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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从何处获得更多的利润的一个指证是外国直接投资在全球流动提供的。三分之二的外国直接投资投向发达国家，其余的投资最大的一块唯一的目的地是中国。有财政顺差的非西方国家（中国、海湾石油国等）用这些资金收购西方的公司，表明它们知道最大的利润在哪里。最后，对某些资本家来说私有化是非常有利的。它本身不能创造更多的价值;只是能够做到增加对工人或农民的剥削。相反，只是意味着顺差从一个资本家分流给另一个资本家。但是这对资本家个人是有利的。他们的物质利益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联系非常密切，他们准备吸引、贿赂和恐吓政治家们以便使私有化走得更远。
【原编者按：克里斯·哈曼（1942-2010），出生于英国工人家庭，1961年在伦敦经济学院读书时参加了“社会主义评论小组”，即后来的“国际社会主义”（International Socialists）团体，后成为其杂志的记者和编辑（1975-1977年，以及1982-2004年间）。他是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主要理论家，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著述颇丰。他的著述与一般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同的地方就是立场基本上都站在工人阶级一边，不是陶醉于西方经济学的数学模型、公式计算，而是切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的软肋，对新自由主义、垄断资本主义的分析透彻，是继列宁、卢森堡之后少有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分析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新趋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深刻理解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对于了解政府处理当前经济危机的政策极为重要。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克里斯·哈曼（1942—2009）在本文中分析了新自由主义的现实，讨论了左派中存在的一些观念，如关于国家的经济作用的下降、设想的生产与金融的分离，以及戴维·哈维提出的“通过劫掠积累”的观点等。在哈曼的分析中很清楚的思想是，虽然“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对资产阶级带来好处，但对确保高利润率和克服资本主义的矛盾同样是不够的。】
将任何意识形态的要求和具有这种意识形态的人在实践中所做的事情加以区别是很重要的。两者很少一致。尽管这样，不论是在左派或是右派当中许多人继续断言新自由主义与最近30年的实践经验并不协调。
首先，正在扩散的信仰是新自由主义意味着一种国家的倒退。这在观察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支出的指数时是自我矛盾的。
跨国公司继续扎根各国。它们中的大多数集中在唯一一个来源国，拥有一半以上的的资金、市场和劳动力，以便保护它们的利益。国家的干预被用来打击男女劳动者，比如用反对工会的法律或是利用警察反对罢工。但是也不断被用来保护受到危机后果影响的资本。美国政府帮助拯救克莱斯勒公司，当它在1979年临近破产的时候，在80年代政府负责谈判以便避免因拉丁美洲国家无力支付的债务而垮台。最近通过联邦储备中央银行试图限制因次级贷款危机对金融系统造成的损失。事实上，从70年代起，国家干预危机比50或60年代更多了，简单的理由是后来的危机更加严重。
采用“凯恩斯主义的”旧技术确实没有能够阻止危机，这导致试图让市场控制，相信“创造性的破坏”将使“有效的”资本因“无效的”资本的削弱或消灭而获益。这是70年代末在美国试图实现的提高利率的“波尔克休克疗法”。但是，每一次这些意图的幸存者又再次依靠国家。
美国可能是“先进的”国家，在那里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扎根更深。但是在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大多数时期采用要求贷款的“凯恩斯主义的”方法资助了国家的支出，超过了凯恩主义时代所做的事情。对美国的统治阶级来说，新自由主义被理解为允许市场摆脱已经建立的资本-是强加给较弱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某种东西以便对美国的资本有利，而不是在美国应当允许没有限制地做某些事情。
在西欧、日本和中国同样的逻辑在继续，在俄罗斯出现了叶利钦的破坏浪潮。更自觉的意图是将新自由主义的实践强加给地球南部的穷国。在战后“发展主义的”年代加强了权力的当地统治阶级天真地拥抱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措施，希望变成在其他国家运作的资本的伙伴。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社会紧张，导致重新肯定国家的作用。某些拉丁美洲国家出现了“新发展主义的”转向，将“凯恩斯主义的”实践与“新自由主义的”实践混杂在一起，这是破坏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的结果。 由于这个原因，“新自由主义”并不是今天资本运作恰如其分的描述。并不存在一个多世纪以来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制度的倒退。代替它的是一个试图通过在国际范围内重组20世纪出现的机构来解决它的问题的制度，马克思主义曾将这些机构称之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继续发挥一种中心的作用，作为供给者或调控者，即使是在全球化使其比在战后头几十年更难做到的时候。
关于金融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认为存在资本两个部分（金融或工业）分离的断言是可以驳斥的。许多金融机构在以贷款者和借贷者之间的中介卷入时，不仅提供资金，而且接受贷款。对它们来说重要的不是利率的绝对水平，而是不同利率之间出现的差额，特别是长期利率与短期利率之间的差额，对工业提供转让和得到贷款，在投资中间积累因利息的变化而得来的顺差。
最近25年期间一个重要的现象是进行新投资的顺差比例慢慢被破坏，因为利润率没有完全恢复到它在70年代初的水平。资本的储蓄多于生产性的投资，工业资本家开始进行金融冒险，其意图是以获利更多的方式利用他们的顺差。如果说资本的大部分集中在金融部门，这是因为工业资本企图通过“金融化”恢复他们的利润率。这是一条死胡同，因为只有生产性的劳动能够创造新的持久的价值。并不是华尔街征服了缅因街，正如哈维所说的那样，而是两者对战后最近几十年并不存在的问题互相对立。
“劫掠的积累”
戴维·哈维关于新自由主义集中在对它的特征的论证导致一种新的资本积累的模式，即“劫掠的积累”。这是“与扩大的再生产相关的占统治地位的积累方式”，它采取很广泛的形式：
“土地的私有化和对农民人口的强制迁移”
; “普通的、集体的和国家的所有权等转换成专门的权利”
; “劳动力的商品化和取消生产和消费的选择方式”
; “交换的货币化和特别的土地评价”;
减少“因为债务而完全被剥夺的居民”
; “通过信贷和操纵库存掠夺商品”
; “遗传材料的专利和许可，原生质种子和所有类型的产品”
; 在危机期间以“拍卖价”“购买”减价的商品，“策划、引导和控制危机是为了使制度合理化”，为了“使劫掠的积累发生而不发生总危机”
; “减少为了保护劳动而设计的调控框架”。
哈维的单子包括了当代资本主义令人不愉快各种特性。但是只说明这些特性如何“劫掠”，不能解释现在的国家制度。当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在19世纪使用“所有权是一种盗窃”这句话时，他发出了能够表达居民愤怒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战争呼喊;与哈维所说的“劫掠的积累”的话是同样的。但是喊口号反对偷盗和进行严肃的分析不是同一回事，如同马克思1847年批评普鲁东那样。
哈维分析的问题是更为严肃的，它包括总是陪伴着资本主义积累的特性，如在衰退-繁荣-再衰退的周期里某些资本被其他的资本“劫掠”，或如同对工资和劳动条件的打击。还包括一些资本家为了以其他人为代价扩大自己的利润采用的方法，“通过信贷和操纵囤积劫掠商品”，不能允许资本家阶级在全球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的：
资本家阶级从其整体考虑不能作为阶级而致富，不能增加他们的总资本，或生产一种顺差的价值，因为一个资本家赚取的是另一个资本家损失的。作为整体的阶级不可能欺骗自己。
对某些资本家被另外一些资本家“劫掠”的做法也以某种劫掠的方式对居民中非资本家的阶层采用。比如，穷国内地城市的穷人被驱赶的现象，目的是让那里的企业发财，这意味着对最贫穷的居民更严重的压迫。但是这本身对全球的资本家阶级并不创造一种顺差的价值。豪华楼层或办公楼的租金由富裕家庭口袋里已有的顺差支付或是由公司支付。
“原始的”积累
哈维的根据是“劫掠”意味着“原始的积累”，这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初期提出的理论，这继续是（资本主义）制度一个集中的特征，甚至是比通过剥削劳动力的积累更加重要的特征。但是对马克思来说，原始积累不是仅仅因第一批资本家通过盗窃创造财富。具体地说，那是盗窃农民的土地，使他们被迫寻找领取工资的劳动。在剥削阶级如何通过武力（这在所有类型的阶级社会都发生过）增加他们的财富中没有找到他们的特征，而是在如何允许以特有的资本主义方式发展而增加财富才找到他们的特征，这创造了一个“自由的”工人阶级，他们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没有别的选择。
这种“原始的”积累方式如今还在继续。埃及的老地主，巴西的农村资本家，中国的地方负责人和在印度最近建立的资本主义农场经常企图占有当地农民的土地。但是，哈维在论证这只是最近几十年的特征时搞错了。如同特里·拜尔斯指出的，在战后的几十年原始的积累发生在殖民帝国，尽管在它使生产者与他们的生产资料分离时是很不成功的，西欧的原始积累曾经是这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拥有土地的贫穷的农民阶层。
尽管最近几十年人们看到更粗暴的原始积累的方式，“说资本主义的改革是成功的”并不明显，在东亚的情况除外。
任何对原始积累的解释都不应当处于20世纪最重要的原始积累之外：在前苏联从1929年起斯大林推行的农业“集体化”之后，数百万个农民家庭被征用。哈维所指的是这一点，但是没有包括在他对新自由主义之前对资本主义的讲述中，他将资本主义类型的制度看作是在那些国家实施现代化计划的意图，那些国家没有开始资本主义的发展。
对哈维来说，马克思的“原始积累”的思想不如罗萨·卢森堡的另一个思想重要。卢森堡解释说，对资本主义的产品需求的缺乏造成这个制度只能通过呑食它周围的前资本主义世界才能扩张。哈维写道，“‘外部的’某种类型对稳定资本主义是必要的想法是中肯的”。对他来说，资本主义的问题是“超额积累”，它决定吞噬“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或还没有无产阶级化的某个资本主义的阶层”。
但是，为了允许“通过劫掠积累”必要的数量，在资本主义之外还有什么呢？哈维的回答是国家构成这个“外部的”东西，不论是国家，“非资本主义的国家”，大部分第三世界发展主义的国家，或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部门，对他来说所有的都是“非资本主义的”。因此，改变它们的财产为私人掌握，会为资本主义的积累提供新的资金。在使用这个论据时，哈维利用了大部分国际左派的“共同的判断力”，但那是一种错误的共同判断力。
早在1870年代，恩格斯就理解国有化本身并不创造资本主义之外某种外部的东西：
现代国家的形式并不重要，从本质上说是一台资本主义的机器……整个国家资本人格化的理想。在更多地采用生产力时，就更多地变成全国的资本家，剥削更多的公民。劳动者继续是领取工资的工人，无产者。资本主义的关系没有消灭，以另一副面孔出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时期，马克思主义严肃的分析必须考虑到国家的干预不仅作为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支持，而且作为资本本身的积累者。比如，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华钦·希尔奇说：这样，由于生产力的进步，保持积累的进程要求具有规模的个人的资本和形式，到这个程度资本在它的再生产进程中还不能提供这种规模，只能靠国家机器的干预才能获得。
读哈维的书时，可以相信存在一个强有力的国家部门在战后的几十年里使积累加速。但是在那个时代积累率比现在高，被称为“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如本·菲内指出的，“繁荣是由哈维看作现代积累的工具相反的因素支持的，如国有化工业的扩大和一般国家的经济的作用”。
私有化的真正意义
在过去的25年里在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存在一个将国有工业私有化的趋势，如同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曾存方向相反的趋势。这怎么解释呢？存在不同的相关因素。
80年代走向国有工业私有化的最初步骤是对“国家财政危机”一种实用的回答;当衰退影响税收和失业时，对国家财政的压力迫使支付补贴和社会保险。出售国有资产带来很多资金，在短期内减缓了政府的问题。
此外，存在着被竞争减轻的国家垄断没有向它的劳动者施加足够压力的信念。这种视角的逻辑是打破国家的垄断和将其向市场开放将迫使它们的经理对他们的劳动者更加强硬，恐吓工人让他们接受更坏的条件。私有化的进程确实鼓励经理们引入提高生产率的方法。一旦私有化以后，公司将将其他的活动分包，很简单，这样将软弱的劳动者的团体与其他潜在的更强大的团体混杂在一起。本·菲内认为“私有化是一种重要的方式，使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得以重组”，与所谓“劳工灵活性的市场”相联系。
但是这种私有化的动机可能与将其用来在短期内解决国家的财政问题相冲突。为了让国家能够靠私有化挣钱，接受私有化的人应当有一份垄断利润的说明书。解散企业是为了鼓励经理，恐吓工人，消灭上述垄断。在实践中许多国有企业被原封不动地出售，处在有权确定资本其他部分垄断价格的地位。国家不得不任命“调控机构”，通过法令使市场做它应当做的事情。
同时，私有化不是唯一能够造成市场自动起作用的幻想的办法。将国家经营的机构分解为竞争性的单位（比如英国国家卫生服务的“信托基金”）能够达到同样的目的：在某些机构内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市场的见证”。或由于旨在本国企业之间创造竞争，经常是国家所有制的企业。这就是欧盟企图对广泛的工业部门做的事情，如电力和邮政服务部门。在一个国家如英国私有化的最后结果，广大的服务部门被私有化，如电力、水务和铁路，可以由国家所有制的外国公司控制。
最后这些例子否认了哈维关于私有化穿越“非资本主义的”生产和“资本主义的”生产之间魔术般的路线。请记住他所说的新自由主义关注“阶级的权力”，尽管将其说成是一种阶级的权力的“修复”——而不说成是创造——这是广泛地夸大在新自由主义之前的时期资本家阶级的软弱性。关于私有化的实际效果也存在着重要的辩论。凯恩斯主义的分析人士对因并不存在的或很少的私有化的效果出现的利润进行研究，与诸如在国有化的范围内引入新技术同样的或更大效果发生的变化进行比较。
阶级的权力以另外的方式介入私有化。一个有力的意识形态的神话是在资产阶级的民主之下支持资本主义权力的是代表全体居民的国家。为了支持这种神话，领导阶级必须对国家影响力的范围通过选举向居民让步。当总的利润允许对现实的改革做出让步时，这不是一个问题。国家拥有工业有助于支持关于阶级的力量国家是中立的神话。但是，当从30年前资本主义进入一个很长的危机时期时，出现了居民希望国有的工业保护他们免受这些危机的冲击。将国有的工业分离，让其服从于市场可能将对遭受危机的劳动者的打击非政治化，将罪过转移给市场“自主的”和“自然的”力量。
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加布里尔·波波夫在1989年至1992年骚动的几年里曾是莫斯科市的市长，他说：“如果我们不很快将所有制非国有化和私有化，我们将受到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的劳动者的浪潮的打击”。
俄罗斯的这个例子挑战了哈维认为1989至1991年期间“非资本主义的”国家将变成资本主义的国家以有利于全球世界的制度的思想。这个思想远没有“创造”一个新的阶级，大多数国家继续控制着工业。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它们寻求找到一条重组在自己控制之下的经济的出路，以私有化的方式保护自己，私有化使部分居民造成一种所有制的幻想，（比如通过向工业家和共产党的官僚分配证券进行私有化，他们可以低价购买）。一些旧的统治者赚了钱，另外一些人赔了钱。但是认为结果是对积累的巨大推动很难成立，不论是在前苏联还是在世界的其他地方都是如此;90年代在全球范围内积累率下降，以至低于80年代。
80年代英国的私有化几乎是“赠送的”，当时企业和它的存货以低于其实际价值出售，这具有补充的意识形态优势，赢得中产阶级和某些劳动者的支持。但是，这股力量并不像80年代中期某些人所断言的“专制的民粹主义”那么强有力。比如，80年代的一项研究断定购买了官方保护的住房的劳动者没有对不这样做的托利党人投更多的票。当哈维说在撒切尔统治下“中产阶级的价值广泛扩大以至包括过去被坚定地确定为工人阶级的人”，这是夸大了。
私有化的倾向中另外有两个介入的因素。许多分析认为私有化使通过在国界之外兼并或收购的重组更简单。如本·菲内所说的，在国际上重组对国家限制本国所有权的工业意味着一个问题。对介入这些活动的资本家来说，存在的疑问是国家所有制的一个伙伴将减少税赋和本国政府的补贴，扭曲它的结算。如果合并的公司面临经济困难，政府将在政治上受到负担外国伙伴死亡的压力。
在私有化的逻辑中这个因素对那些能够从中获利的人特别有吸引力。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将私有化强加给穷国以换取延期支付债务为美国和欧洲的资本带来巨额利润。哈维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但是他提出“通过劫掠积累”的方式作为创造利润的中心则是错误的。
资本从何处获得更多的利润的一个指证是外国直接投资在全球流动提供的。三分之二的外国直接投资投向发达国家，其余的投资最大的一块唯一的目的地是中国。有财政顺差的非西方国家（中国、海湾石油国等）用这些资金收购西方的公司，表明它们知道最大的利润在哪里。
最后，对某些资本家来说私有化是非常有利的。它本身不能创造更多的价值;只是能够做到增加对工人或农民的剥削。相反，只是意味着顺差从一个资本家分流给另一个资本家。
但是这对资本家个人是有利的。他们的物质利益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联系非常密切，他们准备吸引、贿赂和恐吓政治家们以便使私有化走得更远。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4年9月1日西班牙《起义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