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诺尔曼·白求恩同志，1890年3月生于加拿大。他在青少年时代，因家庭经济困难，为筹集学费卖过报纸，做过轮船烧火工，当过大学食堂服务员，还在安大略省北部森林当过伐木工人，同劳动人民有过广泛接触和密切联系。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白求恩刚满24岁，还有一年就要从大学毕业，并将得到医学博士学位。但是，他中断了学业，参加了战地救护队。当他发现这是一场帝国主义之间的罪恶战争时，便毅然退出了战场，专心致志于医学事业。后来成为一名闻名欧美的胸外科专家，为医学事业作出了很多贡献。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震撼了世界，从此，白求恩开始接触马列主义。在1929年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中，他亲眼看到，几百万人受冻，而加拿大的农场主却让棉田荒芜;几千万人挨饿，而美国资本家却把小麦烧掉;......。活生生的事实使他开始觉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着残酷的阶级剥削和压迫!他说:“最需要治疗的，正是那些出不起医疗费的人。”“穷人有穷人的肺结核，富人有富人的肺结核;但是富人恢复健康而穷人死亡。”他认为这是不能容忍的罪恶现象。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使白求恩朝着那吃人的资本主义社会进攻，并向自己提出战斗的要求:到劳动人民中间去!把医药送到穷人那里去!他决然走出豪华的医院，到贫民窟去为穷人治病。有一次一个工人的妻子难产，因为没有钱，住不起医院。白求恩知道后，冒着深夜的严寒赶到郊外，在破汽车厢里，热情地为产妇接了生。第二天一早，又给产妇送去一篮子食物，表达了白求恩同志对工人深厚的阶级友爱。

　　随着阶级斗争的日益深刻和激烈，白求恩逐渐认识到单是给穷人治病不能使穷人摆脱贫穷和疾苦，更重要的是要解决社会制度问题。他参加了蒙特利尔失业工人的斗争行列，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在斗争中受伤的工人。在战斗中，工人们把白求恩当成自己的阶级兄弟，热情地称他“白求恩同志”。

　　1936年7月，在德、意法西斯的直接参与下，爆发了西班牙内战。这时，白求恩同志已经是一个共产党员了。在一次群众集会上，他愤怒地揭露法西斯的罪行:“法西斯在西班牙已经动手了!......如果我们不趁着还能制止他们的时候，在西班牙制止他们， 他们将要到全世界去屠杀革命人民。”他参加了国际纵队，奔赴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的前线，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马列主义者应有的国际主义精神。在他倡导下，组织了一个“流动输血队”--从城市志愿输血者那里收集血液，加以储藏，供应反法西斯阵线的各救护站和战地医院，及时为战地伤病员输血。这个医学史上的创举，挽救了许多反法西斯战士的生命。人们激动地高呼: “战地输血万岁!”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对我国的侵略战争。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当时我们党，在民族危急存亡的关头，组织千百万民众，掀起了伟大的抗日战争。白求恩同志十分关心中国抗日战争。他在北美各地愤怒声讨德、日法西斯的侵略罪行。他大声疾呼:“法西斯正在向两千四百万西班牙人民进攻。现在，又发动了对占地球上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的侵略，......如果让他们这些罪恶的政策继续下去，我们很可怀疑世界上的男女老幼还有什么安全保障?”“我拒绝生活在一个制造屠杀和腐败的世界里而不起来反抗;我拒绝以默认和忽视职责的方式来容忍那些贪得无厌的人们向其他的人们发动战争，.......西班牙和中国都是同一场战争的一部分。我要到中国去，因为我觉得那儿是需要援助最迫切的地方;那儿对我是最有用的地方。”

　　1938年1月，白求恩同志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率领一支医疗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到武汉后，他迫切地找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周恩来会见了他，给他讲述了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各个抗日根据地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并为他去延安做了安排。在他停留武汉期间，国民党企图把他留下，遭到白求恩同志严辞拒绝，他坚决表示:要到延安去，到前方去。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协助下，白求恩由武汉乘车出发奔赴延安，一路上三次遭敌机轰炸，但他毫无难色，毅然前进，终于在三月底到达中国革命圣地--延安。

　　在这个处处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抗日根据地，使白求恩顿时觉得走入一个崭新的世界，他对中国革命的胜利，更充满了信心。他在日记上这样写道:

　　“虽然延安是中国的一个古老的城市，我立刻觉出它是管理得最好的一个城市。在汉口，我看到的是一片混乱，优柔寡断、昏庸无能的官僚政治的种种令人灰心的现象。...... 可是在这里，在古老的建筑当中，街道是清洁的，街上一片蓬勃的气象，来来往往的人们好像都知道自己是为什么目的而奔忙。”

　　白求恩同志到达延安不久，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会见了他，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回答了他关心的问题。从谈话中，白求恩同志了解到中国抗战的形势，抗日游击战争的意义，我军必胜、日寇必败的道理，中国革命发展的前途，以及建设新中国的远景。毛主席的会见，使白求恩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充满激情地写下当天的日记:

　　“我在那间没有陈设的房间里和毛泽东同志对面坐着，倾听着他的从容不迫的言谈的时候，我回想到长征，想到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在那伟大的行军中，怎样领着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的长途跋涉，从南方到了西北丛山里的黄土地带。由于他们当年的战略经验，使得他们今天能够以游击战来困扰日军，使侵略的优越武器失去效力，从而挽救中国。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毛泽东同志那样感动着每一个和他见面的人。这是一个巨人! 他是我们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毛主席的谈话，更加激发了白求恩的革命热情。他迫不及待地要求奔赴抗日战争的第一线，把他的全部精力贡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1938年4月，白求恩离开延安，东渡黄河到达了晋察冀前线，聂荣臻会见了他，聘请他为军区卫生顾问。到军区第二天，他不顾长途行军的疲劳，天还不亮就动身到后方医院-山西省五台县松岩口村、河北村、河西

　　村。到了那里第一句话就问: “伤员在哪里?”第一周，他检查了520多名伤员，此后的四周内，又连续为147名伤员成功地施行了手术。

　　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共同战斗意志，把白求恩和晋察冀抗日军民的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满怀深情地说:“你们和我们都是国际主义者。没有任何种族、肤色、语言、国家的界限能把我们分开。法西斯在威胁着和平，我们必须击败他们。他们在阻碍着人类向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伟大的、历史的、进步的运动。

　　白求恩认为，抢救正在进行战斗的八路军伤员，必须争分夺秒，越快越好。1938年12月初，当他第一次参加在广灵、灵丘公路伏击日寇的火线疗伤之后，发现疗效达到空前的程度，他立即提出“医生在后方等待伤员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医生的工作现在是在前线。”他常常用一个典型例子说明火线疗伤的重要性:“两个同样腹部被子弹射穿的伤员，得到了同样的外科治疗，一个活了，一个死了，什么原因?第一个在受伤后8个小时动的手术，第二个在受伤后18个小时动的手术，生死之差就在这10个小时。”

　　1939年2月之后，当日寇一次又一次地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残酷的“扫荡” 时，由白求恩倡议组织并由他率领的“东征医疗队”，迅速到达冀中前线，出没在敌人封锁线之间，活跃在日寇的据点附近，他以火一样的革命热情在前线抢救受伤的战士。在冀中战场的4个月中，白求恩同志建立手术室和包扎所13处，实施大的手术315次，行程1500余华里，出色地进行战地救护工作。

　　为抢救八路军战士的生命，白求恩从不顾及个人的安危。1939年4月，在河间齐会战斗中，白求恩的手术室设在离火线7华里的温家屯的一座小庙内。密集的枪炮声，炸弹的爆炸声，震得小庙的瓦片格格作响。突然一声巨响，日寇的炸弹落到了小庙后院，炸塌了庙墙。但是，白求恩岿然不动，全神贯注，连续69个小时，为115名伤员施行了手术。最后带着胜利的微笑，从容地和同志们一起转移。

　　在另一次激烈的战斗中，一个伤员胳膊受伤，流血不止，神志昏迷，生命垂危。可是伤员所在地离医疗队有60里地，白求恩同志闻讯后，连翻译也不带，立即策马飞奔而去，及时抢救了这个伤员的生命。白求恩做完手术，又骑上汗水未干的战马赶回驻地， 继续为那里的伤员治疗。

　　以世界革命为己任的白求恩同志，对激烈、紧张的战斗生活，感到充满了欢乐和幸福。他在1938年8月21日的日记上这样写道:

　　“我确实很累，但是我觉得长期以来，我没有这么高兴过，我感到满足，我正做着我要做的事情。.......这里到处需要我。......置身于同志之间，工作于同志之间， 对我真是无可估量的幸福。”

　　白求恩不仅用他卓越的医疗技术抢救了无数八路军伤员的生命，而且还用他的热血挽救垂危的革命战士。一次，一个伤员需做断离手术，急需输血。白求恩毫不迟疑地伸出胳膊要求输他的血。大家看到他年已半百，须发花白，那样劳累地忘我工作，健康状况又不太好，都不同意他献血。但他坚持说:“前方将士为国家、为民族流血牺性，我们在后方工作，献出一点血有什么不应该的。”于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的鲜血，徐徐地流入了中国革命战士的躯体。三个星期之后， 这个身上流动着白求恩鲜血的战士含着热泪满怀感激之情向白求恩告别，愉快地转移到后方休养。白求恩无限深情地对他说: 希望你早日恢复健康，到前方多消灭敌人!

　　白求恩同志就是这样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倾注在中国人民革命战士的身上!“一切为了伤员，一切为了阶级兄弟，一切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胜利。”白求恩同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实践的。

　　白求恩总是以一个普通的八路军战士的身份同广大八路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他逐步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着抗日战争从胜利走向胜利，而这个胜利的源泉来自人民群众。他深有感触地说:“八路军和人民真是鱼水关系，亲密无间。这样的军队是无敌于天下的。”因此，白求恩对根据地的人民群众表现了极端的热忱。1939年6月，白求恩同志从冀中回到冀西，连续行军到达靠近敌人封锁线的清风店，在村边遇见一个老乡，胸右侧鼓起一个大脓包。白求恩检查后诊断是脓胸症，决定停止前进，立即给病人开刀。尽管这里地处敌人封锁线的危险区域，但他仍然坚持做完手术，包扎妥贴后才离开清风店。在唐县和家庄，白求恩同志看见一个老乡左臂肿得很厉害，他拉着老乡就往医疗所走，做完手术，又送到门口，并亲切地对老乡说:“请告诉老乡们，有病来找我。”几天后，在打麦场上，白求恩遇见了这位病已痊愈的老乡，老乡抑制不住感激的心情，连连握手，再三感谢。白求恩说:“我是八路军的医生，你应该感谢八路军才对。”

　　白求恩同志以能成为毛主席的八路军战士而感到自豪，他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培养艰苦朴素的作风。他来到晋察冀边区后，住的是泥土房，吃的是椒盐土豆，有时甚至是小米，黑豆，穿的是粗布军装。毛主席和当时我们党对白求恩的生活非常关心，特别批准给他每月百元津贴，但他却转给医院为伤病员改善生活。他说:“我不需要钱，我感到万分幸运，能够到这些人中间和他们一起工作。”每当领导和同志们关怀和照顾他的生活时，他总是说:“我知道八路军官兵每天只有几分钱菜金，我是个八路军战士，不应该有任何特殊享受。”他曾写信对他的外国朋友说:“我能在一间破旧的庙宇里，......作手术。就像在一间有自来水，有漂亮的绿瓷砖墙，电灯以及其他各式各样设备的现代化的手术室里一样。过去的生活曾经是诱人的，但是为了我的理想，那些日子就让它一去不复返吧!”

　　这铿锵有力的语言，是从他那燃烧着革命烈火的胸膛内进发出来的，字字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的光辉!

　　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白求恩为我们树立了技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光辉榜样。

　　他常说:“我们必须运用技术去增进亿万人民的幸福，绝不用技术去增加少数人的财富。” 在医疗技术上，他是革新者。他说:“我们必须经常检讨工作，寻求方法，若不如此，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为了改进抗日根据地的卫生工作，培训医务人员，提高医疗水平，白求恩到晋察冀军区不久，在山西省五台县，发动了“五星期运动”，创办“模范病室”。1939年1月，在山西省灵丘县杨家庄，他又创办了“特种外科医院”，伤员按部位进行分类，分别安排，专门处理，增加了疗效，使伤员更快地恢复健康。他还举办了医务人员“实习周”，强调实践第一的观点，加速培训医务卫生干部的工作。为了改进医院管理和领导，他还提出民主管理医院的计划-“医院组织法”，由医院领导、医生、护士代表、伤员代表，以及驻在村的群众代表组成“院务委员会”，管理全院工作，以调动抢救伤员的积极性和责任感。“医院组织法”还规定医院有责任给驻在村的群众治病，供给药品，不收费用，群众有义务帮助医院工作，从而密切了军民关系。白求恩同志很重视实践，他善于从实际情况出发，出色地进行工作。当时，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残酷“扫荡”，我们的环境很艰苦，医药器材十分缺乏。但他有着克服各种困难的坚强意志，他说:“这不可怕，我们有一双劳动的手，可以自己制造。”他亲自和木匠、铁匠一起，制做了许多简便的医疗器械。并说:“一个战地外科医生必须同时会做木匠、铁匠、缝纫匠的工作，这样才是一个好的外科医生。”他千方百计地为改善各种设备和器械想办法。在随部队转战的过程中，为了更方便地携带药品器材，他设计了药驮子，并给它起了个有意义的名字，叫做“芦沟桥”。

　　再如:为了给伤员作热敷，他用开水煮过的砖头，拿毛巾包起来代替暖水袋。有些重伤员起身因难，需要别人帮助，但医务人员少，往往照顾不过来，他想出了在屋梁上悬吊环的办法，帮助伤员起身。为了保证伤员能吃上热饭热菜，他设计制作了两用送饭桶，既能保温又能送水送饭。为了使伤员的伤口不化脓，不感染，他发明了“毕普” 药剂，并制定了“消毒十三步法”，减少伤员感染。这些发明、创造，在当时物质条件极端困难，技术力量十分不足，设备严重缺乏的情况下，对做好救护伤病员的工作来说， 该有多么大的帮助呀!

　　白求恩同志还非常重视总结经验，使工作能够更好地为抗日战争服务。1939年7月，他冒着酷暑,写成了《游击战争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 全书共分九章，绘制了119幅插图。在序言中他这样写道:“战时卫生工作的组织是随着战争的方式来决定的。......游击战争就无所谓‘前方’，或‘后方’，而经常在敌人的后方和两翼，甚至在敌人的中央进行战斗。”“在目前的游击战争里，采用了许多新的战斗方式，这些方式在二十五年以前不常遇到或未曾发明，它主要是队伍极端移动性， 没有固定的或永久的阵地，一切行动都是迅速和变化无常的，因此现在的卫生工作的设施，必须适应这些条件。” 这本书吸取了中国工农红军及八路军的医疗经验，总结了他在抗日战场上，在游击战争中的战地救治伤员的实践经验，是一本从实际出发的用于部队战地医疗工作的宝贵书籍，是他心血的结晶。“努力吧!向着伟大的路，开辟前面的事业!”这是白求恩同志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遗言，也是他对实现人类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的期望。

　　1939年10月，自求恩同志在激烈的涞源摩天岭前线的反“扫荡”斗争中，因抢救伤员，不幸划破了手指。以后又在抢救一个患头部蜂窝织炎的伤员时，发炎的手指受到了致命的感染。没几天，手指肿胀起来，疼得厉害，体温升高到39.6度。同志们为他着急，他却安慰大家说:“不要担心，只留下两个手指头，我还可以照样工作。”同志们劝他休息，他不肯，仍然冒着大风雪奔赴前线。山路泥泞，白求恩同志折了根树枝作拐杖，艰难地走着。临近火线时，白求恩遇到刚抬下来的伤员，立即迎上去，连连责备自己:“来迟了!来迟了!”他忘了自己也是一个重伤员。

　　到达王家台一个团卫生队时，白求恩的手指肿得更厉害，肘关节下发生转移性脓疡， 体温继续升高到40度，烧得他不能起床。 内服一些药后，他又顽强地支撑起来，为伤员作手术，并叫翻译派通讯员通知各部队: “有伤员来，即使我睡着了，也要把我叫醒。” 白求恩心里只有革命，只有阶级弟兄，唯独没有自己。白求恩同志的病情逐渐恶化，上级派一位负责同志来劝白求恩转移到后方去。白求恩考虑自己在这里不能再干工作了，才肯躺在担架上，在密集的枪炮声中，离开了王家台。一路上他的病继续恶化。他却望着前线无限深情地说:“我十二分惦念的是前方流血的战士，假使我还有一点支持的力量，我一定要留在前方!” 1939年11月10日，他们赶到唐县黄石口村，白求恩同志病情更加严重，军区派医生星夜赶来参加治疗。村里的老乡和过路的部队，听说白求恩同志病重的消息，纷纷赶来探望，流着热泪，要求医生一定要治好白求恩同志的病。11月11日凌晨，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白求恩同志吃力地坐起来，给聂荣臻写信: “今天，我感觉非常不好，也许就要和你们永别了......请你转告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人民，告诉他们我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够多有贡献......。

　　“每年要买二百五十磅奎宁和三百磅铁剂，来专为治疗患疟疾和大多数贫血的病人。千万不要再往保定、天津一带去购买药品，因为那边价钱比沪港贵两倍......。

　　“最近两年是我生平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我不能再写下去了。.....

　　“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其他千百万亲爱的同志。”

　　白求恩写好信，交给翻译，握住周围同志们的手说:“请转告毛主席，感谢他和中国共产党给我的帮助。我相信，中国人民一定会获得解放，遗憾的是我不能亲眼看到新中国的诞生!”他又断断续续地说:“请转告聂司令员，建议他马上组织一支医疗队，接近火线，收容伤员。......战斗结束后，继续完成四分区的检查工作。”医生含着眼泪告诉他，一切都有安排，请他放心。白求恩又说:“非常感谢同志们给我的帮助，多么想继续和你们一起工作啊!”白求恩同志再次抬起头来，望着站在他身旁的同志们，坚定地说出了最后一句话:

　　“努力吧!向着伟大的路，开辟前面的事业! ”

　　1939年11月12日清晨5时20分，加拿大人民的优秀儿子，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同志，为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

　　白求恩同志逝世后，延安各界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举行了追悼大会。1939年12月21日，毛主席写了《纪念白求恩》 这篇光辉著作。毛主席说:“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贵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 并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 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当时我们党发出唁电和给白求恩同志家属的慰问电。解放区的报纸，纷纷发表了悼念和学习白求恩同志的文章。

　　同志们，白求恩同志离开我们85年了。今天我们纪念白求恩，学习白求恩，就是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学习他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站在无产阶级一边，站在全世界革命人民一边，同他们并肩战斗，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我们坚信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无产阶级自己”，并将为此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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