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有根深蒂固的恩赐观点，这是封建等级社会长期形成的一种思想，说书唱戏，常听到“皇恩浩荡”，“谢主隆恩”，这些“恩”，都是封建“恩赐”，皇帝以下的众生，所得到的都来自于“皇恩”。

　　毛主席所追求的理想，是打破封建传统，进行一次二千年来真正意义的制度革命，天翻地覆慨而慷，因此，他反对恩赐观点。

　　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核心是土地革命，平均地权，农民获得了土地，按照传统的思想，自然会认为这是一种恩赐，但毛主席并不这样认为，他认为这是农民的群众斗争的结果，包括围绕在土地上的减租减息，都不能抱有恩赐观点。

　　1943年10月1日，毛主席关于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起草对党内的指示，指示要求检查减租政策的落实情况，他指出：

　　“减租是农民的群众斗争，党的指示和政府的法令是领导和帮助这个群众斗争，而不是给群众以恩赐。凡不发动群众积极性的恩赐减租，是不正确的，其结果是不巩固的。在减租斗争中应当成立农民团体，或改造农民团体。政府应当站在执行减租法令和调节东佃利益的立场上。

　　1944年12月15日，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参政会第二届二次会议上发表讲话，安排一九四五年的任务，关于减租问题，他说：

　　“减租，各地均有成绩。但是有些地方成绩少些，明减暗不减及恩赐观点仍是存在的。租不减是不对的，减得太过火也是不对的。凡地主因被敌人摧残或其他原因而生活困难的，政府应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给以从事农工商业或参加其他工作之方便。要把这件事当做政府工作之一，借以团结他们反对共同敌人。”

　　1945年11月7日，毛主席为减租和生产两件事起草对党内的指示，指示对减租一事指出：

　　“减租必须是群众斗争的结果，不能是政府恩赐的。这是减租成败的关键。减租斗争中发生过火现象是难免的，只要真正是广大群众的自觉斗争，可以在过火现象发生后，再去改正。只有在那时，才能说服群众，使他们懂得让地主能够活下去，不去帮助国民党，对于农民和全体人民是有利的。目前我党方针，仍然是减租而不是没收土地。”

　　1956年2月16日，毛主席听取机械工业部的汇报，谈到学习苏联问题时，他说：

　　“要分两类，一类按中国的，一类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学。如土改，恩赐办法我们不学，我们是发动群众。”

　　毛主席反对恩赐观点，并不局限在土改方面，而是全面。

　　1945年4月24日，毛主席在“七大”作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关于自由问题，他说：

　　“自由是人民争来的，不是什么人恩赐的。中国解放区的人民已经争得了自由，其他地方的人民也可能和应该争得这种自由。中国人民争得的自由越多，有组织的民主力量越大，一个统一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便越有成立的可能。这种联合政府一经成立，它将转过来给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巩固联合政府的基础。然后才有可能，在日本侵略者被打倒之后，在全部国土上进行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产生民主的国民大会，成立统一的正式的联合政府。没有人民的自由，就没有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就没有真正民选的政府。”

　　1946年10月25日，毛主席在给东北局的电中指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要做长期斗争准备，他说：

　　“我党同志绝不要幻想恩赐和平，只在大量歼灭敌军有生力量、 粉碎敌人多次进攻并使解 放区获得发展之后，暂时休战才有可能。在全国与东北均是敌强我弱，为改变此种形势起见，必 须准备长期艰苦斗争。”

　　1956年11月15日，毛主席在八届二次会议上讲话，谈到中国路线，他说：

　　“有的国家的同志说，中国的群众路线不对，很高兴学那个恩赐观点。他要学也没有办法，横直我们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不干涉内政，互不侵犯。我们不企图去领导任何别的国家，我们只领导一个地方，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1960年11月15日，毛主席就纠正“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特殊风、瞎指挥风”，给各中央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去电，要求“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

　　1961年4月25日，毛主席就将于五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要求说：

　　“对农村中的若干关键问题(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自留山问题，山林分级管理问题，耕牛、农具大队有好还是队有好问题，一、二类县、社、队全面整风和坚决退赔问题，反对恩赐观点、坚决走群众路线问题，向群众请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问题，恢复手工业问题，恢复供销合作社问题)进行重点调查，下十天至十五天苦工夫，向群众寻求真理。”

　　1961年5月5日，毛主席阅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关于湖南工作的信，信中说：“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存在着两种错误:第一是恩赐观点。不少的地方不是由群众当家作主来解决问题，而是由少数人站在群众上面‘发政施仁’。第二是主观主义。我们有若干政策性的具体措施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例如过分强调办公共食堂、供给部分过大、征购任务过重等。所有这些错误，应当由省委、首先应当由我负主要责任。”毛主席阅后批示说：

　　“这信是一封中肯而又真诚的信，是一封很好的信。”

　　1961年6月12日，毛主席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总结社会主义的经验，他说：

　　“苏联的经验是苏联的经验，他们碰了钉子是他们碰了钉子，我们自己还要碰。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贯彻群众路线。要坚决退赔，但不要有恩赐观点。”

　　毛主席反对恩赐观点，是因为他的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人民史观”，是因为他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在毛主席的思想体系里，人民最大，人民万岁，人民是天，不是党员干部恩赐人民，而是人民恩赐党员干部。

　　1944年9月8日，毛主席在追悼张思德的悼词中指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这篇悼词就是最为著名的《为人民服务》，它成为共产党人的宗旨。

　　1945年4月24日，毛主席在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指出：

　　“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

　　1957年3月18日，毛主席到山东省政府大礼堂，在山东省级机关处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

　　“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经过整风重新振作起来。下点毛毛雨，吹点微微风，把我们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吹掉。”

　　1962年8月9日，毛主席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讲到单干问题的危害时，他说：

　　“搞单干，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其中有四属户、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你是站在二分之一的富裕农户的立场上，还是站在三分之二的基本农民群众的立场上?问题就是这样摆在我们的面前。”

　　1971年1月8日，毛主席阅济南军区政治部报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和总政治部的《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报告说：(济南军区)主要抓了以下三个问题:一是破“一贯正确论"，立一分为二的世界观。二是破"领导高明论"，立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念。三是破"骄傲有资本论"，立为人民要立新功的思想。毛主席认为这个报告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他指示说：

　　“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

　　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毛主席发表了许多重要的讲话，其中一次他针对大学生的思想情况说：

　　“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做工人贵族。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每天也在进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包括我。”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所以毛主席一直强调要坚持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人民才是衣食父母，才是给予我们恩惠的人，而恩赐观完全搞错了对象，本质上是封建思想的残余，毛主席一直反对恩赐观点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