变。这是毛主席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独有的现象，那至少说明一点，毛主席解决了中国农民在道器两方面由非工人阶级向工人阶级转换的路径、方法，那里面一些列想法说法做法(三法)，在毛主席逝世后，得到了实践检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里面，经受了各种考验，在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下，毛主席的“三法”是“三通”(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的道器变通。

　　而在毛主席离开我们的时候，中国工业的宏观领域，那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不存在浮夸，不存在假冒伪劣产品，更不存在坑蒙拐骗，人民安居乐业，社会主义事业欣欣向荣，那是外国政要有目共睹的，又不是什么瞎吹的。

　　有人也许还想拿什么经济发展速度慢，什么“崩溃论”之类来胡搅蛮缠。那就再看一次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在四届人大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吧，这个报告是邓小平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主持起草的。

　　周总理指出：

　　【我们超额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一九七五年也将胜利完成。我国农业连续十三年夺得丰收，一九七四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一。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但粮食增产一点四倍，棉花增产四点七倍。在我们这样一个近八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工业总产值一九七四年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一点九倍，主要产品的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钢增长一点二倍，原煤增长百分之九十一，石油增长六点五倍，发电量增长两倍，化肥增长三点三倍，拖拉机增长五点二倍，棉纱增长百分之八十五，化学纤维增长三点三倍。在这十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个大中型项目，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即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国内外反动派曾经断言......定会破坏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事实已经给了他们有力的回答。

　　周总理在报告末尾特地站了起来，满怀豪情地指出：

　　【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人民奋发图强，战胜种种艰难险阻，只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就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再用二十多年的时间，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从1975年算起，再过25年(20多年)就是2000年，也就是周总理说的本世纪内，我们可以实现“四化”的。这难道是没有根基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