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千百年来一直是许多大学问家所热衷讨论的话题，许多问题，如“什么是人性”，“人之初，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等等，一直困扰着人们。

　　在《毛泽东文集》第三卷读到了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文集的编辑标以《关于人的基本特性及其他》为题，并在注释中说明：“这是毛泽东在刘少奇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关于人性、是非、善恶等问题给续范亭复信上写的批语的主要部分。”这就为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思路。我们不妨从研读他的教诲入门，展开我们自己的思考。

　　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人性?”

　　毛泽东在这个逻辑的起点上对“人性”做出了非常明确的界定，这就是：作为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性才能视为人性。人，当然也是一种动物，作为动物的一种，人具有和其他动物共同具有的“动物性”，比如吃喝拉撒、繁衍后代等等，但绝不能把动物性混同于人性，因为人性就是“当作人的特点、特性、特征”，而“自然性、动物性等等不是人的特性”。相当多讨论人性的文章常常有意或无意地把动物性也作为人性的一部分，混淆了事物的本质。就连刘少奇的信中也有几处不自觉地混淆两者。毛泽东直率地批评道：不应把人性说成“有两种基本特性：一是动物性，一是社会性，这样说就不好了，就是二元论，实际就是唯心论。”

　　那么，人性，或者明确说，作为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性是什么呢?毛泽东的回答是：“人的社会性”，他说，既称为人，就“只有一种基本特性——社会性”，“人是社会的动物”。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两种说法实质上是一脉相承的。

　　如何理解毛泽东所说的“社会性”呢?直观地思考，社会性体现在个体的生存与发展对群体的依赖性。个人一旦脱离了社会群体，就无法成为一个人，印度的“狼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为什么说“人是社会的动物”?毛泽东是这样阐述的：“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人是从事社会生产的动物，人是阶级斗争的动物(一定历史时期)”。

　　让我们来深入思考一下毛泽东的这个论述。

　　第一句话，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毛泽东说：“原始人与猴子的区别只在能否制造工具一点上。自从人能制造石枪、木棒以从事生产，人才第一次与猴子及其他动物区别开来”。能够制造工具来有效地从自然界获取自身生存所必须的物质条件，是人类“劳动”的基本特征，劳动是人类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也是人类的社会性与某些动物的群体性(如蜜蜂，蚂蚁等)的重要区别之一。恩格斯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劳动使人类获得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而人也在劳动中不断丰富自我、成就自我，不断进化。正是基于劳动对人的本质及其存在与发展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所以恩格斯说：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

　　第二句话，人是从事社会生产的动物。这是人类社会性的最主要的表现。马克思说：“人们在生产中不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

　　人类所特有的劳动产生了人类所特有的社会性。劳动与人类的进化及其社会性有如此密切的关系，所以毛泽东说：“现在人的脑、手、五官，完全是在几十万年的劳动中改造过来了，带上社会性了，人的聪明与动物的聪明，人的本能与动物的本能，也完全两样了。”

　　第三句话，在阶级社会里，人是阶级斗争的动物。人类诞生至今已经有几十万年(也有文章说几百万年)，只是在最近的几千年里，出现了阶级分化的社会。由于阶级社会里存在不同阶级根本利益互相对立的情况，所以，毛泽东说：人类的社会性被“分裂”了，表现为不同阶级人群的阶级性。‚

　　值得指出的是，一般认为，人类的社会性与某些动物群体性的差异在于人类的社会活动是有目的的自觉活动，而动物受本能所驱使的活动是无意识的。这固然不错，但毛泽东不赞成把“思想”提升到区分人与其他动物的先决条件的地位，也不赞成人类是“万物之灵”的说法。他批评了刘少奇“人与其他动物最基本的区别，就在于人是有思想”的提法，这是因为他认为思维活动是物质运动的一种高级形式，是人脑这种特殊物质的属性，人脑本身和人脑的思维活动(即思想)都是随着人类的活动，人类的社会性的生产劳动而产生并逐渐发展起来的，而不是先验地，带有某种神秘性地在物质世界之外存在着的，更不是一种永恒不变的超自然的“理性”或“灵性”。他说：“人的思想是历史地发生与发展着的”，“永远不能完备”。

　　由这个问题，毛泽东又提出一个更深层次的范畴：人类的思想是人类的社会性的反映，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这点上，他对刘少奇的下列论述表示赞同：

　　“人们的生产劳动，永远是社会的生产劳动。人们相互间在一定的劳动样式的基础上，发生一定样式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政治关系等(即人们共同生活的规律)，这些一定的关系就决定着人们一定的社会观念形态，即决定着人们一定样式的思想、意识、观点、习惯、心理、道德等。长期的一定的人们的生产样式与生活样式，养成人们在思想行动上的一种特性，这就是人们的社会性。”

　　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来讨论人性的善恶问题。

　　第一，动物性不属于人性，因此无所谓善恶。

　　第二，在人类根本利益一致的情况下(无阶级社会)，人类有共同的社会性。因而也有人类社会共同的善恶观念。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是人类正当的社会性。毛泽东把对这种追求的压抑斥之为“摧残人们的正当社会性”，并且指出：宣扬封建道德观念的“程朱把人们当作非人所谓‘圣贤’来处理，所以是错的。”

　　第三，在阶级社会里，由于社会性的分裂，善恶观念也随之分裂。毛泽东给出的明确结论是：“所谓是非善恶是历史地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地发展的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统一，不同阶级的不同真理观，这就是我们的是非论。道德是人们经济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的要求的反映，不同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这就是我们的善恶论。”毛泽东针对孟子称侧隐之心为人类共同心理之说举了一个鲜明的例子来反驳：假如“希特勒的小哥儿跌下井去，也只有他的共同利害者才去打救。”一切受法西斯迫害而反对法西斯的人们绝不会有恻隐之心去救他，不会以救他为善，不救为恶。

　　在这点上，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下列论述表示赞许：“对于一切剥削阶级来说，客观的是非(客观真理)常常是无情的与他们的利害相反。在这种时候，一切剥削阶级就都不爱好真理，不爱好进步了，都爱好自己的利益，爱好反动，都是按照自己的利害来处理事物，都不是按照客观是非来处理事物，都要故意来歪曲是非，歪曲真理，欺骗群众，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且是剥削阶级主观上的是非，与客观是非又常常是不能一致的(他们常常是把自己的利益当作绝对真理)。”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剥削者的善恶总是以他们所谓是非为标准”。

　　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上，毛泽东更明确地阐述了这个思想。他说：“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又说：“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阶级使社会分化为许多对立体，阶级消灭后，那时就有了整个的人类之爱，但是现在还没有。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

　　毛泽东是酷爱哲学的，但是，他学习哲学不是为了高谈阔论，也不赞成从概念到概念，而是联系实际，注重实践，强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同样，人的基本特性就是社会性的观点，是毛泽东用以观察社会，改造社会的显微镜和解剖刀。他高度关注各种社会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同人群之间的关系。正如他在给刘少奇信的批语开始部分所强调的：讨论人性，“应从分析社会关系出发，不应从哲学定义出发。”从这个观点看历史，人类社会在发生了阶级分化以后，无论哪种社会形态，都是一部分人利用手中的权势和资源优势压迫另一部分人，总是少数人压迫多数人，而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即广大的劳动人民总是被压在社会的底层。这些统治阶级几千年来总是宣扬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而毛泽东则把这个颠倒了的善恶观颠倒过来，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发出了“造反有理”的呼声，敲响了旧世界的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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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了毛泽东《关于人的基本特性及其他》一文后，有一些随想。

　　一，关于“文学即人学”。这句人们耳熟能详的话据说是高尔基说的。如果这句话成立，那么，文学就应该是真实反映人性，也即人的社会性的作品;进步的文学则应该具有激发人们追求进步人性的作用。然而，现在有些作品却热衷于感官刺激的自然主义内容，完全脱离社会现实。这样的作品用低级趣味博取眼球以获得商业利益，实质上是用动物性代替人性，甚至还有某种激发读者“兽性“的作用。

　　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毛泽东对《红楼梦》的评价向来很高，鲁迅也有高度评价。毛泽东一再向他的同事推荐阅读《红楼梦》，这是为什么呢?和一些人只看到书中男女之情不同，毛泽东“是把它当历史读的”，他认为此书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说：“《红楼梦》也不过是写了一个家庭，可那是有代表性的，通过家庭反映社会，家庭是社会的缩影。所以，我说过，不看《红楼梦》就不了解中国的封建社会。书中的那些人，都代表了一定的阶级，得这样来看他们的矛盾冲突，矛盾纠葛的产生和发展。”“它写的是很细致的、很精细的社会历史。他的书中写了几百人，有三四百人，其中只有三十三人是统治阶级，约占十分之一，其余都是被压迫的。牺牲的、死的很多，如鸳鸯、尤二姐、尤三姐、司棋、金钏、晴雯、秦可卿和她的一个丫鬟。”由此可见，只有真实而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中人与人关系(即人性-社会性)的文学作品才能成为不朽的作品。

　　另外，文学是人写的。既然文学反映的是人性，那么所写的作品就必然受作者本人的人性的影响，作品中对不同人物的爱憎表达必定受到作者本人情感与价值取向的影响。以这个观点去剖析当下一些作品，就会发现，毛泽东曾经说过的那种“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现象确实普遍存在，因为许多作者本身就处于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同样，为资本家说话，为资本主义剥削辩护的作品也是出于那些与资本有利益相关的资产阶级代言人。

　　二，关于“人性的改造”。既然人性就是人的社会性，那么人性必然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不存在永恒不变的“普适人性”。毛泽东一直强调人类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这种改造，实质上就是人性的改造。毛泽东是相信人性是可以改造的。即使曾经与人民为敌的反动阶级中的分子，在他们放下武器之后，毛泽东也主张“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毛泽东的这个思想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不过，人性的改造是要有条件的，既然人性就是社会性，那么，只有在社会环境改善之后，才有可能实现人性的改造。反之，所有道德沦丧、伤天害理的个体案例，都可以寻到其背后的社会根源。在被称为“毛泽东时代”的年代里，一切以集体、社会、国家的利益为重蔚然成风，坑害集体以肥私的言行为人们所不齿，这在信奉“人天生都是自私的”资本主义世界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式的奇迹，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今天也是许多人觉得难以想象的，因为市场经济就是基于利己人性的假设。那个年代之所以能形成这样的社会风气，关键是公有制经济体制下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一致性，同时有领导干部和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表率。设想一下，如果没有那样的社会环境，怎么可能出现以王铁人为典型的大庆油田，以邓稼先，于敏等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两弹一星精神，以“红旗渠”为突出事例的一大批战天斗地的“新中国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