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jixuie)题记：有些描述抗美援朝的电视剧的确存在问题，例如在表现决策过程中好像就只有林彪一个人不赞成出兵朝鲜，这是历史事实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光只有林彪一人觉得出兵朝鲜风险很大，他们这种判断不是没有道理的。而林彪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比藏着掖着好，更比不表态看形势发展再来“站边”的风头主义要好得多。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对过去的历史评价也就是要实事求是。我们又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们不要害怕犯错误，更不能想方设法去追求不切实际的“一贯正确”形象。是人就有人性的不完美性，何况在人生旅途中偶尔犯错误，只要不是出于自私自利的目的，那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电视剧《东方》里有一段故事，倒是演绎得很有道理的，是说得通的。那是党中央作出抗美援朝的决策前，毛主席召见林彪的一段谈话。

　　从这段视频看得出来，统帅与爱将的谈话气氛相当好。

　　林彪除了会打仗以外，读书也是肯下功夫的。就凭他和主席对话中有关《资治通鉴》一段，可见一斑。林彪说的是“贤者居世,会当履义蹈仁,以德自显,区区外名何足邪。”

　　林彪还和主席谈及一首古诗词，实际上这也是林彪诗言志。

　　南宋辛弃疾的《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也就是在这次谈话里，林彪向毛主席建议邓华和黄永胜对调，后来的部署正是这么做的。

　　主席谈了宋仁宗后来的英宗为太子的典故之后，林彪建议将15兵团司令邓华替换13兵团司令黄永胜，主席接受了。

　　后来就是邓华率领13兵团的38、39、40，还有42军开赴抗美援朝前线的。

　　当主席征询未来领兵入朝人选时，林彪提了一批具有资格的人选。

　　这应该是可信的。

　　毛主席和林彪的这次谈话，可以当做决策抗美援朝过程的一个插曲。

　　作为党和国家的领袖，作为人民解放军的统帅，毛主席在决策抗美援朝时是讲究民主集中制的，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我们最好从决策过程来看林彪和其他领导人的表现，而不要抱着猎奇心理来观察他们的具体动作，更不能先入为主来做个谁是谁非的评判，那是小资产阶级的作风。

　　决策抗美援朝虽然是个艰难过程，但对于毛主席来说，那也不是什么过不去的坎。有人说毛主席决策怎么难怎么难。

　　不知说此话的人是否懂得毛主席倡导的“越是艰险越向前”的革命精神?

　　毛主席何时怕过困难?

　　也是困难，越是遇到艰险，毛主席越是兴奋，也是觉得机会来了，是不是?

　　否则，老人家“无限风光在险峰”的判断从何而来呢?

　　01

　　毛主席做决策最大特点是什么?

　　从井冈山时期开始，林彪就是毛主席的爱将，23岁当军长，25岁当军团长。那个时候，林彪就表现出来在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品格。他曾经提出“红旗能打多久”这个真问题，为此毛主席写下了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央红军经过万里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毛主席让林彪担任“抗大”校长，这是对林彪非同一般的器重。林彪也不负众望，指挥了平型关一战，名震四海。解放战争时期，林彪和粟裕是毛主席麾下两位最能打的战将。

　　抗美援朝最开始调动的主力部队都是林彪指挥的四野部属，但那都是毛主席统帅的人民军队。所以毛主席最先找林彪谈话，理所应当，道器变通。

　　这样的谈话之后，毛主席是不是更加成竹在胸了呢?

　　抗美援朝，这是毛主席作出的英明决策，可谓义无反顾的决策，也就是不存在任何犹豫的决策，这是必须要讲清楚的。可是在很多历史讲述中，给人留下一个印象，似乎那个决策作出好像十分艰难。其实，抗美援朝的决策，对于毛主席来说，不难。而对于其他人，包括斯大林在内则是比较难，甚至可能是不可能的。因此，如果说决策抗美援朝难，难就难在毛主席对那些犹豫不决者的说服工作，比较耗费精力和时间上。有些人考虑中美之间军事实力悬殊，而担心我们打不赢，从而不敢打，不想打。对于持有这种想法的人，毛主席没有硬性施压，而是采取耐心说服，这只能算是决策的谋划过程的难度加大，而对于最终作出出兵的抗美援朝决定，没有丝毫影响。也就是说，毛主席作出抗美援朝的决策，在战略上不存在一丝一毫的犹豫或者动摇，在战术上毛主席则是讲究策略的，这完全是一个革命领袖的民主作风，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风范使然，这是毛泽东个人特质在道器变通上的表现，是鲜明的毛泽东文化。

　　一、说抗美援朝决策难的起因在于未能把握胡乔木回忆的确切意思，或者说别人没有真懂毛主席。

　　胡乔木的的确确有一段关于毛主席“决策难”的回忆，原话是这样的：

　　【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20多年，记得有两件事毛主席很难下决心。一是1946年我们准备同国民党彻底决裂，一是1950年派志愿军入朝作战。】这段话，曾经被很多人引用过。

　　我们看看这段话的具体内容。胡乔木只是说“有两件事毛主席很难下决心”，这是比较其他事情的决策而言的。在那20年里，毛主席做出的决策不计其数，相对而言这两件事决策，比别的决策难度大一些，这只是说明事情本身的重要程度，导致决策的难度。从这段话，看不出任何迹象说明，毛主席作决定，下决心有什么难的。

　　那抗美援朝决策之难，难在哪里呢?

　　从这个视频看，高岗和林彪是公开表明不赞成出兵朝鲜的，其他人的态度如何呢?难道他们都赞成?

　　其实毛主席也说了，大多数都是不赞成。而毛主席从一开始，就鲜明地表示要抗美援朝。因此，这个决策的难度，主要在说服工作上。

　　毛主席掷地有声表明态度：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我相信我的手榴弹能够战胜他的原子弹

　　二、所谓决策者决策难，大致是指这三种情况：

　　1.决策者魄力不够，即使具备条件也不敢决策。魄力，是决策者道器变通之基，与决策者身体素质心理素质有直接关联;

　　2.决策者不想承担决策后果，从而不愿决策。这与决策者的人品有关。蒋介石经常搞这样的名堂，搞得好，功劳是他的，搞糟了诿过于人;

　　3.决策者受决策客观条件限制不能决策，这一般指那些虽然是处在将在外，却不能“君命有所不受”的状况。

　　从历史背景看，毛主席决策抗美援朝，不存在敢不敢的问题，毛主席的超强胆识，斯大林都比不了。也不存在不想决策的问题，毛主席对决策的后果，早就考虑周全，可以说成竹在胸，抱有必胜的信心。至于毛主席能不能决策，这没有质的问题，在量上面，毛主席需要做点工作，也就是说服一部分人的工作。所以，对于毛主席来说，决策抗美援朝不难。毛主席在细节上的周密思考，在程序上照顾各个方面的意见，只是因为他负责任，体现的是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三、毛主席最终代表党中央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

　　毛主席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就提前做好了抗美援朝准备，这基于两点考量，一个是历史依据，过去曾经发生过外敌入侵朝鲜半岛，进而侵略中国的例子;一个是现实依据，中朝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唇齿相依，唇亡齿寒。因此，毛主席对于抗美援朝的决策，不存在要不要的问题。他和其他人讨论，是为了更加全面考虑各种困难和风险，以期做到有备无患。

　　在决策过程中，毛主席对于林彪和彭德怀的意见，给予了足够重视。这是毛主席对部下的尊重，也是他高超的决策艺术。林彪和彭德怀，都善于指挥打大仗。林彪的特点是善于把握充分条件，他说能打，就一定能胜利。但是，如果林彪说不能打，则那场仗却不一定不能胜。当年打锦州就是一例。用林彪的话说，当“请了一桌客，来了两桌人”，也就是敌人突然增加近一倍时，他就慎重了。这不能说他害怕，应该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当然在毛主席党中央一再催促下，他最后还是执行了打锦州的决策。所以，当林彪不赞成出兵朝鲜时，毛主席并没有将此意见作为决策依据，只是作为参考意见之一而已。

　　而彭德怀的风格则是另一种。他更善于把握必要条件，一旦彭德怀说这一仗不能打，那就说明必要条件不具备，此仗打起来取胜几乎不可能。当年彭德怀对于进军西藏的部队，不宜由西北军区担任的意见，也是一例。原来中央设想，西北军区的部队从西北部挺进西藏。彭德怀派人做了周密调查之后，发现客观条件限制较多，进军时间难以达成全局部署的要求。因此毛主席也同意不派西北部队进驻西藏。

　　毛主席同意这个说法：林彪说能打的仗，保证能胜;彭德怀说不能打的仗，保证胜不了!

　　毛主席对自己的爱将了如指掌，当然知道林彪打仗谨慎小心的特点，何况那也不是什么坏毛病。统帅用将关键是用其所长，只有像蒋介石那样的人才会用埋怨下属无能，来掩盖自己的无能。

　　1950年10月8日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0月19日黄昏，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带领下，秘密地渡过鸭绿江，入朝参战，自此，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开始。

　　为了说明毛主席决策抗美援朝的个人特色，这里再看一看刘伯承在抗美援朝开始不久的一段论述：

　　刘伯承元帅文韬武略不可谓不强，他也是我军杰出的军事理论家，他的理论分析，是颇有说服力的，也就是说，是说得通的。事实上，也是行得通的。毛主席作为决策者，在抗美援朝问题上，有着一整套思想理论体系，并且在实践里不断完善。这其中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颇有启发意义。这是毛主席独有的道器变通。

　　在毛泽东文化里有这么一个常见的现象，很多在别人那里很难，甚至不可能的想法说法和做法，在毛主席这里却不难。因此，大批有识之士，全体中国人民跟着毛主席形成的硬实力和软实力，谁人可比?从这个角度讲，决策抗美援朝是不难的，那是唯一的选择。

　　马克思曾经说过：

　　【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毛主席作决策，就达到马克思说的这种境界。

　　所以，毛主席指挥打仗也好，作出重大决策也好，不存在什么难不难的问题——问题不在于做不做得到，而在于有没有必要。

　　所以才会有张震老将军说的那个场景：

　　1995年张震老将军接受采访时绘声绘色地说：过去我们打仗的时候，只要看到毛主席来了，肯定打胜仗!

　　毛主席就是胜利的象征!

　　毛主席做决策的特点就是他当领导的特点，无非就是走群众路线——充分的调查研究，博采众长，然后集中大家的意见，形成深谋远虑的全局判断，最后落实到具体的靠谱的执行者身上。

　　请注意，这只有毛主席有这样的本领，这也是我们今天尤其要认真学习研究的。

　　毛主席的本领是平时勤学苦练积累起来的，绝不是靠机会主义那一套搞得来的，也不是靠搞什么折衷主义可以搞得来的。

　　切不可妄加评头论足的!

　　02

　　毛主席最讲公道：

　　评价历史人物为何要讲公道?

　　一、中国文化里的公道，在世界文明史中独树一帜。中国文化传统中，道德的至高境界是：公。

　　中国古代先贤通过观察自然得出这样的3个结论：

　　1、天无私覆。这是说，天覆盖天下，没有私心，不会盖一部分，不盖一部分。天，对天下一视同仁，此为天公。

　　2、地无私载。这是说，大地承载地上的一切，不会对那一部分情有独钟，而对另一部分恨之入骨。地，对地上一视同仁，此为地公。

　　3、日月无私照。太阳和月亮的照耀也是一视同仁的，不会顾此失彼。此为日月之公。

　　所以，天下为公，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规范。既是个人修养之要旨，也是社会公德的最高原则。它所要求的是关心他人、扶危济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意思是在赡养孝敬自己的长辈时不应忘记其他与自己没有亲缘关系的老人。在抚养教育自己的小孩时不应忘记其他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小孩。

　　追求平等、公正，视公共利益高于一切。它的最高境界是在义利相矛盾、相冲突的情况下，以“义”为重，“先义后利”乃至“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的自我牺牲。

　　早在《尚书》、《左传》等典籍中，就有“以公灭私”，“公家之利，知无不为”，“临患不忘国”的规范性要求。

　　孔子主张“忠恕”——忠，谓尽心为人;恕，谓推己及人。

　　墨家主张“举公义，辟私怨”，法家强调“无私”、“背私”。

　　道家提出“圣人无心，以百姓心为心”。

　　明末清初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家王夫之在其《续通鉴论》中，以“天下为公”为武器，批判封建制度，提出“公天下”的主张，认为“天下非一家之私”。另一位启蒙思想家黄宗羲也主张“天下为公、君为客”，指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与王、黄齐名的思想家顾炎武进一步指出，“国家”是属于一家一姓的王朝，而“天下”则是匹夫所共有。

　　这个“共有”带有公有之意?

　　近代梁启超把顾炎武的这一思想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把“天下为公”的道德理想转化成为个人的道德要求，激励着之后无数志士仁人为中华民族的盛衰兴亡大业而奋斗不息。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康有为针对中华民族出现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提出了维新变法主张，在其所著《大同书》中，再次勾画出了一个“公天下”的理想社会：“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继承了我国传统道德伦理思想，在提出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道德规范同时，念念不忘“天下为公”这一传统思想。时常把《礼运》篇中的“大同”的全段文字抄送友人。

　　据统计，在孙中山的题词中，有受主姓氏的“天下为公”就达 32件。其中有赠冯玉祥的，有赠张学良的。1924年，孙中山在题为《三民主义》的著名演说中，曾谈到“真正的三民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孔子 向往的“大同”世界，即是指《礼记》一书中《礼运》篇所描述的理想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天下为公”的“公”字，按照东汉经学家郑玄的解释， 即是“共”的意思。

　　“天下为公”，也即天下是全天下人共有的天下。

　　他说：“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 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或许可以这样说，他的理想。他的目标，他的思想体系的基本精神，都浓缩在“天下为公”这四字之中。

　　二、毛主席及其领导的党和军队是有史以来最讲究公道的。

　　中国人把必然性叫做天意。

　　毛主席在青少年时期，就深谙中国文化的公道，通过对自己近乎苛刻的锻炼，练就了一副坚强的体魄，和坚毅刚强的意志品质，而这两者的基础，就是他那颗无与伦比的公心。

　　毛主席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成为人民军队的统帅，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难道不是天意?

　　问题是，毛主席为什么能够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

　　说到底，说到根本点上，还是他最懂公道的重要，他也最讲公道。这是毛主席领导我们从事革命实践的道器变通之根。

　　毛主席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把道器变通之根融汇在道器变通之基里面，这样他领导的革命事业就有了牢不可破的根与基——根基就是这么来的。

　　有了根基，再来道器变通之变，就很容易看出其中的讲公道的必然性了——那不是为了权宜之计，而是革命的必然要求，唯有讲公道的想法说法做法才能在广大的人民群众那里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推而行之谓之通——三法三通——道器变通。

　　毛主席讲公道的特点，大致上有两个层次。

　　第一，在出发点上，把握公平。也就是起点的公平。

　　毛主席做的每一件重大决策，其宗旨，始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一直忽视毛主席对人民的界定，其实他对人民的界定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的。

　　革命时期，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都是人民的范畴，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时期，包括国民党蒋介石都是统一战线的成员。

　　进入到社会主义时期，人民民主专政逐渐变为无产阶级专政。那么，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起点，怎样做到公平?

　　成为无产阶级，同时又有基本生活的保障，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平!

　　这是举世公认的公平，其合理性，其合法性，难道有错吗?

　　蒋介石能做到吗?

　　西方国家现在能做到吗?

　　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其公平性，尼克松曾经评价为世界之最。

　　第二，在落脚点上，把握公正。也就是结果的公正。

　　毛主席对于结果的不公正，必然是义无反顾的给予纠正。

　　对于战争年代，“左”和右倾的错误，他在延安整风时给予了全面系统的纠正，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给予了梳理。没有延安整风，也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稳定发展，没有根据地的巩固，也就没有新中国的建立。

　　对于和平年代，毛主席对于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的生活作风，工作作风，一直保持高度警惕，谁敢明目张胆搞腐化?

　　以权谋私，就是对无权者的不公正。

　　所以，社会主义时期就必然，就必须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以前我们认识不清，甚至有疑惑，如今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

　　毛主席反腐败，为什么那么有成效?

　　从道德上讲，他从不徇私情，一视同仁，从来就是对事不对人。

　　这样的公平，这样的公正，难道不是我们中国人发自内心渴望的公道吗?

　　毛主席要说以不变应万变的道德理想，就是公道。

　　1956年，当他成功的领导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那么他的道德理想，就有了强有力的经济基础，从此他的公道更加有力，更加有效。

　　何炳棣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首位被聘为讲座教授的华裔史家，是国际史学界泰斗级的人物，1973年，何炳棣在一篇文章中明确指出“不用多说，凡是没有政治偏见，访问过新中国的中外人士，都不得不承认......中国一切法令措施几无一不以贫下中农和工人的福利为准绳，无一不暗合较罗尔斯的立法标准。与其他国家和社会比较，新中国的人民生活方式，更接近真正的平等。”

　　三、毛主席主持国际公道一例

　　历史上有过杰出贡献，同时因为有所作为就难免得罪了一些人的领导者如秦始皇，在历史书里往往被描述成坏人。对此，毛主席挺身而出，为包括秦始皇、曹操等人平反。

　　除此之外，毛主席还在国际上为落难的政治家主持公道。

　　当赫鲁晓夫在斯大林逝世后，恶毒攻击斯大林的时候，毛主席义无反顾为斯大林声辩。

　　一直到1970年代，毛主席的所作所为——想法说法做法逐渐为世界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连资本主义世界的首脑，也都纷纷前来学习研讨。

　　毛主席的道德水准是如此之高，他是如此之公道。

　　他不仅为中国人民主持公道，他不仅为第三世界国家主持公道，不仅为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主持公道，而且为资本主义世界不公平，不公正的人和事，主持公道。

　　最著名的就是当美国总统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野，连门都出不了的时候，最早为这位美国政要出来说公道话的人，不是美国的盟国领导人，不是尼克松的那些资产阶级朋友，而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主席。

　　1972年6月17日，5名男子因在华盛顿水门大厦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安装窃听器而被捕，其中一人是共和党尼克松竞选班子的成员。尼克松虽以压倒优势连任总统，但“水门事件”越闹越大，最后，大陪审团把尼克松定为“水门事件”的同谋者，要求尼克松交出有关录音带。尼克松虽然一直否认自己参与策划“水门事件”，但有口难辩，他将面临被国会弹劾的威胁。不得已，尼克松于1974年8月9日辞职，由副总统福特继任总统。

　　尼克松被迫辞职后，带着落寞和疲惫回到加利福尼亚。几天后，他意外收到了来自毛主席领导的中国的问候。这让心绪不佳的尼克松感到无比温暖。

　　1975年12月31日深夜，毛主席接见了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她的丈夫，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孙子戴维，并且邀请那位下野的美国总统来中国访问。

　　1976年2月6日，新华社播发了一则《公告》，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先生和夫人于1976年2月21日，即在第一次访问4周年之后，再次访问中国。他们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在回忆录中尼克松介绍了这次与毛泽东会见的情形：

　　“1976年我再次到中国访问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已经严重恶化了。他的话听起来就像是一些单音字组成的嘟哝声。但是他的思想依然那样敏捷、深邃。我说的话他全能听懂，但是当他想回答时，就说不出来了。他以为翻译听不懂他的话，就不耐烦地抓起笔记本，写出他的论点。看到他的这种情况，我感到十分难受。无论别人怎样看待他，谁也不能否认他已战斗到最后一息了……

　　震颤性麻痹症的袭击使毛泽东的动作全部僵化了。……在我们会晤结束时，秘书们把他从椅子上扶起来，搀着他陪我走向门口。在电视灯光和摄像机要记录我们最后的握手时，他却推开了助手们，自己站在那里向我们告别。”

　　尼克松又在另一本回忆录里记述道：

　　“他的思维依然敏捷，但一次严重的中风使他失去将思想化作语言的能力。这位富有领导魅力的共产党领导人曾运用他的革命思想推动了一个国家并改变了这个世界，但他现在却连要一杯水都十分困难……他在起始于四年前的我们两国实现新关系方面起到无可比拟的作用。在会谈中，我说，我们必须继续合作，不仅在我们两国之间，而且要在全世界所有国家之间寻求和平……在他刚嘟哝出半个字时，他的脸就憋得通红。他的译员试图将他那含糊的话译成英语。毛泽东掌握的英语足以使他明白她没有理解他的意思。他生气地摇摇头，一把抓过她的笔记本，用中文写下他的话。她大声地用英语念道：‘和平是你们唯一的目标吗?’我没有料到他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稍稍停顿之后，我答道：‘我们应该寻求正义的和平。’”

　　后来尼克松在文章里提到：“我们在同中国共产党人打交道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他们是革命家，相信他们的利益和理想应是值得为之战斗和牺牲的，如果我们用一种一味强调需要和平的说教来回答毛的问题，中国人会认为我们犯了错误，甚至更坏，他们将会把我们看成白痴。最终，他们会说，加入和平真是我们唯一的目的，那么我们随时都可以用投降来达到我们单纯期望的和平。因此，一定要向中国人重申，我们也有我们为之奋斗的价值……”

　　他们的会谈进行了1小时40分钟。会见结束时，尼克松送给毛泽东一只由已故美国烧瓷大师博姆烧制的瓷熊猫，毛泽东则以绿茶代酒为他干杯。

　　从这以后，尼克松重新在公开场合频频露面。

　　大家想一想，在1980年代末期，当西方国家制裁中国时，尼克松是怎么做的?他为什么要那样做?

　　在1993年，毛主席诞辰100周年时，西方很多著名的政要，包括美国的，英国的，德国的，法国的，日本的，他们对我们的毛主席评价如此之高，世所罕见。

　　毛主席什么时候花钱到国外拉过选票?

　　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道理，不看你对我怎样，我看你对人怎样。

　　那些西方的政要，看到毛主席对失魂落魄的尼克松那样的态度和行为，难道他们会不动心?

　　那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做人做得好啊!

　　事实证明，毛主席做的多么有远见，那是公道的力量，那是道德的力量，那时文化的力量。

　　那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力量。

　　毛主席的道德水准举世公认。毛主席把马列主义和中国文化完美结合，创造了新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他本人身体力行，以身作则，这种道德力量，谁又能否定得了呢?

　　要指出一点，所谓道德优势，不是一般的经济上的优势，而是心理上的优势，这是压倒一切的。正所谓无私才能无畏，无畏才能创造奇迹。

　　毛主席的道德实践，就是这样的，我们要永远学习他，不管客观环境怎样变，因为那是古今中外最杰出的。

　　毛主席对待历史人物的评价是讲公道的，所以毛主席的想法说法做法，在人类历史上独树一帜，那不是偶然的。

　　现在评价历史人物，如果不讲公道，那么将来的人们就可以对我们不讲公道，这难道是我们所希望的吗?

　　当今的人们，如果想自己留个好名声，是不是该维护那位最讲公道的人呢?

　　这里说的抗美援朝的决策过程，同理，是不是该讲公道呢?

　　基于公道的想法说法做法，才能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道器变通。

　　李克勤后记：不讲公道的决策会有好结果吗?在机会主义者看来，做决策与公道看似关系不大，实则关系不小。公道是对所有人所有事情而言的，这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部分体现出来的，我们只有继承的责任。

　　决策，唯有深悟公道，讲究公道，方能道器变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