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观新闻发了篇《上海一名机关干部自述：十几年来第一次下基层，居委原来在干这些事》：

　　站在劳动人民立场，相比今年2月还在报道的上海某区派干部去“体制外”企业挂职的做法，让机关干部下沉到基层、到社区，这样的做法首先是更值得肯定的，正如作者所说“这次下沉让我和基层真正产生了共情”。与老板共情，还是与基层、与劳动人民共情，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

　　但卒读下来，这样梨花带雨式的讲述没有使笔者有多少“感动”，反而生出了强烈的陌生感，机关干部参加工作十几年没有下过基层，得知要下基层的第一感觉竟然是“害怕”，这或许是现在的“官之常情”，但笔者疑惑的是，这还是曾经从那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工农红军筚路蓝缕、一步步走过来的队伍吗？

　　面对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上海让机关干部下沉到社区的做法并不意外，稍微了解一些中国革命历史的人都知道应该怎么做。

　　前几天，网上传出一个消息，说北京市朝阳区区长带着队伍进了封控区，劲松街道所有领导都下到了社区，现场办公，封控区不解封区长不离场。

　　笔者不知道这个消息是否可靠，但笔者很希望是真的。“兄弟们，给我上”与“同志们，跟我上”，这是国共的本质区别之一。

　　作为与群众直接联系的主要形式——“干部参加劳动”，这是毛主席从井冈山时期开始就给党的干部定下的规矩，一直传承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是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制胜法宝。

　　很多人应该都记得三年困难时期，毛主席力纠“五风”的那段历史。力纠“五风”决战阶段的一个重要做法，就是派出万名中央机关干部下放基层。

　　1959年下半年开始到1960年初，一面是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交替，一面是干部队伍中愈演愈烈的“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到1960年秋，农业生产逐年大幅度下降，城乡食品供应日益紧张，很多地方甚至不得不搞白菜帮子、萝卜缨子、玉米瓤子、杨树叶子这样的代食品，人们普遍吃不饱，营养不良，导致浮肿。

　　面对如此严重的困难和问题，毛主席首先号召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到自己的家乡进行调查；在毛主席的指示下，周总理提出从中央国家机关抽调一万名干部下放到灾区基层，并向中央提交了《关于中央一级机关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情况的报告》，周总理提出，“我们就是要把政治思想好、能够掌握政策、身体好的干部放下去，使每个公社、每个基层企业都有中央机关的干部直接联系，帮助开展工作。”

　　1960年11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报告》上写了两条重要批语：

　　总理：

　　在讲大好形势、学习政策的过程中，要有一段时间大讲三分之一地区的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农村工作极为艰苦，要有坚强意志决不怕苦的精神才能去，否则不能去。以上请你酌定。

　　毛泽东

　　十五日晨

　　全国大好形势，占三分之二地区；又有大不好形势，占三分之一的地区。五个月内，一定要把全部形势都转变过来。共产党要有这样一种本领，五个月工作的转变，一定争取一九六一年的农业大丰收，一切坏人坏事都改过来，邪气下降，正气上升。

　　(又及)

　　报告及毛主席的批示发出后，中央国家机关纷纷响应，积极组织抽调干部到灾区第一线去，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为了切实保证这批下放干部的质量，确实做到每一个人都符合政治好、身体好的条件，完全自觉自愿并使他们下到农村以后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中央在名单审查公布以后，拿出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把这些干部以部为单位组织起来，学习中央有关农村工作的政策和决议，同时对每一个人又作了一次认真地了解和审查。中央规定：凡是不合条件的坚决调换；确实不愿下去的，决不勉强。宁肯下放的数字少些，也不降低质量，反过来给地方添乱。经过慎重筛选，最终落实为9600余人。

　　1960年12月下旬，下放干部纷纷奔向全国各地的农村灾区。为了便于对下放干部的管理，便于他们向中央反映情况，发挥“一竿子到底”的作用。下放干部深入基层社队后，一方面把群众的疾苦、面临的困难和要求及时调查整理后，写成材料直接向领导机关报告；与此同时，各单位也让下放干部回来汇报农村灾区的情况。对中央正确决策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下放干部到了农村基层后，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要求，必须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积极按照中央《十二条》（《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又称为《十二条》）精神，帮助地方开展救灾工作，帮助社队开展整风整社，揭批“五风”。《十二条》要求：整风整社必须依靠群众，用领导和群众“两头挤”的方法，把整风整社搞深搞透。

　　万名干部下放不到一年，1961年全国粮食产量止住了连续两年的下滑，比上一年增长了2%以上；到1962年，随着“三年困难”时期的结束及帮助基层社队整风整社与生产救灾任务的基本完成，再加上原单位工作上的需要，万名下放干部1962年后绝大部分陆续回到了北京，完满完成党中央和毛主席交给的任务。

　　万名中央机关干部下放基层毕竟是应对重大灾难和紧急状况的非常之举，对各机关部位原来的工作造成了较大影响，但成绩是主要的，迅速扭转了三年困难时期的被动局面，是对毛主席提出的“干部参加劳动”这一重要思想的非常规应用；这段历史对于今天的上海、特别是一个月前的上海，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如果“干部参加劳动”这一形式特别是思想内涵能够得到有效贯彻，三年困难时期的局面或许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而同样，如果毛主席的这一思想得到继承，上海成为病毒放大器、上海老百姓遭遇巨大生活困难、已经数百人感染去世的局面也是可以避免的。

　　1949年10月，毛主席在同绥远负责人的谈话中就指出：“干部要参加生产指挥和劳动。劳动可以改造思想，改造人。”

　　1950年2月，毛主席访苏归来视察东北。到达哈尔滨后，首先视察了哈尔滨车辆厂，在得知厂长住“洋房”后，毛主席不禁摇头：住洋房，脱离群众，你们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哦！

　　1957年，毛主席面对在许多同志中间出现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倾向，提出要把干部参加体力劳动“逐步地形成为一种永久的制度”，以保证继续发扬我们党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传统。

　　60年代初中苏论战，苏联变修的教训摆在眼前，毛主席一直在研究苏联是怎么变的。通过对大量材料的阅读、分析，毛主席发现了一个普遍现象：苏联的干部是不参加工人农民的一线劳动的，他们高高在上，脱离人民；不仅如此，他们的子女也搞特殊化，子承父业，苏联普通劳动者的子女很少能当党员、干部。这一现象在国内也越来越普遍地出现，他们看不起工人、农民，还瞎指挥……

　　毛主席意识到，干部搞特殊化，脱离劳动，脱离人民，是苏联产生修正主义的重要原因。要避免干部腐败变质，干部要参加劳动，通过劳动，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思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坚定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

　　1963年5月9日，毛主席给《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作了批语：

　　1964年12月12日，毛主席在另一份批语中写道：

　　1966年5月初，毛主席收到了“1966年5月2日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给中央军委的报告”，这份报告说，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军队搞生产确实是一件大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

　　这份总后实践总结得出的报告，给了毛主席巨大启示，他充分肯定了报告中提出的五条做法和总的想法。但毛主席的思考并不局限于军队生产的范围，他考虑得更深更远，他由军队搞生产，联想到办一种“大学校”的问题。这种“大学校”，各行各业都要办。在“大学校”里，可以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生产，由此形成一个体系。

　　基于这个思考，毛主席在5月7日写了一封信，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

　　为了贯彻毛泽东《五七指示》和让干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各地陆续兴办起了五七干校，党政机关、高等院校、文教科技战线的大批干部、教师、专家、文艺工作者等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农村，到五七干校参加体力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中央、国务院所属各部委及豫、赣、鄂、辽、吉、黑等18个省共创办五七干校106所，下放的干部、家属达10余万人。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密切。

　　1979年2月7日，《 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发出，各地的五七干校陆续停办；农村集体经济的解体以及城市工厂厂长经理负责制的实行，让干部队伍逐渐成为彻底脱产的“专业化”队伍，而“三同”也早已消逝在历史长河中。当然，与之相伴随的，是阶级关系以及所有制关系的变迁……

　　再想回到毛泽东时代是完全不可能的了，但毛主席留给今天人的这一法宝，仅仅作为一项工具，也仍旧是具有着无限的价值和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