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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十九世纪著名女作家斯托夫人的长篇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曾被多次拍成电影，八十年代在中国作为译制片上映的是德国著名导演冯·劳德瓦尼执导，欧洲多国联合摄制的版本。
这是一部令我印象极深，看了之后辗转难眠的作品。
影片的序幕，是林肯总统在歌剧演出前接见斯托夫人，对她说：“您就是那位写了一本书，引发了一场大战的小妇人。”
但林肯不旋踵就被暗杀在剧院包厢里了。
这是一个悲剧性的象征，它标示了种族问题在美国的严重程度。
1861年爆发的南北战争，死亡人数达75万之多，这其中还不包括40万以上的受伤人数和其他不计其数的平民伤亡。
美国在这场内战中的伤亡总人数，超过了它参加的历次对外战争，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在内的伤亡人数总和。
林肯总统不过这场迄今为止仍然没有真正结束的南北战争的又一位牺牲者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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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之后回想起来，仍然无法摆脱影片给我带来的窒息感和压抑感。
在影片中，也是在真实的历史中，黑奴在白人奴隶主的世界里是牲口，可以买卖，可以杀害，可以使唤，也可以践踏。
在奴隶市场上，奴隶贩子根本不顾及身为母亲的女黑奴的苦苦哀求，把她和孩子分别卖给不同的买主;
奴隶主把敢于顶撞他、有自主意识的黑奴，捆起双手拖在马后，要把他活活拖死;
奴隶主可以随意强奸自己看得上眼的女黑奴;
奴隶主甚至可以随意指认无辜的年轻黑奴为凶手，不经过任何调查、审判程序，就当众将他吊死。
影片中的白人奴隶主“魔鬼”利格里说，黑奴可以有的权利是悲伤，他们可以尽情地悲伤。
有人道情怀的白人奴隶主圣克莱尔准备解放自己的黑奴，但被“魔鬼”利格里暗杀，本来即将获得自由的汤姆叔叔和其他黑奴，反而落到了利格里手里。
汤姆叔叔带领黑奴唱起了雄浑的《密西西比河》，“魔鬼”利格里从中听出了黑奴的控诉，但没有制止他们，因为利格里也深知自己的行为形同禽兽，只是没有勇气面对罢了。
《汤姆叔叔的小屋》小说原著出版于1852年，从道义上否定了奴隶制的正当性。九年之后，血流成河的南北战争爆发，所以才有了林肯对斯托夫人说的那句话。
《汤姆叔叔的小屋》在美国废奴运动中所发挥的动员作用，有点类似《白毛女》在中国解放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区别在于，《白毛女》歌颂并且鼓励了被压迫者的斗争与反抗，而《汤姆叔叔的小屋》却重点突出了老黑奴汤姆的善良、无辜，以此反衬奴隶制的反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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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看《汤姆叔叔的小屋》，沉浸在对黑奴的同情和对白人奴隶主的痛恨中，但对奴隶制给黑奴以及美国社会造成的创伤，并没有做更多的思考。
今天，在美国以及欧洲反种族歧视运动风起云涌的背景下，重看这部电影，发现其中“隐藏”着更多的东西。
“汤姆叔叔”不是第一代黑奴，但毫无疑问，他的祖先应该来自非洲。
但“汤姆”却是一个极为常见的英文名字。《汤姆历险记》中的主角叫“汤姆”，“猫和老鼠”中的猫叫汤姆，好莱坞明星汤姆·克鲁斯也叫汤姆。英语世界里的男人叫汤姆，就像中国人叫“小强”、“建国”一样常见。
这就是说，老黑奴“汤姆”是被命名的，他已经失去了(也可能从来就没有过)自己的非洲名字。
他和同伴们吟唱密西西比河，这是美国中南部最大的一条河流，但他们没有吟唱非洲的尼罗河，也没有吟唱非洲的大草原。事实上，他们可能根本就不知道非洲在什么地方。
“汤姆叔叔”最主要的精神寄托是上帝，但上帝不是黑人，耶稣也是一个确定无疑的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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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史料记载，1619年8月下旬，英国海盗船“白狮”号驶入美国东海岸，卸下了二十多个安哥拉黑奴，他们是目前已知的第一批被运到英国美洲殖民地的非洲人。
此时，距离美国建国还有157年，距离南北战争还有242年。
在持续了两个多世纪的蓄奴史中，美国黑奴完全被剥夺了受到平等对待的权利和受教育的权利。在南北战争后的100多年时间里，美国又建立了针对黑人的种族隔离制度，使黑人受到了公开的、制度化的歧视，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民权法案》通过后，种族隔离制度才正式被废止。
被贩卖到北美英国殖民地的黑奴，和被贩卖到中南美洲葡萄牙、西班牙殖民地的黑奴处境有很大不同。
北美的黑奴被分散地分配给不同的奴隶主，不能以种族或家族的形式聚集。在数百年漫长的奴隶生涯中，他们完全失去了自己的语言、宗教、姓名以及家族、部落、种族的神话与传说，也就是说，他们彻底失去了自己的文化。
就像影片中的“汤姆叔叔”那样，他有一个英文名字，说着英语，吟唱着密西西比河，痛苦的时候向上帝祈祷——而所有这一切，都是白人奴隶主强加给他的，和非洲无关，也和他的祖先也无关。
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黑奴到了北美，就被完全格式化了，被重新加装的所有软件，都是属于白人的。
被彻底删除自己文化的后果是，当南北战争结束，黑人获得了自由之后，他们蓦然发现，除了肤色，自己已经一无所有。
正如俄罗斯学者亚历山大·杜金概括的那样：“他们(指黑奴后裔)成了白人的底片、黑色副本，被剥夺了除了白人主人允许或强迫他们借用的身份之外的任何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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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本土黑人——黑奴后裔——由此陷入了这样的困境：他们很难像其他有确定文化背景的移民族群那样心无挂碍地追求“美国梦”。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自己的文化被删除，追逐“美国梦”的过程，在文化和心理上就变成了一个反对自己、否定自己、变成别人的过程。他们越是成功，就越是失去自己，就越是不像“自己”，就像底片显影变成了白人。
在电影《绿皮书》中【点击阅读】，那位成功的黑人钢琴家，就只能把自己装扮成白人，因为作为黑人，他已经没有属于自己的东西了。
当然，在黑人社区会流行一些可以被称为“亚文化”的东西，比如嘻哈舞、街舞等，但这说到底是白人文化的一种变异，带有明显的底层文化特质，还不足以构成他们自我认同。
这样的文化困境，使得一个美国本土黑人，在尝试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时候——比如像《阿甘正传》中的阿甘那样认真生活的时候，在内心深处会对自己产生强烈质疑，“我究竟是谁?”，在外部，则会受到其他黑人伙伴的嘲弄与排斥，说他“装逼学白人”，只有呆在黑人社区，呆在贫困的社会底层，他们才是“自己”——除了肤色、贫困、“没有教养”之外，还有什么能把自己和白人区别开呢?
黑奴后裔之外，其他“正常的”移民美国的少数族裔——无论是偷渡还是合法移民——都较少遇到这样的困惑，即便遇到了，他们也可以通过反身拥抱自己的文化、回故乡寻根等方式，来回答“我究竟是谁?”的问题，这就使他们更容易成为美国社会“有机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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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把作为黑奴后裔的美国本土黑人和美国新移民非裔做一个简单的比较。
新移民非裔自上个世纪美国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后就开始大批进入美国，据《纽约时报》2014年1月的一篇报道，新移民非裔人口在纽约平均每十年翻一番。
新移民非裔没有黑奴后裔在文化上的困境，所以他们更“阳光”、更“正能量”、更愿意通过个人奋斗实现“美国梦”，他们一点也没有像当下国内一些种族主义者胡言乱语那样，表现出“低智商”，相反，他们在竞争中的表现一点也不次于其他族裔。
比如，外界一般以为亚裔是美国教育竞争中的最强者，其实不然，据人口统计资料，美国平均教育程度最高的，居然是来自非洲尼日利亚的黑人移民，他们17%具有硕士学位，超过美国平均两倍，4%具有博士学位，是美国平均比率的四倍。
我们熟知的实现了“美国梦”的成功黑人，大多具有新移民非裔的背景。
比如奥巴马总统的父亲是肯尼亚移民，担任过美国国务卿的鲍威尔将军父母是牙买加移民，奥巴马总统时期的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的父母来自巴巴多斯，奥巴马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女士的外祖父母也来自牙买加。
相反，本土黑人中涌现出的杰出人物，往往是带有“反体制”色彩的民权运动领袖，如马丁·路德·金、杰西·杰克逊、阿尔·夏普顿，以及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过毛主席接见的罗伯特·威廉等等，都是黑奴后裔。
这两种不同来历的美国黑人，在美国社会的不同表现，相当准确并且直观地表明了他们对美国社会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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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本土黑人在文化上的困境，使他们处于一种在精神上“被囚禁”的状态，由于无法解决文化认同问题，他们一直是美国社会的“对立面”，而不能成为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黑人问题因此一直是美国社会的一种“粉碎性”问题，难以治愈，稍有触碰就会产生剧痛，如这次弗洛伊德被警察“跪死”所产生的剧烈反应那样。
美国这次反种族歧视运动，出现大规模的损毁、拉倒雕像的运动，凡是和奴隶制有关的历史人物都不能幸免，包括美国国父华盛顿、杰弗逊，南北战争时南军将领李将军等等，其实是很有道理的，这是本土黑人在文化上打破囚笼的一种努力。
不过，这仍然是属于“破”字当头，黑奴后裔如何通过“立”的方式解决自我认同问题，目前还看不到希望。
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即便这一波反种族歧视运动最终消退，这也绝不意味着美国社会的这一“粉碎性”问题得到了解决，运动会在积蓄一定的能量后，以新的契机再次卷土重来，成为美国社会的周期性痛苦。
1992年，因为黑人罗德尼·金被警察暴力对待，加州洛杉矶发生大规模暴动。2015年4月，25岁的美国黑人青年弗雷迪·格雷在马里兰州西巴尔的摩地区遭警方查问逮捕，几天后因为脊柱严重受伤死亡，此事导致巴尔的摩发生骚乱，并一度进入紧急状态。
尽管每次事件发生后，美国社会都有相应的探讨和反思，但由于前述根本性的问题无法解决，所以始终无法杜绝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美国这次反种族歧视运动的规模之大、影响之广、方式之暴烈，在中国国内舆论场上引起相当负面的反应，但我们应该明白，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说到底是美国历史上贩卖和役使黑奴所造成的创伤没有愈合，甚至还泊泊地流出鲜血。
因此，即便我们不能给美国黑人以明确的支持，也应该对他们抱以同情性理解的态度，冷嘲热讽是不应该的，由此得出歧视黑人的种族主义结论，就更是错上加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