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依法治国的法究竟是什么法？

　　民族复兴网编者按：天理是最高法律，我们应该认真学习和领会张宏良教授提出的这个命题。根据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意志就是最高法律。人民意志不是被谁发现的，也不是被谁规定的。它是必然地存在的，具有最大的普遍性。只要承认这个世界是人类世界，人民意志就是这个世界的普遍理性，就是天理。这个天理被中华民族普遍的认同，并以伦理道德的方式传承下来。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意志成为意识形态，成为法的根本内容。除了普遍性和必然性之外，人民意志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直接现实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意志拒绝逻辑上的演绎，在表述上愈简单愈具有本真性。因此，依法治国应拒绝各类精英的参与，否则就不是依法治国，而是依法乱国。最近一个什么院长抛出一个所谓的“非组织政治活动”的概念就是例子。

　　中国改革有两大误区，一是所谓市场经济制度，二是所谓法治国家。这两大误区是许多矛盾的根源。之所以是误区，是因为我们所建立的市场经济制度和法治国家，不仅与社会主义现代政治文明相背离，与中国古代优秀的政治文明相背离，即便与现代西方国家相比较，也是风马牛不相及地离奇荒谬。

　　现在大家都在叫喊依法治国，结果却是跑马过河，距离法治国家越来越远，既彻底抛弃了中国古代的东方法治，也没有建立起现代西方国家的法治，而是越来越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人治国家。问题出在哪里?就出在对依法治国的这个“法”的理解上。

　　依法治国的法，究竟是指什么法?这个问题在东方和西方的答案本来很清楚，并且完全相同，就是天理。在东方国家叫天道天理，在西方国家叫自然法。所谓自然法，是和社会法相对于而言的，是指老百姓自然形成的道德伦理，也就是中国古代讲的天道天理，而绝不是社会制定的法律。把依法治国的法，理解为是社会法，是当今中国独有的现象，无论现代西方国家还是中国古代社会，都从来没有过这种现象。

　　因为把社会法作为依法治国的法，不仅违背天理人伦，而且只能是违背法治的人治。道理很简单，社会法是强者制定的，国家的法规是统治集团制定的，单位的法规是领导指定的，企业的法规是老板制定的，用这种社会法来治理社会，完全是强者治国，是用强者的意志来管理社会，恰恰是典型的人治。只有用自然法用天理道德来管理社会，作为约束人们行为的根本准则，才是真正的法治。

　　从这个角度来讲，现在西方国家和中国古代社会，都属于法治社会，所谓中国社会属于人治的说法，完全是改革教对中国社会的歪曲和妖魔化。中国精英集团为建立一个超越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阶级天堂，一方面把中国社会妖魔化为人治社会，另一方面又打着西方法治的旗号，抽掉了西方法治中的自然法精髓，建立了一个以社会法为基础的所谓法治国家。

　　结果是，既没有建立起古代东方和现代西方的法治社会，又摧毁了维系人类社会向善的最根本基础——伦理道德，把原本是人类社会道德净土的新中国，变成了无一物不造假、无一食没有毒、无一人可信任的魔兽世界。我们中国人在道义上最瞧不起的就是日本人，可是就连日本人的教科书上都清清楚楚的写着：天理就是最高的法律。而中国三十年来最响彻云霄的口号，就是法律不讲道德。法律一旦不讲道德，就必然成为扼杀道德的工具，成为践踏天理、丧尽天良的武器。

　　中国法律党每一个人都很清楚这个问题，但是每一个人又都在掩盖这个问题。为什么要这样?重庆模式有力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如果是站在自然法的角度，站在天理人伦的角度，重庆对黑社会的严刑峻法(假定李庄的控诉的确存在)就是正确的，乱世用重典，特殊时期采取特殊手段，是中国古代法治的典型特征。重庆能够用不到两年时间把一个黑社会横行的混乱城市，变成一个妇女不怕走夜路的安居城市;把一个积案1400条人命而无人过问的城市，变成一个干部下乡与老百姓实行三同的城市，如果不用重典，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有人说，对黑社会用重典是不讲法治，那么请问，任凭黑社会横行，官匪一家欺压百姓，这样的法治又有什么意义?况且重庆的重典再重，也重不过《水浒》中对王婆的凌迟处死，而重庆黑社会的罪恶，其中任何一桩都绝不亚于王婆。由此可见，重庆乱世用重典，彰显的是天理人伦，保护的是人民大众。所谓重庆不讲法治，完全是从社会法角度观察问题的结果，而是以社会法为准则，恰恰是对法治社会的最大嘲弄。

　　当今中国的现实已经证明，以社会法为基础的所谓法治，被治的永远是老百姓，永远是好人好官，而真正的罪恶和罪犯，却往往是消遥于法治之外。这就是奉行社会法的法治社会的根本特征。

　　中华民族复兴要被世界接受，都必须回归自然法的天理人伦基础，建设符合人类文明的法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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