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大”是本质

　　人类文明几千年，是阶级斗争和阶级压迫的历史;而“党争”则是阶级斗争的高度抽象和集中体现。阶级斗争的成败，总是表现为党争(集团、派系等)的成败。

　　“法”，只是党争(阶级斗争之抽象)的工具。列宁说：“法”是政党领导阶级战争取得革命胜利的成果，而不是前提。古希腊伯里克利变法，古罗马十二铜表法，古中华商君法等，都是新兴阶级以新法确定革命成果;至于今日安倍修宪，那是为了日本右翼政党大资本集团的利益;委内瑞拉的马杜罗其实也是修宪，那是为了左派政党的利益。

　　不论修宪，还是护宪，都是阶级利益或其抽象——政党利益的需要。而能否“修”，能否“护”，则取决于政党实力的消长。

　　“知识精英”们论“法大”，分明视“法大”为工具。比如：提取宪法中言论、出版、结社等权利的具体条款，虚化宪法的社会主义本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不是绝对的，而只能立基 “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前提。

　　“知识精英”抹去这个前提，将矛头(应该说正确地)指向党内贪腐、进而将共产党普泛化的信仰迷失，导向抽象的民主、人权、自由，以貌似为万民护法的“普世价值”说，将“法”中内在的社会主义“党大”，置换为资本主义“党大”。

　　最典型的案例是1956年毛泽东鼓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其前提是推动社会主义进步，强调不涉及政治的“和风细雨”、“学术争鸣”;而章伯钧、罗隆基偏要在政治上进攻，挖社会主义的“根”，立资本主义的“法”。

　　能让毛泽东不反击?

　　倒是响当当的右派茅于轼先生“光明磊落”，他不遮掩对社会主义的敌视，公然向毛泽东隔历史时空叫阵：我就是资产阶级右派。(当然这是中国资本主义大行而茅老先生春风得意后的“勇敢”。)

　　姑且不论反右是“毛”对还是“茅”对，其间尖锐的阶级对立——“党争”，谁能否定!能说毛泽东“反右”制造了大冤案?

　　说到底，变法、护法，是阵地争夺。“法大”，终究要受“党大”左右。

　　二、“法大”是形式

　　在阶级社会，“法”从来是阶级斗争的的高度集中——政党斗争的工具。执政前，提出自己的政纲(“准法”) 批判以至否定统治阶级的“法”; 若参与执政，则利用统治阶级的“法”确定自己的合法地位或鼓吹“修宪”，为自己争得更多权利;执政之后，便将自己的政纲明确地诉诸国之大法，依凭“法”贯彻自己的政治主张，捍卫自己的阶级利益。

　　“法大”是形式，因为面对全国各阶层人民，所以便在一个大框架里，尽可塞进抽象的“人权”、“民主” “自由”。 新兴阶级(革命政党)借此向旧势力争夺地盘，如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人权宣言”向封建势力夺权，如毛泽东重庆谈判主张的“联合政府”向特权资本集团夺权;旧势力同样借此向新势力争夺地盘，如“普世价值”或“市场经济”名义下资本特权集团的疯狂掠夺。

　　便是今日先生的“法大”之说，其实也是视“法大”为工具的良苦用心，那就是立足毛泽东以无产阶级政党学说订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法，向今日中国共产党问责：我们如何直面今日现实——马列主义几乎成了招牌，社会主义步步退让，无产阶级专政被大批白色、黑色、“红色”特权资本集团窃占要位， “党大”则被一手遮天的大贪官、中贪官、小贪官，乃至村贪官侵蚀得千疮百孔。

　　如此，以“法大”问责，说到底，就是以“党大”这个本质问责，也就是以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用千百万烈士的鲜血凝结在“法大”中的灵魂——党纲，问责!

　　“法大”是形式。没有形式，“党大”便没了依托，只能如《共产党宣言》在科学共产主义诞生之初的精彩述说：一个红色幽灵，飘飘荡荡。

　　“法大”作为工具的重要意义，在于“党大”只有通过“法大”实现自我，也就是要得到全国大多数人的认同;没有以法的确立得到国人的支持，便谈不上党对全国的领导，党便失去了法理地位。则“党大”只能在自欺欺人中萎缩。

　　# #先生的的“问责”，在我看来，当是代言真正共产党人的自我问责。

　　然而，“党大”被质疑，“法大”等独善其身吗?毛泽东的那个“法”，虽墨迹依然，灵魂剩下多少?

　　三、“党大”与“法大”是对立的同一体。

　　“党大”与“法大”，是“本质”和“形式”，相辅相成，谁也离不开谁。

　　简言之，“法”是统治阶级利益的体现，统治阶级表现为政党的统治，政党“护宪”护的是自己政党及其所代言的阶级利益，政党“修宪”修的是不再适合自己政党及其所代言的阶级利益。

　　然而，“护”也罢，“修”也罢，既然政党要统治一个国家，就必须得到这个国家多数公民的认同，否则便是竹篮打水。而要得到人民的支持，政党利益及其代言的阶级利益，就必须(哪怕是勉强)与人民利益趋于一致。“法大”便是这个“一致”的政治形态。

　　那么，如何与人民利益一致?

　　这就存在一个导向问题：

　　改革开放引进资本主义“物质文明”，也引进资本主义“精神文明”。以资本为导向，人人拜金。如柏拉图2400年前所批判：“在把‘致富’和‘保富’看作是人生最光彩的事情的、外表体面的人身上，我们看到了真正的道德缺陷;在这种城市里，‘商业巨头’占主要地位并给整个社会定下了风尚。”(A·泰勒：《柏拉图——生平及其著作》)

　　柏拉图慨叹：“最简单的事实，一个人看到另一个人变富时，就会跟他攀比，于是众多的公民都成了财迷。”(《理想国》)

　　这种风尚，将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光荣——“人人生而平等”，最终畸化为：人人生而具有剥削别人的“平等”。但绝大多数人享受不到这个“平等”，只能遭受被剥削的“平等”，如此资本特权集团掠夺世界财富便“捞来”了法理根据。

　　这是资本主义“党大”与“法大”的对立同一。

　　不能否认，天真善良的“知识精英”确实希望以“法大”的抽象实现全民的“普世价值”，人人民主、自由、人权，如胡耀邦;然而，他们必将落入别有用心的“知识精英”的窠臼：既然主张私有制和私有观念，既然发展资本主义，那就不可避免地在“剥削平等”的振振有词中，认同贫富分化，固化特权剥削，形成极少数垄断资本集团的“党大”以及维护特权利益的“法大”。

　　顺便说一句，先生提到毛泽东“无法无天”， 那是他在主观上，以激进的革命思维，期望彻底否定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法”，铲除资本猖獗下的伪人权、伪平等、伪自由，建立没有特权剥削的公天下社会。

　　实在说，毛泽东不仅厌弃资产阶级的“法”，就是对社会主义的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的“法”，他也不满意。他不免有着超越历史发展程度的空想;然而，他却为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也为世界文明进步，指引着方向。

　　作者：薛遒，北京市写作学会 薛遒

　　2017年8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