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当人类世界出现瘟疫大流行的时候，资本就会暴露出种种弊端，从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趋势来看，瘟疫也是资本主义的丧钟”，这句话署名为“马克思(1876)”，甚至注明源于“马克思全集第三卷232页”，以马克思的口吻直击资本主义国家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短处，迎合了一些人的心理，貌似吹响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号角，一时风靡网络。但是，也有不少学者对马克思是否说过这样的话提出了质疑，提出“马克思不需要以这样的方式彰显其当代存在”。这则谣言也引发了笔者的深思。

　　笔者通过检索四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九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以及五十卷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涉及马克思1876年论著的几卷后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在著作中经常运用“瘟疫”和“丧钟”之类的表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揭露和批判。其中，涉及“瘟疫”的论述主要有14处，涉及“丧钟”的论述主要有12处，但是没有说过“瘟疫也是资本主义的丧钟”，也没有把“瘟疫”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趋势”结合起来研究。

　　关于“瘟疫”，马克思、恩格斯更多运用比喻的手法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他们把资本主义商业危机比较“大瘟疫”;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他们把异化的劳动比作“瘟疫”;在《共产党宣言》《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他们在批判反动的社会主义时以资产阶级的口吻把社会主义比作“瘟疫”;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把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视为“瘟疫”，借此展现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带来的灾难;恩格斯在与杜林的辩论时使用“黑格尔瘟疫”的表述。此外，马克思、恩格斯也在著作中论述了爱尔兰和德国发生的瘟疫。

　　关于“丧钟”，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工人为争取自身权利而进行的斗争、资产阶级的腐朽统治、社会主义的传播等为资本主义敲响了丧钟。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资本论》第一卷、《论住宅问题》“1887年第二版序言”中，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敲响丧钟;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工资、价格和利润》时，他们认为工人为争取自身权利而与资本家进行的斗争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在《资本论》第一卷、《法兰西内战》《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的腐朽统治为自己敲响了丧钟; 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的传播为资本主义敲响了丧钟。此外，恩格斯在《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认为辩证法在哲学领域敲响了旧形而上学的丧钟。

　　那么，马克思、恩格斯是怎么看待瘟疫与资本主义制度呢?在他们的论著中，对瘟疫本身及其危害性的研究多有涉及。除瘟疫本身外，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著中还多有出现“传染病”“疾病”“疫病”“霍乱”“天花”“伤寒”“肺结核”“黑死病”“瘰疬”等关键词，认为这些恶性传染病在城市化初期的欧洲各国极易流行，严重威胁着工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瘟疫等灾害的发生，首先遭殃的是工人阶级，他们的健康状况得不到保障，生产资料进一步丧失，从而造成工人的赤贫和人口的相对过剩。而这一切的发生，却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制度密不可分。在工人阶级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时，无产阶级也进行了不懈的抗争。如发生于1845年英国和爱尔兰的马铃薯病灾，导致3年的农业歉收和1847年全欧经济危机，成为1848年欧洲革命的导火索。1844-1845年波兰的农业歉收和洪水泛滥所酿成的饥荒，最终导致1846年波兰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正如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所指出的：“现今的一切贫困灾难，完全是由已不适合于时间条件的社会制度造成的”，“用建立新社会制度的办法来彻底铲除这一切贫困的手段已经具备”，这就“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著中常用“瘟疫”和“丧钟”之类的表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揭露和批判。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说过“瘟疫也是资本主义的丧钟”这句话。即便如此，这句打着马克思旗号的“名言”瞬间风靡网络，让人不得不叹服马克思的“神预言”。然而，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不需要以这样的方式彰显其当代存在。这样的方式，其实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低级红”。谣言止于智者，我们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倡导实事求是的学风与文风，准确地、客观地、全面地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也才能在新时代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