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的前一年，毛主席在延安会见一个中外记者参观团，向他们介绍中国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并回答记者的提问。美联社记者斯坦因向毛主席提了一个问题，他问：你以什么权力在这里指导政府和军队?毛主席回答说：

　　“靠人民的信任，靠当前在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各政府之下的八千六百万人民的信任!”

　　1945年8月13日，毛主席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讲演，指出要保卫人民得到的权利，他再次提到了会见中外记者参观团时关于权力问题的答记者问，他说：

　　“去年有个美国记者问我：‘你们办事，是谁给的权力?’我说：‘人民给的。’如果不是人民给的，还有谁给呢?当权的国民党没有给。”

　　“权力是谁给的”之问，是一个根本性问题，是关系到合法性的问题，毛主席的回答，为中国共产党人填写了最正确的答案，顺理成章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人民为什么要给共产党人这个权力?给了这个权力要你干什么?自然而然，人民给予你权力，是要你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解决问题。因此，毛主席在给出“人民给的”的这一答案之后，进一步做了如下回答：

　　“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同志们，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我们当了人民的代表，必须代表得好。”

　　毛主席对于“权力是人民给的”这一命题，是思考已久的问题，所以他才能在斯坦因提出这一问题时能够胸有成竹，从容以对。

　　1936年12月，毛主席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写下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他在论述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时，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权问题，他说：

　　“中国共产党是英勇坚决地领导了中国的革命战争，在十五年的漫长岁月中，在全国人民面前，表示了自己是人民的朋友，每一天都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为了人民的自由解放，站在革命战争的最前线。中国共产党以自己艰苦奋斗的经历，以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在全民族几万万人中间起了伟大的教育作用。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的伟大的历史成就，使得今天处在民族敌人侵入的紧急关头的中国有了救亡图存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有了一个为大多数人民所信任的、被人民在长时间内考验过因此选中了的政治领导者。现在共产党说的话，比其他任何政党说的话，都易于为人民所接受。”

　　1943年8月8日，毛主席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在讲到共产党人要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历史任务的时候，指出要完成两个革命，需要一定的政治条件，包括共产党人的领导权，他说：

　　“领导权不是向人能要来的，更不是强迫就能实现的，而是要在实际利益上、在群众的政治经验上，使群众懂得哪一个党好，跟哪一个党走他们才有出路，这样来实现的。”

　　1945年4月24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口头政治报告，关于领导权问题，他说：

　　“力争领导权，力争独立自主的路线，是我们党中央的路线，是反映了全党大多数同志要求的路线，是反映了全国大多数人民要求的路线。这条路线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从外国送来的吗?也不是。它是从中国自己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鲁迅讲过： 路是人走出来的。我们这条路线，也是中国人民用脚踩成的。力争领导权，力争独立自主，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也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

　　1948年9月，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讲话，关于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巩固领导权问题，他说：

　　“要巩固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权，分给农民土地只是建立了领导权，单有这一条还不够。所谓领导权，就是要使被领导者相信，将来在经济建设方面，还要给他机器，组织合作社，使农民富裕起来，集合起来。他们信服了，领导权就巩固了，否则会失去领导权的。”

　　1949年6月30日，毛主席为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而作《论人民民主专政》，指出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他说：

　　“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我们在这方面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人民犯了法，也要受处罚，也要坐班房，也有死刑，但这是若干个别的情形，和对于反动阶级当作一个阶级的专政来说，有原则的区别。”

　　1949年8月28日，毛主席为驳斥美国发布的关于中国的白皮书以及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信件而作《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针对白皮书指责人民政府“极权政府”的说法，他在文中写道：

　　“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越是反动派骂‘极权政府’，就越显得是一个宝贝。但是艾奇逊的话有一半是说错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对于人民内部来说，不是专政或独裁的，而是民主的。这个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这个政府的工作人员对于人民必须是恭恭敬敬地听话的。同时，他们又是人民的先生，用自我教育或自我批评的方法，教育人民。”

　　人民给予的权力具有无敌的威力，中国共产党人靠着人民给予的权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在中国大地上横扫一切污泥浊水，解放着被压迫中的人民。毛主席于1947年10月10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起草“宣言”指出：“我伟大祖国哪一天能由黑暗转入光明，我亲爱同胞哪一天能过人的生活，能按自己的愿望选择自己的政府，依靠我们的努力来决定。”毛主席用人民给予的权力，最终解放了人民，建立了一个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

　　在和平建设时期，没有了战火硝烟，但又产生了另一个“敌人”——官僚主义，这是割裂干群关系、党群关系的最危险的因素，毛主席为此屡屡告诫全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1957年3月9日，毛主席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指出在工作中存在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作风，要整风，他说：

　　“我们的党很大，掌握权力，做了许多好事，人民就拍掌，毛病就产生了，官僚主义就出来了。”

　　为了解决官僚主义这个难题，毛主席想了许多办法，整风是一种常用的办法，再一个就是干部参加劳动，跟劳动人民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劳动。

　　1958年8月21日，毛主席主持召开各协作区主任会议，他在讲话中说：

　　“我们一定要把干部子弟赶到群众中去，不能有近水楼台。进城后，有人说我们有‘农村作风’、‘游击习气’，把我们的一些好的东西抛掉了，农村作风吃不开了，城市要求正规化，衙门大了，离人民远了。要打成一片，要说服，不要压服，多年如此，这些怎么都成了问题呢?原因在于脱离群众，在于特殊化。我们的同志一年搞一个月劳动，与人民打成一片，对自己的精神状态会有很大影响。这一回要恢复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传统，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要把资产阶级思想作风那一套化掉。”

　　1967年10月3 日，毛主席会见由总理努马扎莱率领的刚果(布)政府代表团，在谈起干部中存在的问题时说：

　　“官大了，薪水多了，房子住好了，出门有汽车，架子也大了。前四条都可以，可以做大官，薪水可以多一点，房子可以住好一些，坐汽车也可以，就是有一条，你不要摆官僚架子。我只要求你一条，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农民、学生、战士、下级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动不动就训人，有道理为什么要训人，可以解释嘛。有的官也不大，如支部书记，住房也不很好，出去没有汽车，薪水也不多，就是要摆官僚架子，动不动就训人。这样不行，老百姓不同意!”

　　毛主席对官僚主义的预防和解决办法是非常严厉的，他痛斥官僚主义为“最低级的趣味”，他建立了干部劳动制度，把干部下放到农村去劳动，他的全部的霹雳手段，目的只有一个，希望干部们不要脱离人民，不要忘了人民，不要忘了自己的权力是人民给的，要为人民服务。正像毛主席所一贯要求于共产党人的：“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

　　1960年5月27日，毛主席同访问中国的英国原陆兵元帅蒙哥马利谈话，谈到衡量一个政治领袖的标准这一话题时，他说：“一个领袖应该是绝大多数人的代言人，他应该代表人民的愿望，他必须是为了人民的利益。”

　　晚年的毛主席，仍然没有忘记在延安时斯坦因向他提问的那句话，他用毕生的实践来回答着那个问题，他用高亢的声音向着共产党人宣告：

　　“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

　　“权力是人民给的”，毛主席这一掷地有声的历史回答，从根本上解决了共产党人的法统问题，但同时也给共产党人提出了至高的标准和要求，那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能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这是共产党人的宗旨和使命，是人民给予权力的前提和重托，必须为共产党人永远牢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