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有部分导演和演员，对大陆是一副清高、矫情、傲慢，甚至是敌意的嘴脸。

　　当然，我说的是部分，不是全部。

　　作为殖民地的时候，那里压根没有民主可言，英国佬走后，天天在那唠叨民主。

　　很多人无非被西方新殖民主义洗脑了。

　　当年西方对中国封锁，香港作为中国大陆与西方交往的窗口，发展起来是必然的。中国重返联合国，尼克松访华，中美合作，中国国力发展，这个窗口的作用变弱，如果他们不拥抱时代的变化，那批旧文化买办的精英者，必会被抛弃。

　　这个窗口的规划，不是1978年后开始，而是在新中国成立前。

　　1949年2月，毛主席在西柏坡与斯大林代表米高扬讲述对内外政策时说：“目前，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须要采取另一种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

　　再说，香港的很多精英都是战争年代跑过去的，而且连淡水资源也离不开大陆。

　　也就是说，香港发展起来，离不开地理位置，离不开时代，离不开大陆人才的输出，离不开大陆的资源。一旦时代变了，人才输出没了，就该回到本来的位置。

　　很多香港精英，从不去思考这些，高高在上充满着优越感，是抵触而不是拥抱。

　　前几天，香港知名导演杜琪峰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中文部采访时声称，最近是他“人生中最低潮的时候”，被问及《黑社会》为什么没有续集?他说没灵感，并归咎于香港当前“政治气候”，称审核严，自己失去创作自由。

　　审核的因素可能有，但这是主要矛盾吗?做为一名才子，连辩证唯物主义都不懂，格局小了点，避免不了文人的局限性。

　　当年香港的电影市场主要在台湾，他们的审核就不严?

　　像梁家辉，就因为在内地拍了《垂帘听政》和《火烧圆明园》，然后被台湾当局给封杀，被逼的摆地摊;王晶导演，星爷主演拍个《上海滩赌圣》，还得换个女主角再一模一样的拍一次才能在台湾上映。

　　想一边讨好西方想着领奖，又高高在上讽刺恶心中国大陆，还想观众买单。

　　那是活在梦里!

　　是导演自己江郎才尽还是时代巨变?

　　都2024年了，还想拍之前那种古惑仔?

　　以前看香港的电影，觉得金三角和缅甸那里的大佬很厉害，这两年中国出手直接把缅北诈骗集团老大都抓回来，你再这么吹东南亚那些所谓大佬，就太脱离了现实。

　　香港的很多导演或者所谓的才子，缺乏大局观，而且非常不认可社会主义。

　　像金庸知名度够大了吧，当年在香港《明报》发表社论“要裤子不要核子”，反对陈毅元帅“当了裤子也要造原子弹”的豪情。

　　如果没有核武器，大国地位总归不实，后来改革开放的果实又如何保护?

　　社会的运行，人民的解放，难道靠不事生产的几个武侠就能解决吗?

　　这帮文人骚客，胆识和格局总归太小了。

　　不承认自身能力问题，那么审核严格不自由，就成了他们的借口和遮羞布。

　　这仅仅是部分香港导演或者文人的问题吗?不是的，中国大陆也有买办文人，他们格局小，骨头软，无胆识，被新殖民主义文化操控。

　　当年伟人为什么会批判《武训传》?

　　因为其中的内容就像伟人说的那样——“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

　　当下有的作家不也是寻找地主和日军是否存在称赞的地方，于是出现地主乐善好施，勤劳致富，日军散发着人性光辉。

　　武训行乞办学，表面看起来很有善举，但这种是用小仁政破坏大仁政。

　　改变苦难，不能像武训一样“靠乞讨去改变”，也不能靠“变成剥削者去改变”。

　　妄图利用敌人的游戏规则消灭敌人，最后却为敌人培养了更多的有生力量。为了塑造一个封建社会道德语境下高大上的“武训”形象，刻意忽略了其背后剥削的经济基础、阶级成分、阶级立场，甚至反过来歪曲现实对其美化，最终使得电影的故事情节与主题脱离实际。

　　当下不也有导演为了塑造一个新殖民主义道德语境下的其他“武训”形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