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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火红，火红七月。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可谓开天辟地。出席大会的各地代表合计有十三人，他们代表着全国的五十三名党员。这是一群热血青年，为着一个崇高信仰——马克思主义，为着一个美好理想——共产主义，从中国的四面八方，冒着高温酷暑来到一起。

　　虽然他们起点相同，但是过后他们人生轨迹各不相同，有的奋勇前进甚至流血牺牲，有的落伍颓废甚至叛变投敌。

　　在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十三位代表里面，有些人的一生是伟大的、革命的一生。像毛泽东、董必武，后来成为中共领袖;何叔衡血洒疆场，壮烈牺牲;邓恩铭、陈潭秋视死如归，英勇就义;王尽美积劳成疾，英年早逝。

　　有些人因与陈独秀、张国焘矛盾较深，加之个性独特而宣布脱党，如李汉俊、李达，他们脱党而不放弃信仰：李汉俊虽然不在党组织内活动，但是却利用自己的合法职位，掩护了一批尚未暴露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最后以“共党首要分子”之罪名被反动桂系军阀杀害;李达生前曾经自省脱党是一生“最大的错误”，在1949年12月由毛泽东作为历史见证人，重新接受李达入党。

　　然而，也有几个叛变或者落伍者，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包惠僧、刘仁静就是的;其中，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背弃信仰，叛变投敌;包惠僧、刘仁静历经曲折，迷途知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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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初，这十三人冒着生命危险围坐在李公馆的大餐桌边，是因为信仰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因为要建立中国共产党。共产党是广大穷人的党，是为广大穷人谋幸福的党，要砸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无论其中的部分人后来结果怎样糟糕，然而当初他们走进李公馆的时候，他们参加建立那时中国非法秘密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时候，是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的，是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这点必须肯定，虽然有人动机不纯。

　　离开李公馆的大餐桌以后，人生道路何其漫长。在行走过程中，有人奋勇前进甚至流血牺牲，有人落伍颓废甚至叛变投敌，原形毕露，反映出人性的复杂性质。

　　一部分人，信仰难免是会变化的。他们落伍颓废、叛变投敌是后来的事情，我们不可因此而否定他们曾经为革命做过的贡献;他们后来作恶，之前也曾经行善。

　　最可贵的，是那些坚苦卓绝激流勇进的人。他们有的在前行途中，奋力拼搏，抛头颅洒热血，为着共产主义真理;有的雄才大略，成为共产党领袖，领导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领导革命成功，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随即，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

　　新中国的万里红色江山，是烈士们用鲜血染成的。所以，后人必须格外倍加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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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都希望，道路笔直顺利。然而，人类历史道路总是坎坷崎岖。人类历史的长河，总是可能弯弯曲曲惊涛骇浪。一方面，历史的发展趋势不可阻挡，另一方面，历史又不可避免地左拐右弯。

　　其实，一个人的历史，一个政党的历史，基本道理大同小异。每一个人，都会有顺与不顺，每一个政党，也会有顺与不顺时。

　　中国共产党从最初的五十多名党员，现已扩充至九千六百多万名党员，至今有百余年，这种由小变大的变化趋势不可阻挡。然而，现今的九千六百多万名党员合格率是不是非常高?如果一心一意为了升官发财做老爷，党员再多也是没有好的作用。虚胖，不代表身体好。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是全世界普遍流行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崇高信仰的时代，其中的共产党员也有不坚定者，甚至有叛变投敌者。现今是市场经济年代，物欲横流。很多党员眼里，是把金钱地位作为衡量人生价值标准;至于中华民族道德文化，则被看得比较淡漠。这种不正之风，必须扭转，否则有损党的肌体，危及党的生命。

　　有钢，必然有渣。炼钢、除渣，是同时进行的。奋勇前进甚至流血牺牲、落伍颓废甚至叛变投敌者，是同时存在的。

　　十三位“一大”出席者离开李公馆的大餐桌以后的人生历程，足以表明：共产党员自始至终坚定行走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光明大道上面，不是那么容易;过去如此，现在更加可能如此。

　　只有像毛主席那样，心里时刻装着百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自己毕生精力和全部心血献给人民，才是优秀的共产党员、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中国革命历史也应该记住，中共“一大”的女功臣王会悟。

　　共产党必须为全体人民谋幸福。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是光明大道，资本主义死路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