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教育家杨昌济一直有一个愿望，“欲栽大木柱长天”，他对自己的两个学生寄予了厚望，一个是毛主席，一个是蔡和森。尤其对于毛主席，他在日记中曾称其为“异材”。临终之前，杨昌济不忘给自己的好友章士钊写信称赞这两个学生：

　　“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在杨昌济眼里，毛主席就是他要栽培的“大木”，这棵“大木”有一个异于常人的品质，就是他的“胆识”，有胆有识。

　　1917年6月，毛主席就读的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组织了德智体优秀人物“互选”活动，从“敦品”、“自治”、“文学”、“言语”、“才具”、“胆识”等多个方面选出其中的佼佼者，毛主席得的总票数最多，在“敦品”、“言语”两个单项中得票数都是第一，而在“但识”一项中，唯他独有，可见在读书之时，毛主席的胆识就有过人之处。他的胆识绝非虚名，从他在一师时干的一件大事可以管中窥豹。

　　1917年11月下旬，一支在军阀混战中战败的溃军在第一师范附近徘徊，为了保卫校园，以防不测，毛主席将学生们组成“志愿军”，在学校周围布防，同时又联络警察分所，用真枪射击，学生军则放鞭炮助威，齐声高喊“缴枪没事”，溃军不知虚实，以为城内有大军埋伏，纷纷缴械，由长沙商会发钱对他们进行了遣散。这件事让毛主席名声大振，一师的师生都称他“浑身都是胆”。

　　从一师毕业以后，毛主席积极投身社会运动，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五四”运动之后，他在长沙创办了社会性杂志《湘江评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评砭时弊，想通过这种方式改造中国人的思想，实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标。这年6月，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在北京前门外新世界商场散发传单被北京警察厅巡警和步兵统领衙门便衣密探逮捕，引起群情激愤，毛主席在他的杂志创刊号上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的文章，积极开展对陈独秀的营救活动，他在文章中称赞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他认为中国的危险，不是兵力不强，不是财用不足，不是内乱相寻，而是“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而陈独秀正是用科学和民主来破除迷信的，因此开罪于社会，惨遭逮捕。毛主席在文章中断言：

　　“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陈君原自说过，出试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试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君可以实验其言了。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在社会各界的营救之下，是年九月，北京政府被迫将陈独秀释放。当时的毛主席，师范毕业才两个年头，初出茅庐，就敢于做这样一件惊天之事，其胆识可见一斑。

　　1919年，毛主席还干过一件更大的事，领导了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运动，史称“驱张运动”。张敬尧就任湖南都督和省长之后，没有造福一方，而是烧杀抢掠，搜刮民膏民脂，限制舆论，摧残教育，镇压学生运动，给人民“造孽”。这年9月，毛主席开始在湖南秘密组织“驱张运动”。12月，他召集新民学会和省学联及部分学校学生代表举行会议，领导了全省总罢课，又组织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大城市，扩大社会宣传，争取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毛主席作为赴京代表团团长，在北京组成旅京湖南各界联合会及旅京湘人驱张各界委员会，成立“平民通讯社”，先后七次组织向当局提出撤惩张敬尧的请愿。在“驱张运动”期间，毛主席撰写了大量战斗檄文，揭露张敬尧的累累罪行。他在上海《申报》发表呈国务院总理的公开信《湘人对张敬尧运烟种之公愤》中指斥张敬尧“违禁运烟”，恳予撤惩，他写道：

　　“湘督张敬尧，到湘以来，不洽民意，种种非行，不能尽言。言其流毒最大者，鸦片是也。自张督到湘，湘省烟禁大开。士绅平民，吸者渐众。鸦片及鸦片种子，自外埠装运到湘，不知凡几。”

　　他在平民通讯社发表的为反对张敬尧侵吞湘省米盐公款给时任北京政府教育、内务两部总长熊秉三等湘籍知名人士的电中揭露张敬尧入湘以后的罪行，“纵饿狼之兵，奸焚劫杀，骋猛虎之政，摌括诈捐。卖公地，卖湖田，卖矿山，卖纱厂，公家之财产已罄;加米捐，加盐税，加纸捐，加田税，人民之膏脂全干。”他愤而写道：

　　“彼张贼之暴戾酷虐，毒我湘人，已成惯技。独不解我同此食毛践土之败类，自杀父母之邦，甘与仇敌作狗。人之无良，至于此极!”

　　他在刊载于上海《民国日报》的致大总统徐世昌和国务总理靳云鹏的呈文《湘人控张敬尧十大罪》中历数了张敬尧在湖南的斑斑劣迹，要求政府进行惩办，他在呈文中写道：

　　“窃以张督祸湘，罪大恶极。湘民痛苦，火热水深。张督一日不去湘，湘民一日无所托命。政府苟犹视湘省为中华民国之土，视湘民为中华民国之民，则去暴救民，职责固自有在，用是缕陈前情，迫恳大总统(钧院)迅将湘督张敬尧撤任回京，尽法惩办，另委贤能接充，以全民命，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毛主席以惊人的胆识在“驱张运动”中冲锋陷阵，将运动不断推向深入，湖南人民在他的激励下也充满了决心和斗志，在湖南各界强大的压力下，北洋政府于是决定出兵讨伐张敬尧。1920年6月，天怒人怨的张敬尧逃离长沙，结束了在湖南的野蛮统治。

　　“浑身都是胆”的毛主席，走上了改变中国命运的波澜壮阔的革命舞台。他领导安源煤矿工人罢工，他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他组织霹雳一声暴动，他进行井冈山的斗争，他指挥中华苏维埃军民反“围剿”，他带领中国工农红军走出了雪山草地漫漫长征，他建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他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百折不挠，九死一生，“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他的胆识在革命的每一个时点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1936年10月，美国进步作家埃德加.斯诺在保安采访毛主席的时候，都被毛主席的胆魄吓到了，一个傍晚，毛主席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还与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斯诺在后来的《毛泽东印象记》里写道：

　　“南京虽然悬赏二十五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

　　1945年6月27日，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延安人民代表在延安召开“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追悼几十年来中国革命队伍在各个战线上所牺牲的人。毛主席在追悼会上发表演说，指出“中国共产党对革命从来没有发生过动摇，也只有共产党才能不动摇，彻底地干下去，不怕死多少人，不怕牺牲。”讲到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以后中国和外国的反动势力可能杀革命人民的情形，他说：

　　“我曾和国民党的联络参谋讲过：我们有一百支枪，你们有本领缴我们九十九支，我佩服你们，因为你们会打，我们不会打。一百支枪被你们缴去了九十九支，我们还剩下一支，用这一支枪，我们也要打下去。剩下一支枪了，你们说投降吧!我们说那不行，‘投降’这个词在我们的字典里是没有的，在你们的字典里可能有。”

　　抗日战争胜利之时，中国面临着内战的风险，国民党在美国的支持下，自以为兵强马壮，对内战跃跃欲试，不断对解放军进行挑衅。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毛主席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讲演，分析战后的时局和方针，要求对国民党的挑衅要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照他的办法办理。现在蒋介石已经在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他还针对美国给国民党撑腰这个问题说道：

　　“帝国主义者就会吓人的那一套，殖民地有许多人也就是怕吓。他们以为所有殖民地的人都怕吓，但是不知道中国有这么一些人是不怕那一套的。”

　　在内战爆发前夕的那个时期，最能体现毛主席胆识的是赴重庆谈判。

　　日本投降以后，远在大西南重庆的蒋介石三番五次发电报邀请毛主席去共商国事，这等于给中国共产党人出了个两难问题，不去吧?他会说没有和平诚意;去吧，又面临着被扣留的现实危险。但毛主席为了国家大计，毅然选择了赴重庆谈判，他给蒋介石复电说：

　　“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对于毛主席赴渝，延安军民提心吊胆，气氛很紧张，害怕毛主席这一去再回不来，据后来胡乔木回忆，在飞往重庆的飞机上，胡乔木问毛主席：“我们能不能回来。”毛主席说：“不管它，很可能是不了之局。”

　　在赴重庆之前，毛主席召集政治局会议，对时局进行了分析和安排，指出重庆一定要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对自己可能面临的危险，他说：

　　“去重庆，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我作城下之盟的可能性，但签字之手在我。谈判自然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只有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达到妥协。 如果这些条件还不行， 那末城下就不盟，我准备坐班房。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何鸣事件外，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所以绝不要怕。如果是软禁，那也不用怕，我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

　　1945年8月28日，毛主席率中共代表团飞抵重庆，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签订了“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虽然这个协定后来被蒋介石撕毁了，但毛主席的“深入虎穴”，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真正期望和平建国的诚意，赢得了民心，争取了政治的主动权。毛主席的重庆谈判，留下了千古佳话，他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敢于舍弃一切的胆魄将为世代咏颂。

　　解放战争时期，毛主席率领中国人民以弱势对强敌，粉碎了蒋介石的全面进攻、重点进攻，在极短的时期内实现了力量的扭转，进行了规模宏大的大决战，以摧枯拉朽之势，消灭了国民党的主力。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紫石英事件，四艘英国军舰侵入中国内河长江，驶向人民解放军防区，妨碍解放军渡江，紫石英号英舰被击伤停泊于镇江段，其他三舰狼狈逃窜。英国政府对此做出激烈反应，认为这是“暴行”，并扬言要派航空母舰对中国进行武力报复。于是毛主席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声明严正指出：

　　“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有什么权利将军舰开进来?没有这种权利。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在决定出兵朝鲜的同时，又出动第七舰队驶向治湾海峡，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东北亚局势陡然紧张，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何去何从?毛主席再次面临艰难的选择。对于朝鲜战争，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说：“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但在是否出兵朝鲜的问题上，中国内部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林彪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即美军高度现代化，还有原子弹等，毛主席说：

　　“它有它的原子弹，我有我的手榴弹，我相信我的手榴弹会战胜它的原子弹，它无非是个纸老虎。”

　　最终，中国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战场，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毛主席对出兵朝鲜曾经做过一番分析，一条重要的理由是“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他说：

　　“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有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的理由不能抵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现在美帝的侵略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有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我们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们的头上，以台湾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1958年8月，毛主席决定炮击金门，定下的方针是“直接对蒋，间接对美”。当解放军大炮齐鸣的时候，美蒋惊慌失措，以为解放军要解放台湾了。连苏联、越南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也不明所以，紧张得要命，害怕引起中美战争。赫鲁晓夫还准备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修书一封，劝他对在中国台湾及台湾海峡地区所采取的行动要慎重从事，不要轻易采取可能带来不可收拾的后果的步骤，临了还不忘吓唬一下美国：对我国伟大的朋友、盟邦和邻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犯也就是对苏联的侵犯!胡志明也给毛主席发来急电急询问：

　　“鉴于台湾情况之紧张，美帝态度之顽固，请您告诉我们:可能不可能发生美华战争?”

　　毛主席的一席话道出了炮击金门的原委，他说你们不用怕，不会出乱子的：

　　“美国的政策是要迫使蒋介石让出金、马，使台湾和金、马分开，这样台湾就离大陆更远了，便于美国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我们不赞成这个政策，因此我们不忙于去解放金、马，而让蒋介石在那里。美国并不喜欢蒋介石，它喜欢的是百分之百地赞成美国的人。蒋介石是百分之九十九赞成美国，还有百分之一不赞成。在美国的很大压力下，蒋介石本来不打算做总统了，后来还是我们告诉他做下去好，现在他又起劲了。”

　　原来毛主席借用美国的“边缘战争”艺术，用炮击的手段留住蒋介石，瓦解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

　　从五十年代以来，世界核大国经常对中国进行核恐吓，毛主席一方面对原子弹表示了战略上的藐视，认为“原子弹吓不倒中国人民”，它只是吓人的纸老虎，但另一方面又高度重视原子武器的作用，一万年也要搞出原子弹。他说：

　　“国防尖端这个东西要切实抓一下，现在世界上没有这个东西，好像就不是一个国家，人家就不理你。这个东西，我看是备而不用，要在八年内搞起来，搞个吓人的东西。”

　　“中国还没有原子武器，我们也在摘，哪一年搞得成，没有把握。要造就得几十、几百个，少了不顶事。”

　　1964年5月10日至11日，毛主席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设想的汇报，汇报到国防建设的时候，他说：

　　“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打仗我还是寄希望于步兵。原子弹要有，但是搞起来也不会多。搞起来只是吓吓人，壮壮胆。”

　　1964年10月16日，中国顶住了世界核大国的压力，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之后世界上第5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中国核力量的崛起，使中国从核讹诈的被动处境中走了出来，使中国的和平环境得到了更加坚固的保障。

　　1965年秋天，毛主席写过一首《念奴娇.鸟儿问答》的词，其中写道：

　　“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三家条约”是美英苏三个核国家在莫斯科签订的《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目的是进行核垄断，毛主席的词表达了对这种核垄断霸权的蔑视。

　　1969年4月14日，毛主席出席中共九大全体会议，在讲话中称赞在苏联军队人侵我珍宝岛时，我方基层指战员在武器装备落后于对方的情况下，发扬了勇敢战斗精神，并说应该破除一些迷信，这回珍宝岛破除了一个迷信。

　　毛主席的胆识，从他的诗词中也能领略得到，他在纪念鲁迅先生的诗作中的“博大胆识铁石坚，刀光剑影任翔旋”;他在《七律·冬云》中的“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黑。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毛主席是主张和赞成胆识的，他认为“愈坚决，愈大胆，就愈能胜利”;“唯物主义者最‘唯心’。他们最能够刻苦，最不怕死。金钱是物质，可是金钱收买不了唯物主义者。他们有最伟大的理想，因此他们有顽强的战斗性”;“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同时，毛主席也极力地反对没有把握的蛮干，他在对革命战加的论述中屡屡强调要避免赌汉式的孤注一掷，“一切敌人的‘挑战书’，旁人的‘激将法’，都应束之高阁，置之不理，丝毫也不为其所动”;“那些‘一触即跳’的人们，是不足以语此的”;“资本家做生意要有本钱，全部破产之后，就不算什么资本家。赌汉也要赌本，孤注一掷，不幸不中，就无从再赌”;“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毛主席的胆识来自于中华民族最优秀的文化，来自于他济世救人的革命理想，他用非凡的胆识来实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远大目标，这些远大目标只有拥有非凡胆识和大牺牲精神的人才能做得到。毛主席用自己的胆识开天辟地，用自己的胆识征服世界，用自己的胆识拯救中国，而成为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而成为中华民族走上世界之林的一面高扬的旗帜，他永远是中国人民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