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25军及74师创立的一块重要革命根据地。她的创立与发展，为党中央把革命大本营建立在西北发挥了特殊作用。

　　红二十五军长征入陕

　　红25军是鄂豫皖苏区的一支主力部队。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几次“围剿”，加上党内“左”倾错误的危害，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不断减员，不得不于1934年11月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转移，去找寻新根据地。

　　人陕前夕，第二先遣队发布《布告》：“红军此来，是要帮助陕西穷人……武装起来，推翻豪绅地主的统治，建立陕西的苏维埃政府”。

　　1934年12月9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率领红25军从河南卢氏县境人陕，第二天即在今丹凤县庾家河街召开省委会议，提出“立即建立鄂豫陕省委，为创造鄂豫陕苏区而斗争”的战斗口号，决定改鄂豫皖省委为鄂豫陕省委。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鄂豫陕省委率红25军，西征占领镇安、柞水，连克宁陕、佛坪县城;回师攻占洛南、围攻山阳县城，摧毁地方反动政权，打击作恶多端的反动分子。由于这是有计划、有准备、有步骤的战略转移，省委和红军成建制“空降”陕南，目标明确——创建新苏区，注重政策——克服“左”的错误，步调一致——上下一齐行动，按照老苏区的成功经验，在东西区成立鄂陕、豫陕特委，开展地方工作。负责一方的领导人都是军级干部，富有群众工作经验。他们抓紧时机建党，组建游击师(大队)，成立苏维埃，打土豪、分田地。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经4个月紧张而有序的战斗和工作，建立了以商洛为中心区域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新根据地的建立，使红军有了依托，得以休养生息，发展壮大。红25军人陕创建根据地时2500多人，新苏区的人民参军参战，1935年8月离开根据地西征北上时增到4000多人，成为长征中唯一人数增加的红军。

　　红25军转移后，与中央失去联系，一切行动决策都得独立自主决定。1935年7月中旬，获悉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有北上动向，鄂豫陕省委果断决定：率领“25军到陕甘苏区会合红26军”“迎接中央红军”。7月30日，红25军主力和鄂陕第4路游击师、华阳游击队离开鄂豫陕苏区继续长征，9月16日在延川县永坪镇与红26军、红27军胜利会师，结束长征。三军改编为红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

　　这一行动，成了历史进程的关键。毛泽东到陕北前后的谈话，证明鄂豫陕省委这一决策完全符合党中央北上的意图，加速了中央红军北上方针的演变。原来中央红军准备“到接近苏联的地方去”。毛泽东1935年9月22日在甘肃岷县哈达铺团以上干部会上，讲话中说感谢当地的报纸，提供了陕北的讯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2002年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修正本确认：在哈达铺“毛泽东提出到陕北去”。9月27日在通渭县榜罗镇中央“正式决定前往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甘根据地吴起镇，11月初与红15军团会师，从此落脚陕北，一住就是13年，延安成为革命圣地。毛泽东到陕北了解了红25军从陕南继续长征的目的后，1937年1月13日中央机关由保安移驻延安，2月9日在延安对从国民党统治区第一个来陕北苏区采访的记者范长江(建国后任新华社社长)说：“徐海东之由陕南经陇东入陕北，乃偶然作成中央红军之向导”。因中央红军长征前先命萧克的红六军团西进去探路，故毛泽东说的“偶然”指“并非如萧克之有预定计划。”这一公开谈话，首肯鄂豫陕省委高瞻远瞩的功绩。

　　1996年，江泽民同志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创建陕甘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西北地区红军，同先期到达陕北的红25军一起，打破了敌人的重兵‘围剿’，为党中央把革命的大本营安置在西北创造了条件。”对红25军10个月的长征，徐向前元帅作了精辟的评价：“它独立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使自己得以休养生息。它西征北上的战略行动，成为主力红军北上的先导，为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建在西北建立了特殊的功勋”。

　　北边行动南边配合

　　红军战略大转移途中创建的鄂豫陕苏区，坚持2年4个月。红25军主力从进入商洛到离开8个月，创建了一块新苏区;省委率红25军主力西征北上后，中共鄂豫陕特委和红74师在更加严峻和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1年8个月，使革命红旗继续飘扬。

　　鄂豫皖苏区，是大革命失败后第一批建立的根据地，走出来的干部有7年建设根据地的全套经验。省委决定在组织红军主力反对敌人“围剿”的同时，派出一部分红军和干部到农村去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进行根据地的建设工作。1934年12月底，派223团政治处主任陈先瑞率领1连红军战士到镇安、郧西等地开展群众工作。1935年1月，又派225团3营副营长方升普率领1连人到商南、洛南一带加强东部工作。这些部队到地方后，一方面打击反动民团，镇压土豪恶霸，没收和分配地主的财物：另一方面在深入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建立抗捐军、游击队和红色政权，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只几个月时间，地方武装力量成建制的，在豫陕边，有陕南抗捐第1军，豫陕游击师所属4个游击大队;在鄂陕边，有鄂陕游击司令部所属6路游击师。分散的，有华阳、茅坪等游击队，以及县、区、乡苏维埃政权所属游击队、赤卫队等。地方武装星罗棋布，兴盛时期达到4500多人，多于红军的人数。第9路游击师，同陕军警1旅一部在高山寨、天坑梁等地激战，敌旅长在给西安绥靖公署的电报中，说游击师的战士“裸体挺枪，几次满山吼号直扑而来”“负固据守”，不得不令团长“增兵1营，步炮1连，前往指挥督剿”。程子华军长说：“没有武装斗争的胜利，就不可能建立和巩固根据地。鄂豫陕苏区就是红军和红军发展的游击师、抗捐军用枪杆子打出来的”。

　　与此同时，省委先后派常委郑位三和戴季英、原红28军军长郭述申下地方，建立了中共商洛、鄂陕、豫陕特委。在他们的领导下，建立了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及其县、区、乡相应的党、政、军、群组织，打土豪分田地，落地生根。省委率领红25军离开陕南后，中共鄂陕、豫陕两特委1935年9月9日会合于商南县梁家坟，主动合并成立中共鄂豫陕特委，郑位三任书记。10月6日在商南县碾子坪，将原两特委领导的游击部队改编为红军第74师(又称陕南红军)，陈先瑞任师长、李隆贵任政委、方升普任副师长兼参谋长。鄂豫陕特委率领红74师根据斗争形势，采取集中——分散——集中的战略，在鄂豫陕边的广大地区打了5个来回，足涉丹江、汉江之水，攀登华山、太白山巅，打破敌人的3次“围剿”，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

　　中央红军到陕北，历史处在转变关头，中央重视发挥鄂豫陕苏区的作用。1936年1月12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电示中共陕甘晋省委和红15军团，由徐海东、程子华选10名陕南同志，交省委分批派陕南，均带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决议。1983年武汉军区原红74师老同志座谈会证明，3月特委收到商洛籍战士程福才从陕北送来瓦窑堡会议文件和“八一宣言”，从此有了方向，一切围绕陕北行动。

　　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安置在西北，长征中的三大主力红军要会师。1936年9月，任弼时、贺龙率领的红二方面军长征出草地北上，毛泽东、周恩来23日电告“陕南尚存在3个游击区”，指出郧西、镇安、旬阳、山阳、柞水“为基本游击区”，供参考选择路线。由于有鄂豫陕根据地存在，红二方面军到根据地西边缘凤县、略阳后，国民党在陕南东部的军队大部西调。中共鄂豫陕特委将红74师所有的3个团集中起来对敌。派特委委员、手枪团政委带所部尾击西调的国民党军，令其回顾;师部率主力转战于镇安、柞水、商南、洛南等地，迟滞国民党军，促成红二方面军夺路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

　　中央红军先渡黄河东征后又回师西征，挺进宁夏、甘肃，解放盐池、固原，扩大陕甘根据地，接应红二、四方面军，使1936年10月在甘肃隆德胜利会师。在4支长征红军集结中，鄂豫陕根据地军民以灵活机动的优势主动配合。华山“奇险天下第一山”，拥华山而制关中。1936年11月，中共鄂豫陕特委率74师在华山脚下转了3个大圈，派手枪团1个分队，步兵团1个排，共计50多名战士登上华山，张贴标语，虚张声势，搅得国民党军四处告急。过后，毛泽东同郑位三、陈先瑞谈到大闹华山时，赞扬说：“主力红军在西边行动，你们在东边闹华山，配合得好啊!你们保存了2000多人的力量，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中央军委派二局政委李涛，带人和电台到蓝田坝龙庙来传达指示。成立鄂豫陕边区军政委员会，主席郑位三、副主席李涛，红74师整编为抗日南路军(内部仍称红74师)，军长陈先瑞，直接受中央领导。抗日南路军驻防灵宝，阻止国民党兵进潼关。不久，抗日南路军与红15军团会师商州，协同东北军和西北军制止国民党亲日派何应钦进攻西安，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发挥了重要作用。

　　西安事变虽已达成协议，但国共两党的谈判还在继续进行。为了防止内战再起，中共中央在命红15军团撤离商州的同时，令抗日南路军继续留在陕南策应陕北苏区。抗日南路军的去留问题，牵动国共两党最高领导。蒋介石向在南京的中共代表潘汉年提出“要求陈先瑞开渭北”。毛泽东1937年2月上旬3次打电报给在南京和国民党谈判的代表周恩来，4日告：“陈先瑞部宜暂在陕南，即使要北开，亦待将来再开为好。”7日再告：“汉年来电蒋要求陈先瑞开渭北，己电复。该部是陕南土著部队，不愿意开渭北，无法勉强。且顾(祝同)已许留陕南。你向顾与蒋谈以此种情况告之，坚持该部在陕南。”8日重申：“陈先瑞陕南土著，不愿此来，无法勉强。”毛泽东设想如敌还要开战，在渭北的红军主力第一步出商洛，第二步出豫西，第三步出京汉路，可以取胜千里。毛泽东的雄才大略，由此可见一斑。

　　毛泽东与徐海东

　　南方红军到陕北已是冬天。这年冬天雪来得早，战士大部分还穿着单衣，冷得受不了了。据《军事史林》1999年第1期记载，毛泽东很着急，忽然想起：红25军来陕北之前，已经在鄂豫陕开辟了根据地，活动了几个月，或许多少会有点积蓄。写了一张条子：“海东同志，你好!因部队过冬吃穿出现困难，特向你借款2500元。毛泽东”。毛泽东告诉中央红军后勤部长杨至成：“红25军在鄂豫陕边经营了几个月，大概他们多少还能有点家底。我相信，只要有可能，海东同志一定会帮这个忙!”杨至成冒雪飞骑求助。徐海东看到条子，第二天，5000块银元送到中央红军驻地，总后勤部部长叶季壮十分感动：这真是雪里送炭!当时供给部财务科长傅家选在《心意》一文中证实：我把钱包好交送的人，翌日到军团部，“徐海东拿起桌上的一封信递给我，激动地说：‘老傅，毛主席回信啦，还表扬我们哩!’”我接信一看，是毛泽东、彭德怀写给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的，开头说“你们辛苦啦!感谢你们的帮助和支援。……”看完信，军团长说：“没有专门收条，这就是收条，你要好好保存。”第4天，彭德怀看望徐海东：“多谢你这位财神爷。”若干年后，毛泽东还在一次干部大会上深情地说：“在陕北最困难的时候，还多亏了海东同志借给我的5000元钱!那几千元钱，可是为革命帮了大忙!”

　　毛泽东到陕北前对徐海东只知其名，未见其人。1935年11月7日，中央机关到达陕甘根据地的中心今子长县瓦窑堡后，毛泽东即到甘泉县道佐铺红15军团司令部会见徐海东、程子华。徐海东闻讯快马加鞭从130里前线赶回。对会见的情景，他后来在《星火燎原·会师陕北》中写道：“刚洗了一把脸，毛主席就来了。一块儿来共4个人(另3人中有彭德怀——笔者注)，都穿着朴素的灰棉衣。哪一位是毛主席?不认识。子华同志是中央来的，他介绍后，毛主席向我伸出手来，亲切地说：‘是海东同志吧。你们辛苦了’。”据在场的红15军团政治部副主任郭述申回忆：徐海东汇报了红25军长征和到陕北的情况，毛主席肯定了红25军的作战部署、计划、方针都是对的。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徐海东将军传》称：“毛泽东、彭德怀同志不但赞扬了红25军在陕南的行动，……而且还赞扬了他们在劳山、榆林桥战役打得好。”程子华忘不了毛主席的亲切勉励：“毛主席在接见徐海东和我时，表彰了红25军长征的功绩，说为革命立了大功”。

　　为长征的胜利，两人结下不解之缘。建国后，徐海东被授予大将军衔，是开国10大将之一。徐大将一生九次负伤，养病时毛主席电慰“静心养病，天塌不管”，信勉“安心静养，以求痊愈扩”。“文化大革命”中，1969年3月30日党的“九大”开幕，林彪一伙反党集团正在迫害徐大将时，毛主席亲自提名徐大将为“九大”代表和主席团成员，全体代表一致通过。据与会的伍修权回忆：“当徐海东同志坐着轮椅到达会场时，周总理含泪走过来，亲自给他安排座位，亲手搬来茶几、痰盂放在他面前。正在主持开会的毛主席特地转过身向他招手致意。徐海东同志感动得热泪盈眶”。

（来源:原载《地方革命史研究》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