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里有一条重要的主线叫“义”，所谓“义”，就是正确的道理，合宜的道德举止。

　　古人将人分为君子与小人，衡量的标准就是“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因此君子行事，“度义而动”，“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义”也有大小之分。

　　毛主席在长沙求学期间所记的课堂笔录里，关于“义”这一知识点，他记道：

　　“义，有一时之正义，如君臣奴隶之类;有万世之通义，如仁义礼智信以及天心民意之类。”

　　毛主席所追求之“义”是万世之通义，天心民意之义。

　　1915年5月，袁世凯与日本签订卖国条约《二十一条》，引起举国激愤，毛主席就读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师生集资刊印《明耻篇》，书中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灭亡朝鲜，法国灭亡越南以及袁世凯卖国的罪行，陈述救国方法，力图唤起民众，奋起挽救民族危机。毛主席在阅读该书时题写“四言诗”以明志：

　　“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读书期间，毛主席组织志同道合的学子成立爱国团体“新民学会”，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

　　师范毕业后，毛主席办杂志，奔走呼号，呼唤“民众的大联合”，实现民族的解放，“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他在文章中写道：

　　“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

　　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毛主席毅然从改良救国转向武装革命救国，通过井冈山的斗争，成立了中华苏维埃政权。

　　1934年1月，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主席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阐述“我们的经济政策”时要求冲破敌人的经营封锁，发展经济建设，保障军事供给，改善民众生活，他指出：

　　“在全中国卷入经济浩劫，数万万民众陷入饥寒交迫的困难地位的时候，我们人民的政府却不顾一切困难，为了革命战争，为了民族利益，认真地进行经济建设工作。事情是非常明白的，只有我们战胜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只有我们实行了有计划的有组织的经济建设工作，才能挽救全国人民出于空前的浩劫。”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后，侵略中国的铁蹄又开始踏上了华北，南京国民党政府妥协退让，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华北危机，中国民族危机，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1935年12月27日，毛主席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指出“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他经过分析得出结论：反对关门主义，实行统一战线。他说：

　　“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为了抗日，毛主席建议把工农共和国改变为人民共和国，他说，“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任何民族资本家，只要他不赞助帝国主义和中国卖国贼，我们就要保护他。在民主革命阶段，劳资间的斗争是有限度的。人民共和国的劳动法保护工人的利益，却并不反对民族资本家发财，并不反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因为这种发展不利于帝国主义，而有利于中国人民。”

　　1936年3月1日，毛主席起草“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布告指出：

　　“全国丧亡，迫在眼前。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红军军事委员会派遣本军，东行抗日。一切爱国志士，革命仁人，不分新旧，不分派别，不分出身，凡属同情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本军均愿与之联合，共同进行民族革命之伟大事业。”

　　“我中华最大敌人为日本帝国主义，凡属食毛践土之伦，炎黄华胄之族，均应一致奋起， 团结为国。皮之不存，毛将安附，国既丧亡，身于何有?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域。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以一当十，是我精神，以十当一，是我实力。中华民族之不亡，日本帝国主义之必倒，胜败之数，不辩自明。其有不明大义，媚外残民，甚至抵抗本军者，是自弃于国人，本军当以汉奸卖国贼论罪。”

　　在中国民族生死存亡时刻，毛主席奋笔疾书，不避前嫌，向国民党军政要人、社会显达、文化名人陈情国家危局，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呕心沥血，其情殷殷，读之令人潸然泪下。

　　1936年夏，毛主席在写给时任国民党第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的信中说：

　　“时至今日，全国即将陷于沦亡惨境，凡属食毛践土之伦，实舍救国无急务，舍抗日无工作。敝军间关南北，克抵三秦，所务者 救中国，所 求者抗日本。任何个人、团体、党派、军队，凡与此旨合者则联合之，凡与此旨背者则攻击之。其联之者，为民族革命增义旗也。其攻之者，谓其是真正之汉奸卖国贼，为四万万同胞诛妖孽也。”

　　1936年8月25日，毛主席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信中向国民党疾呼停止内战，建立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枪口向外，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他说：

　　“你们同我们的统一战线，你们我们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统一战线，一旦宣告成功的话， 那末，你们我们及全国人就有权利高呼：让那些汉奸卖国贼以及一切无气节的奴才们，在日本帝国主义暴力前面高喊‘中国无力抗日’吧!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子孙是誓不投降，誓不屈服的! 我们要为大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到最后一滴血!”

　　1936年9月22日，毛主席在写给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信中说：

　　“今日者何日?民族国家存亡绝续之日。老者如先生一辈，中年者如泽东一辈， 少年者则今日之学生，不论贫富，不分工农商学，不别信仰尊尚，将群入于异族侵略者之手，河山将非复我之河山，人民将非复我之人民，城郭将非复我之城郭，所谓亡国灭种者，旷古旷世无与伦比，先生将何以处此耶?共产党创议抗日统一战线，国人皆曰可行，知先生亦必曰可行，独于当权在势之衮衮诸公或则曰不可行，或则曰要缓行，盗入门而不拒，虎噬人而不斗，率通国而入于麻木不仁窒息待死之绝境，先生将何以处此耶?”

　　1936年12月1日，毛主席在写给蒋介石的信中说：

　　“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言而决，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与先生之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即从自相残杀之内战战场，开赴抗日阵线，绥远之国防力量，骤增数十倍。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 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地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

　　1936年12月12日，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在西安发动事变，扣押了蒋介石，史称“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以抗日大局为重，主张和平解决，积极促成蒋介石被释放回南京。

　　1936年12月28日，毛主席针对蒋介石回南京后发表的声明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声明说共产党“言必信，行必果”：

　　“蒋氏倘能一洗国民党十年反动政策的污垢，彻底地改变他的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基本错误，而立即走上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的战线，军事上政治上俱能实际采取救国步骤，则共产党自当给他以赞助。”

　　1937年3月1日，毛主席就中日问题和西安事变接受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的采访，在解释统一战线时，他说：

　　“必须实现国内和平，取消两个政权的对立状态，否则对日抗战是不可能的。这叫做将部分利益服从于全体利益，将阶级利益服从于民族利益。国内任何政党与个人，都应明此大义。共产党人决不将自己观点束缚于一阶级与一时的利益上面，而是十分热忱地关心全国全民族的利害，并且关心其永久的利害。”

　　1937年4月5日，清明节，国共两党代表共赴陕西祭拜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帝陵墓。毛主席在撰写的陵文中表达了为国效命的坚强决心：

　　“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

　　1937年5月3日，毛主席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他指出：

　　“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总任务之下，红军和抗日根据地的任务是：(1)使红军适合抗日战争的情况，应即改组为国民革命军，并将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教育提高一步，造成抗日战争中的模范兵团。(2)根据地改为全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实行新条件下的民主制度，重新编制保安部队，肃清汉奸和捣乱分子，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第二天，毛主席、朱德等红军领导人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8月25日，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的红军改编命令，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随后，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1938年10月14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要求共产党人的个人利益要服从民族的和人民的利益，他说：

　　“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发挥其全部的积极性，英勇坚决地走上民族解放战争的战场，拿枪口瞄准日本侵略者。为此理由，我们的党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就提出了用民族自卫战争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号召;后来又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命令红军改编为抗日的国民革命军开赴前线作战，命令自己的党员站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

　　共产党人与国民党是有血海深仇的，十年内战，无数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倒在了国民党的屠刀之下，然而当中国民族面临外敌入侵的时候，毛主席率先提出要结成民族统一战线，“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化干戈为玉帛，化敌军为友军，共同挽救中华民族的命运。即便如此，共产党人还要时刻与不顾民族大义的反动路线作英雄的斗争。

　　1944年6月，国民党政府提出“中央提示案”，要求取消陕甘宁边区，缩编八路军、新四军，限制其防区，把活动在江南和华中的八路军、新四军集中到黄海以北冀察两省的狭窄地区内。对国民党的无理要求，毛主席进行了严厉的驳斥，他说：

　　“这个提示案只是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只是那些为着私利而忘掉国家民族的人们之意旨的反映。 说得明白一点，所谓提示案，正是今天一小群只图私党利益、不知民族大义的国民党法西斯分子之卑鄙意识的结晶，是每一个真正爱国者所不可能与不应该接受的，因为谁要接受这种提示案，就无异于帮助日本侵略者。”

　　共产党人所坚持的民族大义何其艰难，何其曲折，何其不容易。

　　毛主席曾在1945年8月16日为新华社写的评论”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说：

　　“如果共产党毫无力量，毫无骨气，不为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到底，十年内战何能结束?抗日战争何能开始?即令开始，又何能坚持到今天的胜利?又何能让蒋介石辈直到今天还安然活着，在离前线那么远的山坳里发表什么命令谈话呢?中国共产党是坚决反对内战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一面拒绝八路军对日受降要求，一面又打着“和平建国”的旗号连发电报“恳词”邀请毛主席赴重庆谈判，共商大计。此时的蒋介石，心里已在盘算着内战的事情了，他的电报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因为事后证明他根本就没有认真的准备谈判的文案。尽管吉凶未卜，一去还能不能回来，但毛主席毅然决定赴这个邀约。临行前，他在政治局会议上对延安的工作进行了安排，对可能发生的后果也进行了预判，他说：

　　“去重庆，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我作城下之盟的可能性，但签字之手在我。 谈判自然必须作一定的让步， 只有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达到妥协。 如果这些条件还不行， 那末城下就不盟， 我准备坐班房。 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何鸣事件外，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所以绝不要怕。如果是软禁，那也不用怕，我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

　　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已无可挽回失败的命运，中国人民喊出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时，遭到了侵入中国内河长江的英国军舰的阻挠，人民解放军奋起反击，英舰紫石英号被击伤停泊，史称“紫石英号事件”。英国采取了一贯傲慢的态度，扬言要进行报复，派航空母舰到中国，企图吓唬中国革命人民。

　　1949年4月30日，毛主席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声明，谴责英国军舰暴行，声明义正严词地指出：

　　“英国人跑进中国境内做出这样大的犯罪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理由要求英国政府承认错误，并执行道歉和赔偿。难道你们今后应当做的不是这些，反而是开动军队到中国来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报复’吗?艾德礼首相的话也是错误的。他说英国有权开动军舰进入中国的长江。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有什么权利将军舰开进来?没有这种权利。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

　　美国人也不甘寂寞，发表了美化侵略中国历史的“白皮书”，毛主席对此也是毫无可气，连续发表了几篇文章进行了有力地驳斥，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针对美国今后可能对中国实施的封锁政策，他说：

　　“留给我们多少一点困难，封锁、失业、灾荒、通货膨胀、物价上升之类，确实是困难，但是比起过去三年来已经松了一口气了。过去三年的一关也闯过了，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吗?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

　　新中国成立不久，面对朝鲜半岛燃起的熊熊战火，毛主席力排众议，抗美援朝。

　　1950年10月27日，他在与友人谈起为什么要坚持抗美援朝时，陈述了自己的理由：

　　“我们急切需要和平建设，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有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的理由不能抵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现在美帝的侵略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有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我们.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们的头上，以台湾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得益于苏联的鼎立支持和无私援助，尤其是中国的重工业基础，苏联提供的大量资金、技术、技术人员支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当苏联意图在中国建立核潜艇“合作社”和长波雷达观测站的时候，毛主席当机立断、毫不客气地予以拒绝。

　　1958年7月22日，毛主席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谈到建立共同核潜艇舰队的问题，他说:

　　“那你们就帮我们建造核潜艇嘛!你们可以作顾问。为什么要提出所有权各半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你可以告诉赫鲁晓夫同志，如果讲条件，我们双方都不必谈。如果他同意，他就来，不同意，就不要来，没有什么好谈的，有半个小指头的条件也不成。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

　　五十年代后期，美国意欲搬开蒋介石，另外物色人员取而代之，在台湾抗两个中国。毛主席为了打破美国的意图，留住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蒋介石，于1958年秋开始了“金门炮击”。10月13日，他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起草的给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的命令中说：

　　“金门炮击，从本日起，再停两星期，借以观察敌方动态，并使金门军民同胞得到充分补给，包括粮食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他们固守。兵不厌诈，这不是诈。这是为了对付美国人的。

　　这是民族大义，必须把中美界限分得清清楚楚。我们这样做，就全局说来，无损于己，有益于人。有益于什么人呢?有益于台、澎、金、马一千万中国人，有益于全民族六亿五千万人，就是不利于美国人。有些共产党人可能暂时还不理解这个道理。 怎么打出这样一个主意呢?不懂， 不懂!同志们，过一会儿，你们会懂的。呆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美国人，必须滚回去。”

　　进入七十年代，毛主席的目光开始转向了中美关系正常化，他发出了“美国人左、中、右都让来”的口风，为中美人员的交流创造了条件。

　　1971年3月，第三十一届世乒赛在日本举行，期间，中国运动员与美国运动员进行了友好接触，美国乒乓球队向中方提出访问中国的请求。毛主席抓住这一契机，积极推动乒乓外交，小球转动大球，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

　　1971年4月7日，毛主席让身边工作人员给外交部打电话，告知邀请正在日本名古屋参加世乒赛的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周恩来立即告知外交部以电话通知在日本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负责人，对外宣布正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这一消息震动了世界。

　　阅读毛主席的一生，常常被一个“义”字感动着，他胸怀大义，度义而动，他的每一言，每一行，都顺乎天心民意。大义也意味着大牺牲，甚至需要舍生而取义，毛主席的大牺牲也是惊天地泣鬼神。

　　1959年3月13日，毛主席会见并设宴款待来访的美国著名的黑人学者、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杜波伊斯博士和夫人以及美国作家斯特朗，毛主席很少在这样的场合谈及自己的家事，这一次他谈了自己的家庭，他说：

　　“我们兄弟三个，两个被国民党杀死，我的妻子被国民党杀死，我的妹妹被国民党杀死，我的弟弟的独生子被国民党杀死，我的大儿子在朝鲜战争中被打死。现在，只剩下我自己和另外一个儿子。我的家庭这种情况，说明中国成千成万的家庭有多少人被杀害。但是，共产党是杀不尽的，只会越来越多。我们家里的人少了，但是在全中国却出来了更多的共产党员。”

　　这是毛主席的“民族大义”所付出的代价，毛主席的民族大义超越了一切个人的利益，超越了一切党派的利益，这是很难做到的，尤其是面对曾经的杀亲之仇，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胸怀能够选择放下，毛主席做到了，他的牺牲和放下，换来了中华民族的绝处逢生，换来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换来了中华民族的繁荣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