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中国的理论界发生了一场关于人道主义的激烈争论。争论的双方都坚称自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并都大量引用马克思的原著。双方的文章多达七八百篇以上，从14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一直谈到未来世界，从人道主义的定义一直论及世界观、历史观与价值观。这场争论随双方的领军人物出场直接交锋而达到高潮。一方是原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的周扬，另一方是中共有名的笔杆子胡乔木。两位都是长期以来中共意识形态领域的权威人士。于是争论从会上到会下、从公开到私下，涉及众多媒体和单位，其影响面之大，引起了最高领导层的注意。为了结束思想混乱的局面，胡乔木根据最高领导层的意见，在中央党校宣讲了题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的政治背景使它具有明显的官方权威性，由此使得这场连续多年的争论戛然而止。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分歧就此解决。在过了二十来年后，人们又重新议论起这场争论，关于人道主义的不同观点依然水火不容。以周扬为代表的一方所持观点主要是：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不仅相容，而且马克思主义就是现实的人道主义，“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而胡乔木文章的主要观点则是：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是根本不相容的，但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则可以为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所包容。然而，胡乔木的观点仍然受到质疑，反驳的文章认为，作为伦理道德的价值观，怎么能同世界观与历史观割裂开来呢?

　　争论双方各执一词，互相谁也说服不了谁，至今也没有个定论。既然“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被这些大理论家们认定是一个必须辩个明白的重大理论课题，这就不由得促使人们想了解，我们最伟大的教员，又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可是，翻阅毛泽东的著作，包括已经公开发表的内部讲话或批示，却很少看到毛泽东对这个话题的大篇论述。其实，只要想一想毛泽东对待理论研究的一贯态度就不难理解了。毛泽东从来反对经院式的研究态度，他多次讽刺那种“言必称希腊”的研究方法，他说，中国共产党人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是因为它“好看”，而是为了“应用”。他总是强调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密切结合着中国革命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过，关于“人道主义”，他留给了我们一句非常经典的话，那就是——“要把阶级斗争与人道主义相结合”。这句言简意赅的断语，包含着极为丰富的思想：人道主义不能取代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第一位的;但共产党人并不排斥人道主义，而且还要把阶级斗争与人道主义结合起来。

　　查了一下毛泽东说这句话的背景，他是针对公安部门如何对待犯人的问题而说的，他明确地说，犯人也是人，应该给予犯人作为人的应有的待遇。这些想法生动地体现了人道主义的情怀，毛泽东不是停留在理论上的探讨，而是在切切实实地落实于实践。事实上，毛泽东的整个革命生涯始终贯穿这种情怀，从红军建军伊始就制定优待俘虏，尊重俘虏人格的政策;直到晚年，他还考虑到在押国民党战犯的出路，提出将他们全部释放，并给予他们公民权和适当的待遇。

　　其实，读毛泽东的自述及其早年的经历，会发现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就是一个充满人道主义情怀的人。他对封建礼教对人的个性的摧残深恶痛绝，对于当时社会的黑暗造成大量人间痛苦的现实愤愤不平。他在湖南图书馆自学期间，面对着墙上的世界地图，立下了一生的志向，那就是要为解救世界上所有痛苦的人们而奋斗。这一点与马克思非常相像。马克思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也是一个充满人道主义情怀的人，他在中学毕业时，就立志要为全人类的幸福而奋斗终生。

　　真正的，渗透于灵魂深处的人道主义情怀必然引导到对世上受压迫受剥削的人们的由衷的同情，也必然引导到对压迫者和剥削者的憎恨。马克思是这样，毛泽东也是这样。对体现社会公平的社会主义的向往是所有怀有正义感和良知的人们的共同思想特点，但马克思的伟大，在于他不是停留在这种情感上，而是通过艰苦而扎实的研究找到了实现这种理想的现实道路，并科学地雄辩地论证了这条道路的必然性，从而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这条道路就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基础上的无产阶级革命。毛泽东也是这样，他在立志于改造旧中国之后，就苦苦探寻实现这一志向的途径。他也曾经热衷于自由主义，社会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种种探索，但最后发现这些学说都是走不通的，唯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才是唯一可行之路。

　　毛泽东说，他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抓住了其核心思想，那就是阶级斗争。他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历史，发现唯有这样才能解释人类几千年以来的“文明史”。这时，他的一切行为的着眼点，就不再是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占人类绝大多数的“人民”。他在广大被压迫人民与一小撮反动统治者的对立中，毫无保留地站在人民一边，也就毫无保留地支持被压迫人民不甘忍受压迫起来反抗压迫者剥削者的斗争，完全理解和赞同因此激发的暴力革命。由此，他发出了爱憎分明的宣言：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样的行动，好得很!。

　　“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这句毛泽东的格言充分表达了他的鲜明的价值取向。从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过程来看，毛泽东的这个价值观确实先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建立，而且正是这种与人民，尤其是与被压在社会底层的广大劳苦大众休戚与共的价值观推动他最终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在毛泽东的语言谱系中，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以人民作为历史的主角来表述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从毛泽东、马克思以及许许多多为人民利益而忘我奋斗的革命者的事例，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普遍的规律：有了人民至上的价值观不一定都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其中有些人只是成为空想社会主义者;但是反过来，没有一切为了人民的价值观，则绝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革命的征程上，不乏这样的例子，一些熟读马克思经典著作而自诩为彻底的“布尔什维克”的人，好几次差点断送革命的前途。他们之所以会犯这样那样严重的错误，有的甚至走上背叛革命的道路，其真正的原因，正是在于这些人的灵魂深处，并没有真正树立一切为了人民的价值观。即使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后，回首新中国建国史上所走过的弯路，究其深层次的原因，同样是某些人背离了一切为了人民的价值观。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谈到革命事业接班人所必需具备的条件时，列为第一条的固然是马克思主义，它是一个世界观问题，处于统帅地位;然而，毛泽东更强调的是第二条，就是要为中国和世界的大多数人民服务，这是个价值观问题。毛泽东认为这一条是作为一个真正革命者的最根本的条件。有了这一条，就能自觉地学习与掌握马克思主义，因为他们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去实现自己的价值理想。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在实践中提高。所以，毛泽东说能“懂得多一些更好”。相比之下，第二条的分量就要重得多。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高度赞扬了白求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自己一切的精神。这就是毛泽东最看重的价值观。毛泽东认为，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样的价值观，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在前面讲到的那场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热潮中，“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一些大学者奉为经典的论点，而在毛泽东的词典里，共产党人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人民”。可以这么说：“人民”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两个命题，只差一个字，含义却是差之千里。在存在阶级和阶级压迫的社会中，在存在社会分化和利益对立的现实中，如何实行以“人”为出发点?在那样的现实下，要以“人”为出发点，只能是马克思所痛斥的“爱的呓语”。现实很残酷，不是站在压迫者一边，就是站在被压迫者一边。在被压迫者起来反抗压迫者的斗争中，不是鲜明地支持被压迫者的斗争，而宣扬以“人”为出发点，那实际上就是在保护压迫者免受被压迫者的反抗。毛泽东的态度则是：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敢于阻碍和抵挡人民革命力量的敌人，绝不做怜悯毒蛇的农夫。

　　也许那些理论家们会振振有词地说，我们是在讨论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情况啊，既然阶级已经消灭，那么就可以实行以“人”为出发点了。然而，现实的社会主义就已经消灭了阶级与阶级斗争了吗?就已经消除了官僚主义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了吗?就已经避免了由资产阶级法权催生出来的特权阶层了吗?那些理论家们竭力回避这些问题，然而，在已经出现官僚主义和特权阶层的现实面前，却实实在在地依然存在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漠视这一现实而只是笼统和抽象地谈“人”，就实际上站到了握有权力而处于强势的官僚主义者和特权阶层一边。前苏联自赫鲁晓夫以人道主义为名宣扬“全民国家”，到戈尔巴乔夫宣扬人道主义“新思维”之后所发生的变化，给这种人道主义的实质做了最好的注解。

　　在毛泽东的著作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就是——“改造”。毛泽东喜欢引用马克思的话，说历来的哲学家都是解释世界，而重要的是改造世界。毛泽东同时又反复强调，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在革命胜利之后，毛泽东关于改造思想就提得更多了。这个“改造”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针对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中的个体。毛泽东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是可以改造的。推翻剥削阶级，不是要从肉体上消灭其中的个体，而是把他们中的大多数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世界历史上，以往的革命，如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都是以从肉体上消灭敌对阶级为目的。毛泽东开创了历史的先河，他成功地把敌对阶级中的大多数人，包括国民党战犯一直到末代皇帝溥仪，都改造成新中国的公民。仅从这一点来说，毛泽东在实践上就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种人道主义者。另一方面，是针对人民内部的，包括手掌权力的共产党干部。毛泽东认为旧思想对人们的影响不会随着旧制度的推翻而消失，而旧思想的存在和泛滥却会给旧制度借尸还魂提供温床，因此，必须改造旧思想以适应和保卫新的社会制度。马克思说过，人们在与旧的社会、经济制度决裂的同时必须与旧的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毛泽东是实践这一思想的历史开创者。在他的努力下，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以“为人民服务”为全社会共同价值取向的新型国家。这完全称得上是创造了历史的奇迹!但是，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种“改造”比前一种“改造”还要困难得多，实现这种改造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干部队伍的思想改造，而在没有建立有效监督的条件下，极易受到权力侵蚀的官员最缺乏自我改造的自觉性。毛泽东采用了各种办法，不断进行干部队伍的整风，但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官气”，这种被毛泽东斥为最低级趣味的习气，始终难改。直到晚年，毛泽东才下了决心，把批判的武器交给人民，让群众的压力促使官员进行“触及灵魂”的思想改造。

　　毛泽东如此强调“思想改造”，这使他受到不少人，特别是某些官员和高层知识分子的不满和抵触，他们在毛泽东逝世后，对此大吐苦水，怨气冲天。可是，在毛泽东看来，能够自觉地改造自己不符合人民利益的思想和作风，是一个人思想有境界，做人有觉悟的表现。中国历来有“吾日三省吾身”之说，毛泽东称为圣人的鲁迅也说要时时严格解剖自己，毛泽东更是经常说，人人都需要改造，包括他自己。毛泽东认为，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是没有止境的，人们改造主观世界也是没有止境的。社会永远存在矛盾，即使到了共产主义，仍然有先进与落后的矛盾，因此人类的自我改造是永远需要的。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是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全面发展的时代，而毛泽东则加上一条，共产主义是“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代。毛泽东加上的这一条是彻底的辩证法，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的极其重要而伟大的发展。

　　毛泽东和马克思都以“解放全人类”为人生目标，而毛泽东则是将这个目标付诸实践并取得伟大成就的第一伟人，他不但要使人类从旧的社会制度中解放出来，而且要使人类从旧的思想观念中解放出来，创造出一种让旧制度无法再生的社会状态与思想环境。他所从事的是一个从未有人做过的事业，他为此奋斗了终身，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有限的人生毕竟只能在人类历史的漫漫长河中开创一个新的里程碑而不可能完成如此艰巨浩大的工程，但他的思想将成为照亮人类前进方向的灯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