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两弹一星”研制成功是中华民族为之自豪的光辉伟业。负责“两弹一星”研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聂荣臻曾回忆说：“当时大家有一句响亮的口号，叫做‘集中力量，形成拳头，进行突破(也就是大力攻关)’。”无论是“集中力量，形成拳头，进行突破”这12个字，还是“大力攻关”这4个字，都生动诠释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凝炼概括了研制“两弹一星”所创造的宝贵经验。曾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二机部部长的刘西尧也说过：“中央集中了一大批既有高度爱国主义觉悟，又有广博渊深科学技术知识的专家、学者，并有效地组织了各有关部门、有关单位之间的大力协同，对核事业的成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些宝贵历史经验，对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坚定信心、埋头苦干、团结奋斗、再创辉煌，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两弹一星”，最初是指原子弹、导弹、人造地球卫星，后来一般指核弹、导弹、人造地球卫星，这里的核弹包括原子弹和氢弹。几十年来，“两弹一星”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专有名词，一般是对新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掌握的核技术和空间技术的统称，并且已经成为我国科学技术特别是国防科技和国防现代化伟大成就的代名词。

　　“两弹一星”是真正的大国重器。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时间里，一直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形势和严峻的安全环境，并直接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核讹诈和核威胁。英国学者弗里德曼指出：“自从广岛和长崎被炸毁以来，没有任何国家比中国更接近于遭受核袭击。”残酷的现实和严峻的形势，迫使中国共产党把研制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为核心的国防尖端科学技术作为一项重大任务。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现场欢呼的人群。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就密切关注着发展原子能技术的问题。1955年，这件大事被正式提上日程。这一年的1月15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李四光和钱三强两位科学家受邀进行了汇报、讲解和演示。这次会议作出了中国要发展原子事业的战略决策，也拉开了中国研制“两弹一星”的序幕。同年7月，中共中央指定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中央原子能事业领导小组(简称“三人小组”)，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工作。

　　◆1966年10月27日，中国第一枚带有核弹头的东风二号甲导弹从甘肃酒泉发射基地发射升空。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其中特别指出：“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但是，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就在这一年，我国制定了科学技术发展的第一个远景计划，其中把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列为12项重点任务的第1项。同年4月，成立了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简称航委，后改组为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委)，专门负责导弹的研制工作和航空工业的发展工作，聂荣臻兼任主任;10月，成立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作为专门的导弹研究机构，钱学森任院长;11月，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后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简称二机部)，具体负责组织、领导核工业的建设和发展工作，宋任穷、刘杰先后任部长。1958年以后，我国科学家又提出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建议。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我们也要搞一点卫星”。此后中央决定以中国科学院为主组建专门的研究和设计机构，并拨出专款，用于研制人造地球卫星。从此，研制“两弹一星”成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只不过这在当时都是高度保密的。

　　◆1967年6月17日，中国在西部地区上空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两弹一星”研制加速推进，在艰苦严峻的形势中奋力攻坚，克服重重困难，冲破道道关隘，佳讯不断，捷报频传：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这条清晰紧凑的时间线，不仅蓄积起国家的底气和民族的荣光，更创造了世所罕见的人间奇迹。从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到爆炸第一颗氢弹，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而我国只用了2年8个月。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后，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文章指出：“没有哪个国家进展得有这么快。法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比中国早4年，但是仍然没有实验氢弹。”

　　◆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对中国和世界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邓小平深刻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两弹一星”是国家任务、特大项目，在集中领导中彰显了决策优势

　　“两弹一星”是国家任务、特大项目，只有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之下，才能保证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和施行。中共中央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就密切跟踪和关注发展尖端科技的问题，并在1955年正式作出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随即成立中央三人小组，列入国家发展规划，从而奠定了“两弹一星”事业发展的基础。“两弹一星”功勋陈能宽对此指出：“党中央的战略决策是十分正确的，也是非常及时的。假如不是党中央作出这个重大决策，我们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单独靠哪一个科学家、哪一个行政领导都不可能成功，因为这个决策的涉及面太宽了。”

　　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最困难的日子里，在国防尖端科技项目“上马”“下马”之争的关键时刻，党中央最终决策继续研制。毛泽东明确指示：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1962年10月，罗瑞卿在给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一份报告中提出：“实现原子弹爆炸，这是全国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水平的集中表现，绝非哪一个部门所能单独办到的。因此，除了二机部本身要做艰苦努力外，还必须取得各工业部门、科学研究单位的密切配合，以及全国在人力、物力上的大力支援。”据此明确建议，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以加强领导。毛泽东对该报告作出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同年11月7日，正式成立了中共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周恩来总理为主任，成员有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7位副总理和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7位总参及委、部级领导人。

　　◆周恩来和中央专委会成员贺龙、聂荣臻、张爱萍在中南海。

　　中共中央明确，中央专委是一个行政权力机构，主要任务就是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和高效组织协调。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第二次会议时，特意对中央专委办公室成员强调：你们都是从高级岗位上调来的首长，现在要动手动脚，是首长又是脚长，权力最小也最大。你们个人没有任何权力，但问题一经专委决定，你们检查执行，权力又最大。要善于和各方面协商，要口勤(电话、交谈、报告)、手勤(动手、动脑、写东西)、腿勤(深入、调查、拜访)。事实证明，中央专委的成立和工作，对于“两弹一星”事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钱学森作为亲历者，对中央专委在加强统一领导方面的特殊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那时中央专委的决定，要哪一个单位办一件什么事，那是没有二话的。决定也很简单：中央专委哪次哪次会议，决定要你单位办什么什么，限什么时间完成……有时候铁路运输要车辆，一道命令，车就发出来了。没这套怎么行呢!千军万马的事，原子弹要爆炸，导弹要发射了，到时候大家不齐心怎么行呢!”“两弹一星”功勋王淦昌也指出：“在中央专委的统一领导下，全国大力协同，集中了人力、物力，组织了许多优秀的核科技工作者，团结一致，扎扎实实，艰苦努力，深入研究，攻克了许多技术难关，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两弹一星”是前沿科学、尖端技术，在集聚人才中彰显了力量优势

　　“两弹一星”是前沿科学、尖端技术，只有集中大批优秀的科研人员、技术人员以及管理人员、保障人员并肩战斗，才能齐心攻克难关、创造科学奇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两弹一星”事业的大旗下，汇集起了国家最为杰出的科学家群体、研究团队和保障力量。在艰苦的研制工作中，党和国家充分信任和大胆使用来自各个方面的科技专家，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时又接续培养和造就了年轻一代的科技人才。“两弹一星”事业的成功，得力于人才集聚的效应，彰显了力量集中的优势。

　　新中国成立初期，科学研究事业的家底非常薄弱，全国科学研究机构包括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内，一共只有40个左右，研究人员仅有650余人，而且学科门类的缺口很多，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需要的重要学科和尖端科技更几乎是空白。为解决人才稀缺的问题，在国内下大力气加快培养的同时，争取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回到祖国，在当时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据统计，到1956年底共有1805名侨居海外的科学家陆续回国，后来大都成为各方面的学术带头人和科研领路人。在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位科学家中，就有20人是归国科学家，占到获奖人数的87%。这些科学家的抉择和奋斗，不仅充分呈现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的“两弹一星”精神元素，也为成功研制“两弹一星”打下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王淦昌(左)和朱光亚(右)陪同聂荣臻在核试验基地。

　　为组建“两弹一星”研制的人才队伍，中央多次从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选拔抽调了大批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科研精英、技术骨干和行政中坚。1950年5月中国第一个核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后为原子能研究所)成立时，只有钱三强、王淦昌、赵忠尧、彭桓武、何泽慧等十几名研究人员。到1959年全所人员已发展到3000多人，其中科技人员近2000人。钱三强多次说过：“要顾全大局，打破本位主义思想……舍得把最好、最顶用的人用到最需要、最关键的地方去，不分是你的还是我的。这样既解决了急需，为国家作出贡献，又能使人员交流，人才成长。”1956年6月为组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曾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请教育部、机械工业部、冶金部、化工部、铁道部等单位负责人参加，共同商讨抽调技术或教学骨干到研究院工作的问题，会上各单位都非常支持，表示要谁就给谁。聂荣臻在忆及此事时感慨地说：“许多单位，我们要调它的教学或技术骨干，甚至连调令、介绍信等都还没有送到，打个电话，人就报到了。各部门的领导同志总是要什么人就给什么人，一般不说二话，广大科技人员就更是朝令夕到，以承担国防方面的技术攻关任务为荣。这种同心协力组建我国科研队伍的精神，实在令人感动。”此外，在全国全军各个系统抽调参与“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人员，更是数不胜数，他们都是祖国的无名英雄。“两弹一星”功勋程开甲在接受采访时深情地说：“我们的每一次成功都是千万人共同创造，我们的每一个成果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当然，这也包括大漠深处的阳平里气象站，包括在核试验场徒步巡逻八千里的警卫战士，包括罗布泊忘我奋斗的工程兵、汽车兵、防化兵、通信兵……如果没有他们的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如果没有全国人民的大力协同和支援，不可能有我们的成功和辉煌。”

　　“两弹一星”是系统工程、复杂课题，在集体攻坚中彰显了协同优势

　　“两弹一星”是系统工程、复杂课题，只有在全国范围内统筹力量、大力协同，才能不断攻坚克难、赢得最后胜利。聂荣臻指出：“两弹的复杂性几乎牵涉到国民经济所有的生产部门和技术领域，所有研究工作要想由研究院本身完全包下来是根本不可能的，必须组织全国大协作才行。”因此他向中央提出：“必须集中各方面力量，全国一盘棋。不许分散力量，不许各自为政。”他明确提出科研攻关的“五个方面军”，即国防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工业部门、高等院校和地方研究机构，要大力协同，互相支援，特别强调五院、二机部、中国科学院三家要拧成一股绳，共同完成研制任务。

　　◆1999年受到表彰的“两弹一星”元勋，从左到右依次为屠守锷、杨嘉墀、黄纬禄、任新民、王希季、孙家栋。

　　正是由于全国一盘棋、一本账，尤其是科研力量大协同、大合作，才有力保证了“两弹一星”各项研究任务的顺利完成。据统计，在“两弹一星”研制中，国家一共有26个部委、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000多家单位的精兵强将和优势力量密切合作、大力协同，汇聚起集体攻关的磅礴力量。“两弹一星”研制过程中，在组织全国大协作方面是非常成功的。“那个时候，各工业部门，中国科学院和高等院校，特别是各研究机构，只要分配他任务，就高兴得很，引以为荣，所以‘两弹’上用的一些东西，很快就研制出来了。”这种全国科研力量的大协作也实现了“双赢”的效果。通过攻关，不但各单位各部门帮助了“两弹一星”研制，而且通过“两弹一星”研制，带动了国民经济建设中大批新型原材料、仪器仪表和大型设备的发展，带动了许多新的生产部门和新兴学科的建立和发展。

　　中国科学院对研制“两弹一星”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为完成“两弹一星”研制任务，中国科学院把管理机构分为两个口，一个是管理不承担国防任务单位的计划局，一个是管理承担国防任务单位的新技术局。据统计，到1965年全院107个研究机构、55086人中，以承担国防科技工作为主的研究机构发展到42个，工作人员30795人。这其中有20多个研究所直接承担了“两弹一星”相关科研项目的协作攻关，并作出了重要贡献。比如，兰州化学物理所配合核武器研究所与兵器工业部的研究所，为原子弹研制出高效能炸药和高电压雷管;数学所和计算所合作进行了数学与计算方法的研究;北京和上海的计算机研究所为核武器理论研究设计提供了当时国内性能最好的电子计算机;长春、西安光学机构研究所改装和研制的高速摄影机，在首次核试验火球摄影和测定中作出了贡献;大气物理所配合气象局进行了核试验所需的准确气象预报，等等。正如著名核物理学家彭桓武所说，“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完全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靠集体智慧，集体攻关，集思广益，我们才攻破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彭桓武撰写的对联“集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日新”，既是对“两弹一星”成功经验的生动总结，也成为许多“两弹一星”人高度认同、置于座右的著名格言。

　　◆“两弹一星”先进群体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过去我们取得重大科技突破依靠这一法宝，今天我们推进科技创新跨越也要依靠这一法宝，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机制。”“两弹一星”成功研制所创造的宝贵历史经验，既是特定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也具有跨越时空而历久弥新的现实意义，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仍然带给我们深刻的昭示和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