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公知出来主张向霸权妥协，说什么我们不能反霸，当年我们反霸，就弄得相当孤立，使国家陷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中国当年孤立吗?非但不孤立，而且是朋友遍天下。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的外交历程，希望能对“读史明智”起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上世纪新中国最为辉煌的外交大事是，1971年10月，新中国得以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及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到菊香书屋拜见新中国开国领袖毛主席。正如《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一书中所指出：“在毛泽东制定的国际战略思想和对外工作方针的指引下，党领导人民逐步冲破西方敌对势力对新中国的孤立、遏制、包围和威胁，有效地维护了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安全。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于1971年10月得到恢复。毛泽东还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到1976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经有113个，这包括了当时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 2016年6月，第641页)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毛主席有着什么样的“魔法”，为什么能使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首先，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把自己国家建设成为在国际上说话“能算数”的政治大国、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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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和党中央迅速“一边倒”的决策，赢得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尤其是苏联对新中国一系列支持和援助，为我们打开工业化建设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采取敌视中国的态度。特别是美国，认为新中国是一个短命的政权。朝鲜战争停战后，美国继续对新中国采取封锁遏制的政策。而中国则希望改善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以便开展经贸往来，学习外国的先进科技，甚至考虑到派留学生到美国等西方国家学习。但是，美国根本不把中国当一回事。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总理握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周恩来总理晚年时在会见来访的美国客人时几次提到这件事，意在提醒美国不要忘记这段历史。

　　毛主席看穿了美国对中国轻视的根本原因。1955年1月15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作出了研制核武器的战略决策。毛主席说：“我们要不要搞原子弹啊，我的意见是中国也要搞，但是我们不先进攻别人。别人要欺负我们，进攻我们，我们要防御，我们要反击。”1958年6月，在中央军委的扩大会议上，毛主席又指出：“原子弹，就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说话不算数。”

　　1964年10月，新中国第一次核试验成功，震惊了世界。美国不得不重新审视他们的对华政策。1966年10月27日，新中国首次发射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彻底解决了“有弹无枪”的历史。1967年6月17日，新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再次震惊世界。

　　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宣誓就职成为美国总统。他上台后，便立即着手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在促使他这样做的主要因素中，中国核武器的迅速发展可以说是最为重要的。为了能尽快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尼克松上任后不久就出访法国，向戴高乐总统请教对华政策等问题。戴高乐劝他改变遏制封锁中国的态度。尼克松当即明确地回应说，无论困难多么大，他都要同中国进行“对话”。他表示：“十年以后，当中国在核技术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时，我们就将没有别的选择了。我们应该和他们进行更多的交往，这是十分重要的。”

　　其次，毛主席从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到发展提出“三个世界”理论，使得中国外交迎来建交新高潮。

　　1974年的2月22日，毛主席在北京中南海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时，首次公开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理论。

　　尼克松之所以去找戴高乐，是因为戴高乐担任总统时作出了与中国建交的决策，并于1964年1月促使法国与中国正式建交。作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的总统，戴高乐的对华看法对尼克松至关重要，法国的对华关系对美国同样有很大影响。

　　当1960年代初，赫鲁晓夫从追求同美国平起平坐共同主宰世界的外交战略出发，一心想把中国纳入他的战略体系轨道，并为此不断对中国施加种种压力时，毛主席毅然放弃了建国初期确定的“一边倒”的外交路线。在新形势下，毛主席进一步发展了40年代的“中间地带”理论，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论断，对中间地带的内部结构进行了更为精细的分析，突出了中间地带力量的多元性质。1963年9月28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过去几年法国人闹独立性，但没有闹到今天这样的程度。”

　　“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对中国外交摆脱两面受敌、寻找新的战略发展空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64年1月27日的中法建交。“毛泽东果断决定，抓住这一时机，与法国达成建交。”“中法建交震动了整个世界。”(《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2卷 1949-1978 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年1月，第663页)

　　另一个中间地带是亚非拉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即后来被毛主席称为第三世界的国家。在这个理论指导下，与国家数量最多的非洲的关系成为当时中国外交工作的重点。毛主席在1963年5月对来访的非洲朋友说，“所有非洲国家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 ”。在非洲的深耕细作，使新中国在整个世界影响力越来越大，主要因素是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独立后成为了联合国成员国。1971年7月15日，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个国家提出了著名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议案，在这个留名青史的23国提案的解释性备忘录中，第七条特别强调，新中国已经是一个“核大国和宇宙大国”，因此，“公认的是，没有这个国家的参加，任何重大国际问题都不可能得到解决。”1971年10月25日，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决议通过之后，美国主要媒体《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以“非洲国家同红色中国站在一起”通栏标题报道了这一消息。三家报纸都刊登了投赞成票的76个国家名单，其中，非洲国家占26个，占赞成票数的三分之一以上。日本共同社报道：“八小时的马拉松式会议以后，25日午后11点20分，终于是阿尔巴尼亚提案通过了的决定性的瞬间。中国回到联合国，由此而被正式承认了。“我们胜利了”“中国万岁”，各国语言的欢呼声在会场内四起。赞成中国参加的各国代表以三分之二的人数而淹没了会场。他们全部站起，高高举起双手向会场四周欢呼，会场充满了兴奋的龙卷风，主席的声音完全听不见了。马利克主席用英语宣布‘提案通过了，其内容将立即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通告’时，又响起了一阵波涛般的掌声。”

　　1974年2月，毛主席正式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进一步拓展了中国的外交舞台。2019年，前外交部副部长，当年出席联合国的中国代表团的一等秘书周南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1971年11月15日是他永生难忘的日子。“那是联合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盛况。”他在联合国工作的10年“是扬眉吐气、斗志昂扬的10年”。“头两年，我们在联合国的工作有一半以上是建交谈判。”“随着不结盟运动和77国集团兴起，中国积极支持第三世界国家争取、巩固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19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务虚会议上，邓小平深情地说：“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毛泽东同志在他晚年为我们制定的关于三个世界的战略，关于中国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共同反霸，并且同美国、日本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决策，是多么英明，多么富有远见。这一国际战略原则，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1984年5月29日，邓小平在论述当代中国外交的基本点时，再次强调：“中国的对外政策，在八十年代,实际上到九十年代,甚至到二十一世纪，主要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句话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这是我们对外政策的一个基础。”(《外交战略家毛泽东 1》邓力群 主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第460页。)

　　其三，新中国外交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举世瞩目的成就，都是建立在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建设社会主义、以及我们国家所取得国防和工业化巨大成就的基础之上的。

　　这可以说是最直接、在世界上最没有争议的一个原因。关于中国的工农业成就，可以用两句话概括：“使全世界为之震惊”，“世界公认是一个奇迹”，即《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一书中的《党在1949年至1976年的历史性巨大成就》一节中所指出的：

　　“在毛泽东生前，中国不仅已经能够自行设计和批量生产汽车、飞机、坦克、拖拉机等，而且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氢弹，试制并成功发射了中远程导弹和人造卫星。这些进展，使全世界为之震惊。”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始终把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作为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随着建设事业的进展，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逐步得到提高。全国总人口从1949年的5.4167亿增长到1976年的9.3717亿。同期粮食的人均占有量从418市斤增加到615市斤。就是说，增产的粮食不仅多养活了近4亿人，而且使9亿多人的人均占有粮食量比5亿多人时增加了近200斤。”“在全国人民节衣缩食支援国家工业化基础建设的情况下，尽管人民群众生活逐年改善的增幅不大，但初步满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这在当时被世界公认是一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