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与群众路线》出版座谈会7月22日在中央党校隆重举行。习仲勋同志亲属代表习远平出席会议并发言，他转达了母亲齐心对参加本书编辑的同志们和与会来宾的感谢和问候。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毅亭，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局长蔡赴朝，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张树军，广东省深圳市委原书记李灏，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中央直属机关工委宣传部部长顾祥胜，中国青年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张坤作了发言。中央统战部办公厅原副主任、正局级巡视员，曾长期担任习仲勋同志秘书的张志功向座谈会提交了书面发言。中央党校出版社社长田国良介绍了本书的采访和编辑情况。现将发言摘编如下：

　　通过书中一个个采访实录，我们能够看到一个一生始终坚持群众立场和群众观点、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的习老。他说过，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必须虚心向群众学习，听从掌柜的管教”。他还说过，“我们党的一切事情，就是老百姓的事情”，“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和群众在一起“就像鱼回到水里”。在回忆年轻时在陕北闹革命的往事时他说：“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时时刻刻离不开群众。部队要吃饭离不开群众，要打仗更要动员群众、依靠群众，一旦脱离群众我们就会寸步难行、一事无成。可以说，没有群众，就没有我们生存的空间，是群众哺育了人民军队。”所以他提出，“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警示年轻党员干部要始终记住“不走群众路线就不是共产党”，“什么时候抛弃了群众路线，什么时候我们脱离了群众，什么时候我们的事业就要失败”。

　　通过书中一个个采访实录，我们能够看到一个一生始终与群众水乳交融、亲如一家的习老。他提出：要对群众“掏心窝”，与群众打成一片;要经常到群众中去，始终与群众平等相处，要多交工人、农民朋友。在农民眼里，他是那个带着草帽，摇着蒲扇，挽着裤管，走在泥土地里，见人就打招呼，谈话很随和的农民兄弟。在工人眼里，他是那个认真倾听，仔细询问，主动关心，在意工人生产安全胜过一切的工人之友。在基层干部眼里，他是那个关心基层，注重事实，一心只为群众谋幸福，宁愿干部吃点亏的平民书记。曾在延安工作的美国人李敦白回忆说：“从绥德到清涧到延安，凡是我们见到的大人、小孩、农民、工匠，无不亲切地跟习书记打招呼，而都由习书记称姓道名地问候。而且往往还问他们家的具体情况：爸爸的腰疼病好些吗?婆姨已经满月子了吧?孩子课本的问题解决了吗?等等。我当时觉得很惊讶，怎么可能同那么多人那样熟悉呢?”正因为如此，群众非常信任他，把他看作是自己人。当群众有疑难时，就说：“找仲勋去。”

　　通过书中一个个采访实录，我们能够看到一个一生始终淡泊名利、为政清廉的习老。习老非常反感脱离群众、疏远群众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对干部搞特殊化深恶痛绝。在他心目中，干部搞特权，是很不光彩的事。他说，“脑子里没有群众利益，只有个人利益，这样的党员就不够格!”他说，“干部一旦脱离群众，沾染了官僚主义作风，慢慢就会发展成大的错误，发展成违法乱纪，最终走上不归路。”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不关心群众疾苦、高高在上的坏作风，“一天不除，就会日复一日地损害我们党在人民心目中的信誉”。他明确要求，当自己出行时，无论去哪儿，第一不要搞带路车，不要警车开道;第二不要布置路线，不要封路;第三不要鸣警笛，以免让群众联想到旧社会的官员鸣锣开道，让群众反感;第四不搞迎来送往，禁止浮夸摆谱的工作作风。他为政清廉、生活俭朴，穿衣吃饭从不讲究，住房年久失修不让粉刷维修，家具陈旧也不同意更换，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严格要求，决不允许搞特殊，真正做到了为官不忘初心，从政不忘本色。　　

　　在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期间，组织上曾给习仲勋同志作了一份鉴定。其中有一段近五百字的内容，专门讲他同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说：“他很懂得群众的情绪、习惯和需要。他是站在群众观点和群众立场来解决群众的问题，总是把群众的事情看做是自己的事情，而又设身处地地替他们设想，设想怎样才是对的，尤其设想怎样对群众有好处，而没有丝毫的主观主义气味。因之，群众信任他，把他看做是自己人，当群众有疑难时，就说，找仲勋去。”鉴定中还列举了很多习仲勋同志同人民群众亲密关系的例子，并得出结论：“由于这一切，使得习仲勋同志成为党的宝贵的群众领袖。”这份重要文献，是对习仲勋同志关心群众，从而得到群众爱戴、信任的真实记录。

　　习仲勋同志还就如何做到立场和方法相统一，进一步做了深刻分析。他指出，坚持群众立场，就要深入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认真听取群众意见。他严厉批评干部中存在的“我领导群众，群众中的东西还有我不知道的?”的错误想法。他同时强调了工作方法的重要性，指出，“为群众服务，工作时要采用群众方法、群众路线去实现”，而不能想法与行动相脱节。他举例说：“我们许多同志，往往事与愿违，他的心肠是很好的，但是一去了群众就反对，不拥护他，因为他只有群众观点，而没有群众方法、群众路线，所以有很多问题就不能很好地解决。”

　　掩卷沉思，习老“拿着脑袋闹革命”、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始终不渝热爱党、热爱国家、热爱人民，毕生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跃然纸上，在我们心中熠熠生辉。我们强烈感受到，他始终“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不当“官”、不当“老爷”的坚定立场;我们强烈感受到，他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始终全心全意做“人民的忠实勤务员”的赤子情怀;我们强烈感受到，他一辈子说真话、办实事，为党和人民利益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无私无畏的浩然正气;我们强烈感受到，他念念不忘“不走群众路线就不是共产党”，“什么时候我们抛弃了群众路线，什么时候我们脱离了群众，什么时候我们的事业就要失败”的忧患意识;我们强烈感受到，他从不“以为自己比老百姓高明”，经常轻车简从走进田间地头，对群众“掏心窝”、与群众交朋友、向群众常请教的工作方法。历史作出了最好的回答：习老不愧为“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935年夏秋之际，陕甘苏区曾经遭遇过一次残酷的错误肃反，我父亲和刘志丹等一大批陕甘边的负责同志和红军干部遭到逮捕关押。是毛泽东、张闻天等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果断制止了错误肃反。我父亲被释放后到中央党校学习了一段时间，被分配到关中工作，1936年5月又随军西征。原先担任陕甘边苏维埃主席的父亲被分配去担任县委书记，但我父亲能上能下，从不计较职务的高低，带头服从中央的分配，无论在关中还是在陇东工作，都能很快打开局面。

　　为什么毛主席如此看重我父亲在西北的工作呢?我认为，这是因为我父亲总是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特别注重调查研究，尤其是在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同时，不忘加强党的领导，能够十分妥善地处理两者的辩证关系。十二月会议之后，我父亲就土改纠偏问题多次致电毛主席，引起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数次向全党和全国各解放区转发了我父亲的这些电报。在1948年1月20日这天，毛主席在转发习仲勋关于西北土改工作情况的报告时指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

　　党的利益在第一位，理论联系实际，加上实事求是，坚持走群众路线，使我父亲一生从不犯“左”的错误。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但他总是不断深入基层，认真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了解百姓的冷暖疾苦。在“大跃进”运动的狂热中，他仍然保持清醒头脑，对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办大食堂等做法提出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