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中产阶层的衰落并不是韩国独有的问题，社会两极化也不是韩国特有的现象。自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席卷全球以来，中产阶层衰落和社会两极化便一直处于进行时中。也正因如此，使得这些问题获得解决的前景更加扑朔迷离。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在问世后不久就被译为韩文出版，并在韩国社会引起极大反响，这也从侧面说明了韩国社会目前的整体氛围。

　　“中产阶层正在消失。”这是当前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党首秋美爱在2011年出版的《中产阶层大爆炸》一书的正文第一句话。秋美爱并非危言耸听。实际上，自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两极化和不平等问题就一直是韩国社会的关注焦点之一。与两极化问题互为表里的中产阶层危机、中产阶层衰落等话题，也一直是学界研究和公共舆论的重点。

　　20世纪60年代初期至90年代中期，经济高速增长的韩国社会见证了以经理人阶层、监理人阶层和技术专才阶层为主干的新中产阶级的快速成长。90年代中期时，一半以上的韩国国民都有着中产阶层身份认同，韩国社会的阶级分层基本上保持着健康的菱形结构。这一图式基本上是韩国社会学界公认的定论。但1997年席卷亚洲的金融危机成了韩国社会的一大转折点。1997年金融危机对韩国的影响远远超过当年顺利度过危机的我们中国人的想象。因为，危机之际，韩国政府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要求，进行了诸多改革。这些改革措施彻底改变了韩国的经济社会体制，对韩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而，1997年之后建立起来的经济和社会体制被韩国人称为“九七体制”。经济领域新自由主义的“九七体制”与政治领域民主宪政的“八七体制”是理解当前韩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现状的两个基本框架。

　　1997年金融危机发生后，韩国面临国家破产的可能性。为了克服危机，1998年初上台的金大中政府（1998.02-2003.02）在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30亿美元救济贷款后，又接受了世界银行的史上最大规模的紧急救济贷款。但条件是立刻实施世界银行所要求的改革。于是，左翼的金大中政府推进了一系列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包括国有企业和公有企业的私有化、提升劳动市场的弹性和用工灵活度、银行业的结构调整、商品和金融市场的开放，等等。当然，为了减少抵抗和阻力、保证新自由主义改革的顺利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还要求韩国政府建立、扩大和完善了先前十分脆弱的社会安全网，由此奠定了今天韩国福利制度的基本框架。只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带来的巨大冲击面前，福利制度无异于挡车之螳臂、车薪之杯水。否则，又何来后日严重的两极化和社会不平等问题呢？

　　劳动市场的灵活化改革给了企业在用人和裁人方面的极大自由，于是，即刻就产生了大量的失业者和非正式工（包括各种临时工和计日工等），造成收入不平等的急剧拉大，导致贫困群体和“穷忙族（working poor）”的大量出现。进入新世纪后，虽然随着危机的逐渐克服，高失业率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但付出的代价却是低薪、非正式工的大规模出现和持续存在。就业不稳定和无保障所导致的贫困问题正是韩国社会所面临的不平等问题和贫困问题的一大特征。一般情况下就业岗位的数量和质量是成反比关系的，即如果单纯要增加就业岗位的数量，则有可能因此降低就业岗位的质量；反之亦如是。而韩国则是就业岗位的数量和质量同时处于较低水平上，即低雇佣率和“穷忙”现象同时存在。

　　根据韩国社会学者申光荣发表于2008年的一项研究，2005年时，在劳动阶层中非熟练工的非正式工比例高达43.8%，熟练工的非正式工比例为42.3%，白领劳工中的非正式工为38.8%。然而，非正式工并不仅仅存在于劳工阶层，在中产阶级中也存在相当比例的非正式工，比如在构成中产阶层中的上层的专业人才和管理阶层中，非正式工的比例为11.5%；在构成中产阶层中的下层的技术人员和半专业人才中，这一比例为20.4%。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之间的工资差距是非常大的。与此同时，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工资水平差距也越来越大，而大企业所提供的就业岗位却越来越少——20世纪90年代初，300人以上的企业所提供的就业岗位占全部就业岗位的20%，但到了2010年左右这一比例已下降到不足10%（有关大企业就业岗位的这一数据，来自韩国社会学者田炳裕2010年的论文）。

　　国有企业和公有企业的私有化，则形成了股东资本主义的积累结构。这种积累结构以出资的股东为最高服务对象，以股东分红为导向，以提升股价和猎取短期利益为目标，而忽视基础设施或设备投资，压制和牺牲劳动者的需求、消费者的利益和共同体的福祉。韩国社会学者赵敦文（조돈문，音译）在其2005年的一篇探讨韩国向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过渡与卢武铉政府的劳动政策的文章中，把韩国三大通信巨头之一的韩国电信公司KT作为一个典型案例，探讨了它在私有化前后的诸多变化。KT不论在私有化后，还是在私有化前，每年在10兆韩元的营业额中，均保持了1兆韩元（即1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60亿元）左右的净利润，但设备投资在营业额中的占比则从2000年（私有化前）的33.9%降到2004年（私有化后）的15.3%，研发费用在营业额中的占比也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6-7%，降到了2004年的2.7%。由于设备投资不足，2005年2月底在首都圈和釜山、大邱等韩国经济核心地带曾发生连火警电话119和公安报警电话112都陷于瘫痪状态的重大通信事故，给消费者和国民带来了极大损失。同时，私有化后的KT通过各种方式谋求提升股价，通过巨额的纯利润和高分红来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而这一过程伴随着劳动者的巨大牺牲。在私有化过程中，随着结构调整的进行，从1997年到2003年，有2.5万名正式员工以半强制的方式被“劝退”，有1万多名非正式员工被解雇。由此，KT正式员工从1998年的5.8万名减少到2004年的3.7万名，等于减少了整整35%。赵敦文指出，高利润、低投资，是股东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下普遍的企业经营策略，因为其着眼点就是短期收益和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而KT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典型案例罢了。

　　随着银行的私有化和金融市场的开放，韩国几家主要商业银行中，除了友利银行外，外资持股比例在1999年之后均出现大幅增长，到2005年3月，国民银行的外资持股比例为78.3%，韩亚银行为72.7%，新韩银行为63.6%。也就是说，主要商业银行都处于外国资本的控制之下。也难怪友利银行的广告总是温情脉脉地强调自身是韩国唯一的“土宗银行”（本土银行）。随着银行业所有权结构的变化，银行逐渐丧失了对经济状况进行检测和监督的作用，银行发放贷款的重心也从企业贷款转向家庭贷款，从长期贷款转向短期贷款。企业筹措资金的主要渠道不得已从以银行贷款为主而转向以股市为主、以银行贷款为辅，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经营方式也不得不以服务于股东利益为最高原则，注重短期利益，努力提升和维持股价，而忽视职工和消费者的利益，忽视企业的社会责任。2017年10月，共同民主党所属国会议员朴赞大在对从韩国金融监督院收到的资料进行分析后表示，2013-2016年间，韩国四大银行——新韩银行、国民银行、韩亚银行和友利银行——给股东的现金分红持续大幅增加，但这几家银行的社会责任预算却在一路下滑，而且，除了友利银行（外资持股比例为29.95%）外，新韩银行（69.48%）、国民银行（68.55%）和韩亚银行（73.5%）的外资持股比例均在70%左右，也就是说，大部分的现金分红都进了外国投资者的腰包，韩国国民并未因现金分红的增加而获得相应的收益。

　　金大中政府时期在英美新自由主义理念指导下的系列经济改革，在随后上台的、同为左翼的卢武铉政府（2003.02-2008.02）时期，被有条不紊地继续推进，韩国的经济模式也从“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进一步转变为市场占支配地位的自由市场经济。在劳工和“庶民”阶层支持下当选的卢武铉政府——他在竞选时提出的包括推进建设“社会整合性的劳资关系”在内的12大国家政策课题很好地反映了当时因就业岗位不稳定无保障、不同阶层间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而已开始在社会上蔓延的对两极化问题的担忧与不满——在上台后由于继续推行金大中时期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背离了对劳工阶层的承诺，而在2005年中期以后遭到韩国两大工会联盟——韩国工会总联盟与全国民主工会总联盟——的全面反抗。

金大中

　　随着劳工反抗和社会两极化现象的日益严重，最终，卢武铉在2006年的新年演讲里，正式提出了两极化问题。这是卢武铉就任总统以后，首次在新年贺词和新年记者会之外，另外举行一场新年演讲来专门谈论经济和社会问题。在2006年1月18日于首尔白凡纪念馆进行的这场演讲中，卢武铉总统把社会的两极化问题作为国家重大问题提了出来，即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正式员工和非正式员工之间、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差距在日益扩大；中小企业的利润率不足大企业的一半，中小企业员工的薪酬约为大企业的60%左右，非正式员工的薪酬约为正式员工的60%，而且这些差距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直在不断扩大，非正式员工的数量也一直快速增长，个体户和小商小贩的经营状况也变得惨淡，由于这些原因，韩国人的收入水平也在往两极化方向发展。那么，如何应对这一问题呢？卢武铉总统给出的核心方案是“创造高质量的就业岗位、促进中小企业和服务业发展、增加社会服务方面的就业岗位”（卢武铉史料馆）。应该说，这代表了当时的韩国政府对韩国社会整体状况的一个宏观诊断。

　　在卢武铉于新年演讲中提出两极化问题之后，韩国社会再次掀起了有关中产阶层的讨论，核心的问题意识是两极化导致的社会整合危机和中产阶层在社会整合方面的作用。对于卢武铉政府的这个诊断，执政党和左翼进步色彩的学者们即刻响应，认为韩国社会正面临两极化问题，如果不采取恰当措施积极应对的话，将会引起社会混乱、付出昂贵代价。但在野党、自由市场经济的拥护者则反对说，两极化问题是政府主导的煽动性的民粹主义的一环，在目前这个时间节点上提出两极化问题，目的是通过谴责上层社会，来获得占多数的下层民众的支持。

卢武铉

　　抛开政党政治里的选举策略和迎合民意的因素不谈，韩国社会的中产阶层危机和两极化问题确实自1997年金融危机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之后便已经在逐渐浮现了。早在2002年首尔市政开发研究院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在“上层”、“中层的上层”、“中层的中层”、“中层的下层”、“下层”五个范畴中，虽然选择中间三个范畴的人高达91.3%，但其中选择“中层的下层”的人达到39%。也就是说，高达39%的人虽然主观上不认为自己是“下层”，但实际上并未能达到“中产阶层”的标准。换言之，虽然大部分人在大的范畴上认为自己属于中间阶层，但却自觉地把自己定位在了中间阶层的边缘地位（数据来自韩国社会学者洪斗承2006年的论文）。这样来看，不论是“下层”的增加，还是“中层”里“中层的下层”的增加，其实都可以视为中产阶层危机的症候。

　　韩国农协下辖的NH投资证券百岁时代研究所在2016-2017年进行的调查表明，韩国中产阶层的理想与其所面对的现实之间有着相当大的差距。比如，韩国中产阶层所期望的月工资平均为511万韩元（1韩元约等于0.006人民币，511万韩元大约相当于3万人民币），而实际上的月平均工资为366万韩元。具体来看的话，上等中产阶层、中等中产阶层和下等中产阶层所期望的月薪分别是566万、493万、431万韩元，而这三者的实际平均月薪分别为448万、346万、235万韩元。再比如，韩国中产阶层所期望的财产平均值为6.42亿韩元（约为385万人民币），但实际上的平均财产为1.76亿韩元（约105万人民币），而且回答实际财产在1.0-1.5亿（60-90万人民币）之间的中产阶层是最多的。对于大部分韩国中产阶层而言，他们所希望拥有的财产规模无异于登天摘月。

　　不但中产阶层的理想和现实之间有着很大差距，中产阶层内部也有着相当大的差距。虽然同样是称为中产阶层，但不同层次的中产阶层之间有着明显的距离。按照字面上的定义，中产阶层是指月收入在收入中位数之50%-150%之间的人群。在韩国，按照韩国统计厅2015年公布的数据，“四口之家的月收入中位数为387万韩元”，那么，一个四口之家想要成为中产家庭的话，月收入就必须达到387万韩元的50%（194万韩元）以上。如果月收入超过387万韩元的150%（581万韩元）以上，则属于高收入阶层；如果月收入低于387万韩元的50%（194万韩元），则属于贫困阶层。也就是说，月收入在194万和581万韩元之间的四口之家都属于中产家庭，但同属中产家庭的这些家庭之间，实际上有着很大的差距。如果按照NH投资证券百岁时代研究所的三等分法，把月收入占收入中位数50%-83.3%的四口之家划分为“下等中产阶层”，83.3%-116.7%的为“中等中产阶层”，116.7%-150%的为“上等中产阶层”的话，则“41.3%的中产阶层为上等中产阶层，而中等中产阶层和下等中产阶层占比分别为39.2%、19.5%”，而“问题就在于那20%左右的下等中产阶层”，这些人很容易就滑落到贫困阶层了。而且，根据该研究所的分析和调查，考虑到退休后收入大幅下滑、韩国的生活成本等因素，在中产阶层中，最低37.5%、最高60%的人有可能在退休之后变成贫困阶层，也就是说成为困难群众。该研究所的研究团队感叹，曾几何时，“中产阶层”是幸福、稳定、温暖且充满了家庭气息的象征；如今，却变成了辛苦、不稳定和挣扎的象征。

　　如果说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初期和中期，尚有部分人认为韩国的中产阶层并未衰落、社会并未两极化的话，但十年后——且不说秋美爱在2011年的警示——从2015年开始韩国社会流行起来的“勺子阶级论”和“N弃一代”等用语则真实、生动、无奈地反映了社会整体氛围的变化和一般人的意识变化。

　　所谓“勺子阶级论”，是用钻石勺子、金勺子、银勺子、铜勺子和泥勺子来指称家庭出身不同的人。如果从家庭财产规模来看的话，有研究做了这样的大体描述：韩国社会最顶层0.1%的人是含着钻石勺子出生的，出身家庭拥有3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800万）以上的财产；其次的1%的人是含着金勺子出生的，家庭拥有2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200万）以上的财产；其次3%的人是含着银勺子出生的，家庭拥有1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600万）以上的财产；再其次是7.5%的含着铜勺子出生的人，家庭财产规模为5亿韩元（约合人民币300万）以上；最后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含着泥勺子出生的人，家庭财产在5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30万）以下（韩国NH投资证券百岁时代研究所，2017）。“勺子阶级论”源自韩国的一句俗语，即“有谁是含着金勺子出生的呢？”原意是指人们出生时是平等的，没有哪个人是含着金勺子出生的。但如今却衍生出了完全相反的意思，一方面用来描述出身家庭之间巨大的贫富差距和社会成员经济社会地位的严重不平等，一方面用来描述人们所属阶级在一出生时就决定了的阶层固化情况。“勺子阶级论”在2015年左右出现，在韩国社会流传甚广，2018年初甚至已经有专家写了一整本书来分析这个现象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

　　所谓“N弃一代”，是指韩国年轻人放弃各种人生目标的情况。比如“三弃一代”，指放弃恋爱、结婚、买房；“五弃一代”，指放弃恋爱、结婚、买房、生子、就业；“七弃一代”，指放弃恋爱、结婚、买房、生子、就业、希望、人际关系；“九弃一代”，指放弃恋爱、结婚、买房、生子、就业、希望、人际关系、外貌打理、健康管理；……直至“N弃一代”。看似很荒谬，但它们却真实地反映了韩国年轻人的这样一种意识：当人的出身决定了未来的社会成就和所属阶层，年轻人无法通过个人努力来过上更好的生活、无法通过社会流动实现阶层上升时，所感到的绝望和无奈。除了“勺子阶级论”和“N弃一代”，还有“地狱朝鲜（Hell Chosun，这里的“朝鲜”是指韩国）、“有钱无罪，无钱有罪”等反映社会两极化和阶级固化的各种流行用语。流行用语根源于社会成员对现实生活的直观感受和集体体验，往往反映了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整体氛围和宏观背景。韩国社会学者金文朝等人在2017年发表的访谈研究指出，韩国普通人对今日韩国社会阶级状况的认知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总结：“由挫败感产生的嗔恨心和怒火正日渐蔓延、加重”。

　　秋美爱曾在2011年那本书中对韩国目前的中产阶层、亦即在韩国现代化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中产阶层做了这样的描述：“韩国的中产阶层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80年代大规模增加。在这一时期高中或大学毕业的人，一般都能找到与自己的能力和专业相符的工作。他们成家立业，平均有两个子女。有一定的存款、有房、有车，并能供子女上大学的话，基本上就是韩国城市中产家庭的模范了。大约就是现在（2011年）四十多岁、五十多岁，被称为战后婴儿潮的那一代人。这些人大部分是在现代化时期从农村进军城市、找到工作后从其他地方移居到首尔和首都圈的一代人。有些人白天在工厂劳动，晚上读夜校，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有些人为了读大学，坐着夜车来到首尔。这些人也许也经历过失败和挫折，但梦想绝不是空想。梦想是可以实现的美好生活的追求动力和希望。他们的父母那一代人经历了末期的日本殖民统治和韩国战争（即朝鲜战争），并没有什么家产可以留给子女，唯有不停地敦促子女‘好好学习、好好学习’，以摆脱贫困，过上比父母那一代人更好的生活。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婴儿潮一代的大部分人都如父母所期望的那样，通过自己的努力白手起家，成家立业，成为了中产阶层。正是这些人，构成了目前大韩民国经济的中坚力量。”

　　也就是说，当年人们只要努力，都有希望实现自己的梦想，过上更好的生活，成为稳定富足的中产阶层。但如今，很多年轻人面临的却只有“勺子阶级论”和“N弃一代”的惨淡现实。就在今天早晨（2018年7月1日），韩联社还发出了一篇“据说富人增加了，可为什么我这么穷呢？”的深度分析报道。报道说，根据韩国银行和统计厅的调查报告，前20%的韩国人拥有全部净资产的60%以上，而后50%的韩国人只拥有所有净资产的10.9%。根据KB金融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拥有1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600万）以上金融资产的富人从2012年底的16.3万名增加到了2016年底的24.2万名，这些富人所拥有的金融资产也从366兆韩元增加到了552兆（1兆韩元约等于60亿人民币）韩元。这意味着顶层0.47%的韩国人占去了全部金融资产的16.3%。根据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和韩国劳动研究院两位研究员撰写的调查报告，反应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从1996年的0.3033增加到了2016年的0.4018，以2016年为准，前10%的人所获得的收入占了全部个人收入的49.2%。

　　而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又直接反映在对子女教育的投资上，以及对子女婚礼的支持力度上。该报道说，根据韩国统计厅公布的数据，2017年前20%的家庭投资在子女补习教育上的费用是后20%家庭的27倍。而韩亚金融管理研究所公布的《2018富人报告书》显示，拥有10亿韩元以上金融资产的富人们，仅在子女婚礼一项上就投入6-7亿韩元（360万-420万人民币）；而根据新韩银行2017年的《普通人金融生活报告书》，中产阶层家庭对子女婚礼的资金支持则不过平均6359万韩元（约合38万人民币）。由于所继承财产、收入和教育等方面的差距，现在阶层之间的流动几乎是不可能的。报道指出，按照经合组织（OECD）最近发表的《社会阶梯是否已经崩溃？》报告书，出生于韩国底层10%家庭的子女要花五代人的时间才能成为中产阶层，也就是说要花上整整150年时间才能上升为中产阶层。

　　富人和富人的财富在不断增加，而穷人的生活却日益水深火热。以青年和老年为主的独居群体——根据另一家韩国媒体Herald经济网报道，以2016年为准，韩国独居人群的比例为总人口的27.9%，首尔地区的这一比例为30.1%，即均接近30%——往往是入不敷出，根据韩国统计厅公布的资料，以2017年为准，独居者的月均收入为169万韩元（约为人民币1万），月均支出却为177万韩元。生活在首尔的独居青年（20-34岁）中，住在半地下、屋顶增设小房间和“考试院”——这些地方或者采光不足、潮湿阴暗，或者冬冷夏热，或者空间狭小甚至没有窗户——的人的比例也逐年上升，2015年达到了37.2%。而韩国的自杀率也在2003至2016年间连续十三年高居经合组织国家第一位（自杀率远高于第二位的日本、第三位的芬兰和第四位的美国），尤其是老人的自杀率又高达整体自杀率的两倍。而自杀的原因大部分都是生活贫困无依。该报道最后援引对韩国中央大学申光荣教授的采访说，当放弃了生活希望的贫困阶层越来越多时，社会矛盾必然会更加严重；富人和穷人各自形成异质的社会认识和政治意识，结果就是在同一个社会内部出现分裂现象。为了缓解这些现象、解决这些问题，政府的角色举足轻重。

　　然而，韩国的政治生态看起来并不利于解决韩国社会面临的这些问题、消弭韩国社会存在的这些撕裂和对立。长期活跃于韩国政界第一线的秋美爱，也在其书中直言不讳地指出：“（民主化以来）不论是左翼进步政党，还是右翼保守政党，都为了迎合民意而侧重于短期疗法或‘政绩工程主义’。就像承诺大学只交半价学费那样，对于这样的政策承诺，如何筹措补助资金是关键，但政党在做出这些承诺时甚至都未曾想过如何去筹措预算。像FTA这样对经济结构有着重大影响的对外政策，政府在作出决策时甚至都来不及去思考一下它可能带来的后遗症或副作用。两大政党只是根据临时的短期的需要来采取行动。国会也是只有对立和冲突，双方为了反对而反对。”

　　当然，中产阶层的衰落并不是韩国独有的问题，社会两极化也不是韩国特有的现象。自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席卷全球以来，中产阶层衰落和社会两极化便一直处于进行时中。也正因如此，使得这些问题获得解决的前景更加扑朔迷离。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在问世后不久就被译为韩文出版，并在韩国社会引起极大反响，这也从侧面说明了韩国社会目前的整体氛围。其实，在韩国，除了20世纪80年代民主化运动风起云涌时曾短暂兴起过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来剖析韩国阶级状况的潮流外，一般都是用韦伯的阶层（stratification）或“地位群体（status group）”概念作为分析工具。而且，20世纪80、90年代即使以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对1960年代-1990年代韩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化进行考察的研究，也都认为这一阶段韩国并未出现阶级两极化现象。但近年来随着中产阶层危机的出现和社会两极化现象的日益加重，马克思的阶级两极化理论似乎正获得更强的说服力。也难怪韩国社会学者金文朝呼吁，韩国现在需要新的阶级理论，来提高对现实问题的分析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