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性别比例失衡究竟是怎么造成的?

作者:子午  更新时间:2020-11-20 09:08:20  来源:子夜呐喊     责任编辑:石头

  最近,男女性别失衡的问题再次引起民众的关注和热议。

  根据十年前上一次人口普查,中国大陆男女比例为104.9∶100,看起来并不离谱,但这得益于女性的长寿。1990年以后出生的男女比例失衡已经逐年加剧:

  男女性别失衡究竟是怎么造成的?

  还是用数据说话,以下是中国历年出生人口性别比走势图:

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走势图

  大量的统计资料表明,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人类出生婴儿的性别比是基本一致的,一般在102至107的范围内,即每出生100个女婴时,男婴出生数为102至107个。人口学家把这个指标称为出生婴儿性别比的恒定值。由于男婴死亡率略高于女婴,这样到婚龄期时男女性别比例就基本持平。

  中国在1982年以前,新生儿性别比基本上都维持在1.07的恒定值,82年以后,新生儿性别比显著增加,近两年才有所下降(具体原因见下文)。变化之显著,只能是基于直接的人工干涉——堕胎和溺婴。

  主流传统的说法,将男女失衡的另一个原因归咎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为什么新中国刚刚从旧社会脱胎而出、传统观念更强,却不存在男女失衡问题呢?你可以将原因又归咎于计划生育,但那依然不是根本原因。

  计划生育只是导致性别失衡的推手,但不是根本原因   计划生育并不是始于改革以来的80年代,实际上在毛泽东时代已经开始了计划生育。精英们为了抹黑毛时代,不惜编造出“错批一个人、多生三个亿”的谣言,事实上,马寅初被批判根本就不是因为他主张计划生育,而且批判他的人也不是毛主席,这个问题有机会我们可以专文说明。

  我们先来看看毛主席是如何谈计划生育问题的:

  在这里,我想提一下我国的人口问题。我国人口增加很快,每年大约要增加一千二百万至一千五百万,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近来社会上谈这个问题的人多起来了。对于这个问题,似乎可以研究有计划地生育的办法。……并且要得到人民的完全合作。

  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是世界上各国都没有的。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我看人类是最不会管理自己了。工厂生产布匹、桌椅板凳、钢铁有计划,而人类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没有计划了,这是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这样下去,我看人类是要提前毁掉的。中国六亿人口,增加十倍是多少?六十亿,那时候就快要接近灭亡了。我今天不着重谈节育问题,因为我们邵力子先生是个专门的名家,他是大学专科毕业的,比我高明。还有我们李德全部长,也很注意这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或者设一个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因为要解决技术问题,设一个部门,要有经费,要想办法,要宣传。

  ——1957年2月27日

  人口控制在六亿,一个也不多啦?这是一种假设。……现在我国人口每年增长一千多万。你要他不增长,很难,因为现在是无政府主义状态,必然王国还没有变成自由王国。在这方面,人类还完全不自觉,没有想出办法来。我们可以研究也应该研究这个问题。政府应该设立一个部门或一个委员会,人民团体可以广泛地研究这个问题,是可以想出办法来的。总而言之,人类要自己控制自己,有时候使他能够增加一点,有时候使他能够停顿一下,有时候减少一点,波浪式前进,实现有计划的生育。这一条马寅(初)老今天讲得很好,我跟他是同志。从前他的意见没有放出来,有人反对,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政府应该设机关,还要有一些办法。人民有没有这个要求?农民要求节育,人口太多的家庭要求节育,城市、农村都有这个要求,说没有要求是不适当的。

  ——1957年3月1日

  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

  ——1957年10月9日

  要破除迷信,“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多年来认为耕地太少,其实每人二亩五分地就够了。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空气,不对。应看到人多是好事,实际人口七亿五到八亿时再控制。现在还是人少,很难叫农民节育。少数民族和人口少的地区可不节育,其他地方可试办节育。一要乐观,不要悲观;二要控制。人民有文化了,就会控制了。

  ——1958年3月23日

  埃德加·斯诺:主席对中国计划生育的进程感到满意吗?毛泽东:不满意。在农村还没有推广。最好能制造一种简便的口服避孕药品。

  ——1965年1月9日

  埃德加·斯诺(以下简称斯):但是现在(农村)没有人反对节育了。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你这个人受人欺骗哟!农村里的女人,头一个生了是个女孩,就想个男孩子。第二个生了,又是女孩,又想要个男孩子。第三个生了,还是女孩子,还想要男孩子。……一共生了九个,都是女孩子,年龄也是四十五岁了,只好算了。

  斯:是啊,但是现在反对节育的人不多了,年轻人不反对了。

  毛:重男轻女。这个风俗要改。我看你们美国可能也是重男轻女,要有一个时间才能改变。

  ——1970年12月18日

  关于避孕工作,我看要送上门去,避孕药物、器械这些东西,免费提供,挨家送,因为人家不好意思来领嘛。人体的八大系统都要研究,包括男女关系这种事情。要编成小册子,挨家送。不然,人家不好意思啊。

  ——1972年7月24日

  从上面对毛主席谈话的摘录,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况,我们可以理清毛泽东时代实行计划生育的几个特点:

  1、毛泽东时代很早就开始重视计划生育问题了;

  2、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很强,教育民众、特别是教育农村地区民众的工作十分艰巨;

  3、毛泽东时代从一穷二白起步,在初期物资匮乏,还不能大量提供节育的医疗技术和避孕器材,后期通过上山下乡运动,使得农村医疗和教育水平改善,国家免费提供计生器材;

  4、重视对群众的动员,重视社会力量,没有采取强制措施,再说那时农村是有民兵的,“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谁敢扒房拆屋牵牛强流?找死啊……

  5、人口数量的问题要讲辩证法,制定将人口数量与社会发展水平相匹配的计划,人口少的地区暂不搞计划生育,不是毛泽东时代以后搞的一刀切——这个“一刀切”致使人口老龄化问题变得空前严峻。

  1982年9月,当代版本的“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12月被写入宪法。请注意前面的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走势图显示的,1982年是男女失衡的一个起点。那么,是不是就可以据此认为是计划生育导致男女性别比例失衡的呢?

  上面已经说了,毛泽东时代已经开始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而且在城镇地区取得了巨大成功,虽然农村地区还不理想,尚在改善之中。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虽然已经开始搞改革,但计划生育依然延续的是毛泽东时代的政策。从60年代初试行计划生育政策,到80年代初期,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从6.0以上显著降低到2.5左右的水平。见下表:

中国历年人口数据(1964-1986)

  因为建国以来的数据较长,为了不影响阅读体验,笔者只选取了文革结束前后20余年间的统计局数据制作了上面的表格。

  从1965年毛主席发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626指示”,再到1968年开始的上山下乡运动,农村的地区的医疗水平、教育水平显著提高。从上表可以看出,因为医疗水平的改善,人口死亡率从60年代末开始有显著下降;因为教育水平的提高,节育措施也开始在农村地区推广,人口出生率亦开始逐步下降。但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时代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并未造成男女比例失衡的问题。

毛时代的计生宣传画

一胎化政策的影响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知道,合理的计划生育政策并不会导致男女比例失衡的问题。毕竟,近几年男女出生性别比虽然有所下降,但即使是2015年放开二胎之后,男女出生比依然维持在1.15的高位,说明“生男”冲动、人为干预出生性别另有原因。至于强制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为什么会成为男女比例失衡的推手,后面笔者有具体论述。这里先说一下,一胎化政策导致的一个直接恶果——人口更替水平严重不足,老龄化形势严峻。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时代出现的人口增长历史高峰,是新中国平民阶层医疗条件和物质生活水平改善导致人口平均年龄大幅增加的自然结果。解放前,中国人均寿命为35岁左右;1978年人口普查统计,我国人民的平均寿命,男性为66.9岁,女性为69岁,增长了近一倍。

  当然,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毕竟,劳动力密集型农业时代面对的主要是缺乏劳动者问题。但随着新中国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工业化的全面实施(70年代农业机械化已经开始起步并小有雏形,但分着分田单干戛然而止,因为在细碎化的耕地上大型农业机械是派不上用场的),加之计生医疗条件的改善,通过对农民的教育引导、组织动员是可以逐步降低人口出生率的,大可不必搞强制措施。事实也证明,毛泽东时代后期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达到了这个目的。这与毛泽东时代群众路线、全国上下一心,农村集体化以及强大的基层动员能力是密不可分的。

  上面的历年人口数据图表给出了历年“总和生育率”的变化。总和生育率,也称总生育率,是指该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相较于自然增长率,“总和生育率”能够更为科学地反映出人口变动对未来的影响。

  一般来讲,在人口平均年龄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总和生育率过高会导致人口过快增长,如果总和生育率小于2.1,新生人口是不足以弥补生育妇女和其伴侣数量的,人口将出现负增长,伴随的还有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因此,将总和生育率控制在2.1总有是比较科学的。到毛泽东时代结束的时候,总和生育率基本已经快接近于这个目标了。

  然而,因为1982年以后,一胎化政策的强制实行,中国近十几年来的总和生育率已经跌到1.8的警戒线以下。2012年7月6日,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和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编辑出版了《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2010年全国总和生育率已经跌到了1.18,北京、上海等地更是已经跌到了0.7的水平!

  由此带来的便是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我国自2000年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以65岁及以上占总人口比例的数据为参考,此指标从2002年的7.3%上涨至2012年的9.4%。2012年我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到1.27亿人,且每年仍以800万人的速度增加。有关专家预计,到2050年,我国老龄人口将达到总人口数的三分之一。

  未来,中国社会的养老问题将非常严峻。

  “养儿为防老”:当传统观念遇上“道路转型”   说起养老,我们就可以步入正题,谈一下男女比例失衡的第一个原因。

  中国传统的社会观念是“养儿为防老”,这在农村地区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虽说,生男生女一个样,但是一个传统的说法是“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

  在农村集体经济解体、城市国企破产改制之后,养老从社会责任复归为家庭责任。

  这些年计生宣传口号的嬗变反映的就是养老责任主体的转变。农村集体经济解体于80年代,农民更不可能相信“政府来养老”。在只能生一个的政策之下,不想因为超生而被“扒房拆屋牵牛强流”,那只能铤而走险——怀的是女娃就打掉,或者悄悄溺婴。在社会责任主体缺失,只能依靠家庭养老的情况下,对于大部分人而言,生男孩显然是一个更靠谱的选择。

  近年来,随着结婚成本的高攀,生男孩、养男孩的“风险”也越来越大,毕竟,父母要负责房子、车子、彩礼等等一系列开支。这是近年来男女出生比有所下降的一个隐形原因,当然,更为直接的,在城市地区,索性成为丁克家庭的(不要孩子)也越来越多,这正是现实生存压力造成的。

  但对大部分人而言,考虑到未来的养老问题,还是需要男孩。所以虽然放开了二胎,但头胎生女孩后,依然有很多人会倾向于生男孩,这是男女出生性别比2015年以后依然居高不下,到2018年依然维持在1.13以上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医疗市场化遇上“无政府主义”

  人工干预出生性别在我国是被法律法规明文禁止的,但为何这个市场依旧非常庞大?如果没有人工干预,自然生育的男女出生性别比本应该回归到1.02-1.07的自然水平。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医疗市场化。当医疗从公共服务事业变成了赚钱牟利的产业,在金钱的驱使下,法律法规只会成为一纸空文。在公立医院是很少有人敢明目张胆对胎儿进行性别鉴定的,但很多医生早已从白衣天使蜕变成了赚钱机器,只要肯悄悄塞红包,他们照样敢顶风作案。而在私人诊所、私人医院,对胎儿进行性别鉴定基本是没有太大阻碍的,基本上加点钱做B超都可以得到比较准确的信息。

  得到鉴定结果之后的操作就更加容易了,毕竟在中国堕胎是自由合法的。公立医院对堕胎原因的审查比较严格,那就到私人诊所、私人医院去做,还没有哪个“赚钱机器”要跟钱过不去。

  虽然国家对上述问题出台了严惩、重奖(举报者)的政策,但实际上举报者依然寥寥,毕竟谁家没有这点事呢?

  我们前面说到,毛泽东时代计划生育政策之所以能够取得一定的成就,跟强大的社会组织和动员能力是分不开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集体经济解体之后的广大农村地区。在尖锐的矛盾对立中,基层管理者基本失去了公信力,对群众的说服、教育基本处于无力状态。80年代,我们一方面见证了“扒房拆屋牵牛强流”,另一方面则是离心离德、民心涣散,基层的组织动员能力早已丧失,基本处于一种无政府主义状态。

  笔者老家在河南南部的农村,几年前对侵占农田的管控还没那么严厉,家家户户竞相占用耕地修建住房,这些房子样式各异、杂乱无章,没有污水排放系统、没有垃圾回收处理系统,光鲜的房子周围是极其恶劣的居住环境。这是农村无政府主义状态的一个典型表现。这种状态下的计生工作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生儿子的需求就跟变耕地为宅基地的需求一样。

  当爱情遇上资本主义   市场大潮下,婚姻变得越来越“现实”,网上流传着各地的“结婚成本”(车子、房子、彩礼、首饰、酒席等等)。福建等省的一些贫困地区儿女双全的家庭更是有一个奇葩的潜规则,儿子娶媳妇儿要给巨额彩礼,家里出不去怎么办——女儿出嫁就要收等额甚至更高金额的彩礼……

  婚姻演变成了买卖,所谓的爱情有还能有多少真诚的呢?于是乎,物化的女性如同商品般向资本集中的地区流动。穷人渴望嫁给富人,农村的渴望嫁到城镇,中国的渴望嫁到外国……这是男女比例失衡,出现大量剩男的一个最重要的后天因素。

  我们看一下下图的十大单身聚集地排名示意图:

  因为大量剩男的存在,此图以男性单身为主。从图中可以看出,单身主要集中于人口净流出的地区和人口净流入的地区。农村贫困地区女子向城市流动,剩余了大量剩男;而对于城里的女子以及流入城市的女子,流入城市的贫困男子更是“高攀”不上。阶层的固化,形成了男女之间极不对等的门第分化。

  这种现象不独今天的中国存在,在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普遍存在的。

  美国的男女出生比一直维持在1.06的合理水平,然而,在美国依然有大量“剩男”存在。据美国联邦统计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美国年满18岁及以上的未婚人群总数为1亿1060万,占所有美国年满18岁以上人群的45.2%。虽然男性单身只占46.8%,但盖洛普一项调查却显示,在美国至少有三千万适龄男性,在最近的三个月内没有与异性亲密接触过,处于一种典型的光棍状态。受独身主义、同性恋等文化影响的毕竟不是主流,主要原因还是无力承担家庭成本、甚至是找女朋友的成本。因为男女身体条件的差别,男主外、女主内在全世界曾经是一个普遍现象,美国亦是如此。上世纪50年代初,美国仅有不到一半的已婚女性需要出去工作养活家庭,70年代美国开始实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到2000年已经有超过90%的已婚妇女需要出去工作才能养活家庭。

美国的“未婚与单身美国人周”

  这一现象在日本更胜。日本有发达的宅男文化和娘炮文化,并由此衍生出动漫、A%V、充气娃娃等等一系列繁荣的单身经济,这与资本主义造成的严重贫富分化是息息相关的。

  在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更是如此。2006年印度全国平均男女比例是1000∶927。首都新德里的男女比例仅为1000∶819,而名流荟萃、富人云集的新德里南部地区则是全印男女比例差距最大的地方,男女出生性别比达到了1000∶762。

  印度首都被称为“亚洲最大的红灯区”,14000名妓女,其中还有很多未成年

结语

  问题说到这里有没有解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那就是缩小贫富差别,减轻维系婚姻与家庭的负担,社会重新承担起养老责任,恢复集体主义时代强大的社会组织和动员能力,人口控制不能只求少,要制定维持社会更替的更加合理的控制计划,而这一切也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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