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个电视剧，叫做《叛逆者》。

　　讲的是一个优秀的爱国青年，在加入国民党军统之后，兢兢业业努力工作，一心报国，但理想却不断破灭的故事，他亲眼目睹了这个组织的腐败、无能、残暴，他崇拜的上级，最终在抗战中成了汉奸.....故事虽然还没有播完，但我们都知道结局——他一定会投共的。

　　因为他接触到的共产党，无不是意志坚定、善良、政治、有原则、有手腕的人物，从组织的严密性、纪律性、执行力，到个人党员的品质、意志、能力，再到对底层人民的同情心，共产党和国民党简直是天壤之别、云泥之判。

　　一个正直善良有能力的人，在国民党的大环境中，往往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有心杀敌，无力回天;但到了共产党那边，就会迅速融入到救国救民的燎原烈火中，发光发热，实现自己的理想。

　　有道是：“投共一念起，刹那天地宽”。

　　电视剧毕竟有艺术加工的成分，我们不谈电视剧，我们来谈真实的历史。

　　(一)

　　1945年，日本投降后的一天，国民党军统南京站站长周镐奉命去“接收南京”，此前，他已经潜伏在南京两年多了，不断和日军和汪伪政权作斗争。

　　周镐很受戴笠的重用，而且他作风廉洁，烟酒不沾，虽然他掌握着军统大量的军费，但却从未挪用过.....周镐能力也非常出色，在南京期间，他不但争取到了汪伪政权大量高官、将领的信任，还和共产党、新四军交往密切，对抗日统一战线有着相当大的贡献。

　　8月16日，长期潜伏在汪伪首都的军统南京站站长、陆军中将周镐，公开宣布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指挥部就设在市中心新街口的汪伪中央储备银行。

　　周镐派人强行接管了电台和主要报纸《中央日报》，宣布全面接管汪伪政权，派人占领伪政权的各个重要机构，又派出财政部卫队控制车站、码头及交通要道，同时抓捕汉奸，南京市民人心大快，却引起大汉奸们的激烈反抗。

　　而此时的蒋介石重庆政府为了拉拢在华日军和汪伪，不让他们向新四军投降，居然私下与冈村宁次沟通，把“激进”的周镐一脚踢开，继续让日军和汪伪维持南京秩序，日军甚至派飞机直接盘旋在周镐的指挥部上空威胁他。

　　8月18日下午，冈村宁次派参谋小笠原中佐到指挥部请周镐到日军司令部商谈，周镐一到日本军司令部就被软禁起来。日本人将被抓的汉奸全部释放，宣布解散南京指挥部，指挥部里的人员被迫迁往三元巷的警员训练所。接着传来蒋委员长的命令，南京治安再次由日伪军维持。南京汪伪报纸为此登出了“一日皇帝周镐昨日被日军缴械”“南京指挥部鸟兽散”等大标题新闻，周镐主持领导的接管南京日伪政权的行动宣告流产。作为战胜国的中国首都南京，维持治安的部队仍是已宣布投降的日伪军。

　　这位军统南京站站长，在“接受”南京的时候，因为“过分爱国”、“过分抗日”，居然被已经投降的日伪军缴了械，这是只有在中华民国才能看到的奇景。

　　抗战胜利了，日本投降了，但是战犯冈村宁次成了蒋介石的座上宾，许多大汉奸摇身一变，又成了国民政府的大员，但是周镐却坐牢了。

　　在他“接收”南京的时候，日本人曾向重庆方面核实，重庆方面竟回答：国民政府丝毫不知道这支胡作非为的部队，也不认识周镐这个人。日军把他转交给国民党，还给他扣了个“贪污”罪名。后来周镐看到报纸上国民党大小官员复员还乡，大发接收财，鱼肉百姓，他感到自己已被愚弄了。他愤怒地说：“国民党和戴笠这帮人，是既要做婊子，还要立贞洁牌坊”。

　　1946年3月17日，戴笠飞机失事，周镐才被放出，他这才知道，原来针对他的不是别人，正是老上司戴笠。他怀疑周镐“通共”，理由有三：1、1945年的时候，周镐与吴雪亚结婚，而吴雪亚被怀疑是共产党;2、周镐在“接收”南京，抓捕汉奸的时候，手段“激烈”，疑似受“共产党和新四军指使”;3、最重要的一点，周镐身居重庆政府、军统和日伪谈判的关键位置，知道太多的“隐秘”，本来就“留不得”。戴笠死去，他才能获得自由。

　　周镐在家赋闲期间，思考了自己前半生的“革命道路”，回想了与国共两党交往的种种过往，他大彻大悟，认定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1946年，周镐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为解放全中国尽一份力，经徐楚光介绍，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华中军区负责人邓子恢、谭震林亲自签署，任周镐为京(南京)、沪(上海)、徐(徐州)、杭(杭州)特派员，并批准他为中共特别党员。徐楚光将这一消息告知了周镐夫妇，并说：“你们将过一种新的生活，高兴吗?”周镐妻子吴雪亚抢着说：“高兴极了。”

　　1948年淮海战役时，周镐奉命策反国民党军刘汝明部起义，不幸被刘汝明、孙良诚出卖而被捕，1949年1月在南京牺牲，倒在了黎明之前。

　　(二)

　　其实在那个岁月，中国真正的有志青年，就算身在黑暗，也心向光明。

　　1949年，张治中将军起义后，看到周恩来身边有个熟人，大惊失色，说：“这不是熊老弟么?你也起义了”?周公笑着说：“他不是起义，他是归队。”

　　张治中将军的这个“熟人”，叫做熊向晖，曾是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国民党真正的“青年才俊”、“后起之秀”，也被称为“后龙潭三杰之首”，他深受胡宗南、蒋经国器重，堪称“党国未来的栋梁”。胡宗南把他视为心腹兄弟，蒋经国把他视为知己好友，就连他的婚礼，都是蒋经国一手操办的。

　　可以说，熊向晖在当时的国民党内是青云直上，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但谁都没有想到，这个能力超群、前途无量的“党国栋梁”，居然也是共产党。

　　熊向晖是山东掖县人，1919年出生于官僚家庭，他的父亲是当时掖县的县长，因而小时候，熊向晖接受了很不错的教育，17岁时，他考入清华大学，当时全国的学生爱国运动很是激烈，熊向晖也深受震动，成为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知名骨干，不久，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12月，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要到胡宗南部进行工作，周恩来得知，命令时任全国学联党团书记的蒋南翔，要他派一名秘密党员报名参加战地服务团，周恩来说：“现在就着手下闲棋冷子，如果一直闲着冷着，于大局、全局无损;如果不闲不冷，于大局、全局有利。”熊向晖被选中，他成为了红色特工中的“闲冷棋子”。

　　从1937年至1947年，熊向晖潜伏在胡宗南身边整整11年，他担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成了胡宗南的亲信，负责处理机密文电和日常事务。

　　熊向晖担任胡宗南秘书不久，就得到胡宗南的器重。蒋介石给胡宗南的密令都由熊向晖签收，而胡宗南下达的命令也都是由熊向晖起草。起草胡宗南的讲演稿更是熊向晖的“拿手好戏”，这个“懂军事又懂政治的助手”深谙胡宗南的脾气，写出的讲演稿“激情和说理兼有”，完全符合胡宗南的口味，胡宗南把他当作了真正的心腹臂膀。

　　1943年3月，胡宗南对熊向晖说：“前天总裁急电召我来南京，说美苏英法四国3月10日在莫斯科开会，届时将讨论中国问题。总裁当机立断，命令我直捣共产党的老巢延安。并选在四国外长会议的第一天，即3月10日发起攻击。”说完，胡宗南给了熊向晖一个文件包，让熊根据包里文件的内容画一幅草图给他，并叮嘱熊锁好房门，不许任何人进来。熊向晖打开文件包，看到两份绝密文件：蒋介石核准的进攻延安的方案;陕北共产党的军队兵力配置情况。

　　熊向晖将文件内容默记在心。3月3日上午，熊向晖随胡宗南和参谋长盛文乘专机回到西安。当天晚上，熊向晖就将情报送到了新华巷1号，西安《新泰日报》主编王石坚的家，通过地下室里的秘密无线电台，将这两份绝密情报发到延安。而当时为了保密，连胡宗南的军长和师长对计划还一无所知。

　　国民政府“闪击延安”的计划破产。毛泽东大赞熊向晖，说他“一个人可顶几个师”。周恩来也称赞：“我党打入国军内部的情报人员工作卓越，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属于前三杰;国共战争期间，又有三位突出的情报人员(熊向晖、陈忠经和申健)，同样一人能敌万千军，创造了情报工作的奇迹。他们就是后三杰。”

　　后来，在胡宗南的资助下，熊向晖前往美国留学，等他回来时，已经是1949年7月，他胜利的完成了自己的潜伏任务，成功“归队”。

　　新中国成立后，熊向晖长期在外交部工作，作为周总理的助手，熊向晖曾参加了中美重大外交活动，后来他任我国驻墨西哥大使，统战部副部长等职。2005年，熊向晖去世，享年86岁。

　　熊向晖的女儿曾经问过父亲一个问题：“周恩来对你有知遇之恩，而胡宗南也对你不薄，你为什么对共产党始终忠诚不二，难道就没有想到一直追随胡宗南，平步青云吗?”

　　熊向晖回答，因为他早就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从未动摇过。

　　熊向晖这个名字，是他在1937年初刚接到任务时受组织要求改的，直到解放后，他才道出这个名字的寓意：“向晖”，取意当时形容隐蔽战线工作境地的一句话——“身在黑暗，心向光明”。

　　(三)

　　淮海战役中，黄维兵团被围困在双堆集，走投无路。

　　110师师长廖运周向黄维建议：“4个师齐头并进，在狭小的地带展不开兵力，不如用一个师打前锋，其他3个师在后面策应;前锋师进展得手，后面的3个师迅速跟上，以扩大战果。”并且表示：“如果司令官信得过我，110师愿为开路先锋打头阵。”黄维听了十分感动。

　　黄维决定在第二天晚上突围，并且选中110师做突击先锋队，黄维握着师长廖运周的手说：“看在党国的份上，努力突围。你需要什么武器装备，随你挑，只要110师能背动。”

　　廖运周没有客气，选了大量重型武器和高端装备，保证不辜负黄长官的厚望。

　　11月27日早晨，廖运周带着110师突围，边走边向黄维报告：“前方没有共军，一路顺畅。”(实际上，跟着110师的国军部队，刚好被带进了解放军的口袋阵，正在被迎头痛击)。

　　结果，廖师长就这么一路走一路走，直接走到解放军的阵地上起义了，转头就把枪口对准了国民党军队，他早就是“老地下党”了，他的110师中，早已建立了严密的“党组织”，这不是“投共”，这也是“归队”。

　　廖运周是在1927年的老党员了，他是经孙一中、靖任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他遵照党对兵运工作的指示，在国民党军队的进步军官中积极发展党员，后因为党组织遭到敌人的破坏，他奉命长期隐蔽，只与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长兼军事部书记朱瑞单线联系。

　　此后，廖运周以“党国忠臣”的面目出现，努力取得敌军首脑的信任，因而职务也不断地得以晋升。但每当部队开到一个新的地方，他都通过北方局和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向党组织输送有关的情报。

　　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因为110师的干部大多是共产党，平时军纪严明，严禁骚扰百姓，入城下乡秋毫无犯，简直是一只“模范部队”，但是居然遭到了上级的批判，说“你们这样不像国民党，有暴露的风险”。

　　廖运周师长和110党组织没办法，就命令军队装出一副“军纪败坏”的样子，不欺负普通百姓，拿了普通百姓的东西事后要给钱，但是对地主豪绅则“放开手脚”......

　　(四)

　　还是淮海战场，但这回是两位“起义将军”。

　　1948年11月，部署在贾汪、台儿庄等运河沿岸的国民党第三绥靖区59军和77军，挡住了我军南下之路。就在这关键时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59军和77军2.3万余人，在何基沣、张克侠两位将军的率领下，突然宣告起义……

　　在淮海战役中，张克侠收到组织指示，准备带着自己的部队投奔解放军。为了保密，张克侠一直提防着身边的何基沣，生怕被他发现。没想到，何基沣全程异常配合，不光没有揭发他，还全程主动替张克侠准备好了武器、粮草。一问才知道，原来大家是同志，何基沣是1939年入党的共产党员，张克侠则是1929年就秘密入党的老党员了。

　　张克侠是蒋介石的“爱将”，也是抗战名将，他曾在台儿庄大战中协助张自忠指挥59军痛击板垣师团，自此声名鹊起。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还给张克侠颁赠了一柄“中正剑”，人称“佩剑将军”。但蒋介石没有想到，当他把剑赏赐给他时，他早在5年前就已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张克侠早在1929年就被周恩来批准为与中央直接联系的"特别党员"，他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聪颖过人，既能带兵打仗，还能运筹帷幄，参赞戎机。是非常出色的军事人才。

　　何基沣同样是国民党的“名将”，他1923年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投身于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军，曾参加过“首都革命”和五原誓师，是真正的“老革命”。

　　辛亥革命之后他带兵进入故宫，驱逐废帝溥仪;喜峰口战役中，他带领29军队员们“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然而使他闻名全国的，是七七事变时他下令部队奋起抗击日军，打响了全国抗战的第一枪;大名府失守后曾以自杀谢罪，幸得部属及时抢救方得脱险。

　　1938年何基沣离军养伤期间，认真思考探索救国之路，终于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于是，他想要去延安。同年，何基沣于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然后由周的安排于同年2月秘密到达延安并在延安考察了一个多月，毛泽东、朱德多次和何基沣交谈，使他深受教益，感到自己终于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

　　离开延安前夕，他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39年1月，何基沣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

　　于是，淮海战场上，国民党“第三绥靖区防区”的两个副司令都是共产党.....

　　还是那句话，在那个黑暗的时代，一个正直、坚强、善良、富有同情心的人，不是共产党，就是共产党的朋友，如果他们身在国民党阵营，那么他们早晚都是要“投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