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说过，毛泽东是从人民当中生长出来的，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联的，是中国近百年来产生的人民领袖。(《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2页)确实，毛泽东是扎根中国大地、来自人民的历史巨人，他一生与人民站在一起，从人民中获得无尽的力量;他忠实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的崇高使命。无论是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还是在日理万机的建设时期，他都倾尽心血关注人民疾苦，为群众排忧解难，展现了他心系人民的赤子情怀。

　　时刻关心人民群众疾苦

　　毛泽东生长在湖南一个普通农家，6岁开始劳动，从小就对百姓疾苦与荣辱感同身受，同情劳苦大众。上学时把自己带的饭分给没饭吃的同学，把自己的衣服送给衣服单薄的同学。他与长工一起劳动，尽力帮助贫苦群众，为“吃大户”“闹平粜”的贫苦农民毛承文打抱不平。1910年4月，湖南因水灾、旱灾发生饥民暴动，被捕的饥民被杀后头颅悬挂在长沙城的南门外示众。毛泽东觉得那些暴动的饥民都是无辜百姓，被逼得走投无路才起来造反。他后来说，这件事使他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影响了我一生”。他走上革命道路后，始终把解放普天下劳苦大众作为奋斗目标，时刻关心人民疾苦，无论遇到任何艰难险阻都决不动摇，直到生命最后一息。

　　1934年1月，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的问题，从土地劳动的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生活的问题，应该注意，应该研究，应该解决。”共产党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他还举出一些具体的群众切身利益问题：“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他说，群众利益问题是很具体的;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毛泽东率先垂范这样做。

　　◆1931年，毛泽东在瑞金。

　　1928年1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打进遂川县城。城里群众不知道来的是什么兵，都跑到山上躲起来，只有一个有腿伤的老头走不了，躺在床上呻吟，已经两天没吃饭了。毛泽东走进他家，轻声问候并查看老头的腿伤后，让卫生兵马上治疗，又送去药品，给老头留下米，为老头熬粥。老头从毛泽东身上感受到革命军与老百姓是一家人，经他与他家人的宣传，躲到山上的民众都回来了。1928年春，毛泽东发现他住的塘边村没有路，农民种的庄稼都被人踩、被牛吃了，立即把党支部书记徐天元找来，要他修路。村里人说，过去修过石子路，但一下雨就被水冲垮了，修不成。毛泽东亲自查看后，讲了一个修路的办法：把石子与泥土混合起来筑成石基路，接着又对修多长，怎么修，从哪里开工的问题作了具体安排，还让战士和乡亲们一起修路，很快就修成了一条经得起水冲和人踩的石基路。群众行走方便，庄稼也不再被损害了。村里的群众非常感激毛泽东，说：“毛委员真关心我们，为我们办好事啊!”1929年，毛泽东率部开辟了赣南闽西根据地后，发现当地水旱灾害频繁，水土流失严重，立即提出我们要帮助民众解决这个问题。他要求乡苏维埃政府设立水利委员会，乡苏维埃主席要兼任水利委员会主任，每村要有一名水利委员，组织民众互助合作修水利，部队与群众一起建水渠，平整土地。赣南闽西很快就修建了许多水渠，山上的土地也平整了，解决了当地水土流失问题，即使发生水旱灾害，也能保证庄稼大部分成活，农民不再为吃饭问题发愁。

　　在瑞金沙洲坝，至今还保留着一口水井，称为“红井”，现在已经是红色旅游重要打卡地之一。这口“红井”，就是毛泽东带领当地群众和红军战士一起挖的。1933年4月，毛泽东与临时中央政府迁到沙洲坝，毛泽东住下当天傍晚，看到农民从池塘挑的饮用水很不干净，里边还有小虫，了解到当地村民吃水困难，历来都是从池塘挑水吃。北面乌鸦岭下有一股清泉水，路远水少，半天才能挑回两担。毛泽东得知后彻夜未眠，反复考虑怎样解决群众饮水问题。第二天一大早，他便到乌鸦岭下查看，决定把那里的泉水引进村里，当天就组织干部战士用大楠竹做成一个接一个的“水管”，把泉水引进村里，用一个大木桶接住当蓄水桶，村民可以喝到清澈的泉水。但毛泽东考虑，泉水太少，这样不是长久之计，就带着区乡干部和红军战士，走了几十里山路去寻找水源，勘定了几个水库坝址，准备修渠引水。为了解决眼前群众吃水问题，他又决定在村里打井。当地没人会打井，连打了几口井都没有水。这时，毛泽东亲自勘查地形后，用一根木棍点着一个地方说：就在这里挖。毛泽东和农民、战士立即在此挖井，挖到5米深处，果然挖出水来，而且十分甘甜。为了保证这口井的水质，毛泽东亲自下到井底，在井底铺上木炭和沙子过滤井水，用卵石砌成井壁。其他沙洲坝村的村民也纷纷仿效，开挖水井，村民的吃水问题终于解决了。这件事传到十里八乡，群众高兴地说：“毛主席为群众想得真周到啊。”红军长征离开此地后，国民党也知道了这件事，派兵要把这口井填埋掉，但当地百姓设法把井掩盖起来，国民党士兵没有找到。解放后，沙洲坝村民继续使用这口井吃水，还在井台上竖起一块纪念碑：“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

　　◆《七律二首·送瘟神》。

　　毛泽东在陕北时，看到陕北卫生条件很差，没有厕所，窑洞没有窗子，室内阴暗潮湿，空气污浊，群众因此患病的不是少数。但当地人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卫生习惯带来的问题。毛泽东就要求部队中有文化的人向群众宣传科学文化知识，宣传搞好卫生可以预防和减少疾病，不仅要宣传，还要帮助他们开窑洞窗子，修建厕所，积肥沤粪。部队要带头改善陕北的环境，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条件。经过一段时间，陕北的卫生条件大为改善，群众因卫生差的原因而生病的少多了。毛泽东刚到陕北保安时，城里没有一家商店，日用品奇缺，民众购买生活必需品很不方便，经中间商盘剥长年吃亏也没有办法。毛泽东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提出我们要办供销社，先要到群众中调查，看群众迫切需要哪些东西，比如布匹、火柴、食盐。我们就把这些东西购买来，销售给群众，不让群众再受中间商盘剥。毛泽东又和大家一起研究如何组织力量运输货物等问题。供销社办起来后，群众方便了，也省钱了，都说共产党办供销社就是好。办供销社的做法在陕北普及起来。毛泽东在延安时，中央机关逢年过节都安排文艺演出。观看时，毛泽东让机关干部和部队战士坐在后边，请当地老乡坐前边，由此形成了一种“制度”。毛泽东听说陕北有两个小村里的妇女不生孩子，就亲自指示中央医院派人去那里化验水，找到那里的水中存在有害物质的原因后，立即指示处理掉水中有害物质。一年后这两个小村里已婚妇女都生了娃。毛泽东了解到，陕北不到140万人口的地方，一年就要征20万担公粮，老百姓负担不起，因而产生了不满。马上决定征粮由20万担减到16万担，缺少部分，由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解决，他还专门题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大生产运动减轻了百姓负担，也使部队的供给充足了。毛泽东在枣园居住时，看到农民浇地困难，就亲自带领中央机关干部和农民一起修了一条10里长的水渠，解决了当地5个村1200亩土地的灌溉问题，使枣园旱地变成了水浇地，庄稼连年丰收。当地群众至今仍然称这条渠为“幸福渠”。

　　新中国成立后，看不得群众受苦的毛泽东，两次为群众流泪。一次是1950年初夏，淮河流域发生百年一遇的大洪水，淮河以北的20个县和淮南沿岸7个县均被洪水淹没，80余万间民房被冲倒或淹塌，洪水来时有些灾民来不及逃生，或被淹死，或栖身树上，有的从树上坠水丧生，有的在树上被毒蛇咬死。毛泽东看到安徽省委发来的灾情报告时，流下了眼泪，当即给周恩来批示：“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在他亲自部署下，开展了大规模治理淮河工程，彻底根治了淮河水患。一次是1957年底，他要求警卫员回家探亲时要了解当地情况向他汇报。警卫马维探亲后，向毛泽东递交他的调查报告时，还把一个掺和着粗糙糠皮的又黑又硬的窝头送给毛泽东说：“我们家乡的农民就是吃这种窝窝头。”毛泽东接过窝头，掰下一块放进嘴里嚼了几口，瞬间流下了眼泪。他一边流泪一边将窝头分给身边的卫士说：“吃啊，这就是我们农民的口粮，这就是种田人吃的口粮啊……”当天他没有吃饭，晚上失眠了。1958年1月28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出了加快发展生产，尽快改善人民生活的决定。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通讯《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

　　毛泽东为解决了群众的问题而发自内心的高兴。在中国南方曾经有一种历史上就流传的血吸虫病。大量患者丧失劳动能力，妇女不能生育，重病者因此死亡。毛泽东对此忧心如焚。他说过“除开历史上死掉的人以外，现在尚有一千万人患疫，一万万人受疫的威胁。是可忍，孰不可忍?”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发指示、作部署，必须根治这种疾病。中央和地方为此做了大量工作。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报道《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毛泽东读到这篇报道后，“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写下了满怀深情的《七律二首·送瘟神》。其中“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的诗句，表现出他心系百姓，情注民生的伟大情怀。

　　人民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毛泽东心系人民的赤子情怀，不止于时刻关心群众疾苦层面，而是上升到对人民伟大历史作用的认识高度。青年毛泽东就认识到了民众力量的巨大，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写道：“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292页)他认为，救国的“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同上第338页)随着革命实践，他对人民的认识更加深刻。1945年他在党的七大上作结论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他还说过“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等话。他把人民提升到历史发展动力、真正的英雄的高度，这使他心系人民的赤子情怀达到了更高的境界。

　　◆《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连载的《民众的大联合》。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曾写下“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的诗句，认识到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共产党才能把革命搞成功。他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指出，“如果我们单单动员人民进行战争，一点别的工作也不做，能不能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呢?当然不能。”我们要胜利，就要满足群众的需要，这样，“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团结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共产党才有力量。那个时候，毛泽东提出了一个要求：“要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解决群众的困难。”

　　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中一直存在亡国论，认为中国力量不及日本，必然灭亡，国民党中汪精卫的投降和蒋介石采取消极抗战方针也由此而生。但是，毛泽东与国民党的认识相反，他认为抗日战争必定胜利，必胜的根据就在于中国有亿万抗战的民众，他据此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思想，在《论持久战》中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他在此书中还形象地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紧紧依靠人民，打人民战争，很快就发展壮大了敌后抗日部队和根据地，共产党依靠人民成了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而且国民党不依靠人民，还压迫剥削人民，拥有几百万军队的国民党正面战场一再失利，只好退到四川利用天险苟延残喘。抗日战争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截然不同的情况证明了毛泽东人民观的正确。

　　延安时期，有些知识分子看不起农民。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批评这种错误观念时，提出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著名论断。他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之所以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因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他还说：“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在中外历史上，是毛泽东第一次把人民摆在英雄的地位。1946年3月，跟随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访问延安的记者，曾经这样描述道：“在延安听到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人民’、‘向人民学习’。”这不只是一种口号，“代表着一种极深的感情，一种最终的信念。”

　　1949年，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时，毛泽东面对数十万民众喊出了“人民万岁”的口号。这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喊出这样口号的领袖。

　　新中国成立后，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国家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建立的各种机构都以“人民”二字打头。银行是人民银行，货币叫人民币，医院叫人民医院，公安机关叫人民公安，警察是人民警察，法院叫人民法院，铁路叫人民铁路，政府叫人民政府，教师叫人民教师……毛泽东还为这些以人民命名的机构题写名称。毛泽东把新生政权的所有领域都打上“人民”烙印，根本之点就在于他认为人民创造历史，是真正的英雄，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立国之战。对于这场战争的胜利，毛泽东也认为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他在谈到我们为什么能取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时说：“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战争是人民战争，全国人民支援，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毛泽东说得对。在抗美援朝期间，全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共同谱写了保和平、卫祖国的壮丽凯歌。各条战线和广大群众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号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父母送儿女上前线，妻子送丈夫上前线，兄弟争相入伍;人民组织了大批担架队赴朝鲜救治伤员;很多铁路职工、汽车司机到朝鲜去担任战地运输工作;文艺工作者冒着炮火到前线为志愿军战士演出，有的牺牲在前线;大批医务工作者到前线为中朝军队服务;全国各地人民自发给志愿军写信、寄东西，慰问志愿军;人民自发开展捐献武器运动，支援前线，支援战争;全国各地开展优待志愿军烈军属运动等等。这些都极大地鼓舞了志愿军的士气。正是有了人民的支援，才形成了志愿军战胜一切困难和强大敌人的无穷力量，最后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

　　1960年6月，毛泽东与熊向晖有一次谈话，那是毛泽东在郑州分别会见一些外国朋友后，熊向晖起草新闻稿后，毛泽东在修改这个新闻稿时说的。他先是把原稿中“中国人民伟大领袖”、外宾“称赞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这样一些话统统删掉。熊向晖很不理解，说：“这都是外宾的原话。”稿子中这些话“完全符合事实”。毛泽东耐心地对他说：人家那样讲，我们不能那么写。为什么一定要说毛泽东的领导呀，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就取不得成就了?这是唯心史观，不是唯物史观。我把唯物史观概括成一句话，叫做“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实践证明，过去打仗，靠的是人民;现在建设，靠的还是人民;一切成就都来自人民自己的努力。你不赞成?领导人和人民不能分开，也不能等量齐观。“人民是决定的因素”，领导人不应站在人民之上，不应站在人民之外，必须站在人民之中，是人民的一部分。所以，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其中包括了你们，也包括了我。如果脱离人民，做官当老爷，那就不能包括。总而言之，必须突出“决定的因素”，突出人民，决不要突出个人。

　　毛泽东还认为，他自己写的著作，也源自于人民的智慧、人民的探索、人民的创造。他说过，“我写的文章就是反映这几十年斗争的过程，是人民革命斗争的产物，不是凭自己的脑子空想出来的。先要有人民的革命斗争，然后反映在我们这些人的脑子里。既然有人民革命斗争，就产生要采取什么政策、策略、理论、战略战术的问题，栽了跟头，遭到失败，受过压迫，这才懂得并能够写出东西来”，“《毛选》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

　　人民至上的理念，已经深深溶入毛泽东的血液之中。正如1960年访问中国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所认识到的：“毛泽东的哲学非常简单，就是人民起决定作用。”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在把对人民的认识提到“真正的英雄”高度后，他的认识还在深化，进一步认识到共产党与人民之间的正确关系，是主人和公仆的关系，即人民是主人，共产党员是人民公仆，由此阐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根本宗旨的思想。

　　中共中央在延安立足后，毛泽东对此前共产党的斗争实践进行了深刻思考，其中考虑得很深的，就是共产党与人民的关系。最初，毛泽东是从共产党和人民的利益关系角度得出认识的，他认识到，共产党没有自己的利益，它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1939年2月，毛泽东在写给张闻天的一封信中，从唯物主义道德观的角度讲了共产党要为民服务的理念，认为“为民”才是有道德的。此后毛泽东进一步思考，在1941年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讲了这样观点：“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后来，他在《论联合政府》中又讲了这个观点，说：“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从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角度讲道：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他要求一切共产党员“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毛泽东在进一步思考中，认识更加深刻。1943年他在一次党内指示中提出了“为群众服务”的概念。毛泽东还将他的人民情怀具体体现在他所概括的工作方法之中。他的概括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

　　从“利益”这个角度，毛泽东对于共产党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早就有清醒认识。但他真正用恰当、形象语言清晰表达这种关系，是在1944年。这年的9月，延安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在烧炭时因炭窑坍塌而牺牲。毛泽东得知后十分悲痛。悲痛之余，毛泽东结合张思德的事迹，对他经历的长期革命斗争中，共产党与人民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思考，对二者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1944年9月8日延安中央警备团为张思德召开追悼会，毛泽东亲自参加追悼会，并在会上作了《为人民服务》的著名演讲。他在演讲中集中讲了共产党与人民的关系，演讲一开始就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他从生死的角度，联系人民的利益讲到死的价值问题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所不同。”“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他从人民利益角度讲到共产党员改正缺点错误问题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这是毛泽东对共产党与人民关系最早的集中阐述。10天后，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讲话中又强调：“我们的每一个指战员以至每一个炊事员、饲养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

　　在此之后，毛泽东仍然对共产党与人民的关系进行思考，将这种关系深入到共产党员的心理修养层面。1944年10月，毛泽东在接见新闻工作者时讲了这样的话：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三心二意不行，半心半意也不行，一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前边，加上了“全心全意”四个字，形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九个字的理念，把为人民服务深入到“全心全意”的心理修养之中。1945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在致开幕词时讲了这样的话：“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他在七大作政治报告时又强调：“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经过七大代表共同讨论后通过的七大党章中，写上了这样一句话：“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从那以后，共产党就以党章的形式确认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而毛泽东为此所作出的巨大历史贡献，是显而易见的。

　　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战争年代，在和平建设时期，培养、教育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涌现了许多像雷锋那样的英雄模范人物。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思想和这个思想培养造就的英雄模范人物的事迹，今天仍是我们树立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崇高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