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 3月15日第一稿 2012年 7月10日第二稿 2012年 11月20日第三稿 2014年 5月31日第四稿

　　第二章 国内经济局格观察

　　中国国土辽阔，区域间自然、历史、人文条件差异巨大。各区域间既竞争更互补，逐步聚合成为一个经济共同体。数千年来，这个共同体总的趋势是逐步扩大。从经济共同体的视角观察，各区域间国民的经济处境是趋同还是分化，将最终影响共同体是稳定、扩张还是瓦解。这样的波动在历史上多次发生，不可不察。

　　为此，需观察、比较区域间国民经济处境的相对演化。限于可得的统计数据，观察的客体为各省级行政单位，所用数据为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发布的数据(见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可比统计数据不包括港、澳、台。

　　各省级行政单位的幅员、人口差异相当大。为客观比较，需寻找可比的指标。本章的目的是比较各地区国民的经济处境，因此一个适当的指标是人均值。用“本地人均值/全国人均值”作为各地“相对地位”的指标，用“相对地位”的时间序列观察各地区相对地位的演化。

　　2.1 国民的经济处境

　　在统计年鉴中有许多指标看起来可表征各地区国民的经济处境，但其中一些并不适宜作区域间比较。例如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可以在城镇人员间进行比较，但我国国民的六成以上靠家庭小生产为生，与单位工资无关。在上海、北京、天津等特大城市，有较大比例的国民靠单位工资为生，但广大西南农区，靠单位工资为生的国民比重甚小。仔细翻检历年统计年鉴，发现比较能表征各地区国民的经济处境，且有一定时间长度的指标有两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表征当地国民的货币支付能力，而人均储蓄存款表征当地国民经济上的回旋余。用这两个指标可大体上表征各地国民的经济处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统计局网站公布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1995年覆盖到到2009年(见图4.31)。

图4.31：本地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国人均值

　　数据显示，各地区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差异巨大。多年平均最高的是北京，最低的是贵州，2009年北京是贵州的9.2倍。历史上差异最大的是1999年，最高的上海为430.5%，最低的贵州为33.7%，上海是贵州的12.76倍。

　　多年平均值高于全国均值的地区有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浙江、辽宁、江苏、福建、山东、吉林、湖北11省市(见图4.32)。

图4.32：本地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国人均值

(高于全国人均值者)

　　多年平均值明显低于全国均值的地区有广西、江西、安徽、宁夏、青海、西藏、甘肃、云南、贵州9省区(见图4.33)。值得忧虑的是，这9个省区均显出相对地位持续下降的态势。到2009年最高的广西为57.00%，最低的贵州仅32.6%。其中江西、安徽偏于东部，其余7省区均为西部省区。

图4.33：本地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国人均值

(明显低于全国人均值者)

　　从趋势的视角看，用后4年的均值减前4年的均值表征演化趋势，排序相对地位上升超过5个百分点的省区包括内蒙古、山东、江苏、重庆、山西、陕西、河南、四川8省区(见图4.34)。其中内蒙古升势最显著，升高了43.8个百分点，其次是山东，升高了34.7个百分点。

图4.34：本地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国人均值

(相对地位明显升高者)

　　排序相对地位下降超过5个百分点的省区包括福建、云南、甘肃、宁夏、广西、青海、黑龙江、辽宁、海南、新疆、天津、广东、北京、上海(见图4.35)。

图4.35：本地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国人均值

(相对地位明显下降者)

　　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

　　统计数据中可表征国民经济处境的另一指标是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人均储蓄存款越高，表征国民在经济上的回旋余越地大。人均存款余额越多的地区，越能产生出靠财产性收入生存的群体，反之越少的地区，人们的生存就更依赖于工资性收入，靠出卖劳动为生。从国家统计局网站可查到的这一指标，从2001年延展到2009年（见图4.36）。这9年均值，最高为北京（437.36%），最低为贵州（32.37%），北京为贵州的13.5倍。高低差异最大的是2003年，最高的北京为450.31%，最低的贵州为29.23%，北京是贵州的15.41倍。这个差距远大于在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上的差距。

图4.36：各地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全国人均值

　　超过全国均值的省市有：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浙江、辽宁、江苏、山西、福建(见图4.37)，除山西外，全是东部沿海省市。而山西靠煤使一群煤老板暴富，留下的是破败的生态和贫困的百姓。

图4.37：各地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全国人均值

(高于全国人均值者)

　　位于最低端者顺次为湖北、四川、河南、青海、湖南、江西、甘肃、安徽、云南、广西、西藏、贵州(见图4.38)。西南各省区除重庆外尽在其中。地理位置偏东的江西、安徽，排位之低，值得关注。

图4.38：各地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全国人均值

(位于最低端者))

　　相对地位上升的省市有上海、浙江、江苏、山西、陕西、重庆、内蒙古、湖北、四川、青海、湖南、安徽、西藏、贵州(见图4.39)。

图4.39：各地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全国人均值

　　(相对地位上升者)

　　相对地位明显下降者有北京、天津、广东、辽宁、河北、吉林、黑龙江、海南、新疆(见图4.40)。其中新疆、海南值得注意，既排位偏低，相对位置又明显下降。

　　图4.40：各地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全国人均值

　　(相对地位明显下降者)

　　国民的经济处境分组

　　用这两个指数对各地国民的经济处境分组。希望既反映近期的状态，又减少年份波动的影响，用2007—2009这三年的均值进行计算。由此得出的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人均居民储蓄存款的散点图见图4.41。可见两个指标高度相关，各地数据分布在一条幂函数两侧。用全国人均值将图像划分为4个象限，则两个指标均高于全国人均值的地区有：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浙江、辽宁、江苏。2009年，这个地区的国民占全国人口的24.13%。其中北京、上海、天津两个指标均高于全国均值的两倍，其人口仅为全国的3.72%。

　　一个指标高于全国人均值而另一个指标低于全国人均值的地区有：山西、山东、福建、内蒙古、吉林、湖北，这个地区占全国人口的20.82%。

　　而两个指标均低于全国人均值的地区有：黑龙江、重庆、河北、湖南、河南、陕西、四川、海南、广西、安徽、新疆、江西、宁夏、西藏、青海、甘肃、云南、贵州，这个地区占全国人口的55.06%。显然，一半以上的人口分布在低于全国人均值的地区。

图4.41：散点图：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人均居民储蓄

　　2.2 生产能力

　　物质财富由生产创造，各地国民的经济处境受到生产能力的极大影响。基于可用数据，取地区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和谷物产量表征一个地区的生产能力。

　　地区生产总值

　　生产能力是国民生活状态的重要基础，由地区生产总值可大略地观察各地区的生产能力。从国家统计局网站可查出各省级行政单位自1993年至2009年的地区生产总值，由此可算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1996年以前，整个四川盆地都是四川省，1997年后重庆分出。为使数据可比，1997年后，分别计算四川与重庆，而整个1993年至2009年则计算四川与重庆之和，称之为“四川盆地”。由此得出的各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全国均值见图4.42。

　　图4.42：各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全国人均值

　　数据显示，各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差异明显，由1993-2009年均值看，最高的上海为全国均值的345.16%，最低的贵州为全国均值的36.00%，上海为贵州的9.6倍。

　　这16年平均，超过全国均值的有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广东、江苏、辽宁、福建、山东、黑龙江共10个省市(见图4.43)，其余21个省市均低于全国均值。其中位于低端的有重庆、陕西、宁夏、四川盆地、四川、江西、安徽、广西、西藏、云南、甘肃、贵州。(见图4.44)。

图4.43：各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全国人均值

(高于全国人均值者)

　　图4.44：各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全国人均值

　　(低于全国人均值80%者)

　　数据告诉我们，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过全国均值的省市均在东部沿海，而东部沿海省市除河北外均超过全国均值，可见国家生产能力高度集中在东部沿海。

　　而西南五省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均位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低端，此外，偏于东部的江西、安徽亦在这个区段。

　　从发展趋势看，用最后四年均值减最早四年均值，来表征相对地位的变化。相对地位上升的省市见图4.45，而相对地位明显下降者见图4.46。

图4.45：各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全国人均值

(相对地位上升者)

图4.46：各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全国人均值

(相对地位明显下降者)

　　数据告诉我们，相对地位上升且始终位于全国均值之上者，为北京、天津、浙江、江苏、山东。这5个省市无疑是17年来经济演化的最大受益者。位于全国均值之下，且相对地位明显上升的有内蒙古、山西、重庆、河南、宁夏、陕西、西藏。其中由全国均值之下升入全国均值之上的只有内蒙古。然而内蒙古地区生产总值的大跃进建立在矿业和房地产之上，这样的“模式”，在这个生态环境极为脆弱的地区，是否可持续，值得忧虑。

　　地位明显下降者有上海、广东、辽宁、福建、黑龙江、新疆、海南、安徽、广西、云南10省市区。其中的上海直到2009年依旧是全国最高，而云南不仅明显下降，且2009年已降至全国倒数第3位，仅高于贵州、甘肃。

　　以上观察基于省级行政区划的统计数据，笔者手中有《城市统计年鉴2005》，它以地级市为单位提供了2004年的统计数据。1982年以来，我国推行市管县体制，在大多数省份，287个地级市瓜分了全部国土，至于一些省区未被地级市囊括的国土，多是人烟稀少、经济落后之地，可将其处理为一个单元：“其他”。基于地级市的层次的数据，可看到一个“截面”上更细致的分布。将各地按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低到高排列，再计算其与全国均值的偏差，以此为纵坐标，横坐标则取累计的人口比例，由此得到图4.47：

图4.47：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分布

　　数据显示，在占人口68.11%的地区，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全国平均值。而占人口10.08%的地区，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全国平均值高出1.18倍以上，这些地区包括京、津、沪和广州、浙江、江苏、山东的主要城市，以及福建的厦门、辽宁的大连，一个钢铁城市：包头，两个石油城市：大庆和克拉玛依。

　　图4.48显示了地区生产总值在区域上的分布。

图4.48：地区生产总值分布

　　数据显示：70.12%的地区生产总值，聚集在10.06%的国土上。按聚集的地区生产总值的多少，这些国土主要顺次分布在：江苏(全境)、山东(除菏泽)、广东(含广州、深圳、珠海、汕头、佛山、江门、湛江、茂名、惠州)、浙江(除衢州、丽水)、河北(除邢台、张家口、承德)、河南(除三门峡、南阳、信阳、驻马店)、辽宁(含大连、沈阳、鞍山、盘锦、辽阳)、福建(含厦门、泉州、福州、莆田)、四川(含成都、德阳、自贡、内江)等省，另外就是分散在各地的经济密集城市，如四个直辖市及武汉、长春、大庆、长沙、西安、昆明、南昌、合肥、太原、岳阳……等省会或经济活动聚集的城市。

　　其中，除了四川的成都平原地区和重庆、西安、昆明、太原等城市外，全部属于“东部”。而在“东部”之内，又高度集中于沿海诸省，这里我们看到，在每个大区内，存在复杂的内部结构。

　　另一方面，在高达60.23%的国土上，仅有3.07%的地区生产总值。这些国土全都分布在“中、西部”地区，涉及黑龙江、内蒙古、陕西、甘肃、宁夏、新疆、云南、四川、西藏。由此我们看到，东部沿海城市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占有绝对优势，而绝大多数国民所在地，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注意，计算图4.95的曲线时，并未涉及地区内部的差异，因此它反映的只是区域间的经济实力差异。这种差异与人口分布差异相关，但比之更极端：越是靠近东部，人口越密集，人均生产能力越高。

　　工业总产值

　　生产能力中，最大头的是工业生产能力。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各地工业数据，能够一贯连续的有工业总产值，其时间跨度为1995—2009年，其间2005年无数据，姑用前后两年的均值替代(见图4.49)。最高者为上海，最低者为西藏，上海是西藏的67.33倍。

图4.49：各地人均工业生产总值/全国人均值

　　历年均值高于全国人均值的有上海、天津、浙江、江苏、北京、广东、山东、辽宁、福建9省市(见图4.50)，它们全在东部沿海。

图4.50：各地人均工业生产总值/全国人均值

(高于全国均值者)

　　低于全国均值1/2者有安徽、陕西、重庆、青海、湖南、甘肃、四川、江西、云南、海南、广西、贵州、西藏(见图4.51)。西南四省区尽在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广西位列倒数第三，仅高于贵州、西藏，可见广西与广东差异巨大，倒是更接近西南四省区。

图4.51：各地人均工业生产总值/全国人均值

(低于全国均值1/2者)

　　从趋势看，相对地位上升者有江苏、北京、山东、吉林、内蒙古、宁夏、陕西、重庆、青海、江西10省市区(见图4.52)，其中内蒙古升势最强，由1995年的49.73%升至2009年的106.07%，是唯一一个从低于全国人均值1/2超过全国人均值的区域。

图4.52：各地人均工业生产总值/全国人均值

(相对地位上升者)

　　相对地位明显下降者有：上海、浙江、广东、辽宁、福建、河北、湖北、安徽湖南、黑龙江、广西(见图4.53)。其中广西值得注意，这里不仅相对地位低，且处于下降态势中。

图4.53：各地人均工业生产总值/全国人均值

(相对地位明显下降者)

　　《城市统计年鉴2005》提供的数据，给出了2004年工业产值在地级市这个层次的地域分布(图4.54)：

图4.54：2005年工业产值的地域分布

　　数据显示：在10.7%的国土上聚集了84.34%的工业生产能力，这些国土主要顺次分布在广东、江苏、山东、浙江、上海、天津、辽宁、福建、北京。全在狭长的东部沿海地带。

　　2005年，出口商品金额中，工业制成品占93.6%、进口商品金额中，工业制成品占77.6%。由此，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各地区进、出口额与工业总产值的关系，来分析各地工业对海外的依赖程度(见图4.55)。

图4.55：2005年各地进出口与工业总产值之比值

　　数据显示：最发达的沿海工业地区（包括广东、上海、北京、福建、天津、江苏、浙江），很大程度上是在为海外，而非为自己的国家生产消费品与生产资料。而出口比重低于10%，主要为国内生产的地区，大多是工业相对不发达的地区。

　　北京、上海、广东、天津、江苏、海南等沿海地区，进口占了很大的比重；而绝大多数内陆地区，进口低于当地工业总产值的10%。

　　对比图4.98、图4.99，可清晰地看到，从工业的角度，国土事实上被分为两个部分：狭长的东部沿海地带，聚集了主要的工业生产能力，并且对海外的联系和依赖远高于对内地的联系和依赖；而广大内陆地区，相对而言工业极不发达，同时，与海外的经济关系薄弱。这种态势，是二十多年“政策倾斜”、“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战略的必然后果。它彰显出了我国“二元经济”的地理分布：一个狭长而严重依赖海外的沿海工业带，和工业落后、相对封闭的广大内陆地区并存。

　　从分工的角度看，工业集中分布并不是严重问题。然而工业集中区与国家其他地区的关系则必须认真对待。如果工业集中区热衷于充当“世界工厂”，无制约地消耗国内的资源、能源、生态环境和廉价劳动力，利用自己在GDP中的优势地位挟持公共事务决策，谋取政策优势，而对广大内陆的生态破坏和经济凋敝无动于衷；如果一方面靠内地的国民当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又视之为“低素质人口”、“不安定因素”，必欲挡在门外而后快；如果这两个地区的国民在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方面差异巨大，在价值标准、思维方式方面无法沟通，势必危及国家的统一。用这样的手段“首先实现现代化”，无异于取乱之道。

　　谷物

　　农业在GDP中份额不大，但民以食为天，粮食关系到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在我国谷物是粮食的主体，有必要观察谷物生产的区域分布。统计局网站提供的谷物数据，从1995年覆盖到2009年(见图4.56)。数据显示，谷物生产呈明显分化的态势，一些地区有所增强，而另一些地区则显著下降。

图4.56：各地人均谷物产量/全国人均值

　　多年平均，人均谷物产量超过全国均值的有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宁夏、新疆、河南、江苏、山东、安徽、湖南、江西、河北、辽宁、湖北（见图4.57)

图4.57：各地人均谷物产量/全国人均值

(高于全国均值者)

　　多年平均，人均谷物产量明显低于全国均值的有贵州、浙江、海南、福建、广东、天津、青海、北京、上海（见图4.58）。

图4.58：各地人均谷物产量/全国人均值

(明显低于全国均值者)

　　15年间相对地位上升超过10个百分点的有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河南、安徽、湖南、江西、辽宁(见图4.59)

图4.59：各地人均谷物产量/全国人均值

(相对地位上升超过10个百分点者)

　　相对地位下降超过10个百分点的地区有新疆、广西、甘肃、江苏、海南、天津、上海、福建、青海、北京、广东、浙江（见图4.60）。

图4.60：各地人均谷物产量/全国人均值

(相对地位下降超过10个百分点者)

　　从国土面积的视角看，我国粮食产能分布见图4.61

图4.61：2005年粮食产出分布

　　数据显示：在10.6%的国土上(含江苏、河南、山东、安徽、上海、重庆、河北、吉林)，产出了42.13%的粮食;再加上湖南、天津、湖北、辽宁、江西、浙江、广东、四川，共计25.99%的国土产出了70.88%的粮食。这些省市分布在4个大区内：黄淮海(28.60%)、湖广(12.91%)、长江中下游(11.39%)、川渝(9.05%)、东北(8.94%)。可见，这约1/4的国土就是我们的主粮仓。“无粮不稳”，保障这些地方粮食的持续稳产，是保障国家安定的基础。区域功能规划，应该考虑这个问题。

　　图4.62显示了2009年的粮食余缺分布。先计算各地人均粮食产出与全国均值之差，再从低到高排序，由此得出图4.62的纵坐标。横坐标则为累计的人口比例。图中曲线与横轴间的面积，则表征着各地粮食的余缺程度。

图4.62：粮食余缺分布

　　图4.62提示我们，人均粮食产量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顺次为：黑龙江、吉林、内蒙、宁夏、河南、新疆、安徽、山东、湖南。而其中有能力大规模向外输出粮食的只有：黑龙江、吉林、内蒙、河南。这四个省区的粮食产能，决定了我国在粮食问题上的机动能力和回旋余地。注意，在几个粮食主产区中，东北的份额是最低的，由此可见，我国在粮食问题上的回旋余地之小。

　　人均粮食产量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顺次为：上海、北京、天津、广东、浙江、青海、海南、福建、陕西。考虑到人口规模和人均缺粮程度，需要大量输入的地区包括：上海、北京、天津、广东、浙江、海南、福建，全都分布在东部沿海，除了海南，正好是东部沿海的GDP高度密集的地区。没有了吉林、黑龙江、内蒙、河南大量输入的粮食，这里的GDP就无以为继。

　　其他的地区则基本上可以自给，值得注意的是，历来被视为粮仓的成都平原、太湖流域、华北平原，虽然产粮比重在各地区中名列前茅（四川名列第3、江苏第5、河北第8），但由于人口密集，只能大体保障自给，已无力大规模输出粮食。

　　“苏湖熟、天下足”、“湖广熟、天下足”、“川粮外运”已经成为历史。从粮食净输出的角度看，我国已经不再是“南粮北调”，而是“北粮南运”。粮食生产呈现出基本自给、净输出、净输入三类区域，这显然是区域功能规划必须考虑的要素之一。

　　海河流域，从明、清时代就是靠“南粮北运”平衡粮食供需，而今河北平原成了小麦的主产区之一，海河流域基本实现了粮食自给。其后果却是：流域总用水量中，不可再生的地下水占到的1/3。而海河流域的用水量，农业灌溉占到了7成。这肯定是一个不可能持续下去的格局。

　　在人口密度大、经济活动强度高的地区，土地用于粮食生产，比较效益低下。客观上存在巨大的压力，推动耕地转化为建设、居住用地。国土资源部竭力防守18亿亩耕地的“底线”，在现有的经济机制下，势必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