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jixuie)题记:老百姓把毛主席当做贴心人,这不是做秀做得出来。要知道作为群众的老百姓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眼睛可不是一双两双,而是千千万万双,那是时刻都有监督功能,时刻都能发挥否决作用的眼睛。因此,一个领导人要能经受得起群众的监督,是不容易的。这还因为群众监督,不仅在该领导人在位的时候,而且还在领导人不在位的时候,或者领导人逝世以后,群众的监督始终存在。也就是说,该领导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必须经得起岁月的考验,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只有这样老百姓才会发自内心地拥护你,拥戴你,甚至不遗余力维护你的形象,捍卫你的尊严。毛主席就是这样的领导人,中国老百姓在老人家去世之后,对老人家的热爱不仅没有减少减退,反而更加深刻更加深厚,就是因为毛主席的的确确经过几十年新的检验之后,人们觉得他是无与伦比的,任何想搞历史虚无主义,想搞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那一套,老百姓是绝对不答应的。任何像抹煞毛主席为中国为世界立下的丰功伟绩的想法说法做法,在老百姓那里是想不通说不通行不通的。毛主席的想法说法做法,为何在老百姓那里总是能够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总是能够道器变通?一句话,历史反复证明,毛主席总是为老百姓着想,以至于他以身作则,培养了大批像雷锋、焦裕禄、王进喜、陈永贵、史来贺、杨贵、吴仁宝、王宏斌、朱重庆等等,成千上万的英雄模范和更多的基层干部。这些基层干部为老百姓着想到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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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现代楚剧《追报表》里面二嫂对老队长有个描述:
我们没有想得到的,老队长早就想到了;我们想到的,老队长都办到了!
这是基层干部为老百姓着想所要达到的程度,也是毛主席对干部的基本要求。
这个说法,是恰如其分的——准确鲜明生动描绘了毛泽东文化氛围里的干部形象。
我在分析乡村红色企业家朱重庆的魄力时,写过这样的话:
【假如不看朱重庆做的具体事情,单凭他干事的作风,他和传统意义上党的干部没有什么区别,这就是朱重庆的魄力。从现象分析他有很多创新,但从本质上推论,他似乎又是那么执著,这就是真正的共产党员的辩证法,就是真正的党的干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句话,朱重庆的魄力在于坚持、坚守不变信念的魄力,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党员干部的确不容易,难能可贵。像朱重庆这样的人,和当年的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具有很多共性,无非就是热爱人民,同时又得到人民的热爱。朱重庆的魄力,深入一点看,就是敢于看到,敢于承认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敢于把自己置于人民群众的领导、监督之下,也即是说他深切地领悟到了自己的权威来自群众,自己也只能通过为了群众,通过依靠群众,在实现群众的利益过程中展示自己,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这样的魄力,其实是一种境界,一种胸怀,一种智慧。诸葛亮的《戒子篇》指出:“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漫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冶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君子的操守,应该恬静以修善自身,俭朴以淳养品德。不澹泊就不能明晰志向,不宁静就不能高瞻远瞩。学习必须静心,才识需要学习,不学习无从拓广才识,不立志不能学习成功。沉迷滞迟就不能励精求进,偏狭躁进就不能冶炼性情。年年岁岁时日飞驰,意志也随光阴一日日逝去,于是渐渐枯零凋落,大多不能经时济世,可悲地困守着贫寒的居舍,那时后悔哪里来得及!像朱重庆这样的人,就是深刻领悟到“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的客观原理,这是他的魄力的重要来源。】(参见:《中国集体经济》:朱重庆的魄力与航民村的实力)
朱重庆是和吴仁宝、王宏斌、史来贺、雷金河、郭凤莲、叶昌保、周宝生、孙开林、罗太平、郁全和、李良宝一样的乡村红色企业家,他们都是学大寨学出来的,都和陈永贵神似——对毛主席之道有着非凡的领悟力。
作家赵树理描述陈永贵作的报告是,一句也没有提毛泽东思想,但处处都体现着毛主席的思想。
陈永贵得毛主席的真传,吴仁宝他们又得到陈永贵的启发,他们更加容易得到毛主席的真传,这就是毛泽东文化的影响。
再回到《追报表》的那位老队长,他也是自觉学大寨的典型。
老队长是个艺术典型,他代表了1970年代初全国基层干部的共同特征,他时时刻刻又影响了更多的老百姓。
那个时候流行着一个说法:干部干部,先干一步。
这是不是值得继承发扬的优良文化传统呢?
请不要忘记,新中国那么多好干部出现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不是偶然的,那是老人家呕心沥血,在长期革命、建设实践中用文化哺育出来的。
毛主席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道器变通,那是一种事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事业。
为了更清楚理解何谓事业,不妨再回顾一下《易经·系辞上》的这段话“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位置事业。”
前面四句话末尾四个字,我称之为“道器变通”。
其道器变通之道——形而上者谓之道,那是道器变通之根;
其道器变通之器——形而下者谓之器,那是道器变通之基;
其道器变通之变——化而裁之谓之变,那是道器变通之源;
其道器变通之通——推而行之谓之通,那是道器变通之魂。
干事业与从事某个职业有着本质区别,从事某种职业主要是为了赚钱,因此人们把职业往往比作饭碗。而毛主席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在器层面对人们的饭碗是有一种保障的,至于在道层面干事业的人的思想境界,那是职业者无法相提并论的,这样的思想境界概括起来说就是社会主义觉悟,共产主义觉悟。
毛泽东文化哺育的干部,基本的要求是比普通人的觉悟要高,那么在行为上必须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是人们的思维习惯,也是行为习惯——就是文化习惯。这种文化习惯是毛主席带头养成的。
毛主席深悟马列的想法,所以毛主席能够将马列的说法融会贯通,老人家带领人民群众道器变通时总是强调读马列原著,这也是他自己的一种自觉的约束——人民群众可以随时随地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实践,来检验毛主席的“三法”(想法说法做法)是否“三通”(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所以说,毛主席的道器变通就是马列主义性质的。认识到这里,难道还不该坚信毛泽东文化是我们未来道器变通之基呢?
这里不得不再次强调,毛主席和他培养的那一大批干部、英雄模范,都是来自人民群众,也是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的。这样的人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员不同,和中国旧社会的官僚有着本质区别。用资本主义那一套文化体系,解释不清楚这样的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请不要枉费心机了。
只有深悟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才能读懂毛主席和他培养的好干部,才能看懂得他们为老百姓着想的程度——广度、深度、高度。
唯有如此才能理解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何有那么大的威力,以至于在短短的二十几年时间里,我们新中国就走过了人家要花上百年以至于更多时间才能完成的工业化过程。毛主席的路线,由毛主席亲手培养的干部来带领广大人民一步一个脚印来落实,来完成,社会主义的宏图大业才可以取得如此辉煌的业绩。正如1975年周总理在四届人大上指出的那样,我们已经建立起来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一点都不是什么吹牛。
我们想得到的,老队长早就想到了;我们想到的,老队长都办到了——这就是毛主席和他培养的好干部的想法说法做法,难道还想不通说不通行不通吗?
参考:
1974年出了一本书连环画《追表表》,当时还在上小学,有一次来到28中看他们宣传队排演《追报表》,好像用的是普通话,不过我记得那位演二嫂的学生演员,后来上初一时她成了我们的英语老师,名字和我只差一个字。不过,这个剧目到1977年在湖北几乎是家喻户晓,因为长春电影制片厂拍了电影《追报表》。其中演小会计的就是后来全国很有名的朱世慧,他还演过京剧《徐九经升官记》。这部剧目从思想上,拔了虚报浮夸的病根。事实上,根治任何社会性疾病,如果不从思想上想办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要从思想上根治,就得有耐心,有像老队长这样的“讲认真”的共产党员。
电影革命现代楚剧《追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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