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湖南麻阳县“辣子哥”发布视频，揭露当地有关部门人员利用其名声，在宣传报道中虚构辣椒种植的高产量和高收益。

　　辣子哥：“我是麻阳辣子哥啊，看这是他们在网上发布的宣传信息呢，当时我看的时候浏览量达到1万9到2万啊。这个是我本人，这是下面的工人，时间是2023年6月12日，是当天，卖辣椒的时候是亏的啊，没有赚钱啊，两块钱一斤。还有你看他们的宣传,这上面明明是两块钱一斤,他这里写的是两块5~6块钱啊,这是骗人的啊。然后你看这上面写的是什么，2万斤啊，还有你看这里，他们利用我的名字，看到没有，180亩的，这是他们编的啊，到底有没有构成侵权，哦，这个利用我的名声看到没有：‘预计今年能够挣40万左右啊’，种植大户黄泽华开心的讲。我很愤怒啊，这都是他们背着背着我做虚假宣传，利用我的名声，再看这下面看这里面，黄双乡在延湾扶植旧县等村发起了1000亩的辣椒哦，他们就是为了政绩，1000亩其实就只有一两百亩，就是我种的多一点，其他人都是种了一点点，他们还有署名啊，这个高一新是乡长，这个陈武建是负责人的，这个张杰是记者啊。”

　　他指出，报道中提到的“年采摘量2万斤、每公斤价格5到6元、预计收入40万元”完全是捏造的。

　　这个事件迅速引发关注，因为它不仅让人质疑基层政务宣传的真实性，也从侧面反映了农民在社会结构中的弱势地位，以及权力失衡和浮夸政绩的深层问题。

　　农民一直是社会经济体系中最基础却最脆弱的群体。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未息，常年劳作的辛苦换来的却是微薄的收入。种出来的粮食和庄稼往往仅够勉强维持生活，一旦遇上自然灾害或者市场价格波动，甚至可能连最基本的温饱都难以保障。

　　然而，这样真实的生活却被虚假的宣传所掩盖。地方官员为了显示农业发展的“辉煌成果”，将农民的辛勤劳作包装成一幅繁荣的假象：高产量、高收益、生活富足。通过这些经过精心设计的数字和语言，他们不仅向上级展示了“政绩”，也试图让公众对“现代化农业发展”产生盲目乐观的错觉。

　　然而，这种虚假的繁荣与农民的现实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真正的农民每天辛苦耕作，收入却少得可怜。即便是辣椒这样看似有较高经济价值的作物，种植和销售过程中也充满了不确定性，比如气候变化带来的减产风险、市场需求波动导致的价格下跌、农资价格上涨增加的生产成本等。

　　即便是“丰收之年”，收入也往往远达不到宣传中描述的水平。地方官员却通过夸大数据、编造宣传，将这一切“润色”成一种看似可复制的“致富经验”，完全忽视了农民的实际处境和辛酸付出。

　　“浮夸风”并不是现代社会才出现的问题。历史上，“亩产万斤”的谎言就曾酿成巨大灾难。在当时各地为了追求不切实际的高产目标，大肆虚报粮食产量。

　　这些数据被层层夸大，最终成为“成就”的象征，但却导致了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衡，甚至造成了大范围的饥荒和民众的极大苦难。类似的现象在不同历史阶段反复出现，其根源在于政绩考核体系的单一化和对权力的缺乏有效监督。官员为了迎合上级的要求，往往选择通过数据造假来掩盖问题，而不是直面问题、解决问题。

　　地方官员为了追求短期效果，利用手中的权力操控宣传和数据，将“数字政绩”作为追求目标，而非真正关注农民的生活质量。这种行为不仅浪费了社会资源，更对农民造成了二次伤害。宣传中的“丰收”和“致富”表象，不仅没有改善农民的生活，反而让农民的真实处境被掩盖，甚至被误解。

　　普通民众在看到这些夸大的报道后，可能会误以为农民的生活已经得到极大改善，从而忽视了他们所面临的实际困境。

　　这种权力失衡和话语权的缺失使农民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他们没有能力对官方的虚假宣传进行反驳，也缺乏平台和渠道向社会讲述自己的真实故事。在这样的权力结构中，农民的声音被压制，他们的需求被忽视，最终只能成为“统计数字”中的一个符号。

　　地方政府为了包装政绩，可以轻而易举地操控舆论，通过地方媒体放大虚假信息。而农民，即便明知这些宣传不真实，也往往选择沉默，因为反抗的代价可能是对自身生活的进一步压迫。

　　“辣子哥”敢于站出来揭露真相，已经是一种勇气的体现。然而，这种揭露是否能真正改变现状，仍然是一个问题。因为类似的虚假宣传背后，是整个基层治理体系的问题。

　　地方官员的权力过于集中，舆论监督机制薄弱，农民缺乏有效的组织和代表，所有这些问题共同构成了一个不平衡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农民的权益和诉求被边缘化，而官员的权力却可以不受约束地扩张。

　　“辣子哥”事件的背后，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的缩影。虚假的政绩数据不仅损害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也阻碍了真正的民生改善。一个社会的繁荣，不应仅仅依赖于数据的堆砌，而是要通过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来实现。希望通过这一事件的讨论，能够引发更多人对基层治理和农民权益的关注，让虚假的“数字政绩”被还原为真实的民生故事，让每一位辛勤劳作的农民都能拥有更加公平、尊严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