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日 阅《团的情况》(增刊)总第一五五期刊载的《北师一个班学生生活过度紧张健康状况下降》一文。文中说：据共青团北京市委在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二年级一个班调查发现，学生由于学习负担过重，体育锻炼运动量过大，课余活动过多，严重地影响了身体健康。毛泽东批示：“陆定一同志：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请邀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实行。如何，请酌。”

　　7月4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毛泽东说：我们国内还有阶级，还有阶级斗争。被推翻了的阶级是不甘心灭亡的，还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有些人当了权就贪污，投机倒把，实际上变成了小资本家，他们的资本还在原始积累阶段就是了。我们要消灭这种现象，因此进行了相当激烈的阶级斗争。这个斗争是采取教育的方式，帮助那些人回头。对犯错误的人，允许他们改正错误，不抓，更不杀。犯错误的多是共产党员，有的当支部书记、工厂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车间主任。我认为，发生这些事是不奇怪的，不发生才是奇怪呢!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后，也许不会再发生这个问题，但我认为还是会发生的。犯错误是好事，犯了错误可以总结经验教训。像人害病一样，害了病就可以产生抵抗力。错误是一笔财富，不要丢了。

　　7月12日 阅中共中央调查部关于李宗仁回国有关问题的意见的请示。请示说：关于李宗仁到达北京机场就发表书面声明的问题，可考虑两个方案，一、不必一进国门就发表声明，待回国商量后再发表声明;二、同意一进国门就在机场发表书面声明并接见记者，但声明稿应事先同国内商妥。我们倾向采用第一方案。周恩来七月九日批注：“拟同意第一方案。”毛泽东批示：“总理：似以第二方案为较好，稿子事前商好，并无坏处。请再酌。”十五日晨，毛泽东又批示：“总理：你去上海是否多留几天，同李面商声明稿，并同机回北京。李回国，你似应到机场欢迎。”

　　7月14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乌干达总理奥博特，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在座。毛泽东说：你们要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我是讲要逐步的，不要太急。你们没有干部，需要培养干部，培养工程师、地质勘查人员等。逐步进行培养，要时间。我们已经搞了十五年，但还不够。奥博特说：我们乌干达也感到干部缺乏。我们的希望和可能有矛盾，我们有危险，太急，不考虑可能性，会遭到困难。毛泽东说：我们也是这样，犯了错误，要搞多，要快，结果证明是不行的。经济要逐步上升，发展只能根据可能，不能只按照需要。要根据可能，根据希望，尽量努力达到目的，不要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在我们身上经常存在，特别是掌权以后，容易产生自以为是，不肯反复研究，不肯听反对意见。

　　7月15日 对军队文工团作指示：军队文工团只知道军队的事不够，还应知道工人、农民的事。因此，也应同地方文工团一样，要到工厂、农村去，特别要到农村去锻炼，去参加“四清”。

　　7月16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由黄文欢(黄文欢，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率领的越南国会访华代表团，刘少奇、彭真、郭沫若等在座。毛泽东谈到越南战争时说：消灭美国军队就好比吃饭，要一口一口地吃，逐步逐步地把它吃光。过去我们跟美国人打仗，打得不那么好，总想一口把他三个师都吃下来。美国一个师有两万多人，吃美国的师不能一口吃，要分几次吃。它的装备也比我们强，我们那时不行，我们三个军九个师的炮火，抵不了它一个师的炮火。任何反革命对人民战争是没有办法的，他是瞎子，我们有眼睛。但是动员群众要有时间。越南战争教育了越南人民，也教育了全世界人民。我们跟你们一样，相信那个日内瓦协议，结果他就是不遵守。你们把兵撤走了，他就杀人，他用杀人的方法来教育越南人民。我们还是照他的办法来对付他，叫做政治为主，军事为辅;以后叫做政治、军事并进;然后就是军事为主，政治保障军事。我们也是“逐步升级”，以“逐步升级”来对付“逐步升级”。

　　7月18日 阅中央美术学院教师闻立鹏、王式廓、李化吉关于美术院校使用模特问题给江青的信。信中说，从废除模特制以后，学校在教学活动中已经遇到不少困难，应届毕业生的创作质量有可能因此受到影响，学院不少教员和学生都为此而担心。信中提出：模特写生是资产阶级艺术教育技术训练体系的核心，但是模特写生作为解决美术基本功的初步训练方法，是可以批判地继承的。为了深入地研究人体的运动、结构、比例、造型，男女人体都应在技术训练中占少量的比例，需要有一定的对象供学生在课堂学习的时候使用。毛泽东批示：“定一、康生、恩来、少奇、小平、彭真同志：此事应当改变。画男女老少裸体Model是绘画和雕塑必须的基本功，不要不行。封建思想，加以禁止，是不妥的。即使有些坏事出现，也不要紧。为了艺术学科，不惜小有牺牲。请酌定。”毛泽东在信末批注：“齐白石、陈半丁(齐白石，画家。1957年9月去世。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中国画院名誉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陈半丁，画家。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中国画院副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画研究会副会长。)之流，就花木而论，还不如清末某些画家。中国画家，就我见过的，只有一个徐悲鸿(徐悲鸿，画家、美术教育家。1953年9月去世。曾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留下了人体素描。其余如齐白石、陈半丁之流，没有一个能画人物的。徐悲鸿学过西洋画法。此外还有一个刘海粟(刘海粟，画家。当时任南京艺术学院院长。)。”

　　同日 就《柳文指要》(《柳文指要》是章士钊撰写的研究柳宗元著作的专著，1971年9月由中华书局出版。)一书等问题复信章士钊：“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又高先生评郭文(指当时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高二适写的《的真伪驳议》。此文对郭沫若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的真伪》一文提出了不同意见，发表在1965年7月23日《光明日报》。)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柳文上部，盼即寄来。”

　　同日 致信郭沫若。信中说：“章行严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均寄上，请研究酌处。我复章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阅。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如何?”“章信，高文留你处。我复章信，请阅后退回。”

　　同日 应张经武(张经武，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西藏工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第一政治委员。)请求，为《西藏自治区画集》题写书名。

　　7月19日 阅刘少奇七月十一日报送的湖北孝感的九个材料和他代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批示。刘少奇在附信中说：“王任重同志从孝感寄来九个材料，每个材料都不长。我看都很重要，对‘四清’运动后县、区、社、队如何进行工作，如何精简机构和人员，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和具体做法(王任重寄来的9个材料，是湖北孝感县县直社教分团、孝感县卧龙区区直工作队、卧龙公社群益大队工作组在1965年5月至7月分别总结整理的。介绍的情况是：孝感县经过“四清”运动，县、区、社和所属的各部门总共可以减下干部一千三百多人。卧龙公社试行了配半脱产干部的办法。卧龙区对住机关的区、社干部家属进行了清理，将家属送回乡参加劳动。卧龙公社群益大队实行大队干部轮流值班的制度，值班的人负责处理日常事务，不值班的人在本队参加劳动。卧龙区、社的干部，也实行了轮流值班的办法。群益大队以生产队为单位，成立贫协小组，有关生产、分配、财务和生活救济等，队委会讨论决定之后，都要由贫协小组审定，贫协小组可以随时清查账目，查问现金等，但不直接管钱管账。生产队长、副队长可以参加贫协小组，但不能担任正副组长，生产队的会计、出纳、保管不能参加贫协小组。)。请主席看看，是否可以转发各地参考，以便各地党委都来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我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附在后面。如主席认为可以，请主席批示。”毛泽东批示：“少奇同志：九个材料及你所写指示，都已看过，很好，照发。”

　　7月20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巴西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丹尼利。毛泽东说：认识农村社会的阶级关系要有一个较长的时间，我们这个党经过很长过程才认识农村。去农村打游击，是白色恐怖的条件下才去的。就是说，在敌人白色恐怖教育下，我们这些人才跑到农村。光有主观愿望是不行的，还要有敌人的压迫。现在我们有些同志无论在城市、在农村都不重视调查研究。下乡去就只是看书面材料，听报告，一层转一层，不是直接到农村去蹲点。近年来我们才检查这个情况，现在我们已有一百多万人由城市到农村去工作，是强迫去的，讲是讲点道理，但不强迫一下也不行。如果大家都不去农村，列宁提出的工农联盟就搞不好。在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后，毛泽东说：你不要相信我这些话都是对的，要根据你们国内具体情况和历史情况去工作，经过好几年的实际考验，就会制定较正确的政策，最后取得胜利。当丹尼利说唯有实际生活才能证明是不是正确时，毛泽东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

　　同日 为北京人民大会堂服务人员高殿英题字：“好好学习，努力为人民服务。”

　　7月21日 为改诗事致信陈毅。信中说：“你叫我改诗，我不能改。(毛泽东为陈毅改了一首《五律·西行》。)因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你的大作，大气磅礴。只是在字面上(形式上)感觉于律诗稍有未合。因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我看你于此道，同我一样，还未入门。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剑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你要学律诗，可向他们请教。”“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见《诗集传·周南·葛覃》朱熹注。)，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见《诗集传·周南·螽斯》朱熹注。)，‘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见《诗集传·周南·关雎》朱熹注。)。韩愈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功曹》之类，还是可以的。据此可以知为诗之不易。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以上随便谈来，都是一些古典。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又李白只有很少几首律诗，李贺除有很少几首五言律外，七言律他一首也不写。李贺诗很值得一读，不知你有兴趣否?”

　　同日 复信华罗庚：“来信及《平话》(指华罗庚所著《统筹方法平话》。)，早在外地收到。你现在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十分欢迎。听说你到西南视察，并讲学，大有收获，极为庆幸。”

　　7月23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索马里总统欧斯曼，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七十二岁了，快见上帝了，我已经是超过我的计划了。在欧斯曼向毛泽东介绍随同他访问的索马里新闻部新闻处长后，毛泽东说：世界上新闻多得很。在一万多公里以外的消息，当天就可知道，这是几十年前不可设想的。消息很广，世界变得小了。

　　7月24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第一副总统卡鲁姆的夫人率领的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妇女代表团，康克清等在座。

　　7月25日 阅罗瑞卿本日关于派高炮师支援越南的报告。报告说：两个高炮师拟应越方要求于八月一日由两个方向开进入越。另在北线加了一个“五七”高炮团，理由是(一)加强此线力量，(二)我们的两个“五七”高炮团借机到越南去轮番锻炼一下。毛泽东批示：“瑞卿同志：此信看过，照办。”

　　7月26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革命政府部长会议主席奈温，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在座。毛泽东说：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搞了十多年，过去对有些事情，自己也搞不清楚。我们在经济工作上也犯过一些错误。犯错误有两面性质：一方面不利，对自己不利，对人民不利;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以后的工作做得好一些。我们在经济建设上，头一个阶段，什么都照搬别国的。但是适合那个国家的，不一定都适合我们，都照搬过来就不对了。第二个阶段，我们自己搞，想搞大的，搞得太多、太急。现在我们的经验是：第一，要学外国，但不能照抄外国的;第二，要搞一点，但也不能搞得太多。

　　同日 复信于立群：“一九六四年九月十六日你给我的信(于立群在信中说：“今年是建国十五周年。为了纪念这个伟大的国庆节日，我把主席诗词三十七首用大字写了一份，计用丈二宣纸一百五十余张，打算作为向党和主席的献礼。”)，以及你用很大精力写了一份用丈二宣纸一百五十余张关于我的那些蹩脚诗词，都已看过，十分高兴。可是我这个官僚主义者却在一年之后才写回信，实在不成样子，尚乞原谅。你的字好，又借此休养脑筋，转移精力，增进健康，是一件好事。敬问暑安!并祝郭老安吉!”

　　7月27日 中午，在中南海接见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李宗仁、郭德洁夫妇于1965年7月18日回国到达上海，7月20日到达北京。)，彭真、郭沫若、于立群、徐冰、章士钊、刘仲容(刘仲容，李宗仁的旧友。曾长期任李宗仁、白崇禧部参议。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在座。毛泽东说：你们回来，很好，欢迎你们。当李宗仁说为祖国的强大感到高兴时，毛泽东说：祖国是比过去强大了一些，但还不很强大，我们至少还得再建设二三十年，才能真正强大起来。当李宗仁说海外有很多人都怀念祖国，他们渴望回到祖国来时，毛泽东说：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我们都欢迎。他们回来，我们都以礼相待。谈到台湾问题时，毛泽东说：不要急，台湾总有一天会回到祖国来的，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接见后，设宴款待李宗仁夫妇，并建议他们到全国各地去看看。

　　7月29日 阅彭真七月二十八日报送的中共中央转发谷牧三月十六日在全国设计工作会议上关于设计革命运动的报告的批语(报告转发至省军级党委)。彭真附信说：“这份报告批发的时候，你正害感冒，未专送阅。不知已否阅过。”谷牧的报告说：去年十一月一日毛主席发出关于开展群众性的设计革命运动的号召后，很快就在全国各设计单位中形成了群众性的革命运动的高潮。报告指出设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有：贪大求全，脱离当前的实际需要，不符合勤俭建国的方针;因循保守，不重视采用新技术;设计方法烦琐，效率低，周期长，影响了建设进度，等等。今后主要解决的问题是：树立深入实际、联系群众的革命化作风，提倡设计人员下楼出院，深入生产、施工现场，参加劳动，调查研究;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整顿设计队伍，把那些年轻有为的设计人员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等等。要开创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设计工作的道路。毛泽东批示：“退彭真。已经看过，此件很好。但似应发到地委、中等工业城市市委以及重要工厂党委。各大小设计院都要印发。请酌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于十月三日发出通知，将谷牧的报告印发上述单位学习和研究执行。

　　7月底或8月初 阅中共中央调查部七月三十日编印的《调查通报》第八七二号刊载的一位台湾人士谈李宗仁回国问题的材料，批示：“此人谈得不错，海外许多人都想回来。”这位人士私下与人长谈时说：李宗仁回国，是共产党统战政策的一次胜利，是毛泽东“爱国不分先后”号召的胜利，是李宗仁多年苦闷、徘徊、观望、等待的结果。香港、台湾都有许多不得意于蒋家王朝的人，他们看到李的行动及北京的反应，不会无动于衷。不过条件未熟，时机未至，不能有所表示而已。这位人士还说：共产党有办法，是留港许多朋友的公论。我一向骂共产党，但现在内心也不得不佩服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