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宏良按：死者长已矣，生者最艰难！据说北京周边的北漂族已经被要求限期搬离，期限只有五天。老百姓难啊……
中学历史课本用一句话总结近代史：落后就要挨打。“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本应随着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为人类社会所共同警惕，却反而成为今天我们社会实际遵守的基本价值。
在这种价值的支配下，成为弱者（穷人、残疾人、外来人）本身即是犯罪，是需要被清理的”低端人口“（臭名昭著的优生学概念继续被用来指导政策）。
今天发生的事情反正也不能谈论，说一下远一点的事情。
2011年深圳开始禁止电动摩托车上路，当时我和朋友就此事有了小小的争论。他的观点如下：
1.电动车经常不守规则，乱闯红灯，造成很多车祸；
2.公共交通系统足够（或以后会足够）覆盖整座城市；
3.道路主要是给汽车使用的；
4.让守规则的人（汽车车主）给不守规则的人（电动摩托车车主）买单，是不公平的。
六年过去了，深圳的电动摩托车到今天也还没消失。那些以此为生的人，不可能放弃，他们需要载客、送外卖、送快递。但他们的生活成本更高了，要提防被交警追赶（由此导致更多事故），被抓了后要交罚款、以及买新的电摩。
我那个朋友没有说错，道路是给汽车使用的，深圳在做城市规划的时候，就没怎么考虑行人和单车，更不必提电动车和摩托车。交通规则在制定的时候，也没考虑这群没有户口、没有”正经“工作的人。所以他们当然是异类，当然是违规的人，当然是坏人。
这群人住在城中村的握手楼里，从2011年开始，城中村不断被拆除。与此同时，深圳的人才引进政策越来越好，毕业生入户可以发上万块钱租房补贴。两项工程一起看，很明显，这座城市的决策者希望更新人口质量，希望这里都是”人才“，没有反面。 但是，深圳这座“一夜崛起”的城市，是什么人建设起来的？工厂的打工妹、工地的农民工、活跃在城市所有角落的清洁工、小商店主，所有你用手机应用能在几小时内叫上门干脏活累活的工种，是这些数量庞大、廉价、好用的劳动力支撑起城市资本主义市场的运转。
作为回报，他们住的出租屋被拆除，他们的出行交通工具被缴获。这些行动转化为一部分人的绩效考核，和翻倍再翻倍的房价。 有几位前辈学者一直在为反对拆迁做呼吁，社会的响应当然很小。没有太多人在乎“底层”的生死，毕竟每个人都过的很辛苦。而另一方面，上至官方媒体下至留学生群体，无不在为中国便捷的支付宝、廉价的外卖、方便的快递、半夜三点的撸串而欢呼。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逻辑贯彻在这里，城市中产认为，只要他们努力赚钱，买得起学区房、买得起进口奶粉、请得起全天候保姆、支付得起出国留学的费用，他们就活在真空地带里，可以永远成为赢家。而那些给城市做了巨大贡献，却得不到应有回报，甚至平静生活都难以维持的人，中产避免去观看和谈论他们，毕竟这太敏感，而且穷人是有罪的。
这是不公平的，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这叫剥削。
现实教育了中产，接连发生的幼儿园事件给他们带来了彻骨的寒冬感受。用FT中文网一篇评论的话讲：“对政治冷感，只愿看到正能量，试图用钱进行自救的中产，再一次被拉进了和农民工同样的陷阱。”
从上位者的视角看，年薪百万的中产和无家可归的农民工，只是洋娃娃和小泥人的区别，都是玩具。
所以，身为人民，不要怀揣上位者的视角。和中产同为共同体的是骑着电单车在地铁口载客的那些人，他们的孩子住在隔板间里，白天去城中村的子弟学校上课。城中村拆了，子弟学校也要拆迁，改建成Shopping Mall，很多孩子没书读了。这不是他们的错。
下班去Shopping Mall喝茶吃饭购物的人，他们努力工作，把孩子送去高档幼儿园，然后…… 这也不是他们的错。
既然有人有能力让20万人流离失所，他们当然也有能力把那些一个月学费5000块钱的有钱人家的孩子，当成玩具。 “底层”和“中产”，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要为彼此发声，要彼此扶持才能共同度过寒冬。
他们不是“低端劳动力”，是人
2017年11月19日，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新建村的“聚福缘”公寓发生火灾。19人死亡，八人受伤。死者中，有八名儿童。
这栋租住着400多名外来务工者的建筑，地上三层，两层住人，底层为商户。地下一层则为冷库，事发前还在安装调试。目前官方尚未通报起火原因。但据财新报道，明火起于地下冷库，与冷库制冷剂发生故障有关。
看到这样的新闻，你会觉得痛吗？
这似乎是一个标准的北京折叠的场景。
城市边缘拥挤嘈杂的结合部。密密匝匝的电线网骑着那些临街铺面时断时续支出的招牌。电线杆上层层叠叠的小广告，街角成堆的垃圾污水横流。
而在此居住和工作的，则是北京一直努力要驱赶的外地人——那些“低端劳动力”。
发生在他们身上的这一场大火，与这座华丽的城市，没有关系。
在大火刚刚发生的24小时内，社交媒体被严格审查，官方的通稿之外，几乎见不到媒体的自采报道。人们只看得到冷冰冰的数字，和立即赶赴现场指挥的领导。
还好，仍然有那么几家媒体，突破重重封锁，写下大火背后的故事。告诉我们在这场火灾中，死去与幸存的都是谁。
是在服装厂起早贪黑加班挣钱给孩子交学费的母亲。是夜半在都市为人代驾的司机。是带着妻儿落脚于此的快递员。是帮忙照顾孙辈的祖父母。
是“背井离乡辛辛苦苦打拼的人”。
而这些人，正离这个城市的主流越来越远。
他们的居住地，正从这个城市不断消失。打击群租，清空地下室，成片拆毁城中村。他们的生活空间，被压缩到那些和你杳无交集的城市最边缘。
他们的就业机会在被不断压缩。这座城市越来越难见到路边摊贩，市中心的小店铺都在“封墙堵洞”的运动中关停。所谓低端的批发市场、建材市场被接连关闭。而你的消费，却在不断升级——这些“低端”服务与产品的消亡，似乎对你的生活也没有影响。
他们也在从主流媒体中消失。围绕他们最常见的议题——欠薪，工伤，拆迁，关闭打工子弟学校——年复一年发生，媒体失去兴趣。而你可能也早已不从这些标榜着人文关怀的传统媒体获取信息。更多的时候，你看到的他们只是数字：人口调控效果显现，常住外来人口首次下降。
这些“背井离乡辛辛苦苦打拼的人”，成为媒体与政策文件上频繁出现的抽象名词：低端劳动力。
但他们并不会消失。
无论这座城市的产业如何升级，城市中产的消费如何升级，永远需要 人 去满足各种基本需求。从快递外卖，建筑家装，餐饮家政到环卫安保。这些提供服务的人，需要路边摊，需要批发市场，需要更“低端”服务和产品满足他们的需求。
这就是每个大城市都必须存在的生态链，哪里会有凭空存在的“高端城市”“高端产业”和“高端人口”？
他们是这个城市生态链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只要他们能够在这座城市的经济社会生态中找到合法、合理的就业机会，就有权利在这个城市体面、正当的生活。
有区别的，充其量是收入的高低，哪里有人口的高端或低端？任何一个城市，一定有低收入人群的聚居区。但这些聚居区并不等同于脏乱差、不安全。居住在此的人，有着平等的权利，要求城市的管理者匹配相应的公共服务，提供宜居、安全的生活环境。
让低收入人群有尊严的生活、融入这个社会，给予每个人依靠自己的劳动实现阶层上升的机会——而不是为他们打上“低端劳动力”的标签，将他们视作城市发展的累赘，似乎他们在此一天，就凭空占据了大城市多少不得了的便宜。
但当控人、赶人成为这座城市“政治正确”的声音时，谁在关注他们的权利，哪里还能听到他们的声音？
他们被赶到城边的村庄。而村庄却在上级的要求下，用各种方式继续驱赶外地人（例如大兴求／贤／村向外地人征收人头费）。他们由是搬到工业区，和机器、厂房混住一栋楼。为了再把他们赶走，工业区停止地暖供应，人们只好自采暖、烧煤炉。人们拖家带口，聚集到这些劣质的公寓，还要庆幸周边有没被关停的打工子弟学校。
这些公寓，到处都是安全隐患。
而消除隐患的方式，应该是强化配套的公共服务，支持鼓励更安全、规范的廉租公寓。例如当人们都反对普通公寓里的群租，认为存在安全消防隐患，那城市管理者是否鼓励市场提供管理更为规范、专为多人集中居住而设计的集体宿舍？ 让人们的居住环境更安全——有着更多可能的路径。但在每一次事故发生后，我们看到的只有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更快让他们离开。人赶走，隐患，自然也就没了。
11月20日，重庆的刘先生来北京做服装23年，今天他陆续将机器和货物搬离 新京报记者彭子洋摄
大兴大火之后，违建在被拆除，低端工厂继续被关停。打工者们带着行李包裹，在沉默中寻找下一处栖身之地。
他们没有发言权，没有影响力，也无法喊出要在这座城市平等居住的口号。
11月20日，接到搬离通知后，各商家在店内外打出清仓、打折标语 新京报记者彭子洋摄
这两天你会在朋友圈里看到奚梦瑶摔倒几十次，却很难看到一个新媒体流量大号站出来，为他们说一句话：
嘿，他们不是低端劳动力，他们是人。
事发公寓南侧的胡同里，中年阿姨在打包行李 新京报记者彭子洋摄
他们与这座城市中产的关系，并不在于他们真的离开后，“高端”的生活会变得更加昂贵、更加不便。而是在于，无论收入高低、阶层为何，大兴聚福缘里的租客，和高档写字楼里的白领中产都一样——都是平等的人。都是为了生活，在这座城市奋斗打拼的人。他们不应该遭受污名、歧视、排挤，他们的孩子应该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他们的家庭在这座城市应该享有平等的居住权。
我们需要看到火灾中他们的苦难，他们遭受的不公。
看见，关注，关切，发声。不仅为下一次不再有这样的悲剧，更为每个人的尊严和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