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红岩往事

　　本号按：本文写于2007年

　　谨以此文纪念58年前在歌乐山大屠杀中殉难的烈士们，并藉此表达对胡康民老师的深切怀念！

　　1980年被党史界誉为“重庆党史活字典”的党史专家胡康民在重庆市委办公厅档案处查阅全部10卷重庆地下党档案时，发现了1949年11月27日从白公馆大屠杀中侥幸脱险的罗广斌于1949年12月25日上交给中共重庆市委的一份《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这份报告共分七个部分，其中最为重要是的第七部分“狱中意见”，这是被关押在渣滓洞和白公馆两座魔窟中的烈士们在直面死亡的最后关头，毫无顾忌、不加掩饰地向党组织提出的强烈要求和真诚希望。这一部分被胡康民总结概括为“狱中八条”，于1989年在《红岩春秋》的“渣滓洞、白公馆烈士殉难40周年纪念特刊”中首次披露。1996年，重庆歌乐山烈士纪念馆在北京举办《红岩魂》展览时将“狱中八条”向社会公开展示。这就是后来影响极大的殉难于重庆渣滓洞、白公馆的烈士们提出的八条意见。

　　胡康民老师在《红岩春秋》发表“狱中意见，警钟长鸣”，介绍罗广斌解放之初撰写的《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

　　因“狱中八条”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所以多年来其真实性也曾多次被质疑，有些人难以相信在半个多世纪前烈士们就能够提出“防止领导成员腐化，严格整党整风”这样矛头仿佛直指当今某些领导干部的作风，与时下一些社会现实十分契合的意见。随着《报告》原件的解密，使更多的人终于能够看到这份凝结着烈士血泪心声的报告的原始面貌。58年后的今天，再来重读这份报告，让人更加感受到烈士们留给后人的这份珍贵遗产所承载的沉重历史感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以下是“狱中八条”的原文，即罗广斌《报告》中的第七部分“狱中意见”（1~7条括号中内容为本文作者所加）。

　　1．领导机构腐化——在蒋介石匪帮长期黑暗统治的地区，尤其是四川，地下党的困难是相当多的。在秘密工作的原则下，横的关系不能发生，下级意见的反应（映）和对上级批评不容易传达。因此，总的斗争原则的把握必须是有相当经验、能力的领导者。领导的是否正确，基本上决定了斗争了（的）成功或失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特点。但是四川地下党，由于历史上的缺陷，成分一直不纯，组织也复杂，步调上不一致、不平衡。若干老干部在长期消极隐避（蔽）政策下，并没有严格地完成“消极隐避（蔽），长期埋伏，埋头工作，努力学习”的要求，消极了，隐避（蔽）了，长期埋伏了，但没有工作，没有学习，没有积极地要求自己进步。逐渐地在思想上、意识上产生了脱党的倾向，甚至在行动上也反映出来，这些落后的，但资格很老的干部，抓住了领导机构，造成了领导机构的无组织、无纪律的腐化状态，例如，石果（王璞，中共川东临委书记兼上川东地工委书记。1948年8～9月领导了华蓥山联合大起义，9月7日因游击队员枪支走火不幸牺牲。）和刘仲益（刘国定，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叛徒，1951年被镇压）每次会面不能谈任何问题，稍微意见不合，就吵起来。这中间石果事实上还是最好的领导人，但由于没有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和吸收斗争中的经验，风浪来了也仍然把不住舵，只好回家读《三国演义》。当然，他的失望、悲观是可以想见的。

　　这种从上而下的腐化，是四川地下党斗争失败的基本原因，所以狱中一般反应（映）认为下级比上级好，农村干部比城市干部好，女干部比男干部好。陈然（中共《挺进报》特支代理书记，1949年10月28日牺牲于大坪刑场）说：“四川党是小资产阶级的党”也有部份理由。

　　2．缺乏教育，缺乏斗争——由于领导机构的不健全，事实上没法子领导任何大规模的斗争，也不能在斗争中教育干部，提高干部。已有的斗争，大多数是“制造”的，没有群众基础的，不是根据群众要求而加以领导的，所以只有政治斗争而没有生活斗争。就在这些斗争里，也仅仅依靠干部的原始热情冲锋，所以陈然说：“我们像矿砂一样，是有好的成份，但并没有提炼出来。”

　　3．迷信组织——下级干部一般比较纯洁、热情，但斗争经验不够。始终崇拜上级，迷信组织，以为组织对任何事情都有办法，把组织理想化了。加上上级领导人，高高在上，不可捉摸，故意说大话，表示什么都知道，都有办法，更使下级干部依赖组织，削弱了独立作战的要求。江竹筠（中共下川东地工委与南岸工委联络员，1949年11月14日牺牲于电台岚垭）。曾发现这问题，提出过：“不要以为组织是万能的，我们的组织里还有许多缺点。”王朴（中共重庆北区工委委员，1949年10月28日牺牲于大坪刑场）被捕前就一直认为组织总是有办法的，没有想到自己就是组织里的一份子，组织的有办法，是靠组织的各个份子有办法得来的。所以后来他说：“以前我对组织一直是用理想主义的观点来看，今后，一定要从现实主义的立场来看了。”

“狱中意见，警钟长鸣”

　　4．王敏路线（王敏，中共上川东第一、第五工委委员，华蓥山起义失败后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坚贞不屈，1949年11月14日牺牲于电台岚垭）——地下党经过长期隐避（蔽），没有工作和斗争，而整个革命事业，随着渡河进入高潮时，根据指示，川东党发动了下乡运动，极力想准备地下武力，发动民变斗争。在执行这一任务时，发生了和原来的过右作风相反的过左的盲动作风。彭咏梧（川东临委委员兼下川东地工委副书记，1948年1月领导了下川东起义，1月15日在战斗中牺牲）到云阳立刻批准作战，没有仔细研究、调查和加以全面计划，违反了“不打得不偿失的（之）战”的原则作战，他的牺牲，自己应负较多的责任。但这些毛病，集中地表现在王敏的领导上，首先，王敏指出，刘伯承已经渡黄河了，今年（原注：一九四七）年底，一定要进四川，如果我们还不干，就来不及了。他开始调查从前脱党的已经腐化、落后的人物，而且一一恢复关系，事实上是强迫的、威胁的，具有“你曾经当过共产党，现在你若不参加，那就不得行”的念头。表面上，他的发展很快，彭咏梧对刘国鋕（中共重庆沙磁学运特支书记，1949年11月27日牺牲于白公馆松林坡）说：“有位同志，在两个月发展了三县组织！”特别提出夸奖，对脚踏实地的工作者，像王朴等的地区，反而认为“不行”。彭（原注：或者石果）到乡下走了一趟，转来说：“真好极了，简直像解放区！”李大荣（中共虎南区区委委员，1948年7月22日牺牲于肖家湾刑场）是（民国）十八年左右入党的，但一直没有联系。他自己虽然还保持着基本的革命的立场，但对政策、对理论已经完全隔膜。王敏告诉他，群众情绪很高，群众大会的结果如何热烈，要他办一个兵工厂，造子弹、修枪。李很老实，很负责的从万县买回了机械、材料，但王敏没有找好工人，没有开工。后来李被捕说：“我以后不搞政治了，想出家当和尚。”王敏所恢复的，就是这样政治水平的“同志”。但李是好的，其他的像张文端（中共党员，华蓥山起义失败后被捕，狱中表现坚强，1949年11月14日牺牲于电台岚垭），根本就跑了，不回家。王敏根据他的工作，认为干起来，开头至少是一两千人，只要拿出旗子来，农民就会来的。结果邓兴丰（中共南岳场特支书记，1949年11月14日牺牲于电台岚垭）和他起事了，只有一百个人，除了干部，只有土匪，农民并没有多少。原来由他接头恢复的“老同志”，根本就没有动。当然，在那个时候，农民的觉悟程度比起以前，是大大的提高了，但王敏把这种觉悟程度视为组织程度，过高的估计了自己。说一起事，国民党政权便会垮台，又过低的估计了敌人的力量。没有踏实的群众观点，一点一滴的从教育农民，组织农民，从生活斗争开始，而一开始就是采取最高形式的“起义”，后来李大荣说：“我糟（遭）了王敏的吹工”。真是十分沉痛的话。达县失败后，王敏听说受到严格的批评，停止了他的工作。后来因为没有人，才派他去营山，结果才一个月，又搞开了，围剿下失败了，自己被俘。像这样没有依照群众利益，从根做起，永远都不可能成功，听说在武胜，一支民变武装，打开了乡公所的谷仓，叫农民去分米，农民不去，后来挑来放在农民大门口，农民也不敢收，这说明乡村的基础是怎样的了。王敏结了三次婚，王朴和他一道工作过，相当了解他。对王敏的意见主要是由王朴、刘国鋕、陈然、我讨论过而提出的。当然，犯这种错误的，不只他一人，但正因为不只他一人，所以应该提出。王敏被捕后，邓兴丰和他对质，王说：“现在我完了，一再犯错误，以后组织上不会再要我了。”但他是否交人，不清楚。刘国鋕认为：“假如他不被捕，胜利了以英雄姿态出现，许多人真会死不瞑目！”

罗广斌《狱中报告》原稿第1页

　　5．轻视敌人——没有认识敌人是有若干年统治经验的反动政权，对于特务存着：“是什么东西？”的看法，没有知道特务机构是统治的核心，是最强大的敌人。有些同志只是怕特务，但仍然不了解他们。从重庆组织开始破坏起，特务学会了许多斗争经验、捕人技术。比如捕凌春波（中共党员，1948年7月被捕，后脱险）等是通知他到小龙坎接长途电话。特务后来是一开口便是“出身”、“阶级”，我们的书刊，他们有专人研究，通讯一律检查，捕董务民时，给他看所收集的厦门、贵阳各地的有关信件，加上有叛徒协助，结果是敌人是在暗处，我们是在明处，处处出事。后来程谦谋（中共党员，1949年11月27日牺牲于渣滓洞）说：“我们把敌人估计得太低了。”

　　6．经济、恋爱、私生活——从所有叛徒、烈士中加以比较，经济问题、恋爱问题、私生活，这三个个人问题处理得好坏，必然地决定了他的工作态度和对革命的是否忠贞。刘仲益、蒲华辅（中共川康特委书记，叛徒，1949年10月28日被枪杀于大坪刑场）在经济问题、私生活上腐化倾向特别严重。而恋爱问题，是每个叛徒都有问题的，在工作上，因为经常讨论、报告，犯了毛病容易发现，也有较多改正机会，而私生活一般是不大注意的，但是在这些问题的处理上却清楚的反应（映）了干部的优劣。

　　7．整风、整党——眼看着革命组织的被破坏，每个被捕的同志都希望组织上能够提高一般的政治水平，严格的进行整风整党，把一切非党的意识、作风洗刷干净，不能容许任何细菌残留在我们的组织里面。被捕近十年的许晓轩（中共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1949年11月27日牺牲于白公馆松林坡）同志很沉痛的口述过他对组织上唯一的意见，他们被捕前，重庆已发现消极隐避（蔽）下，个别同志的思想、生活，有脱党腐化的倾向，并已着手整风，没有想到，后来这种腐化甚至破坏了整个组织，真是太沉痛、太难过了，这种损失，是对不起人民的！希望组织上能够切实研究，深入地发现问题的根源，而且经常注意党内的教育、审查工作，决不能容许任何非党的思想在党内潜伏！

　　8．惩办特务——对于虐待“政治犯”，屠杀革命战士的主要特务，应该缉拿候案予以惩办，包括叛徒在内。

　　毛仁凤（保密局副局长） 徐远举（西南区主任，二处处长）周养灏（西南区副主任） 雷天元（二处科长） 左志良（二处科长） 张玠（二处主任法官） 卢章（前二处科长） 齐玉麟（二处行动组长） 李磊（渣滓洞所长） 徐贵林（渣滓洞管理组长） 白佑生（前渣滓洞训导组长） 陆景清（白公馆所长） 杨进新（白公馆管理组长） 张鹄（前白公馆所长）

　　刘仲益（叛徒） 冉益智（张德明）（叛徒）李忠良（叛徒） 李文祥（叛徒） 骆安庆（叛徒）

　　罗广斌《报告》的这一部分被胡康民总结概括为“狱中八条”，虽然文字表述上与罗《报告》略有不同，但却准确无误地体现了“狱中意见”的精髓。

　　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

　　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

　　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

　　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

　　五、切勿轻视敌人；

　　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

　　八、惩办叛徒特务。

　　1948年4月重庆发生了《挺进报》事件，时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副书记的刘国定、冉益智以及时任中共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的涂孝文、时任中共上川东地工委委员兼上川东第五工委书记的骆安靖、时任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的蒲华辅等相继叛变，使川东地区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并祸及川康，几个叛徒出卖了200多名党员干部，其中100多人被捕牺牲。烈士们在狱中以自身的经历对这次大破坏给党的事业造成的严重损失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向党组织提出了真诚的批评和建议。

　　在这次中共地下组织遭到的大破坏中，叛徒只是极少数，但其中多为职位很高的领导干部，正是由于少数主要负责人的不良品质和错误行为给革命事业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烈士们首先提出的就是“防止领导成员腐化”，这里所说的腐化主要指的是部分领导干部片面地理解了“消极隐蔽，长期埋伏”的精神，不重视学习，没有积极地要求自己进步，逐渐地在思想上、意识上和行动上产生了脱党的倾向。高级干部之间不能互相监督，对错误行为不能进行批评斗争，即使是王璞这样优秀的领导人，对于刘国定的错误行为也是放任自流，不加约束，最终养痈遗患。而对高级干部缺乏监督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冉益智、刘国定、蒲华辅等人平时贪图安逸、生活阔绰、害怕困难，在经济、恋爱、私生活方面都存在严重问题，一旦被捕，势必贪生怕死，经不住考验。烈士们强烈呼吁要加强对全体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监督教育，严格整党整风，加强实际斗争的锻炼，洗刷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作风，保持党的纯洁性。这是他们以生命为代价换来的沉痛教训，也是他们发自内心的呼声。这一沉重的警示直到今天仍然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

“狱中意见，警钟长鸣”

　　不能一味迷信上级领导，不要把一切都理想化，不要轻敌，这是烈士们总结出的另一条深刻教训。他们最痛心的是自己被曾经敬仰崇拜的上级所出卖，曾经满口“理想”、“气节”的领导人，一遇到考验便成了可耻的叛徒。他们沉痛地指出：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明白自己是党组织的一员，不要认为组织是万能的，上级是绝对正确的，是共产党员就必须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参与斗争，整个党组织才能有战斗力。而对于敌人的轻视麻痹同样会给革命事业带来重大危害。从本质上看敌人是腐朽没落的，必然要失败的。但是在局部上，敌人却占优势；在战术上，敌人并不愚蠢。敌特对地下党已有多年研究，再加上叛徒为虎作伥，形势更为严峻，而许多同志却蒙在鼓里，缺乏足够的警惕性。正如程谦谋烈士所说：我们把敌人估计太低了，太麻痹轻敌了。

　　1947年底到1948年9月，中共川东临委先后发动了下川东的奉（节）大（宁）巫（山）、上川东的梁（平）大（竹）达（县）和华蓥山地区广（安）岳（池）合（川）等县的三次武装起义，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三次起义都以失败告终。“狱中意见”的第4条“王敏路线”就是狱中同志针对这三次起义的经验教训而言的。狱中同志将其上升到路线问题来认识和分析，认为当时川东临委的某些领导人和起义的组织者在这个时期从原来右倾的“消极隐蔽”转变为左倾的盲动主义，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为配合解放大军的胜利推进，发动武装斗争，其目的是正确的，但是，起义的组织者领导者片面地领会上级意图，忽视发动武装斗争的客观条件，没有深入发动群众，不顾当时敌我力量悬殊的实际，而怀着侥幸取胜的心理举行缺乏群众基础的暴动，其结果是招来敌人大兵围剿，造成起义失败、大批起义人员（包括王敏自己在内）被捕牺牲的悲剧。

　　对于这三次起义的成败得失，多年来党史界一直持有不同的看法，从当时的情况看这三次武装起义在国民党统治区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正如邓照明老人在其回忆录《巴渝鸿爪》中所述：这三次起义“扰乱了敌人统治的后方，牵制了敌人的二线兵力，从而配合了解放战争”。不论人们如何评价这段历史，仅从宏观角度来看烈士们关于要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惩办叛徒、特务是烈士们正义要求，严惩凶手天经地义，文中提到的特务，除毛人凤、陆景清、雷天元逃往台湾外，其他人员解放后全部被缉拿归案。徐远举、周养浩被送进战犯管理所改造；左志良畏罪自杀；陆坚如、徐贵林、杨进兴、张鹄被判处死刑；张界、漆玉麟被判处死缓；其余被判处有期徒刑。刘国定、冉益智、李忠良、李文祥（中共重庆城区区委书记，被捕8个月后叛变）这几个出卖了大批同志后又加入特务组织为虎作伥的败类，在1951年被镇压，骆安靖被判处死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双手沾满烈士鲜血的特务和叛徒最终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提出这份“狱中意见”的烈士们大多数是党的中下级干部和普通党员，与少数高级干部丧失信念堕落为叛徒相反，他们被捕后却能够置生死于不顾，坚守气节，以一己的牺牲保全组织和同志，许多烈士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关心的仍然是党的事业，留下了千古英名。

“狱中意见，警钟长鸣”

　　凡是对这段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对刘国鋕烈士和他那首慷慨激昂的《就义诗》留下深刻印象，这位出身富裕，毕业于西南联大经济系，曾经为《挺进报》做过大量工作，领导过重庆地区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的年轻共产党人，在赴难前没有给自己的家人和挚爱的未婚妻留下遗书，只要求能够活下来的同志将他最后的愿望转达给党组织：“希望在解放战争胜利以后，迅速完成繁荣经济、发展生产的任务，完成死难同志们的共同遗愿！”

　　另一位同样出身于富裕家庭，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的王朴烈士，动员母亲将变卖自家田地的一千多两黄金交给地下党组织作为活动经费，并创办和改办了莲华小学、莲华中学和志达中学，这几所学校成为江北区和北碚地区党的领导机关和活动中心。牺牲前他在给母亲的遗书中写道：“娘：你要永远跟着学校走，继续支持学校，一刻也不要离开学校，弟妹也要交给学校。”

　　1940年被捕，白公馆狱中斗争的主要领导人许晓轩烈士在赴刑场之前留下了这样一句话：“胜利以后，请转告党，我做到了党教导我的一切，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仍将这样……”，他殷切期望党组织能够经常整党整风，清除非无产阶级意识和作风。

　　走过58年的光阴，今天人们读到烈士们留下的铮铮话语仍会深深感受到其中闪耀着理想和信念的熠熠光辉。

　　这份“狱中意见”， 是对地下斗争的教训的深刻总结，其中凝结着烈士们的深沉思考，寄托着他们的殷切期望。在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代的今天，再读这份浸透着烈士血泪的报告，仍然可以感受烈士们那一颗颗无比忠贞的拳拳之心。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烈士们用他们的热血和赤诚写下的这份沉甸甸的报告，将永远穿越时空，历久弥新，为后人敲响警钟。

　　附注：写作中曾多次向胡康民老师请教并得到他热忱的指导，不料完稿时却意外传来他去世的噩耗……谨以此文作为对他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