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日 《毛主席诗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文物出版社同时出版发行。该书共收入毛泽东诗词三十七首，其中十首是第一次公开发表(这10首诗词是：《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律·到韶山》、《七律·登庐山》、《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七律·答友人》、《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卜算子·咏梅》、《七律·冬云》、《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对已发表过的二十七首诗词，作者作了个别字句的修订。据新华社四日电讯，一月一日开始发行的《毛主席诗词》八万册，已被读者竞购一空。新华书店原来计划印行五十万册，现在决定再加印三十万册，以满足各地读者的迫切需要。

　　同日 阅谢富治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日报送的中共公安部党组一九六三年第三次综合报告。报告说：自五月杭州会议提出要把地、富、反、坏分子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任务以后，半年多的实践证明，基本上实行“一个不杀，大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不捉”，依靠群众力量把绝大多数的四类分子改造成为新人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必须的和可能的。城市中如何执行上述方针，我们正在摸索。一九六四年，无论农村和城市都要认真贯彻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依靠广大群众实行专政，依靠群众加强对四类分子的改造工作，依靠群众预防犯罪。我们准备在二月中旬召开一次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讨论这个问题。毛泽东批示：“报告已看过，很好。你们若干同志是否下去若干县、社、厂矿调查一个短时间，为二月公安工作会议准备得更好一些。城市工矿也宜派几个工作组去。”二月十五日，毛泽东又在公安部党组二月十二日关于在城市中贯彻中央关于依靠群众力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指示上批示：“此件很好，照办。”

　　同日 晚上，和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真、郭沫若、陈叔通、程潜、李四光(李四光，当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等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由河南豫剧院三团演出的现代剧《朝阳沟》。这出戏表现青年学生到山区农村参加农业生产，把青春献给祖国的农业建设。演出前，毛泽东在休息室同李四光谈话。李四光简要汇报了石油地质工作方面的一些新进展。毛泽东说：你们两家(指地质部和石油工业部——编者注)都有很大的功劳!

　　1月5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己，伍修权在座。在谈到国际形势时，毛泽东说：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在谈到日美矛盾正在产生和加深，日本一部分垄断资本开始反对美国，日本共产党应采取什么政策时，毛泽东说：我主张你们要把爱国主义的旗帜紧紧地掌握在自己手里，不让资产阶级夺取这一旗帜。你们是高举反对美帝国主义这一面爱国大旗的，所以你们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现在的问题是要对国内垄断资本进行分析研究。不要重复法国党的教训，法共不运用法国人民反美情绪，不抓反美旗帜，结果这面旗帜被戴高乐抓去了。现在戴高乐正一天天走向反美。任何一个党都有争取群众的任务。对垄断资本，你们也需要搞两手政策，又团结又斗争。在谈到为什么苏联出了修正主义问题时，毛泽东说：这是由于几十年来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彻底而产生的。他在一九三六年，过早地宣布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强调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完全一致，从来不说有矛盾。他又不划分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类矛盾，即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也不正常，多年来国内没有真正民主，干部高人一等，使群众感到干部不能批评。后来进行肃反，又把肃反扩大化，动不动就用杀人的办法。我们接受了他们的教训，对捉人、杀人十分慎重。此外，苏联社会还出现了高薪阶层。如果我们中国也像苏联那样搞，那末有一天也要出修正主义。我们现在每隔几年要进行一次整风运动。最近我们有两个有关社会主义教育的文件，你可以看一看。人是会变化的，革命者也会发生变化。没有群众的监督和揭露，他们可能进行贪污、盗窃、做投机生意，脱离群众。现在我们还不能说目前中国所采取的办法一定能够防止出修正主义，但修正主义要在中国占统治地位是很困难的。是否能够防止，要过几十年后再看。修正主义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旧社会母胎中的产物。就算没有赫鲁晓夫，难道苏联就不会出修正主义?我看很有可能。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一定的社会阶层的反映。和平状态下的社会主义革命，要更困难些，也需要不断地积累经验。

　　1月7日 和刘少奇听取薄一波等关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召开的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情况的汇报。毛泽东指出，要学会按照经济办法改进工业管理体制。当谈到试办托拉斯问题时，他说：目前这种按行政方法管理经济的办法，不好，要改。当谈到企业管理不好的原因时，他说：商业为什么不能按经济渠道经营管理，为什么只能按行政设置机构?打破省、地、县界嘛!就是要按经济渠道办事。

　　同日 阅罗瑞卿送阅的香港《新闻天地》刊载的《“反飞弹”时代到来!》一文，批示：“已阅。江青阅后，退罗瑞卿同志。是否送聂荣臻同志一阅。”这篇文章介绍了美苏两国在研制反导弹方面的军备竞赛，以及由此将引发一些国家解决本国在反导弹时期的国防问题。

　　1月8日 同吴冷西谈《人民日报》的宣传问题。毛泽东说：《人民日报》要注意发表学术性文章，发表历史、哲学和其他的学术文章。抓哲学，要抓活哲学。我写文章，不大引马克思、列宁怎么说。报纸老引我的话，引来引去，我就不舒服。应该学会用自己的话来写文章。列宁就很少引人家的话，而用自己的话写文章。当然不是说不要引人家的话，是说不要处处都引。

　　1月9日 致信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对他本月二日下午突遭暗害幸平安脱险表示最亲切的慰问。信中说：“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非洲各国的人民领袖和著名政治家，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暗害阴谋活动表明：他们是不甘心于自己在非洲的失败的，是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疯狂挣扎只会使非洲各国人民更加提高警惕，更加坚定地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为维护民族独立和争取自己国家的繁荣进步而奋斗。”

　　1月上旬 在中南海颐年堂两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怎样回复苏共中央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来信。来信的主要内容是：(一)发展贸易;(二)谈边界问题;(三)停止公开争论。会议认为，苏共中央来信的原因，一是害怕公开大论战，大论战的火是赫鲁晓夫点起来的，现在是引火烧身;二是过去跟着赫鲁晓夫指挥棒走的那些党发生分裂，有的甚至分裂出左派的党，而没有分裂的党，则要求设法停止公开论战;三是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后，美国政府处于一个过渡期，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幻想遇到困难;四是苏联内部发生困难。因此赫鲁晓夫企图用增加贸易，供应工业设备，甚至说可以派专家等等，引诱我们同意停止公开论战。毛泽东说：苏共中央这封信是逼出来的。现在总的形势是赫鲁晓夫在走下坡路，苏共二十二大是他的顶点。一直到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我们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之前，在表面上似乎我们是处于被动的地位，实际上是诱敌深入，等待时机。这以后，我们形式上也转入主动，摆开全面出击的阵势。接着，我们又抓住苏共《公开信》转入战略反攻。现在正是展开全面反攻的时候，正像中国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九四七年七月。现在的情况对我们非常有利。我们不急于答复他们这封来信，更不同意停止公开论战，召开国际会议更谈不上。我们还要继续写文章，现在已经写了六评，还要写七评、八评、九评、十评。但是，我们也要认真地回答他们的来信。关于《人民日报》，毛泽东说：报上要发表学术方面的文章，包括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文章，抓活的哲学。现在报上政治新闻太多，尽是送往迎来，这个会议那个会议。这些事情完全不登也困难，但可以少登。如果要登，可以增加一两个版，多登学术方面的文章。

　　1月12日 就巴拿马反对美国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对《人民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毛泽东表示：中国人民坚决站在巴拿马人民的一边，完全支持他们反对美国侵略者，要求收回巴拿马运河区主权的正义行动(巴拿马运河，位于中美洲南端巴拿马共和国中部蜂腰地区，全长81.3公里，是一条沟通太平洋和大西洋的重要国际航运水道。1903年，美国与巴拿马政府签署了一项不平等的“美巴条约”，以一次付清1000万美元和每年偿付25万美元租金的代价，取得了永久占领、使用和控制运河区的权利。1959年11月9日，巴拿马国民议会曾正式通过决议，宣布一定要收回运河区。1963年1月，美国对巴拿马的要求作出一些让步，其中包括同意在运河区中并悬巴美两国国旗。但是，美国仍然保持着全面控制运河区的特权。1964年1月9日，由于美国驻巴拿马运河区的军队杀害了一名反美示威的巴拿马学生，巴拿马爆发了全国性的反对美国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1月10日，巴拿马政府宣布中断巴美外交关系。)。他指出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历数了美国企图称霸全世界的侵略行径，号召所有受到美国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要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

　　1月16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巴西共产党(新党)代表格拉波依斯，伍修权在座。毛泽东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强调农村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他说：事物的发展总是从小到大，由弱到强，这是讲有生命力的事物。没有生命力的事物则相反，他们总是由大到小，由强到弱，最后不存在。马克思主义者是善于学习历史的。一种社会一定要代替另一种社会，现在我们就是要以社会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

　　1月17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斯特朗、柯弗兰、爱德乐、爱泼斯坦、李敦白(斯特朗，美国进步作家和记者。柯弗兰、爱德乐、爱泼斯坦、李敦白，参加《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诗词的翻译工作的专家。)，康生、吴冷西、袁水拍(袁水拍，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在座。毛泽东说：你们几位做了很好的工作，不只是在文字翻译上帮了忙，在内容上也帮了忙。谈到中国革命战争时，毛泽东说：现在，许多国家的游击战就是没有学会一条原则：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一路。敌人总是要分开的，他们叫“分进合击”，我们就有可能一路一路地吃掉它。我们说不怕敌人多和强大，就是因为懂得了这个原理。什么都是可以分开的。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已经说过，电子是可以再分的。我不懂这门科学，但是我相信这个道理。科学是无限的。无限大的世界和无限小的世界都有无限的工作可做。毛泽东向客人提出两个问题，他说：现在，在外交上遇到两个问题，想听听你们的意见。一个是，美国现在主要是注意苏联，还是注意中国?第二个是，美国现在是不是在积极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有人说是。爱德乐说：美国报刊自己是这样说的：在当前，在短期内，苏联是主要敌人;从长期来看，中国是主要敌人。毛泽东说：他们是这样说的，我看到过这样的话。但是，帝国主义者是实用主义，“长期”，对他们来说不那么重要，因为太久了。现在他们看不起我们，认为我们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不过，他们也在注意我们。关于美国是否在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问题，我们过去讲过，现在也还是这样看。可以看一看历史，美国总是到最后才参加国际战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如此。现在美国手伸得太长，是十个手指按住了十个跳蚤，一个也抓不住。美国现在在两个“第三世界”都遇到抵抗。第一个“第三世界”是指亚、非、拉。第二个“第三世界”是指以西欧为主的一批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有些还是帝国主义的国家，这些国家一方面压迫别人，另一方面又受美国压迫，同美国有矛盾。不能设想，美国只在两个“第三世界”遇到抵抗，而独独在苏联和东欧会不遇到抵抗。柯弗兰问：现在反修斗争进入了什么阶段?毛泽东说：反攻阶段，可以说相当于中国解放战争中的一九四七年七月。从苏共二十大到去年七月，我们比较被动。现在我们转入了反攻。有大闹天宫的势头，打破了他们的清规戒律。毛泽东最后说：反对修正主义是一个长期的斗争。中国古时候有个愚公移山的故事。我们大家现在都是挖山的人，挖的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这几座山，用几代人的时间，总会把它们挖掉的。

　　1月17日或18日 阅中共第二机械工业部党组一月十五日关于生产浓缩六氟化铀-235情况的报告。报告说：我部生产浓缩六氟化铀-235的气体扩散工厂，已于一月十四日上午开始取得合格产品。这一产品的生产，为我国原子武器的制造，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毛泽东批示：“已阅。很好。”

　　1月19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希腊文化代表团，陈忠经(陈忠经，当时任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在座。毛泽东说：中国情况现在还不太好，有困难，工业不发达，农业水平也不高。比起解放前有一些进步，解放前是半殖民地国家，有一点轻工业，没有重工业，粮食年年都要进口，年年打仗。我们没有底子。旧社会给我们留下了十万个大学毕业生，十四年来，我们培养了九十多万大学毕业生，加在一起是一百多万。六亿多人口只有一百多万大学毕业生，比例还是很小的。他说：希腊是古代文化的发源地、祖国。希腊古代的唯物论、辩证法，我们也相当知道一些，你们有些大人物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当外宾谈到毛泽东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家和革命思想家时，毛泽东说：我没有什么伟大，我和你们一样。我们是站在人民之中，不是站在人民之上。我们是劳动人民的儿子，不是剥削者的儿子，不能摆官僚架子。

　　1月27日 晚上，会见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日中贸易促进会理事长铃木一雄，日本亚非团结委员会常务理事西园寺公一和日共中央机关报《赤旗报》驻北京记者高野好久，就最近日本人民反美斗争发表谈话。毛泽东说：日本人民在一月二十六日举行的反美大示威，是一次伟大的爱国运动。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向英勇的日本人民，致以崇高的敬意。最近，日本全国掀起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反对美国F-105D型核飞机和核潜艇进驻日本，要求撤除一切美国军事基地和撤走美国武装部队，要求归还日本的领土冲绳，要求废除“日美安全条约”(1951年9月8日，日美两国在旧金山签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1960年1月19日，日美两国对安保条约修改后重新签订，称《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保障条约》。新的条约规定发展日本“抵抗武装进攻的能力”;在“应付共同危险”时，日本负有保护驻日美军的义务;美国继续有权在日本驻军和使用军事基地等。)等等。所有这些，都反映了日本全体人民的意志和愿望。中国人民衷心地支持日本人民的正义斗争。中国人民深信，日本人民一定能够把美帝国主义者从自己的国土上驱逐出去，日本人民要求独立、民主、和平、中立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会见时康生、廖承志、吴冷西在座。二十八日，这个谈话在《人民日报》发表。

　　同日 中国和法国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决定建立外交关系。

　　同日 应《毛泽东诗词》英译者的要求，就诗词中的一些词句作口头解释。在谈到“到中流击水”时，毛泽东说：“‘击水’指在湘江中游泳。当时我写的诗有两句还记得：‘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谈到“天若有情天亦老”时，他说：“这是借用李贺的句子。与人间比，天是不老的。其实天也有发生、发展、衰亡。天是自然界，包括有机界，如细菌、动物。自然界、人类社会，一样有发生和灭亡的过程。社会上的阶级，有兴起，有灭亡。”谈到“云横九派浮黄鹤”时，他引用明代李攀龙的诗《怀明卿》(李攀龙的《怀明卿》一诗中有“九派长江九叠山”句。)，然后说：“明朝也有好诗，但《明诗综》不好，《明诗别裁》好。”这次谈话，毛泽东共解释了诗词中的三十二处。

　　1月28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和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吴德峰、张志让(吴德峰、张志让，当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会长。)等在座。毛泽东说：你们的胜利是个典型，大胜利，是少数战胜了多数，法国几十万军队被打败了。他在介绍中国革命经验时说：中国革命没有两次失败，一九二七年右倾失败，及以后的“左”倾失败，是不能胜利的，不能总结经验。第一次失败，是没有看到朋友会变成敌人，只讲团结不讲斗争。第二次失败，是只讲斗争不讲团结，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全看成敌人。这两次党内关系也不正常。我们就总结了经验，所以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政策就比较正确了。谈到法律工作时说：搞法律工作，专门在法律条文上做文章是做不出来什么的。主要不是靠法院判决和监狱关人，要靠人民群众来监视、教育、训练、改造少数坏人。

　　同日 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情报部一月二十七日印发的《阿尔巴尼亚破获一叛国案简况》，批示：“萧华、徐子荣同志：此件值得注意。我国军队、公安部队、机关中和社会上是否有被苏修布置的人，请你们研究一下。至于蒋匪帮是否有其布置的人，则更值得注意。谢富治同志如未外出，此件应请他看一下。”

　　1月30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以弗朗索瓦-贝纳尔为首的法国议员代表团，张奚若等在座。毛泽东说：法国出了一批唯物论者，除了《民约论》作者卢梭及伏尔泰，还有法国的山岳党。拿破仑对我们很有影响。他的一些著作，我都看过。法国的文化对中国也有很多影响。还有你们的巴黎公社，《国际歌》也出自你们的国家;还有《马赛曲》，我从前会唱《马赛曲》;还有你们国家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傅立叶、蒲鲁东。在谈到中法关系时，毛泽东说：我们之间有共同点，第一，反对大国欺侮我们;第二，使两国间互相往来，在商业上、在文化上。你们不要学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它同我们只有一个分歧，就是同美国都搞“两个中国”。要我们承认“两个中国”或者是“一个半中国”，那都不行。你们要派就派个大使来，不要学英国那样，搞了十几年，还是个代办，不要钻进美国的圈套。这一点不搞清楚，我们不接纳你们的大使，我们也不派大使到你们那里去。在谈到中美关系时，毛泽东说：我们同美国在台湾问题解决了以后，要恢复外交关系。即使恢复了外交关系，美国如果还像今天这样到处干涉、控制，我们还是要反对。他还说：现在我们说有两个大纸老虎，就是美国和修正主义苏联。所谓纸老虎，就是说他们脱离了群众。

　　同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并宴请途经北京的由中央第一书记黎笋率领的越南劳动党访苏代表团，李富春、李先念、康生、杨尚昆、伍修权在座。毛泽东说：在中国，苏联专家不撤，自力更生搞不起来。苏联撤回专家，撕毁几百个合同，我们的自力更生就搞起来了。从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三年，在三年当中，我们搞出很多东西。我曾经同胡志明主席谈了很多次，要搞自力更生，既不要依赖苏联，也不要依赖中国。要搞农业、轻工业，和初步搞些重工业。这一切要经过很长的过程，尤其是重工业，只能在原料和市场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才能搞得起来。不然工厂盖起来，有了产品，没有销路。毛泽东说：在中国还有黑暗面，就是还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政治、经济、文化上谁战胜谁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如果中国产生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苏联产生了修正主义，你们反对。如果中国产生修正主义，你们也要反对。

　　1月31日 复信周世钊：“两次惠书及大作两首，另附余同学(指余盖，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信，均已收到。寄上2000元，请分致1500元赠李先生(指李大梁，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心理学教师。当时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作医药费，500元给余同学。拙作(指1964年1月出版的《毛主席诗词》。)解释，不尽相同，兄可以意为之，俟见面时详说可也。”

　　1月底 审阅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第十八次稿(一月二十八日稿)。在“当前最大的分裂主义者”部分加写：“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是国内资产阶级因素泛滥和增长起来的产物”。在“目前的公开论战”部分最后一段的开头，加写：“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不怕论战的，怕论战的不是科学。”这篇文章在一九六四年二月四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一九六四年第二、第三期合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