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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岸英片花：t.cn/RU1kYHb
@刘毅然：11月25日是毛岸英烈士牺牲的日子，每年此时我都会想起毛岸英向父亲请战：国难当头总要有人挺身而出，我愿意用自己的肩膀把它扛起来！他是志愿军中第一人！想起毛主席对周世钊所言：我有儿子不派他上战场，而让老百姓的孩子去打仗，这还算什么领导人呢？设身处地，不禁泪流满面！
毛泽东之子毛岸英牺牲前后
来源：党史博览
毛岸英兴奋地欢呼：“只要让我上前线，干什么都行!”毛泽东不无幽默地说：“要是传到杜鲁门的耳朵里，又要说我毛泽东好战喽!”
1950年10月7日晚上，毛泽东特地在北京中南海设下家宴，为即将赴东北就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彭德怀送行。
毛泽东没有专门的餐厅，宴会就在书房兼办公室、客厅的菊香书屋内举行。由于江青因事外出，在场的只有3个人：毛泽东、彭德怀、毛岸英。
彭德怀早就知道毛岸英是毛泽东和杨开慧的长子，但两人一直未见过面。直到1946年，毛岸英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他们才第一次见了面。毛岸英在延安学习时，彭德怀还表扬过他。这之后，他就没见过毛岸英了。
“岸英，你在哪个单位工作?”彭德怀一边大口吃着糖醋辣椒，一边关切地问。“北京机器总厂。”毛岸英恭恭敬敬地回答。“工人对朝鲜战争有什么反应?”彭德怀三句话不离本行。毛岸英显得有些激动：“大家被真正发动起来了，坚决要求支援朝鲜人民……”
“不是发动，是正义战争的召唤!难道你要去朝鲜是我动员的吗?”毛泽东微笑着纠正说。
“主席，这……”彭德怀愕然停筷，盯着毛泽东。
毛泽东慈祥地望着爱子，微笑不语。
“彭叔叔，你不是在招兵买马吗?我第一个报名当志愿军!”毛岸英朗声笑道。
“主席，这不是开玩笑吧?”彭德怀再次把探询的目光投向毛泽东。
“岸英想跟你去打仗，要我批准，我没得这个权力哟!你是司令员，你看收不收这个兵吧?”毛泽东依然不置可否，高深莫测地微笑着。
“彭叔叔，这不是开玩笑!我考虑好几天了。”毛岸英郑重地说。“岸英，现在国家最缺的是经济人才。你在工厂好好锻炼，也能干出一番事业嘛!”彭德怀试着劝说。“可是，‘唇亡齿寒，户破堂危’，我怎么能安心在后方工作呢?现在，全中国的人民都行动起来了。我是国家主席的儿子，应该带头去朝鲜!”毛岸英据理力争。“你们小两口商量好了吗?你可不能背着她哦!”彭德怀又找了一个借口，搬出了毛岸英的妻子刘松林。“刚才我已经向她辞行了。”毛岸英含糊其词地说。
彭德怀的脑子在飞快地转动着：看来这父子俩早就商量好了，那就表态吧。可是，他心里清楚，打仗不是玩游戏，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可不是闹着玩的。再说，毛泽东一家为革命付出的已经够多了，怎能忍心让毛岸英再去朝鲜冒险呢?
“主席，我这个司令还是你封的嘛，我哪能到主席家里招兵买马呢!”粗中有细的彭德怀含蓄地说。“彭叔叔，你就让我去嘛!”毛岸英有些急了，他搬出了种种理由：上过苏联的士官学校，莫斯科列宁军政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当过苏联红军坦克兵中尉，参加过苏德战争……
“德怀，你就收下他吧!”毛泽东满意地望了望儿子，笑着对彭德怀说，“岸英会讲俄语、英语，你到朝鲜，免不了要跟苏联人、美国人打交道啊!”
彭德怀见事已至此，只得表态道：“那就让岸英当我的翻译官吧!岸英，你愿意吗?”毛岸英兴奋地欢呼起来：“一百个愿意!只要让我上前线，干什么都行!”“主席，让那些记者知道了，这可是头条新闻哟!”彭德怀话中有话地说。“还是不让记者知道的好。”毛泽东不无幽默地说，“要是传到杜鲁门的耳朵里，又要说我毛泽东好战喽!”
彭德怀领会了毛泽东的言外之意：保密!
酒过数巡，毛泽东起身举杯，慨然说道：“这杯酒就为你们送行喽!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说完，他与彭德怀、毛岸英一一碰杯。三人一饮而尽。
在毛岸英不幸牺牲后，彭德怀曾经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件事。彭德怀说：“国难当头，挺身而出，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有个别高级干部就没做到，叫他去他都不去!但毛岸英做到了。毛岸英是坚决请求到朝鲜抗美援朝的。”
关于毛岸英随彭德怀入朝的经过，当时的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后来是这样回忆的：“彭总入朝时，为了和驻朝鲜的苏联顾问取得联系，确定带一名俄文翻译。原先确定让从延安时期就担任中央领导俄文翻译的张伯衡同志担任，但当时张已担任军委外文处处长。由于大批苏联顾问来到北京，张伯衡工作很忙，难以离开。后又挑选了一名年轻的新翻译，可是军委作战部部长李涛同志提出，入朝作战非常机密，应选一名经过政治考验和可靠的翻译。当时时间很紧，我立即向毛主席请示怎么办。主席立刻就说：‘那就让岸英去吧，我通知他。’就这样，毛岸英就随彭总一起入朝了。”
彭德怀说：“以后我们这个党小组，就由毛岸英同志负责。”郭洪光真诚地对毛岸英说：“你是地方同志，还主动要求到朝鲜，我是军人，还能后退吗?”
1950年10月8日早晨，北京的上空云雾低垂，空气潮湿，预示着一场秋雨即将来临。
早上7时，几辆轿车载着一批负有特殊使命的神秘人物奔向机场。他们是：彭德怀及其秘书张养吾、警卫员郭洪光；高岗及其秘书华明；总参谋部作战参谋成普、机要参谋海欧；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和几位身份不明的苏联同志。
10分钟后，飞机轰然作响，像一只巨大的铁鸟，展翅射向灰色的天空。
机舱内一片沉默，许多人都是初次见面，相互间不知姓名。毛岸英与张养吾并肩而坐。张养吾是一位年已45岁的知识分子。他1936年毕业于北平民国大学教育系，1938年毕业于抗大四期，解放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任彭德怀的行政秘书。
起飞不久，坐在前排的一位苏联同志不留神掉下一支钢笔。毛岸英拍拍那位苏联同志的肩膀，指着钢笔说：“格尔瓦斯。”
张养吾学过几句俄语，知道这“格尔瓦斯”就是“钢笔”的意思。他好生惊奇：这个同志年纪轻轻的，怎么懂得俄语呢?于是他就比较留意毛岸英的举动了。
飞机在沈阳北陵机场降落时，暴雨还在哗哗地下，一行人被迫在机翼下避雨。张养吾指着毛岸英，悄悄地问彭德怀：“那个小同志会讲俄语嘛，他是谁?”
彭德怀似乎忘记了毛泽东关于“保密”的要求，也悄悄回答：“他是毛主席的儿子，叫毛岸英，原来在北京机器总厂当党总支副书记。今后你要多关心他，还要注意保密!”
雨势稍减，毛岸英随彭德怀、张养吾、郭洪光乘车到高岗家稍事休息后，又来到沈阳市和平街1号中共中央东北局交际处。毛岸英随彭德怀在沈阳期间，就在此工作和休息。
当日傍晚，彭德怀心不在焉地吃完晚饭，然后把张养吾、毛岸英、郭洪光叫到一间会客室开会。
“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吧，中央决定派志愿军到朝鲜，帮助朝鲜人民军打击美国侵略者。我们都是共产党员，都要无条件地服从中央决定!从今天起，我们4个就是一个党小组，你们说谁当小组长?”彭德怀开门见山地说。“毛岸英在工厂当过副书记，我选他当小组长。”张养吾首先建议。彭德怀说：“我同意。小郭同志呢?如果没有意见，那就这么定了。以后我们这个党小组，就由毛岸英同志负责。”
此时，东北边防军尚未改成“志愿军”番号。毛岸英所在的这个党小组，可以说是志愿军的第一个党小组。后来党小组又增加了彭德怀的军事秘书杨凤安、朝语翻译金昌勋和驾驶员刘祥等人，仍由毛岸英任组长。
毛岸英对工作极端负责，成立党小组的当天晚上，他就找郭洪光谈心。郭洪光如实向小组长汇报思想：“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回部队去带兵……”
闻听此言，毛岸英真想批评郭洪光，但又忍住了，因为他对郭洪光毕竟还缺乏了解。第二天，毛岸英找张养吾商量：“郭洪光不想到朝鲜，这种思想不好。你看应该怎样帮助他呢?”
张养吾想了想说：“小郭原来是廖汉生部队的一个连长，可能不太想干警卫员这个工作。另外，我们这次跟彭总出来，事先毫无出国作战的思想准备，他可能也有点想法。”
毛岸英大惑不解地问：“难道彭总事先没打招呼吗?”张养吾笑了笑说：“10月4日上午，中央派飞机接彭总，彭总还以为是来参加财经工作会议呢!带的都是财经方面的材料，把我这个行政秘书也带来了，反而把军事秘书留在西安，到了北京才知道是讨论出兵朝鲜问题……”
“噢，原来是这么回事!”毛岸英若有所思。“所以，小郭有点想法也不奇怪，不要把问题看重了。你再跟他聊聊吧。”张养吾建议说。
毛岸英欣然接受了张养吾的建议，像朋友似的再次找郭洪光谈心。他谈自己对出兵朝鲜的认识，谈自己结婚不到一年，妻子正在生病住院，为什么还坚决请求参加志愿军……
郭洪光被感动了。他真诚地对毛岸英说：“毛翻译，我想通了。你是地方同志，还主动要求到朝鲜，我是军人，还能后退吗?你看我今后的行动吧!”郭洪光没有食言。他尽心尽职地照顾和保护彭德怀，在朝鲜战场上熬过了最艰难的阶段，一直到第五次战役结束后才回国。
10月10日傍晚，毛岸英随彭德怀等人从沈阳到达安东(今丹东)，住在“伪满”八大景之一的镇江山下一座日本人营造的洋房里。次日上午，彭德怀奉命紧急返京开会。难得清闲的毛岸英和张养吾结伴而行，在安东中山公园里玩了半天。
在欣赏北国风光之余，他俩谈哲学、历史，也谈俄语。这是他俩共同的爱好。知识的交流，使这两颗陌生的心灵贴近了。在回住所的路上，毛岸英和张养吾相约：在朝鲜战场上互相帮助，张养吾帮他补习中文，他帮张养吾补习俄语。
毛岸英说到做到。当天下午，他就送给张养吾一本《简明俄文字典》。
张养吾说：“你这是搬着书山上战场啊!”毛岸英给美军战俘莱尔斯点上一支烟，问：“你想吃点什么吗?”
1950年10月23日黄昏，毛岸英搭乘志愿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任荣的座车，从长甸河口渡过鸭绿江，踏上了烽火连天的朝鲜战场。
在朝鲜北部大榆洞矿区一间铁皮盖顶的简易工棚里，毛岸英解开行李，开始整理床铺。
“岸英，还没搞好啊?”张养吾一边说，一边走了进来。他看到，毛岸英在整理一大摞中文、俄文、英文的书，这些书有平装的，也有精装的，形式各异，厚薄不一。他不禁感叹：“书山有路勤为径。你这是搬着书山上战场啊!” “有些书是爸爸送的，这些衣服、被褥都是妈妈准备的，是带多了。”“你妈妈?”“噢，就是江……江青。” 毛岸英与张养吾两人正说着，任荣部长来了。他是毛岸英的又一位邻居。
志愿军政治部的驻地，在距此二三里远的一条岔沟里。但杜平主任为了便于工作，带着组织部长任荣、秘书处处长王健、秘书方红等几位得力助手，住在司令部。彭德怀特意安排张养吾、毛岸英和这些政工干部住在一起，这既是一种照顾，又是为了发挥他们在政工方面的特长。
抗美援朝战争初期，美军空军称王称霸，横行无阻。志愿军总部机关，连一门高射炮都没有，除个别值班者外，其他人被迫夜间工作，白天防空，几乎天天如此。毛岸英和张养吾原计划在住处附近挖一个防空洞，可满山都是坚硬无比的铁矿石，一镐下去，火星四溅，石头却纹丝不动。他们只得放弃这个不切实际的计划，飞机一来，就往树林里钻。那时，朝鲜已经开始下雪了，气温降至零下20℃左右。即使是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毛岸英依然顽强地坚持看书学习。这给张养吾和任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张养吾后来回忆说：“毛岸英、任荣和我，防空时经常在一起。山上那么多马尾松，钻进去在飞机上是看不见的。任荣喜欢阴坡，说是保险，但是冷，又不能烤火。毛岸英和我喜欢阳坡，又能晒太阳，又好看书。”强烈的求知欲望，驱使毛岸英惜时如金地博览群书。张养吾说：“他喜欢看书，《朱元璋传》、《欧洲哲学史》、《孙子兵法》……什么书都看。到朝鲜半个多月，就啃完了好几本大部头的书，这种如饥似渴的学习精神，在百万志愿军中是绝无仅有的。”
毛岸英的本职工作是“俄语翻译”，在志愿军总部，一般人称他“毛翻译”，亲近者则戏称他“翻译官”。然而，在抗美援朝初期，能够让毛岸英显示俄语翻译才能的机会并不多，人们只记得有那么两次：一次是彭德怀刚到大榆洞不久，苏驻朝大使、驻朝顾问团团长史蒂柯夫前来作了一次礼节性的拜访；另一次是第一次战役胜利后，彭德怀在大榆洞召开作战会议，苏驻朝顾问团副团长瓦西列夫到会祝贺。
毛岸英总是积极而又满腔热情地找事做，一些志愿军老战士至今仍然记得他审问美国战俘和连夜起草电报的事。
莱尔斯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捕获的一个美军战俘。为了解美军和南朝鲜军内情，彭德怀命令对莱尔斯进行审讯。毛岸英主动请求担任审讯美军战俘的翻译工作。
那是10月的最后一天上午。在一间简易工棚里，一张长条桌后面端坐着任荣、张养吾和毛岸英。
莱尔斯被两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押了进来。他颤抖着站在审讯台前，露出惊恐而绝望的眼神，如同被押进屠宰场的羔羊。“坐下!”任荣威严地指了指审讯台前的木凳。莱尔斯咽下一口口水，上身僵直地坐在木凳上，那只被绷带吊在脖子上的左臂在不由自主地抖动着。
按预定计划，由任荣主审，毛岸英翻译，张养吾记录。原设想，审讯应在威严的气氛中进行，“一开始就给他个下马威”。可是，当毛岸英凝视着莱尔斯那只颤抖的左臂时，情不自禁地动了恻隐之心――也许他看到的不再是一只嗜血成性的“老虎”，而是一个受伤的人。他不等任荣发问，便用英语与莱尔斯交谈起来。两人有问有答――“你的左臂是怎么受伤的?”“因我不了解贵军的战俘政策，跑了一下……”“有没有伤到骨头?”“没有。”“吸烟吗?”莱尔斯点了点头。毛岸英给他一支烟，替他点火。“你想吃点什么吗?”“假如可以的话……”
毛岸英走出审讯室，从宿舍拿来一盒饼干。“谢谢!”莱尔斯边吃边嘟囔道，“真是出乎意料!”
在莱尔斯吃饱后，审讯正式开始。那种预期的气氛虽已荡然无存，但审讯却进行得格外顺利。“你的名字、职务?”“莱尔斯，韩国第六师美国顾问团少校顾问。”“履历?”“……1947年到驻日美军任职，1949年到韩国任顾问。”“你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术有何印象?”“我曾在美国西点军校任教，研究过各种战法，但恕我直言：贵军不是常规的打法，前头拦住，后尾截住，这样作战，历史上未见过。”
审讯圆满结束。这要归功于莱尔斯的密切配合。
对这次审讯，彭德怀高度重视。他在看了审讯记录后，立即指示张养吾和毛岸英：“俘虏谈的这些情况很有参考价值，应该立即通报全军。这份通报，就由你们来写吧。”
毛岸英执笔，写得很快。当天下午，这份《志司通报》即通过电台发至各军军部。
10月31日晚上，因三十八军行动迟缓，彭德怀发了脾气：“这说明入朝前政治动员很不深入。我们的政治工作，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右倾思想!”
“那就发个电报，再动员一次吧。”杜平主任建议。“我看有这个必要!”彭德怀态度生硬，像吃了火药。“彭总，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和张秘书吧!”毛岸英当即请求。“可以。要快!”彭德怀又补充说，“请杜主任审定，赶快发往部队。”
摸黑回到宿舍，毛岸英点燃一支蜡烛，奋笔疾书。张养吾看到，毛岸英思路敏捷，文如泉涌。他写道：“我军取得了初战经验，证明没有空军配合的人民志愿军，以它无比的英勇与巧妙的战术，同样可以消灭有空军配合的敌人。……亲爱的全体同志们，歼敌良机摆在我们面前，能否取得胜利，关键不在飞机、大炮，而在我们能否认清这一时机的难得，能否坚决执行命令!”
当毛岸英写下“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的落款时，已是11月1日拂晓。
张养吾后来回忆说：“杜平同志阅后提了意见，我和毛岸英又作了修改，最后是彭总批发的。这次最辛苦了，毛岸英接连干了30多个小时。”
在张养吾和一些人的眼中，毛岸英有一个最明显的“缺点”。1950年11月25日11时左右，毛岸英和高瑞欣在敌机轰炸中不幸遇难 第一次战役胜利结束后，彭德怀任命了志愿军司令部机关的部处级干部，并宣布成立司令部办公室。这个办公室直属彭德怀领导，负责作战指挥和文电处理，人们习惯上称其为“彭总作战室”。办公室成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彭德怀从西安带来的张养吾、杨凤安；从北京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调来的成普、龚杰、徐亩元；还有一个就是毛岸英。
张养吾虽然被任命为办公室主任，但他和毛岸英一样，仍旧不参加作战值班。
行政秘书张养吾自从“阴差阳错”跟随彭德怀入朝以来，深感自己“不是这块料子”。他缺乏起码的战斗经验，无法适应战时生活。因此，他找彭德怀“要求调一下工作”。彭德怀叫他仍回西安任原职，并决定调西北军区司令部的高瑞欣参谋来办公室工作。
毛岸英听说张养吾即将回国，多次流露出依依不舍之情。11月16日下午，张养吾将他保管的机要电报移交给毛岸英。交接完毕，两人相对无语。张养吾难过地低着头，盯着自己的脚尖，沉思良久。正欲抬头，他忽然看到毛岸英脚上穿着一只没有后跟的靴子。他想起来了：那是一个雪天，毛岸英脱下潮湿的靴子放在火炉壁上烤，结果后跟被烤焦了。张养吾默默地脱下自己的一双靴子，轻放在毛岸英的脚前。
在过去的40天中，张养吾打心眼里喜欢上了毛岸英，这不仅因为他是国家主席的儿子，还因为他身上具有许多难能可贵的优点：满腔的报国热情，忘我的工作精神，刻苦的学习态度，突出的平民风格……
当然，在张养吾和一些人的眼中，毛岸英并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青年。他最明显的“缺点”就是，因为经常工作或看书到深夜，所以有时早晨不能按时起床，因而不能按时就餐，按时防空。这也是张养吾临走前最放心不下的问题。他还清楚地记得：“有一次防空，司令部叫天亮前进洞。大家吃了饭，岸英才起床漱口。我们等他吃早饭，饭还没吃完，敌机来了。我、任荣、毛岸英，还有任荣的一个警卫员，来不及进防空洞了，就藏在屋内。4个人一人蹲一个角落，静候轰炸。几十公尺外，炸弹直响，那个声音真是震耳欲聋啊!任荣过后对岸英说，毛岸英同志啊，下次可要注意啊!”
有感于此，张养吾突然打破沉默，语重心长地对毛岸英说：“岸英，我要走了，但有件事一直不大放心。”“你说吧。”毛岸英抬起头，坦诚地望着张养吾的眼睛。
“今后，夜里不要搞得太晚，早上要按时起床。”“早饭也要按时去吃，不要饿肚子。”“特别是要注意按规定防空，千万不要麻痹大意!”
当晚，张养吾搭乘高岗的专车回国。行前，毛岸英将一个包袱交给张养吾：“这些多余的东西，你带给我妈妈。”“我一定带到。”张养吾使劲点头答应。两人握手道别。
然而，张养吾怎么也不会想到，当他辗转到达西安，给毛岸英、任荣寄去充满思念的信时，毛岸英已经不在人世了。
1950年11月24日下午，两架绰号“黑寡妇”的美军侦察机，在大榆洞上空盘旋了1个多小时。这个异常现象，立即引起了志愿军首长的注意，他们当即下达了几条规定，要求：明晨4时前用饭完毕，除值班者外，其他人在天亮前全部进洞。
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解方参谋长领着司令部的同志躲在南山的一座大矿洞里；杜平主任和政治部的几位同志钻进山沟里的一座地下涵洞；距“彭总作战室”两三百米，有一座仅可容纳五六人的小矿洞，这是司令部首长的藏身之所。
25日早晨，金灿灿的太阳从东方升起，大矿洞里的人们已能相互看清对方的眉目。此时，毛岸英饥肠辘辘地倚壁而坐，正在闷着头吸烟――他又睡过了时间，没赶上吃早饭。
昨夜，对入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而言，是重要的一夜。按司令部要求，各部队必须在拂晓前进入指定位置，做好于黄昏发起第二次战役的准备。彭德怀调兵遣将，督促全军，忙了大半夜，毛岸英也跟着忙到后半夜才睡。如果是在10天前，毛岸英就不会迟起，更不会饿肚子。他的两位邻居张养吾和任荣，可以督促他按时起床，等候他一起吃饭，可现在张养吾已经回国，而任荣也带领工作组到东线九兵团去了。
毛岸英有了一位新邻居，他就是刚从西北军区调来的高瑞欣。高瑞欣比毛岸英小两三岁，睡得比毛岸英还香，要不是毛岸英叫他起床，他可能还在梦乡里。
上午9点多钟，太阳升起老高了。往日这个时候，正是敌机活动猖獗之时，可今日反常，连飞机的影子都没出现。“妈的，飞机怎么还不来?”有人等得不耐烦了。“今天是星期六，大概飞行员放假了!”有人瞎估猜。
人们的思想开始麻痹了。有人去拉屎撒尿，有人在洞口散步、聊天。毛岸英与高瑞欣回宿舍去喝水充饥，随后又立即返回洞内防空。
到了10点多钟，还未见敌机。毛岸英和高瑞欣忍不住了，就悄悄地离开矿洞，向“彭总作战室”走去。
11点钟左右，凄厉的防空号突然吹响。正在值班的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处副处长成普、参谋徐亩元和毛岸英等人冲出“彭总作战室”，就近隐蔽。少顷，从南方飞来4架美军轰炸机，飓风似的掠过总部上空，向北飞去。人们估计：“大概又是去轰炸鸭绿江大桥了!”于是，毛岸英等人又回到作战室。可是，狡猾的敌机悄然折转回头，其中的一架敌机俯冲着飞临“彭总作战室”上空，翅膀一抖，丢下几十颗凝固汽油弹。就在这些汽油弹降落和爆炸的瞬间，两个人影从屋内冲了出来：最先是徐亩元，他安然无恙；成普慢了一步，被爆炸的气浪摔到山下，半边脸被烧脱了皮。
“彭总作战室”是一座木板房子。随着一串串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木屋在烈火中燃烧、倒塌，眨眼间变成了一片火海，根本来不及抢救。敌机还在头顶上盘旋，轰炸任何可疑之处。实际上也没办法抢救：凝固汽油弹爆炸后，顿时生成高达华氏2000度左右的燃烧着的液体流，岩石被烧得通红，发出“噼噼啪啪”的爆裂声，何况是人的血肉之躯呢!
人们从四面八方向木屋跑去。木屋消失了，剩下一堆灰烬。余温很高，站在好远，依然灼人。
警卫排的士兵在灰烬中扒出两具尸体。司令部行政处副处长张仲山后来回忆说：“尸体烧缩起来了，只剩下骨头架子，拉开，还像个人形。”有一具尸体的手骨上套着一只手表的残骸，人们据此断定：这就是毛岸英。
埋葬好两人后，彭德怀即令秘书给北京发了电文：今天，志愿军司令部遭到敌机轰炸，毛岸英不幸牺牲。
中央军委在接到毛岸英牺牲的电报时，毛泽东正感冒，身体欠佳，又忙于国内外重大事务。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暂时隐瞒着毛泽东，怕他知道后精神上受不了。直到1951年1月2日，才将电报送给毛泽东和江青看，并附一信说：“毛岸英的牺牲是光荣的。当时因为你们都在感冒中，未将此电送阅……”
毛泽东获此噩耗，悲痛万分。
1951年2月21日，当彭德怀回国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对毛泽东说了毛岸英在朝鲜牺牲的经过和处理情况。彭德怀内疚地说：“主席，你让岸英随我到朝鲜前线后，他工作很积极。可我对你和恩来几次督促志司注意防空的指示不重视，致岸英和高参谋不幸牺牲，我应承担责任。我和志司的同志们至今还很悲痛……”
毛岸英的不幸牺牲，极大地震撼了毛泽东的心灵。他是一位领袖，也是一位感情极其丰富的父亲。听完彭德怀的话，他久久地沉默着，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抬头凝望窗外那已然萧条的柳枝，轻轻地念叨着《枯树赋》：“昔年移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然而，毛泽东更是一个伟人。当彭德怀对毛岸英的死表示内疚时，他说：“搞革命嘛，总是要死人的。岸英是个普通战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尽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不能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就不该为中朝两国人民的共同事业而牺牲，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呀?哪个战士的血肉之躯，不是父母生的?”
彭德怀默默地听着，眼里饱含着泪花。他深知，毛岸英的牺牲，对党，尤其是对毛泽东，是个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
毛岸英走了，带着他28岁的火红的青春走了。从毛岸英报名参加志愿军到不幸牺牲，仅仅50天时间。这50天，是他28年生命交响曲中永不消逝的最强音。正如他的墓志铭上所镌刻的：“毛岸英同志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将永远教育和鼓舞青年的一代。”
延伸阅读（一）：
【毛泽东遗物故事】精心保存的毛岸英遗物
来源：毛泽东遗物馆 作者：曾洁
１９９０年，中共中央警卫局在清理毛泽东的遗物时，意外地发现了一批毛泽东精心保存的毛岸英遗物。大家都惊呆了，因为到毛泽东去世时，毛岸英已经牺牲了整整２６年！按照韶山风俗，逝者生前遗物，特别是衣服，往往随之销毁（焚烧），以免生者伤心。可是毛泽东并没有这么做，而是把爱子的遗物独自一人保存了整整２６年。毛泽东是一位大战略家，又是一位人中伟丈夫，同时心细如丝，这中间隐藏的创痛与对儿子无尽的思念，难以言说……
１９５０年，朝鲜战争爆发，毛岸英自愿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当时有很多人都建议毛泽东不要同意毛岸英赴朝作战，但毛主席非常坚定地说：“我毛泽东的儿子不去，谁去？！”
就这样，明知道上战场会有流血牺牲、会有生离死别，毛主席还是毅然把毛岸英送到了抗美援朝的前线。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１５日，毛岸英随志愿军总部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１１月２５日，抗美援朝第二战役打响。这天上午１１点左右，４架美军轰炸机掠过志愿军总部向北飞去，突然又从北边飞回，迅疾飞临作战室上空，疯狂地倾泻了上百颗汽油弹，此时，毛岸英刚登记、发完有３个Ａ字的加急电报，轰炸就暴雨般落下，他与另一位参谋高瑞欣陷入一片火海……毛岸英牺牲了，年仅２８岁！这是毛泽东一家牺牲的第六位亲人。毛泽东在北京新６所１号楼，从叶子龙和江青口中得知这一噩耗，怔怔地在沙发上坐了半晌，良久，才点燃一支烟，使劲抽起来，一支接一支，最后长叹一声：“唉，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彭德怀回国，面见毛泽东，心情沉重：“主席，我没有保护好岸英，我有责任，请求处分……”
毛泽东说：“革命战争，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为了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反抗侵略者，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儿女，前赴后继，牺牲了成千上万的优秀战士，岸英只是其中之一……”
１９５４年１２月，志愿军总部发电军委总干部部，询问如何安置毛岸英遗骨。总干部部复电要求运回北京，彭德怀认为不妥，２４日写信给周恩来：“我意即埋在朝鲜，以志司或志愿军司令员刊碑，说明其自愿参军和牺牲经过，不愧为毛泽东的儿子……”
周恩来将此信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表示同意，于是，在朝鲜平安道桧全郡的志愿军烈士陵园，出现了一座“毛岸英烈士之墓”。
毛岸英在朝鲜穿过的衬衣，为白棉布底，印赭色细方格，商标为一树叶，标有“荣新内衣厂出品”字样，左胸口袋，长袖，有７粒小白色胶扣，其中袖口两粒；领口有“１３０１１４领衬”字样。领口严重发黄，衣下摆也发黄，衣前胸有黄迹。
毛岸英参加志愿军后戴的蓝色棉帽，帽顶径２０厘米，面料为蓝色，帽舌有较密机缝的线，两边有护耳和后帽沿，帽里为灰色，有螺旋形机缝线。
毛岸英在朝鲜穿过的灰色沙袜，长５７厘米，底长２４厘米，为长筒袜，沙织，袜底前部、后跟各有一个黑布补丁。磨损严重，已褪色。
……
延伸阅读（二）
泪中的怀念：刘思齐撰文纪念毛岸英牺牲五十周年
思齐
来源：《人民日报》(2000年11月25日第七版)
岸英走了，走了整整半个世纪。在漫漫的时间长河中，我度过了无数个满浸着思念、等待、焦虑、恐惧、悲痛甚至绝望的日日夜夜。而它们几乎都伴随着眼泪。
1950年的11月25日，对我来说是一个黑色的不堪回首的日子。这一天，美帝向志愿军司令部的所在地大榆洞投下了几十颗凝固汽油弹，炸中了岸英所在的作战室。在熊熊烈火中，岸英走了，驾着一朵燃烧的金红色的火云，冲破火网，冉冉地升入了蓝天。
岸英走了，但没有一个人告诉我，没有一个人通知我，我还一直在等待着他的归来。我思念着他，等待着他。我想象着他回来时将怎样欢迎他，想象着我们将像以往一样在星期六一起去看望父亲、一起去逛北海、一起去看电影、一起在东四牌楼下漫步回家，想象着他又会同他的弟弟在我们那小小的卧室里下棋下到天亮，两人为一步棋互不相让，争得面红耳赤……但是这一切都是梦，是我清醒时做的梦。
可说是白日做的梦，却又不是梦，因为那都是我们共同度过的日日夜夜，是我对幸福时日的思念。记得我和岸英相约：每个星期六的傍晚，我们在中南海新华门相会，然后携手沿着南海漫步向丰泽园走去，因为父亲喜欢看到我们双双出现在他的眼前，每当这时他总是喜笑颜开，然后留我们一起共进晚餐。在饭桌上，父亲谈笑风生，天南海北，谈古论今，经常拿着我和岸英开玩笑。记得有一次岸英开玩笑，说父亲“小气”，说我们结婚时父亲只送了一件蓝大衣，害得我和他争来抢去。父亲指着岸英说：“你把我的干女儿抢去做老婆还不够，还想从我这里再发笔洋财！”说完看见岸英“理屈词穷”的模样，哈哈地笑得说不出话来。只要岸英在北京，每个星期我们都同岸青和他的妹妹一起，陪着父亲愉快地度过几个小时。这也许是父亲一周来唯一的休息。
当父亲又埋头到他的文件堆中后，我和岸英多半是去紫光阁看电影。然后我们就回家，回到我们位于朝内大街的那个小小的家。岸英喜欢东四牌楼，他说那是典型的中国风格的建筑，我们经常在东四下车，傍着牌楼站一会，然后在习习的晚风中漫步回家，到家时已是深夜了，有时甚至是凌晨一两点。与他相依为命的弟弟多次同我们一起回去，这时岸英便张罗着将岸青安置在李克农同志的会客室。每逢这种时候，岸青总是第二天清晨五点钟来敲门，岸英便睡眼惺忪地陪着弟弟找个地方下棋去。他俩棋艺相当，在棋盘上谁也不让谁。不过弟弟还多一个本事，那就是只能自己悔棋不准别人悔棋。岸英对弟弟的照顾和爱护让人看了不能不感动。我和岸英结婚一年，但是我们在电影院只看过两场电影：《三毛流浪记》和《一江春水向东流》。我记得很清楚，看《三毛流浪记》时他非常激动，一直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电影结束了，他还沉浸在电影的情节中。我推了推他说：“该走了，影院都快空了。”他抬起头望着我说：“思齐，这就是我在上海的流浪生活，我和岸青除了没有给资本家当干儿子和偷东西以外，三毛其他的经历我们都经历了。”回家的路上他却又不做声了，一路上默默地走着。我知道他的心又回到他在上海流浪的那些日日夜夜中去了，我没有打搅他。这以后，他对我细细地谈了他和弟弟在上海流浪的前前后后。我深深地感到他对在上海的这段流浪生活是刻骨铭心的。长沙解放后，他在写给舅舅杨开智和外婆的第一封信中还提到“在上海六年的流浪生活不堪回首。”……
我不停地做着梦，做着清醒时的梦，甜蜜的、幸福的梦。在梦中我从来没有感到过危险，从来没有梦到过不幸，更没有在梦中将岸英和战争、和牺牲联系在一起。我如此糊涂，只不过是岸英临走前告诉我：“收不到我的信时不要着急，交通不便呢！”对我这无疑是颗定心丸，它使我浑浑噩噩地过了近三年！
1950年9月30日夜，我突然得了急性阑尾炎，在举国准备欢庆建国后第一个国庆的前夜，我被急匆匆地推进了手术室。第二天下午，也就是国庆节的下午，岸英参加完活动赶到医院来看我，他说，30日晚上他参加宴请苏联大使的宴会去了。他为我手术时他不在我身边而道歉。10月2日下午他又来了一次，从此一连十多天就没有了踪影，我知道他忙。10月14日晚上九点多，我已经休息了，他突然来了，告诉我他外出了一次，并且第二天又要出差。他在我的病床前坐了两个多小时，直到深夜十一点多了才恋恋不舍地别我而去。
在我的床前，他一遍又一遍地叮嘱我：
“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你都要坚持完成你的学业。”
“每个星期你都要去看望爸爸，不要我不在你就不去了。”
“收不到我的信时你不要着急，可能交通会不方便。”
“你多多照顾岸青。”他说，“对你我是放心的，因为你妈妈会照顾你的。”我深深地感到他最放心不下的是岸青。那天临走时他说还要去我母亲那里。后来我母亲告诉我，他一直在她那里坐到凌晨两点多。
夜深了，他走了，我穿上医院的长大衣送他到病房大楼的入口处。秋夜的风已经是冷飕飕的了。他劝我回病房，我坚持要目送他走出医院的大门。他拗不过我，无奈而留恋地向大门的方向走了几步后又突然转过身来，向着我深深地、深深地弯下腰鞠了一躬，当时我吃惊得呆住了。他慢慢地伸直腰，倒退了几步，几次欲言又止，两眼痴痴地望了我一会儿，然后急切地转过身匆匆地走出了大门，再也没有回头。
我呆呆地、呆呆地站在楼门口……
我怎能想到，这竟是我们的永诀。
那晚，他始终未提到他要去的是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朝鲜，他只是在交谈中像偶尔提及似地问我：“知不知道有个朝鲜半岛？”我当时一怔，但却未把战争和他的出差联系起来，我傻傻地说：“知道，不是正在打仗吗？”他马上转移了话题。
他就这样走了，离开我到朝鲜去了，四十天后，他便离开了我们所有的人，永远永远地走了。
他走后，给我来过一封信，信中再三询问我的健康情况，对我们婚后他未能与我在一起多呆些时间，未能多照顾我而满怀歉意，但年轻的我却未能理解他。我只是把这封信，这封他在离开人世前，在炮火硝烟中写的最后一封信，这封可以说是他的遗书的信，当做一封普通的家书，就这样随意放在上衣的口袋中揉烂了。此后，我再没有收到他的信，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我等着盼着，这时他给我吃的定心丸起作用了：“收不到我的信时不要着急啊，交通不便呢！”于是，我那颗烦躁的心便安静下来。又是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我仍等待着，盼望着。1952年的一天，我清楚地记得，那天侯波同志给了我一张照片，照片上赫然是戴着朝鲜人民军军帽微笑着的岸英，那么英俊，那么威武！
他去了朝鲜？我的心开始咚咚地乱跳起来，我又想起有一次我回中南海，适逢父亲和李克农坐在院子里，我便走了过去。李克农我很熟。我们结婚时岸英就在李克农处工作，新房就在李克农住的院子里，那间现在看来十分简陋、而当时我和岸英都十分满意的新房就是李克农一手操办的。李克农见了我有点手忙脚乱，后来我同他和爸爸三个人一起在院中就餐时，他也一直不说话，只是不停地一声接一声地叹气，我以为是他在工作中遇到什么问题了。父亲也沉默不语。这顿饭吃得既沉闷又凝重。这种严肃的气氛在父亲同我吃饭的餐桌上很少见到。是岸英出事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从我的心底腾腾地升了上来。“不，不会的，不会出事的！”我强自安定自己，勉强让自己镇静下来！但从此我便生活在焦虑和恐惧之中，我的心在无望中挣扎。我不停地安慰自己：“不会的，不会的，岸英他不会离开我的。”“你不要诅咒岸英啊！”
我想去问父亲，但看见父亲望着我的那双坦然的眼睛，听到父亲不时用平静的声音谈论岸英，谈他小时的趣事，谈他在上海的流浪，谈他与母亲杨开慧的生离死别，谈他作为一名红军军官参加了苏联的卫国战争。当我们谈到有趣的事时，父亲甚至会哈哈大笑。记得有一次父亲谈到岸英和岸青小时淘气，一次大雨过后院中积满了水，不知他俩从哪里把父亲唯一的一双皮鞋偷走了，两人站在积水中，一人的一只小脚上套一只父亲的大皮鞋，嘴里大喊：“开船喽！”两只小手还模仿着摇橹的动作。“船”当然湿透了，结果是每人的屁股上挨了两巴掌。父亲谈到这里笑得直抹眼泪。我们更多的是怀念开慧妈妈，谈她的英勇就义。父亲对我说：“开慧是一位伟大的女性，伟大的母亲，她作为母亲，在三个孩子都未成年，岸龙还是呱呱待哺的婴儿时，毅然地走向了刑场。”关于两兄弟在上海的流浪，父亲也谈得不少。父亲有次告诉我，岸英告诉他怎样拾烟头才能又快又不弯腰，父亲用右手的食指和中指比成一个V字，说用细铁丝扎成个V字，绑在一根长点的竹竿上：“就这样一叉一个，一叉一个，不用弯腰去捡呢！”……每当想到这些我便责备自己不该胡思乱想。
但是岸英确实是这么长这么长的时间没有来信啊！
我觉得我掉进了沸腾的油锅。
1953年的夏天，我再也忍耐不住了，一天，我冲进了父亲的书房，劈头盖脑不顾一切地问父亲：“爸爸，岸英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来信？”父亲一下子呆住了，拿烟的手开始颤抖起来。我一切都明白了，眼前开始模糊起来，泪像开闸的河水沿着脸颊滚滚而下，这时一个苍老而悲痛的声音悠悠地传了过来：“岸英已经牺牲了。”接着又传来一句：“我也是过了很长时间才知道的。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女儿了！”
这就是父亲给我的回答！
虽说我早就有怀疑，但怀疑一旦被证实，我还是被击倒了，思想停滞了，脑中一片空白……不知过了多久，有人拍了拍我的肩，卫士长李银桥的声音传了过来，我愣了一下，不明白他在说什么，接着我听到一种恸哭声，那么陌生。这是我在哭？银桥的声音又传了过来，这回我听懂了，他叫我别哭了，说：“你爸爸的手已经冰凉了。”我终于从巨大的悲痛中醒了过来。哦，爸爸，我向爸爸望去，只见他呆呆地坐在沙发上，两眼直视着前方，双手无力地搭在膝上。天，我怎么能在父亲面前这么恸哭啊！我极力想忍住哭泣，但是办不到，于是我想：离开他吧，去寻找一个属于我自己的空间，独自去舐自己的伤口吧。我吃力地站起身来，哽咽着走向父亲，无言地握住他那双大手，那双在我的印象中一直是温暖而柔和的大手，但是此刻这双手却是僵冷的。
冷静下来后，我终于明白了：岸英牺牲后父亲一直在忍痛做我的工作，他担心我承受不了这可怕的噩耗，他希望我能坚强地承受住这致命的打击。全中国解放了，新中国诞生了，生活安定了，我认为一切都好起来了，从此可以安安静静地坐在教室里听课了，不用行军了，不用打仗了，将来剩下的就是努力工作，同岸英相亲相爱平平安安地厮守终生。可是这个对一个女孩子来说最简单、最平凡的希望却在一瞬间破灭了，就像一个肥皂泡似的那么容易地就破灭了，烟消云散了。父亲针对我的教育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干革命就会有牺牲。他一次又一次地提起开慧妈妈的牺牲，历数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建、毛楚雄的牺牲，提起许许多多牺牲了的烈士，其中也包括我的父亲和继父。这一切都是为了我能承受住岸英的牺牲！但是当时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些烈士的名单中居然也会包括岸英！
老年丧子的父亲，为了我这个稀里糊涂地闯入了他家的女孩子，不得不强忍悲痛地教育我，在我面前不得不若无其事地谈论已经离开了人世的爱子，而我却像一只不懂事的小猫，不停地撕扯着他心灵上的伤口！
岸英千真万确是牺牲了，父亲已经明确地回答了我。但我仍然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我的感情，我的心都拒绝它！我接受不了他的死亡，我总觉得他还活着，活在一个遥远的、我所不知道也去不了的地方。这种情感上的拒绝一直持续到1959年的春节。这时离岸英牺牲已经整整十个年头了，父亲为了我能真正接受岸英的死亡，他用自己的稿费资助我去给岸英扫墓，他不准我们用国家的一分钱，也不让我们打搅朝鲜有关方面。临赴朝前，我去向父亲辞行，父亲拉着我的手说：“思齐，告诉岸英，你也是代我去给他扫墓的，我们去晚了。告诉他，我无法自己去看他，请他原谅。告诉他，爸爸想他，爱他……”爸爸说不下去了。哽咽堵得我喘不上气来，我意识到只要我一张口便会恸哭失声，我用手紧紧地堵住嘴，拼命地点头，退出了父亲的书房。就这样我和妹妹邵华在任荣将军的带领下去了朝鲜。
当我在桧仓志愿军烈士陵园里，站在岸英那圆形的用冰冷的花岗岩砌成的墓前，站在岸英那大理石的碑墓前，我才意识到岸英真的走了。但是当我想到躺在这圆形墓下的是岸英那饱受烈火摧残的遗体时，我的心再也承受不住了。我病了，病倒在朝鲜，高烧不退，回北京后下了火车就被直接抬进了医院。这场病病得我真是九死一生，我在鬼门关前游荡了近一个月，真正体验到了人濒临死亡时的感觉。唯一系住了我的是想到从朝鲜回来后还未见到父亲，还未向父亲汇报我的朝鲜之行，我有那么多那么多关于岸英的话：他的墓，他的碑，他所在的陵园，我在他墓前的感受……还一句都没告诉父亲。爸爸最了解我，他让李银桥及时给我送来一封短短的信，这封信成了我战胜病痛的精神支柱，也许正是这封信挽救了我的生命。爸爸在信中说：“要好好治病”，“意志为主，药物为辅。”这时我才猛然醒悟，原来当我站在岸英的墓前时自己精神已全面崩溃了。
我的心终于接受了岸英的死亡，病愈出院了。入院时大雪纷飞，出院时已是炎炎夏日。我去看望父亲，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思齐，我不该让你去朝鲜，害得你差点把小命都丢了。”我说：“爸，我应该去，虽然我病了一场，我不后悔！”想了想，我又追加了一句：“我迟早总要去的，不去看岸英，我饶不了自己！”爸爸对我说：“你不要太伤心了，干革命就会有牺牲。岸英是一个事业型的孩子，是国际主义战士，最终为朝鲜人民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二次大战中他曾义无反顾地加入了红军，作为苏联红军一个坦克连的党代表(相当于连指导员―――作者注)同苏联人民一起参加了卫国战争。他是一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你是他的妻子，你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为死者争一口气……”后来，爸爸在信中还谆谆地叮嘱我，要“为死者，为父亲，争这一口气。”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越来越感到这些年来岸英一直就站在我和父亲之间，他一只手紧紧地拉着我，另一只手紧紧地拉着父亲，他使我和父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由于他，使我对父亲产生了深深的依恋；也由于他，父亲给予了我无尽的关爱。有一封信，我至今仍然保留着。那是父亲在1960年1月15日写给我的，也就是我从朝鲜回来一年之后，父亲在信中写道：“思齐儿：不知你的情形如何？身体有更大的起色没有，极为挂念。要立雄心壮志，注意政治理论。要争一口气，为死者，为父亲，为人民，也为那些轻视仇视的人们争这一口气。我好，只是念你。祝你平安。父字 一月十五日”。
岸英牺牲后我为他扫过四次墓。第一次是父亲资助，后来两次分别是作为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和志愿军烈属代表团的成员去的。今年是岸英牺牲五十周年，我想，无论如何也要去为他扫墓。我参加了一个赴朝鲜旅游团，但到朝鲜后只有一项活动：扫墓。那天去时一路上风和日丽，从平壤到烈士陵园所在地桧仓有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快到桧仓时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但抵达岸英墓前时雨却停住了。望着那熟悉的墓、熟悉的碑、熟悉的花岗岩胸像，心中翻腾着万语千言，无尽的伴随着眼泪的思念又历历浮现在眼前，我不觉悄悄地对岸英说出了声：“岸英，我来了，看你来了，从上次来看你已整整隔了十年，你怪我吗？岸英，我不知以后还能不能再来看你，我毕竟是近七十岁的人了。但是我相信，只要我还走得动，我就会再来看你。”
在回平壤的路上雨越下越大，最后变成了瓢泼大雨。汽车前挡的雨刷在刷、刷地忙碌着，但仍无济于事，从前挡望出去仍是一层厚厚的急急的水流，我觉得，这就是我为岸英流过的眼泪，上苍今天又把它们还给我了。
编辑：墨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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