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九十年代起城镇工人下岗、城镇暴力拆迁之后，中国改革的第三波悲剧——农村城镇化——又开始了。

河北沧州一个农民打来电话说,当地农村城镇化的扒房子圈地，已经不再是一般的金钱腐败，而是发展到了杀人越货的地步。动辄把农民往死里打的现象已成为家常便饭，甚至就地打死的现象也不再罕见。发生如此野蛮暴行的原因，就在于巨大的改革红利完全扭曲了当地官僚开发商的基本人性。据这位农民讲，当地一亩地的市场价格约280万，可付给农民的只有区区2万，天文数字的悬殊差价，变成了当地村镇干部和开发商的改革红利。马克思曾经说过，资本有50%的利润就生机勃勃，有100%的利润就敢于践踏法律，有300%的利润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不惜冒绞首的危险。而如今农村城镇化14000%的利润（严格说应该是零成本），足以把当地村镇干部和开发商变成丧尽天良的疯狂野兽。

此前，人们只是听说改革红利，不知道什么是改革红利，甚至许多书生还振振有词地质疑说，改革又不是老母鸡，怎么可能会产生红利。现在，人们切切实实地看到了什么叫改革红利，并且还不是一般的红利，而是天文数字的红利。（280万－2万）×村镇土地亩数＝城镇干部的改革红利数额。这个简单的数学公式一般小学生都能够算得出来，却没有多少成年人的心理能够承受得住，包括城市中那些曾经一夜暴富的富豪大亨都会震惊得目瞪口呆。这一轮改革红利较之于上两轮改革暴利更加惊人。如果说90年代第一轮产权改革每天能够产生出百万富翁，本世纪初第二轮金融改革每天能够产生出千万富翁，那么这次城镇化改革每天则能够产生出亿万富翁。这是自从资本主义诞生以来数百年中从未有过的巨大红利，包括当年西方殖民主义者对当地土著居民的暴力抢劫，都没有如此惊人的巨大暴利。那些习惯在名牌西服的前胸上擦鼻涕的农村干部，被突然从天而降的巨大改革红利砸晕了，完全变成了开发商和地方官僚的疯狗，带领农村直选民主所诞生的黑社会打手，把中国农民变成了中世纪的随意处置的奴隶。

中国农民的悲惨经历开始了。为了避免发生群体事件，当地村镇干部采取了当初列宁对付帝国主义的办法，即在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方发动革命，他们也是从最老实的农户开始下手圈地。每次只抢占几户人家的土地房屋，有敢反抗的就往死里打，遇到真不怕死敢玩命的，只要不会曝光引发社会事件，就直接打死拉倒，只有在有可能会出事的情况下，才会多出几个钱解决。所谓多出几个钱也只是相对而言，绝不会多出市场价格，说到底仍然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这种利用农民观望畏惧心理推行的城镇化圈地运动，到目前为止收到了超出想象的奇效。中国农民完全重复了当今中国左派的悲剧，一方有难，八方观看，任何一家土地被圈占，其他人家都只是袖手旁观。就这样，全村农民眼睁睁地看着一家挨一家的土地被圈占，直到灾难落到自己头上。与昆明事件的情况完全相同。让人想起了非洲大草原上的野牛角马，成千上万头野牛角马，眼睁睁的看着七八头狮子，任意猎杀自己的同伴。而如果那成千上万头野牛角马选择反抗，所有狮群都会立刻被踩成肉酱。可是在当地村镇干部、开发商和黑社会分而治之的抢劫战术中，却选择了观望。可见，农民需要领袖，没有领袖的农民，是一群任人宰杀的羔羊，人数再多也仍然是羔羊。这就是中国农民高唱《东方红》，把毛主席看作大救星的根本原因。

目前由农村干部、开发商和黑社会联手推行的这场城镇化圈地运动，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土地兼并运动，其惨烈程度也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次土地兼并。目前中国城镇化运动异常惨烈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黑社会的参与。中国本来是全世界唯一消灭了黑社会的国家，可是改革以来中国黑社会重新复活、卷土重来，其声势和规模远远超过了国民党时期的上海滩。特别是汉奸法律党误导中国农村实行的直选式民主改革，全面复活了黑社会统治。直选式民主的最大特点就是金钱民主，西方国家是通过资本控制媒体来拉拢选票，中国农村则是由黑社会恶霸直接购买村民选票，全村竞选完全变成了黑社会恶霸的金钱贿选。由此形成了黑社会对农村的全面统治，把农村由原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基层单位，变成了黑社会统治的中世纪庄园。这就是重庆唱红打黑的现实意义，就是中国黑社会及其政治代表法律党对重庆唱红打黑具有不共戴天仇恨的根本原因。中国农村血淋淋的现实证明，打着所谓民主的旗号全面建立黑社会统治，再把黑手党犯下的罪行加诸在共产党头上，是汉奸法律党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如果共产党不下决心铲除汉奸法律党，共产党最终将肯定会为汉奸法律党殉葬；如果中国人民不下决心铲除汉奸法律党，中国人民必将难逃印第安人的悲惨命运。中国农村的黑社会统治，就是汉奸法律党对农村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直接结果，如果这套直选式政治体制改革再搬到城市来，汉奸右派那句口头禅“等民主了杀你全家”，将会变成家家户户面对的恐怖现实。

所以我们经常讲，共产党再不好，也比黑手党好。看看当今实现一人一票的黑社会统治的那些农村，你就会知道为什么至今老百姓仍然在唱“共产党好”，为什么重庆唱红打黑的大旗一举，老百姓一起高呼：“共产党又回来了”。当今中国农村最清楚不过地说明，黑社会复活，是把当地共产党赶走了的结果。重庆“唱红打黑”共产党一回来，黑社会立刻消失得干干净净。

就拿目前农村城镇化来说。本来，农村城镇化是中国翻天覆地的一件大好事，是中国农民千百年来的梦想，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潮流，是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和农民意愿的伟大历史业绩。可是，社会历史的善恶不仅在于做什么，关键在于怎么做以及由谁来做。中国亿万万农民的城镇化，原本应该以农民为主，由农民参与和主导农村城镇化的全部过程，可实际情况却是全国连一个农民监督小组都没有，完全由村镇干部、开发商和黑社会来主导和管理整个城镇化过程，从而使中国农村城镇化这个原本伟大的历史事件完全改变了性质，变成了带有黑社会性质的资本集团对广大农民土地的兼并和掠夺过程。特别是推行农村城镇化的三合一队伍，又是以汉奸法律党最为推崇的开发商为核心，开发商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灭绝人性的制度，开发商集团是古今中外最丧尽天良的集团，它既没有官僚集团的政治约束，又没有黑社会的江湖义气，完全是一帮毫无人性的冷血动物。与中国开发商集团相比较，全世界任何资本集团都堪称是慈善机构。由这样一帮冷血动物和人性野兽去推行农村城镇化，又怎么可能不变成一个牺牲亿万万农民生命和利益的血腥过程？

退一步来说，即使不相信农民，不愿意农民参与城镇化的管理和监督工作，也应该由各省市地方政府主导城镇化过程，而不能交由开发商为核心的村镇干部和黑社会来推行。况且，由省市地方政府主导农村城镇化过程，我们已经有了十分成功的经验，这就是著名的重庆模式。重庆农村城镇化为中国农村城镇化开辟了一个十分成功的发展模式，这就是把村镇干部、开发商（当时重庆已消灭了黑社会并因此遭受到汉奸法律党的全国性围攻）排除在农村城镇化之外，由重庆市政府直接安排农民的城镇化过程，让农民用土地换取城市住房和工作，多余的土地增值部分通过地票市场归农民所有。重庆的农村城镇化模式使农民既能拥有城市居民待遇，又能拥有土地增值收益，比重庆市民还多出一份收益。有些人认为这样优待进城农民对原有市民不公平，其实历史地看，这样做十分公平，进城农民多得的一份收益，可以看作是对农民以往几十年单方面付出的一种补偿。重庆城镇化模式的另一重大优点在于，它能够给农民一个在城市安身立命的职业，使农村城镇化过程成为一个由农民变市民的幸福和谐的过程。而目前由开发商、村镇干部和黑社会主导的农村城镇化过程，则是一个把农民变流民的过程，是一个为社会埋设炸药包的过程，是一个把社会推向动荡深渊的过程。

看一下中国历史就会发现。中国历代农民起义实际上都是流民起义，封建社会最早的陈胜吴广起义，就是农民工组成的流民起义。而今天流民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可怕的地方在于，他们在城市因为高房价而买不起住房，不能成为市民；在农村又因为城镇化而失去了土地，也不能再成为农民。这些处于双重绝望境地的流民不是数十万，数百万，也不是数千万，而是数以亿计，如此庞大的流民群体，如同一座巨大火山，一旦喷发将炸毁一切。本来，重庆城镇化模式找到了一个把火山变成花果山的有效方法，可惜随着重庆事件的发生，农村城镇化的和谐道路亦被堵死，中国被人为地放在了随时会喷发的巨大火山上。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初围攻重庆的汉奸法律党，完全是美国解体中国战略的一个重大棋子。还是那句话，中国已经被汉奸推到了矛盾大爆发的危险边缘，汉奸不亡，中华民族必亡！

目前由开发商、村镇干部和黑社会推行的农村城镇化运动，究其历史性质来讲，完全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二次土改运动。第一次土改运动，是20世纪五十年代毛主席领导完成的农民土地革命。是农民起来革地主的命。这第一次土地革命大约经历了三十年时间才最终完成。第二次土改运动，就是目前正在进行的农村城镇化运动。革命对象正好颠倒过来，变成了老板土豪革农民的命。并且土改的手段都基本相同，都是通过暴力和国家机器完成的。过去农民怎么整治地主，现在则怎么整治农民。有人说这是资本主义复辟，这种说法作为义愤之词可以理解，但是并不属实，一来中国农村此前并非资本主义，不存在资本主义复辟一说；二来也是更重要的是，今天农村和农民的状况远比阶级复辟要更加复杂。

阶级复辟一般都是革命阶级和人民大众斗争失败的结果，或者是人民大众的胜利果实无意间被篡夺的结果。19世纪法国波旁王朝复辟属于前者，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资本主义复辟属于后者（九十年代苏联共产党解散和苏联国家解体，不过是五六十年代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必然结果）。虽然两种不同复辟中人民群众的反映不同，但是却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阶级复辟都是强加在人民头上的，而不是人民群众敲锣打鼓主动欢迎的结果。而中国情况却相反，毛主席逝世后所有亲属抓捕的抓捕，判刑的判刑，政治指向十分明显，可是老百姓却敲锣打鼓游行欢呼；八十年代改革老百姓仍然是一片欢呼，甚至出现了八十年代末支持右派发动政变的全民大游行；时至今日，历经十余年反思改革的左翼运动，大多数老百姓仍然认为改革比文革要好。而当时无论是法国波旁王朝复辟还是苏联资本主义复辟（六七十年代以后），两国老百姓都没有认为复辟后比复辟前更好，只是无力反抗而已。这就是后来一有历史机会，老百姓便不分青红皂白地马上推翻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因。

中国老百姓之所以会认为改革比文革更好，后30年比前30年更好，完全是被洗脑和愚弄的结果。道理很简单，如果不使用意识形态语言，而是采用老百姓语言，询问结果将完全不同。如果询问老百姓是让妻女扬眉吐气地上班好，还是让妻女去做小姐卖淫好？是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住房好，还是高房价、高药价、高学费好……？老百姓肯定会做出截然相反的回答。历史的恐怖就在这里，这种相反回答表明，中国老百姓是知道是非对错真假善恶的，是老百姓自己心甘情愿地钻入了思想牢笼，虽然是被蒙骗，但仍然是心甘情愿。由此注定了中国老百姓的悲剧不可避免。佛家讲，善恶无常，因果报应。马克思讲，事物都是普遍联系的。八十年代中国老百姓不惜采用街头革命的方式，把改革领导权交给了资产阶级，必然要遭受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血腥苦难。并且由于中国资本主义不可能象西方资本主义那样通过对外掠夺进行积累，而只能通过对内掠夺进行积累，这就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要比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更加血腥残酷。先是城镇工人下岗，然后是废除免费住房、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等福利保障，现在则是轮到了农民头上。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个客观规律不会因为人数多少而改变。人民选择错误同样会遭受灾难。九十年代俄罗斯人民选择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结果被美国等西方国家洗劫得干干净净，连孤寡老人微薄的养老金都没有剩下，如果不是俄罗斯拥有广袤的油气资源和国际油价二十多年持续大涨，俄罗斯早就变成了今天的伊拉克和利比亚，其惨况将会比20世纪初期的中国更加糟糕。好在天佑中华，让中国人民在大动荡大灾难到来之前开始醒悟了，只是醒悟的部分还太少太少，作为主体的大多数仍然沉浸在多年形成的思想牢笼之中，这也是党内决策层和主流社会至今仍然拒绝反思改革的重要原因，说白了就是大多数老百姓仍然赞同改革，仍然认为毛泽东时代是极左，这是他们拒绝反思改革的信心所在。其实，只要跳出左派群众这个圈子，看一下我们工作和生活的周围，就会发现那些拒绝反思改革的人们不是没有群众基础的。

人民的觉悟决定人民的命运。这是任何外部力量都改变不了的。而人民的觉悟又往往是苦难浇灌出来的。这就是人类历史上最让人悲哀的地方。作为当今中国左派，所能够做到的，就是尽其全力唤醒民众，争取在大动荡大灾难到来之前，让尽可能多的人民大众觉悟起来，把灾难降低到最低程度，把中华民族崛起的成本降低到最低程度。在此又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应该相信群众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毛主席的这个教导并没有过时，目前仍然是这两条原理，重庆模式坚持的也是这两条原理。并且这两条原理已经开始发生作用。习近平系列讲话，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醒来；2012年伟大的九月爱国运动，表明人民群众也开始醒来。只是醒来得还不够，觉悟得还不够，还需要党内外体制内外更多的人民群众觉醒起来。今天政治上多觉醒一个群众，明天街头就会少一具尸体。如果人民群众都觉醒了，中华民族就一定能够实现和平转型，然后带领整个世界完成21世纪的文化转型。

中就是当今中国左派的主要任务，这就是解救中国农民的根本方法。

2014-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