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重纪念毛主席诞辰一百三十年周年

　　作者简介：中美战略研究院总裁兼院长

　　三、个人、集体、民族、国家、国际社会之公平合理寓于天理-人情统一一律之原则、体系与制度法则之中

　　默克尔在其退位前曾提出国际社会、国际大家庭之民主抉择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作为一位德国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家，能够洞视出西方文明民主政治的双重标准——对内的人权平等价值和民主政治建构，对外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当然这也是基于第二世界对霸道的美国第一世界之近乎肆无忌惮的国际统治之长期压迫的强烈不满和有限反抗。当下世界，西方文明的主流法则和规律大体上包括如下这些内容：1)民族国家内政外交独揽的所谓主权一统原则;2)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和条约秩序象征性辅佐规则体系，其事实上是处于权力真空，权威无能，国际机构与组织装潢门面的分治散乱境地;3)国际法、国际公约在力量平衡基础上的暂时相安无事和均势平衡;4)国家、民族武装和其他势力主导，似乎天经地义似地任由金元市场法则和金融帝国市场价值支配(包括经济制裁和非价格手段的经济调节)，大体上遵循所谓大国政治，强权功利和财大气粗原则进行国际治理。

　　世界体系和国际政治，由历史上的帝国统理法则，朝贡方式与相应的运作机制，类似于罗马的万民法系和约定主义或者礼俗制约，中国三代一降的协和万邦与藩属称臣纳贡与朝拜制度，转变成了基于国际分工、世界贸易、全球化系统操作的所谓世界体系之方式方法，并在战后由简单性的帝国霸权经由布雷斯顿森林体系的美元化、美国化，转变成了现如今的全球化，也就是华盛顿共识暗含规则下的美国化。而苏联之亡党亡国，苏东社会主义体系的瓦解，成为当代世界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普京语)，结果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阿富汗战争之经略与动乱，变成了美国似的中东，或大黎凡特、石油输出国组织、俄乌地区乃至亚太、印太和小亚细亚等世界各地区没完没了的不安宁，和此起彼伏的瞎折腾。

　　人类社会从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这个阶级社会发展的历史线索，大体一直是循着不断地扩大统治基础，力图尽可能吸收能人与强人，造成社会垂直流动，以便使其成为具有相对流动性的所谓开放社会。世界和人类由开始的原始群到血缘家庭(族)，再由母系氏族社会，演进到父系氏族社会，后者是人类文明的第一次重大的根本性的转型，国家政权和军队等暴力、镇压机器相继出现，而公有制、集体劳动、敬老爱幼、公同生活和大协作这些传统习俗和美德遭到彻底瓦解。“独亲其亲，独子其子”，“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敬德保民，礼乐教化，由公德主导演化成虚伪装饰，文明异化愈演愈烈。老子对此大失所望，庄子则“鼓盆而歌”，孔子周游列国，孟子却唇枪舌剑，舌战群儒。从春秋到战国，百家异说，百家争鸣，更“圣人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由政治上出现的“陪臣执国柄”，最后归于纵横家之合纵连横，一直走向秦始皇定于一尊，大一统成终局。

　　而后，就是“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正所谓三国演义，六朝流水，秦汉隋唐，轮番上阵：前面一个短小王朝留下强刺激和社会记忆，而后经历一个之治、中兴、盛世的大朝代，如此周期律几经轮回。欧洲则是南欧的希腊、罗马繁荣后，中世纪起自于北方民族大迁徙，特别是北方野蛮民族之南下，终于取罗马帝国而代之，经过查理曼(大帝)和奥托大帝短命的帝国统一后，又复分解为成百上千的公国小邦，裂土分疆，小国寡民，又同基督教宗教和文化身份认证、神权教权、君权-王权、族权、父权、城市自治权、私有权等权力纵横(利)交错，形成欧洲中世纪的统治百衲衣之格局，无数权力绳索共同治理和交叉管辖。

　　而到了近代的美国和法国，由第三等级的资产阶级商人——泥腿子纳税却无代表资格，更无权力声张自身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权利的不公与荒唐，开启了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而此前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运动、启蒙运动，则为资产阶级革命铺平了道路。尼德兰(荷兰)革命，英国光荣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相继发生，终于酿成了一种世界风暴——世界运动和全球革命，民族国家独立、解放口号与名义下的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中国、苏联和其他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则是或由旧民主主义革命，或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

　　普世价值、人权宣言、理性主义、主体性崛起、进化-进步思潮与诉求、时代精神、世界主义、人道-人文主义，伴随着西方文明的崛起，这些五花八门、天花乱坠的东西，又借助于言论自由、出版/结社自由、良心自由，并由消极自由走向积极自由，结果是君权神授被天赋人权所打破，神道设教为启蒙主义、理性主义所推翻。这对于西欧或欧洲旧大陆，无疑是精神与思想解放，社会与世道大变革，政治与文化巨革命，当然其对整个世界与人类来说，也是莫大的挑战与冲击。

　　但西方文明自身，特别是其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这些政治载体，和个人主义、利己主义、虚无主义这类精神载体，从根本上说来，它们之间充满了内在冲突和悖论，始终处于结构性张力之中，因为它们是由诸多二律背反粘合而成的。那种对形式主义的数学-逻辑和程序化理性主义的偏爱和刻意追逐，在对待无意识、非有机物构成的自然界和相对稳定的对象体，亦即存在必然性的时空界定之下的不变性对象，和具有自身完整统一性的对象体和世界界定时，这样的实证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原子逻辑与彻底还原主义的演绎真理系和科学指向，毫无疑问是具有巨大的推演能量和思维甚至生产效率的，但当面临着复杂性与复杂系统，高度辩证的矛盾混生的对象物和社会世界对象，其中还须应对人文思想理念和情感空间时，西方还原论、一元论，和极端化的逻辑实证与理性主义，通常就会困境重重，甚至南辕北辙。而就统治理术(礼数)根本之道而言，其恰恰还是马克思精确地给出的界定：“精致化的野蛮”——面向上、形式掩饰与包装上，程序正义和规则体系与方法上，看似文质彬彬，合情合理，面面俱到，简直可谓天衣无缝，但从根本与实质上的人类平等、人间正义来说，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强人所难，强加于人，不明火执仗，乘人之危，不仗势欺人，不狗仗人势，不拉偏架，不火中取栗，不落井下石等公德善良来说，则西方文明尽显野蛮的丑陋和蛮族的霸陵，而没有丝毫的君子之风，大国气度，更无领袖胸襟与从容。

　　而毛泽东出生和成长时期的近代中国，是被西方打得落花流水的东亚病夫，且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整个的国家意志和公民意识一步步统一到如此悲观的地步：先是‘器不如人’，再到‘技不如人’，后又‘制不如人’，最后则是‘文(化)不如人’，以至于甚至极而端之，出现‘人(种)不如人’的彻底自我否定和全面自我矮化，由器与技层面比较之落后，相应地出现了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为代表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洋务运动派。对应于后者制度和文化层面的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德先生赛先生”派，直至胡适之的全盘西化(Wholesale Westernization)，则更在长时期甚至于迄今为止仍旧在发挥着作用。

　　毛泽东学术启蒙与成长的历史时期，史学界和史学家们的疑古思潮占居主导地位和上风，而牵涉到当代史与现代精神文化运动，则最为鲜明的口号无疑是“打倒孔家店”。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中国思想界、文化界、舆论界，主流话语权圈子展开了数次大的公开辩论：其一是科玄大战。论战的一方是以北大教授张君劢为首的。主张科学有限论，科学不解决价值和人生观问题，沿承了俄国大文豪与思想家托尔斯泰的观点、主张和思想体系;另一方则包括科学家和其他社会人士，强调科学利国、利社会，或可称之为科学万能论。虽然其既未能进入科学哲学层级，也不曾就科学认识论、语言哲学转向进行过深入的研判。近代中国的思想潮流，强烈地受到罗素、杜威、柏格森、斯宾塞、达尔文、尼采，甚至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功利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创生进化论、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等等思潮和主义的影响。

　　其二是东西方文化与哲学异同大论战。其中一方和主导者是梁漱溟。他的哲学思想主张，集中体现在如下两点之上：第一是东西方哲学与文化的学术关注焦点和立基不同，西方主静，强调秩序、静态、恒存，或可叫做存在论之本体。东方中国则是主动的，强调变化、发展和展开，而不固守于理式、死物与逻辑概念系统;第二是西方是权利公理体系与主张，东方尤其是中国是义务本体论的体系与主张。东西方文化与哲学异同的大辩论，并未有明确的结论，更引起了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之学术潮流与风向之近一个世纪的激辩。此争论，事实上迄今为止仍旧不绝于耳。

　　第三次大论战则是以李大钊和胡适分别为主要代表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起因是胡适率先著文，写下‘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极具挑衅性甚至火药味十足的句子，而后李大钊奋起应战，发表长文。而胡适著文又尤其针对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布尔什维克主义》，《庶民的胜利》等文章，就是极具针对性地就李大钊鲜明的马克思主义主张，和其明确的俄国十月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之立场、观点与方法。近代中国所有这些大论战，唯有此一论战，在政治与思想路线上和社会改造与历史演化上，发生了惊人的历史作用并获得了最重大的结果。当然，对这一论战作出最终结论和选择的，是毛泽东的那句名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仁人志士得出的结论，就是走俄国的道路”。

　　第四次大论战则是三十年代发生的，以叶青为首的国民党御用文人，同中国共产党派李达、艾思奇等之间关于辩证法的大论战。这次论战的哲学与学术味道，要远远高于前几次的。李达和艾思奇，分别不但受到毛泽东高度的重视和持续的关注，而且他们之间发生的哲学乃至学术上甚至灵魂上的相互激荡和交流，从术语到体系，从诠释到翻译，从系统到学理，对新中国的哲学教科书体系发生了重大的影响(这次大论战和他们三人如同文人骚客间的诗词唱和一般的学术激荡与交流，对当代中国的哲学体系甚至精神思想体系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毛泽东面临和要解决的，历史性的、时代赋予的、中国与世界乃至关乎人类命运和前途的大难题、大问题是：1)民族与国家之独立与解放，繁荣与富强，人民大众之翻身求解放，中华民族之复兴和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存在问题——生存问题与资格问题，先决条件与制度前提问题;2)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及其国民的近代化问题。这是包括诸如工业化、科学化、军事化、社会化等等历史性跃进和大变革的问题。这些均是基于近代中国的死水一潭、一盘散沙、(陷入)高水平陷阱、东亚病夫、世纪魔怔、千古沉疴，其也同时是为同近代西方社会、国家与文明处于鲜明对照、对立所必需亟待解决和处理的问题;3)现代化问题，首先是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现代化，进而引发出基础设施、文明架构、教育乃至政治文明与生态系统等领域的现代化问题，和长治久安与可持续发展问题。

　　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和过人本领，他之所以超越其他杰出人物，超越时代、历史的地方，决不但简单的在于，他竟然在其一生，在与其统领下的一代革命功臣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们一道，完成了上述三大通常其中任何一件都要历经几代人之为之奋斗方能取得的历史成就和人世间的辉煌，也不仅仅在于他创立了一个博大精深，系统完备，同时又呈现出极度开放性的科学思想体系和精神系统，也不在于他在极度，或者更准确地说在完全不可能的情况之下，成就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中国与世界史上的奇迹和辉煌，而在于他在几乎任何一个重大事变、事情、对象客体、研究命题面前，都犹如先知-圣雄-巨人一般，绝对地目光如炬，洞视出要害和关节点，预先指明其中的长远利害和关涉大体，展示出驾驭全局和长远，而永远不迷失于局部，跳出各种陷阱和矛盾困境，而不固守于任何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乃至人性、历史文化资源的限界短板和致命约束之中。

　　在面对资源约束，工业化原始资本积累为零甚至负数，工业化进程中的城乡之间、工-农-商等各业严重失衡与对立，西方工业化采取的殖民掠夺和三角贸易，先轻工后重化，逐步完成资本积累和工业化，先圈地运动，剥夺农民土地和其他资源，造成贫困化和无依无靠的雇佣工人，再工业化，依靠第三等级或以资本为核心与主轴，依照资本逻辑和商业或者商品货币自发展开原则，让商业拿破仑、工业拿破仑、金融拿破仑或者所谓的资本家强盗大亨、各行业大王、行业大鳄横行霸道，主导近代化、工业化过程，或者象蒋介石——蒋家王朝那样，凭借官僚买办资本，在工业化中大捞特捞而从中渔利，作威作福，利用工业化和现代化，绑架社会与国家，愚弄百姓和掠夺人民。

　　当然，除此资本主义的原始和通行的上述工业化之路外，还有斯大林优先发展重工业之工业化道路，并伴随着严酷的甚至残酷的农业集体化道路。毛泽东的新中国采取了农轻重次序安排这样独特的重工业优先发展，和以钢为纲、全面发展的战略方针和路径选择，特别是采取了赎买政策和自愿加入社会主义事业的方针、政策和路线，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革命与改良(改革)的最为成功，社会成本代价最小，效率与公平双冠绝的伟大案例。

　　在西方文明，西方经济学体系，西方体制与社会建构下的资本逻辑、私有产权利基、效用支持，和利润最大化主导下的参与约束，以及相对应的激励兼容，在信息、资源、平台、能力等不对称下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必然发生的态势之下，一切基于私有制与私有产权、市场经济秩序基础上的搭便车、囚徒困境、公地悲剧，以及自然垄断、影子价格无涉、社会成本几被忽略的种种顽症与困惑，都在毛泽东的新中国三步曲：独立自主站起来，近代化社会主义改造与推进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历史进程中，被或者是剔除掉或者是制度性地化解了。

　　而西方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改进与帕累托最优，和艾奇渥斯盒的产品交换效率，生产可能性边界与无差异曲线，同价格曲线与替代率相切所决定的资源配置效率，和生产可能性边界与要素价格相切的生产效率，都基本上是伪命题，并没有实质性的经济学含义，几乎是经院经济学和经济玄学层级上的设定与思辩。对于其中核心的学理缺失，用芝加哥学派教父级人物，芝大经济系的开山鼻祖弗兰克˙奈特的话说是其缺乏不确定性和风险侧度。而其中的最关键和要害是没有关于错误成本的研讨和规范。用其得意的弟子，公共选择学派理论创始人布坎南的话说，新古典经济学框架的资源配置体系，是比对旨在显示通工易事(Katallattic)市场机制的利益协调与交换要低级得多的假说。在他看来，市场机制的核心在于解决交易成本、制度成本、协调成本上的无知和错觉。

　　而毛泽东的超级直觉意识，加上他创建的红军、根据地、中央苏区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革命经验，以及他熟读中国历史，对世界政治与国际格局了然于胸，洞视出了社会主义大协作，中国人民与各民族大团结、大奋进、大跃迁的无穷潜力和能量。马克思的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化作巨大的冲天的革命干劲、建设热情和创造能力，和人类崇高与伟大的激情。这样在宏大理想、宏大视野、宏大目标的国家动员的强大激发能力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劳动大军，作为直接创造财富的经济行为主体，产生出巨大的新质生产力和创造力。

　　消灭剥削，根除压迫的制度革命红利，根本和长远的全体劳动人民的物质与精神利益的巨大而强烈的吸引，将焕发出人民巨大的建设与发展干劲和热情。这同人民健康改善与寿命不断延长，人口规模倍增的叠加，必定产生出巨大的经济伟力，无上的效率——所谓‘有了人这个人世间最可宝贵的，就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了’。

　　人民当家作主，各级党委和一切组织上的集体领导，士兵和其他人民委员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各党派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信访制度(包括直接上访)，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密切联系群众，这一切的社会制度-文化的革命与创新，完全打破了人类一切历史与文明的社会组织传统和礼乐教化，在同时破解中华文明历史周期率，西方文明历史轮回率，世界文明历史循环率方面迈出了最伟大的一步。法国巴黎公社的原则——国家或公社官员公仆化的创构，在苏联列宁-斯大林模式下，作了变形的妥协。而技术和干部决定一切以及物质刺激，一长制，特别是系列的特权阶层，为资本主义复辟与修正主义执政埋下了伏笔和种子。

　　毛泽东的方向与旗帜的可贵，并不仅仅在上述的集成社会效益和社会变革与创构，更在于它在其仅仅运行的不足17年的情况下，依据对苏联修正主义集团判别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演变现实，加上对美国和平演变方略的洞若观火，以及新中国革命与建设几十年的历史风云际会和历史风波，判断出中国出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的强大社会基础后，毅然决然，不惜粉碎自己一世英名，开始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中的又一次伟大的长征，和彻底不妥协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确定之后的大革命和彻变革。

　　这次新长征、大革命是悲壮的，是史无前列的，是充满不确定性和不被理解的。

　　华盛顿、林肯、罗斯福，充其量只能应世运成，只可能有独立战争，内战和新政之类作为，不可能有悲壮的长征，全民革命和同传统作彻底的决裂。他们如果不能同时讨好平民与权贵，无论他们的本领有多大，都会被替换掉。列宁和斯大林未能搞一场苏联的文化大革命，结果当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内泽等叛徒以公开性、民主化、多元性等旗帜一忽悠，苏共和苏维埃共和国就应声倒下;东欧社会主义集团各国没有文化大革命，苏东波一冲击，加上西方的诱惑，橱窗国家的国际示范传递，就没有任何抵抗力、免疫力，而拱手相让，一败涂地，甚至还兴高采烈地奔向西方文明和资本主义社会了。

　　中国红色派，中国毛派，中国人民大众派，中国老一代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家和新一代的共和国传承人，前仆后继，不懈地抗争、批判，顶着各种政治、经济，甚至法律压力，对一切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卖国与叛国行动，不论来自何方，不管是最高层、官方、学界、舆论界，还是社会民间，一律进行了坚决、彻底的批判和不妥协的斗争。

　　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主义、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晚年伟大的艰辛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不但多次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挽救了新生的共和国，也保障了时至今日，中国未能直接变成俄罗斯第二，中国没有成为可怜的非洲、拉丁美洲和印度那样的一些国家的无奈与无助，而是在历经一切艰难困苦，正反面经验和教训之后，几十年迂回曲折的变革后，重新树立起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杆大旗，而不是什么中性的价值中立或无涉的，甚至挂羊头卖狗肉的，渐进主义的私有化与市场化。当然究竟能在公有经济、理性计划经济、真正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重建个人所有制经济，加大力度消灭旧社会、旧制度的奴隶般地服从旧有社会分工等等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非资本主义现代化轨道上走多远，从目前的政治理论混乱，思想认识乱局，认知偏离，公知不断搅局，举国分歧，举世猜忌这一切的不利条件和状态之下，尚很难作出完全正确的判断。但毛泽东作为最大的象征和定海神针，和他的人民万岁及相应的人民当家作主之根本基调，则从根本上可能保障中国最终走上这条辉煌但必定充满艰难的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