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春运现象，表达出来的唯一目的，就是“回家过年!”

　　人们从孝敬长辈、亲情团聚等传统熟人社会的表象寄予了诸多乡愁和乡情，进而认定其合理性，并产生依附性。但我认为，剔除飞机、高铁、自驾类“驿路高飞”的少数中高阶群体，这样的春运恰恰忽略了其主体人群——那些扶老携幼、跋山涉水只为数日欢的中下群体，及其承载的苦难：哪个春运中人在浮华的笑容之下，没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无奈和压抑?

　　在年终的团聚时刻，辛苦的劳动者不能就地与家人相守，反而要离开(抑或不得不离开)自己工作了一年的地方，再去寻找曾经的故土乡情以寄安慰，何以至此?

　　作为崛起的主要支撑力量，凭踏实工作和工薪收入，外来人根本无法融入城市，在精神和心理上也很难再回归农村。两头不着边，是为典型的精神和肉体流民。所以，春运就是穷人的劫难，是一场逆现代而行的全民痉挛，更是一幅无限放大的现代流民图，并不值得从正面大书特书。

　　从历史角度看，在城市化进程中，城乡两股生产力慢慢形成巨大落差，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本来是一种自然现象，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除了劳动力之外，劳动力家庭也应跟随入城，融入城市。

　　从社会结构上说，春运是城乡二元结构下，以户籍为标志，对劳动人口与家庭人口进行的人为切割。

　　这一刀下去，切割的不止是亲情和孝道，也包括了人们对传统的过年、生计、婚姻、安危，以及现代思潮影响下自由、权利等的社会表达，对繁荣发展需要的人口、智慧、资源等的阻滞。所以，春运还是未能切除的计划经济阑尾。

　　有人提出一个有趣的命题：小城市和农村的年味更浓。

　　其实也不尽然，正确的表达应是：当年关来临时，空心化的小城和农村方得短暂人流回归，重新有了一些烟火人气而已。但与大城市的繁华仍不可同言而语。

　　穷人终生系故土，富人处处是家乡。

　　时迁境移，今非昔比，不必再为“年味渐淡”忧虑，不必再为“无法尽孝”悲伤。在春运归与不归的痉挛中，不少人正用沉默抗议“常回家看看”、“父母在、不远游”这些传统道德枷锁——如果有条件常回家看看，谁她妈还非得等到过年?

　　将一年只有一次的回家当成一场全民运动，视为一种图腾般的人生奢侈品而大肆宣扬，本身就是一种耻辱!

　　对农历新年的纠结，说明这一传统道德(也是一种制度)如周礼崩殂一样，正面临何处何从的历史困局。这场传统与现代的战争谁将胜出，决定了国家和民族未来的面相。

　　现代社会已进入陌生人的契约时代，以农村血缘为纽带的熟人社会无法承载文明发展需要。以契约规则代替熟人套路，是为法治社会;取消户籍，以自由流动实现财富、价值、尊严提升，是为市场经济;以社团机构重构熟人圈子，是为NGO;以与劳动价值对应的标准建立福利养老机制，是为公共孝道。

　　——现代条件下，这种基金形式和社会规模的公共孝道，比“养儿防老”更稳固可靠，也才可能“随时回家看看”。

　　二〇二三年一月二十四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