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毕业季，随着众多毕业生成为租房的新房客，租房市场迎来了一年一度的高峰，房租价格也应声上涨。

　　从全国范围来看，近期一些大中城市的租金均价有所上浮。据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数据，5月毕业租房季部分需求提前释放，全国大中城市租金均价环比上涨0.47%，被监测的20个城市中，有15个城市租金上涨。进入6月后，看房人数有所增加，成交周期变短，租金略有上涨，企业云集、交通便利的核心区域租金涨幅较大。

　　对包括应届毕业生在内的不少年轻人来说，房租已经成为在城市打拼最大最沉重的负担。贝壳研究院的一份报告称，房租收入比在30%及以下是相对合理的区间，不会明显影响租房人群的幸福感。而其数据显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成都、重庆、西安八个城市中，仅成都与重庆的房租收入比低于30%。

　　而北京、上海、深圳的白领把一半以上的工资都用来交房租了。房租收入比最高的是深圳，达到59.2%，其次是上海与北京，均为51%左右。

　　初入社会的年轻人收入本就不高，消费需求又旺盛，被房租分走大半收入之后，要想维持生活水准，或者通过消费品的档次来提升自我认同感（俗称虚荣心），就更容易落入信用卡、消费贷的恶性循环。

　　实际上不仅中国，全球各主要国家都或多或少地出现了房租收入比上升的问题。

　　美国地产数据公司Attom Data Solutions数据显示，加州的马林县、旧金山市区的租房者2018年将把工资中的77%用于支付房租。从全美范围来看，房租收入比约为38%，千禧一代（22—40岁）更高，需要拿出近一半的收入（45%）缴纳房租，而更年轻一代人（22至29岁）的租金负担将更重（47%）。

　　以房租管理严格著称的德国情况也没好到哪去。2016年，慕尼黑、汉堡、柏林市中心的房租收入比分别为41%、37%、32.6%。这还是在德国对房租涨幅严格控制的情况下（3年内累计涨幅不得超过15%）。

　　英国的情况更糟。CV-Library网站数据显示，伦敦的租金占收入比平均为37.08%，主要城区更是高达60%以上。有报道显示，伦敦已经是全欧洲房租占收入比例最高的城市。

　　澳大利亚最大的非政府社会住房提供商之一Compass Housing Services发布的《澳洲住房收入差距报告》显示，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三个城市市区的房租收入比约为50%。

　　各国家中心城市的平均房租占比基本都超过了30%，核心地区超过50%，对年轻人和低收入群体来说，房租收入比只会更高。　　过高的房租支出使得年轻人的生活成本太高、压力太大，这已经成了一种全球普遍现象。为什么这样呢？

　　我们认为，共同特征的背后体现出了一种共同规律：生产率增长缓慢导致实体经济增速放缓，又因为现代信用货币体制难以持续保持高度自律，各国不约而同共地选择了债务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

　　债务扩张必然导致货币扩张，进而吹大资产泡沫。在美国，资产泡沫表现为金融资产价格上升，在中国则体现为土地房产价格的上涨。

　　资产泡沫的本质是一种财富再分配。刚进入社会缺乏积累的年轻人，还有收入仅能维持日常开销的低收入群体，他们没有投资资本，难以分享资产价格上涨的好处，处在财富再分配的底层。一轮又一轮的价格上涨，使得他们彻底沦为了这一游戏的受害者。

　　要在生产率增长缓慢的情况下强求经济数字表面上的增长，只能选择债务驱动模式，而其代价却要年轻人和低收入群体来承担，透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从长远来看，这无疑将削弱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即便是表面的增长也难以持久。

　　所以应该早日改弦更张，抛弃债务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回到靠提高生产率驱动经济增长的正道上来。如果陷入路径依赖，仍然指望靠财政赤字、货币宽松，刺激资产泡沫来推动经济增长，只会加剧年轻低收入群体和利益既得群体之间的矛盾，撕裂整个社会，不仅使经济增长成为空中楼阁，更可能带来社会的分裂、对立与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