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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何玉兴《最绝望的堕落——写给知识分子》的点评
随着自翔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主流知识分子的堕落——目前“公知”已经变成了比婊子流氓还要更加下流的贬义词，中国主流知识分子开始改变策略，不再像30多年来那样趾高气昂、无所顾忌地完全颠倒黑白、胡说八道，而是采取狗贩子偷偷杀狗的方式，把毒丸塞到喂狗的肥肉里，在大量真实的历史叙述中夹杂进最恶毒的思想内容，让读者在充满学术氛围的环境中，接受最恶毒的思想内容，让老百姓不知不觉地给自己套上思想枷锁。
这是一种比历史虚无主义还要更加可怕的思想枷锁。历史虚无主义的特点往往是完全颠倒黑白，彻头彻尾的胡说八道，因而容易遭到越来越多老百姓的抵制。而这种把恶毒思想塞进大量学术资料中的“思想毒奶粉”，却很容易把老百姓全都变成脑水肿的大头娃娃。人类社会数千年来之所以会形成极少数精英对绝大多数老百姓的统治，主要就是老百姓自觉自愿接受这种思想枷锁的结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要参》杂志社副主编何玉兴的文章《最绝望的堕落——写给知识分子》，就是这样披着学术外衣的思想枷锁。
文章指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堕落是民族悲剧的根源，但是却对堕落的根源，特别是什么样的知识分子在堕落，却做出了完全颠倒黑白的解释。文章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堕落是社会主义新中国造成的，认为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才是知识分子走向堕落的道路，把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知识分子，看作是堕落的知识分子。作者这种说法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和道义上的双重堕落。
中国知识分子的堕落，主要是科举取士制度造成的。科举取士造成官僚学者集于一身，从而注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奴才地位，有出息的知识分子为官为僚，没出息的知识分子充当富人的师爷讼棍狗腿子，坚守操节的知识分子只能被边缘化卖字为生。
所以中国才出现了“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工六农七医八娼九儒十丐”的排行榜，把知识分子排名在小姐之后乞丐之前。中国知识分子越来越和贬义词混在一起，“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皆是读书人”就是典型。杜十娘和李甲的道义反差，就是中国老百姓对知识分子的评价，婊子本来是中国老百姓最鄙视的人，但是和知识分子比较起来，则显得十分高尚可敬。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只有一个知识分子，还起了个名叫吴用（无用），意思是“百无一用是书生”，知识分子狗屁不顶。
此前我们曾经专门解释过这个问题，欧洲知识分子之所以比中国知识分子具有独立的人格，主要是欧洲封建社会皇权和教权之间的双峰并立，造成了欧洲知识分子的独立生存空间，使欧洲知识分子一开始就是与皇权和教权相分离的独立力量，这是欧洲社会三权分立的根本历史原因。
由于在皇权、教权和知识分子这三极当中，知识分子这一极最弱，只能借助于民众力量，作为民众代言人，与强大的皇权和教权力量相抗衡，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欧洲知识分子与民主相结合的历史条件，使知识分子的“毛”附在了人民大众这张“皮”上。这是欧洲知识分子在重大历史转变时期，总是充当人民代言人的客观原因。
所以欧洲知识分子最常喊的是重视民众利益，而中国知识分子最常喊的是重视知识分子。全世界只有中国有所谓重视知识分子和迫害知识分子的口号，这个口号最能反映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堕落。社会不能迫害的是好人，而不应该管他是不是知识分子。
毛主席正是看到了东西方知识分子这个不同特点，为了使中国知识分子也能与人民群众相结合，便采取一切措施，把中国知识分子的“毛”也要附在工农群众这张“皮”上，使中国知识分子也能具有独立的人格，成为独立的力量，成为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人民群众代言人。
可是中国知识分子千百年来已经习惯了奴才地位，突然让他离开主子和人民群众在一起，生活特别不习惯，感到无法适应，便又跑回到官僚富人的主子面前，不仅对解放他们的毛主席不感恩，反过来疯狂的咒骂毛主席。当今知识分子这种恩将仇报的邪恶龌龊行为，他们成为人类历史上最邪恶最龌龊的一个集团。
本文就是当今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当三十年来知识分子的神圣外衣已被扒光之后，他们也开始羞羞答答承认中国知识分子的堕落，但是却颠倒黑白，把那些与工农相结合的知识分子称为堕落，而把坚守做官僚富象的奴才的知识分子视为高尚。从而把当今知识分子变成了历史上最下流的知识分子。
最近，中国知识分子再次掀起了铺天盖地的控诉文革浪潮，其主要原因是他们感觉所谓“坚决守住全面否定文革这个最后底线”已经越来越困难了，历史和人民的天道正义力量，正在突破这个反革命底线，迎接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伟大明天。
只是黎明前的黑暗是最沉重的黑暗，今天知识分子对文革和新中国的妖魔化，完全披上了一层华丽的学术外衣，把文革和新中国拿来与历史上的所有罪恶事件混在一起加以控诉，按此来混淆视听，把毒药和食物混在一起塞到读者特别是青年人嘴里。
由于在文化领域人民大众本来就处于弱势，所以作为人民大众代言人的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要特别小心，保持高度警惕，防止这些反动的知识精英把毒药和食物同时塞到读者嘴里，自觉捍卫人民群众的利益。
张宏良微信文章，微信号:zhanghongliang102
2015-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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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绝望的堕落——写给中国的知识分子
来源：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乾元论坛， 作者：何玉兴
(一)
纳粹期间的德国，大部分教授公开表态支持纳粹政府。大师级的哲学家海德格尔在发表校长就职演讲时说：“任何教条和思想，将不再是你们生活的法则。元首本人，而且只有他，才是德国现在和未来的现实中的法则。” 爱因斯坦认为，“德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集体来看——他们的行为并不见得比暴徒好多少。”思想知识界的这种普遍放弃、逃逸、堕落的行为，带给一个民族的影响是致命的。
文革期间的中国，大师级的哲学家冯友兰建议：“秦始皇使用了政治上的威力，焚书坑儒，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实行全面的地主阶级专政，巩固了地主阶级的政权。这个历史经验很可以作为无产阶级的借鉴，这也是古今对照，古为今用。”溯本追源，如李国文《中国文人的活法》中所说：“焚书坑儒这种高智商的杀人方式恐怕不是秦始皇一介武夫所能为”。
萨特的《恶心》，再现了沦陷时期巴黎知识分子群的丑恶表演。在保罗·约翰逊的《知识分子》中，知识分子们成了世俗道德的违背者，他们行为怪癖，心肠刚硬，撒谎、虚伪、自私自利到了极点。
卢梭靠女人生活，他不断地从养母或者养母兼情人那里榨取钱财，而当这些女人穷困潦倒之时，他却从未想到要帮助一下她们。他把与自己同居多年并为其生子的女人看作仆人和动物，随意加以伤害和侮辱。
雪莱因行为不端被赶出家门之后，经常采取威胁、欺骗、辱骂等各种手段，不断向父亲要钱。他终日周旋于众多女性之间，随意玩弄她们，再将她们抛弃。他四处借钱，却从未还过。
列夫·托尔斯泰立志要用自己宗教般的思想拯救人类，却终日沉迷于赌博和嫖娼，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小说给他挣了很多钱，他的庄园早就给输掉了。他经常把爱挂在嘴边，摆出一副农奴解放者的架势，却从没实际行动过。在两个哥哥贫病交加之时，他从未资助过他们，他的一个哥哥临死之前要见他，他竟然冷酷地拒绝了。
为什么会这样?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现代社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之间存在着惊人的分裂。
法国布迪厄说：知识分子是一种悖论的或二维的存在。
韩国崔秀哲《分身人》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彭加勒《最后的沉思》对偏爱走极端的法国知识分子本身进行了剖析和批判。
齐美尔《社会是如何可能的》：人类是一种双重性生物，无论是作为群体或是个人，生命内部都具有各种对张的二元力量向外发展。作为个人，这种双重性表现在身体和精神都同时需要动感与宁静，作为群体，社会历史是在社会群体与个性提升之间的冲突、妥协和调和之中发展。由于个体性与社会群体的普遍性两种相反的原则并存，齐美尔认为社会生活看起来就像双方寸土必争的战场。人们同时面对个体性与普遍性的原则，必须在冲突的两者之间努力取得平衡，以达成基本人性中的对立统一运作，这种运作要透过“不断地调节比例从而重获不断失去的平衡。”太深刻了。
拉塞尔·雅克比《最后的知识分子》，表达了对美国知识界的更深的忧虑，即真正的危机是知识分子这一群体正在消失，它被专业化程度过高、狭隘的学院专家们取代，如今的专家们的意见只有少数的同行可以理解。哈耶克说，知识分子的真正陷阱是沦入过度专业化与技术化的陷阱，失去了对更广阔世界的好奇心。周国平说：哲学成了办公大楼，在名目繁多的科室里，只见伏案办公的职员，见不到一个真正的哲学家。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技术控制了人。哈贝马斯《走向理性社会》：生命的意义失掉了存在的基础，生命的价值失去了终极依据。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学者消失了，科学堕落为探究。
还有一种情形，那就是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描述的：宫廷乐师、行吟诗人与修道院的僧侣如今变成广告撰稿人、专栏作家与公共形象设计者。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独创的“有机知识分子”一词，勉强把他们归属于知识分子行列，其实他们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克拉芒斯是加缪《堕落》中的主人公，也是二战后巴黎知识界的典型，他一直过着双重的生活：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男盗女娼;表面上气壮如牛，实际上胆小如鼠;表面上乐善好施，实际上刻薄寡恩;表面上豪侠仗义，实际上见死不救;表面上夸夸其谈，实际上蝇营狗苟，表面上宽宏大量，实际上睚眦必报，表面上是忏悔者，实际上是法官……
翻阅黄梵的《第十一诫》，比萨特的《恶心》还让人恶心。主人公齐教授是声名显赫的学术权威，可他利欲熏心，投机钻营，生活腐化堕落，不仅榨取学生的科研成果，而且为了捞到科研经费，获取当权者的认可，不惜修改数据，拿人命关天的炮弹轨道数据当儿戏。在齐教授身上，我们看到走向堕落的知识分子“象征性的背影”，权力正在通过金钱和地位来诱惑知识分子放弃道义与良知。
费振钟的《堕落时代》，与其说它是一本关于晚明文人的书，不如说它是一部旨在人的现代性的书。走近晚明的文人，让我们嗅到了“堕落时代”的酒气，让我们看到了“堕落时代”酒色过度后的回光返照。他们酒后佯狂，装疯作傻，倚疯作邪的病态成为常态。而晚明文人的病，绝不仅仅属于晚明的文人。
王力雄在《渴望堕落》一文中写道：以王朔的小说与贾平凹的《废都》为代表的文学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与其传统观念，已经发生了许多背道而驰的变化，同时却和王朔笔下的痞子，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相似之处”，这就是对于“堕落”的渴望。在当今的文坛，堕落似乎已经成为时髦，文人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堕落并炫耀自己的堕落。
张承志在《以笔为旗》中将文人分为几类：东施抹上魔幻口红，正和西施一起以色售文的人，纠缠在稿纸卷头却意在高官流水账的人，因不逞和无才而小心翼翼但求人和的人，高喊冲锋可是不见流血的人以及种种这棵树上附庸寄生的人。林贤治说：知识分子算什么东西呢?他们不过是些沙石泥料，既能用来筑造辉煌的圣殿,自然也能用来砌做污秽的粪池。够了!关于知识分子堕落的例子，书里成千上万，现实中比书上还多。
一棵被当地居民视为地标的树，多少年来，人们行走在旷野中，凭借它找到自己的家。树死了，许多人从此再也找不到家园。
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中说：“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分子;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
最绝望的腐败并不是官僚，而是知识分子。官僚的腐败只能误一个党派，一个朝代，而知识分子的腐败却误国误民，流弊深远。最可怕的堕落也并不是匪盗痞，而是知识分子。匪盗痞的堕落都只能贻害一方百姓，坏一家之风气，而知识分子的堕落却败坏的是整个文化，是思想，是道德，是一个民族最宝贵的精神操守。知识分子的堕落才是一个社会和一个民族彻底的和最后的堕落。其他人的堕落好比大江大河局部的浑浊，而知识分子的堕落，则是水源浑了。
(二)
鲁迅曾经打过比方：羊分“胡羊”和“山羊”。山羊是带头羊，胡羊大多数的羊。山羊脖子上挂着铃铛走在前面，后面一大群低眉顺目的胡羊挨挨齐齐地跟着。勒庞在《乌合之众》中也比喻：一群人就像温顺的羊群，没有了头羊就会不知所措。山羊脖子上的铃铛就是知识分子的徽章，无论是吃人还是被吃，一切悲喜剧，带头的无不是知识分子。
这里想要明晰的，是堕落的主要标志：终极关怀的缺失，道义立场的摇摆，社会良知的泯灭，忏悔意识的淡漠以及对人的极度冷漠。
于光远有句精辟的话，把几千年的文人全装进去了：封建文人的最大理想是做稳奴隶，说到人的觉醒，只能是“五四”之后，尽管“五四”提出的问题，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
翻阅汗牛充栋的古籍，“进则朝廷庙堂，退而江湖山野”的中国文人，写了那么多狗屁官样文章和无聊失意文字。“士大夫” 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了，思想也不复成为思想，而是意识形态。“学而优则仕”的参与模式，使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能成为社会的守望者，而是既得利益的看家狗。作家张平说，现在的知识分子，在桌子底下说话，在桌子上面沉默。知识分子当中的某些人，已经进入到这个既得利益群体。知识分子的集体沉默，是导致目前道德滑坡或者说是道德产生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知识与权力的结盟导致社会的沦落和腐败。
翻阅回忆反右和文革的图书，知识分子之间的出卖与背叛以及各种丑恶表演，令人感到毛骨悚然。巴金说：“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顾准等硕果仅存的几位已不具代表性，应该说知识分子是集体投降、集体堕落。关于集体堕落的原因，朱学勤“终极关怀基因缺陷”的分析是中肯的。社会最大的危机是失去支撑它的精神结构，失去将社会凝结为整体的具有终极关怀的价值系统。
美国当代心理学家里奇拉克《发现自由意志与个人责任》：“烈士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而不愿意肯定与自己相对立的观点。”鲁迅：“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而他的变化没有一定的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做武器的人，都可以通称为流氓。”
遗憾的是，流氓太多，烈士太少;可悲的是，流氓的风光，烈士的寂寥。这些流氓，无论什么风吹草动，都能拿出令上边满意的大作;无论什么观点，都能拿出合理的理论解释。他们不是丧失，而是压根儿就没有过什么道义立场，沦落成为权钱伴唱的夜莺。鲁迅先生骂得痛快：“我宁愿向泼辣的妓女立正，也不要向死样活力的文人打绷。”
缺乏对道德操守的坚守，缺乏对良知的省视，缺乏对诱惑和邪恶的抵制，缺乏犯下罪恶之后忏悔的勇气。在西方文化史上，有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有卢梭的《忏悔录》，我们有什么?朱学勤说：“世界史上的优秀民族在灾难过后，都能从灵魂拷问的深渊中升起一座座文学和哲学颠峰，唯独我们这个民族例外。”
正因如此，才有对人的极度冷漠。北京大学某学者说，堵车让他感到很欣慰，因为堵车是繁荣的标志;某灾难经济学家说，灾难对於经济发展是有利的，可以拉动内需。
亨利·柏格森在《道德与宗教的两个起源》中说：我们的道德的部分包含着责任，责任都是日常实际的事情。面对现实问题，知识分子的沉默就是责任的放弃。杜威《教师和他的世界》：逃避责任是怯懦的选择。《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目睹灾难却一言不发，责任感就变为负罪感。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保持沉默，就是犯同谋罪。肯尼迪《信仰在风中飘扬》：你能否不同流合污，让自己的勇气在腐烂的中庸泥潭发光?
(三)
堕落，疯狂蔓延，突破底线
媚俗的历史，源远流长。《恩格斯致施密特》：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哲学中始终显现着庸人的面孔。
康德《逻辑学讲义》：矫揉造作的通俗浮华只是力图博得读者的厚爱，这种科学研究的堕落，像哗众取宠的情妇。
王力《龙虫并雕斋琐语》引波德莱尔的诗，翻译的真好：饥肠辘辘佯为饱，热泪汪汪强作欢;沿户违心歌下里，媚人无奈博三餐。
韦伯《以政治为业》：领袖的实际收获，并不由他自己掌握，而是受他的追随者的动机所左右，而从道德角度看，这些动机大都不堪闻问。
钱理群《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
2001年以后，掌握巨大财力的行政权力的控制与干预，出现越来越严重的商业化、行政化、官僚化、体制化倾向，造成思想、文化、教育、学术的全面腐败和对知识分子的整体收编。
侯宁：《大陆经济学家已是一个堕落群体》。皮海洲：《堕落的又岂只是经济学家》。北大教授说：百分之九十九的上访人员都是精神病患者。清华教授说：强奸陪酒女比强奸良家妇女危害性要小。
科学家离实验室渐行渐远，不在开会就在开会路上。科学已经从昔日神学的婢女，堕落成今天资本的帮凶。“科学无禁区”变成“道德、法律无禁区”。三聚氰胺、瘦肉精、转基因等事件中，哪一桩没有科学家的幽灵?
斯塔佩尔：科学研究在逐渐演变成一种商业行为。资源有限，竞争激烈，为了得到经费不择手段。
雷海宗《君子与伪君子》和林同济《士的蜕变》，考察了“士”从君子到伪君子，从技术到宦术的堕落历程。
鲁迅《流氓的变迁》：“以武犯禁”而“替天行道”的是侠客，打着“替天行道”的大旗却坏事做绝的是强盗;没有做强盗的危险却有做强盗的收益的则是流氓。
中国传统文化培养了有知有道之“士”，这是中华文明五千年而没有夭折的重要原因。陈寅恪：哪个民族把士给打倒了,这个民族就流氓化、卑鄙化了。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典型的流氓传奇和流氓教科书。流氓文化、流氓意识、流氓哲学、流氓精神已经内化、渗透到血肉中。
《今日之中国，无处不流氓》：一个坏的制度可以把好人变成坏人。发动流氓起来把贵族消灭，并不会使流氓变得高尚，只会使流氓变得更加流氓，而且诱逼更多的人变成流氓，最终变成流氓社会。
《知识分子的背叛》：他们的浪漫主义已经登峰造极，他们的精神操守已经跌落谷底。
赫连勃勃大王《群氓时代》：浮躁而盲动的奢侈、势利、焦虑、恶俗、虚假、纵欲、跟风是一个“群氓时代”开始的标志。
2014年5月17日，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刊登《野心时代：在新中国追逐财富、真相和信念》的书评：中国正在经历一个“狼吞虎咽的时代”。
堕落，心安理得，理直气壮
奥尔特加·加塞特《大众的反叛》：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就是，平庸的心智尽管知道自己是平庸的，却理直气壮地要求平庸的权利，并把它强加于自己触角所及的一切地方。虚假的反叛，在荒谬中成长，处心积虑地垮掉。
格里德尔《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冲动的狂热分子如今在舒适的公家办公室里享受安逸，很少出以公心去关注国家的进步和人民的福祉，更多考虑的是自己的仕途和财富。
鲁迅 《伪自由书·文人无文》：借了“文人无行”的幌子，犯着可诟病的恶癖。
朱利安·班达《知识分子的背叛》：在群体激情四溢的状态中，推波助澜，甚至是主动堕落——还有比知识分子更没有骨气，更容易堕落的阶层吗?
旷新年《为什么社会容不下一个善良的人》：中国知识分子是最变态、心理最阴暗、心灵完全被扭曲的一群动物。
钱理群《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到二十一世纪，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自觉、半自觉地履行这“同意和解释、宣传与做戏”职能，开始时还有些心虚，羞羞答答、扭扭捏捏，做到后来，就习以为常，理直气壮，并以此炫耀于世了。
网民：上帝啊!把这些专家带走吧!路费我掏。
堕落，良币隐退，劣币泛滥
钱锺书《七缀集》:有不少古代和近代的作品,读者对它们只能起厌倦的感觉,不敢作厌倦的表示。
《“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证明：名人的劣币甚至假币，也可以成为真币、良币。博尼法斯《造假的知识分子》：他们高举着道德的旗号迫使我们忍气吞声，没人敢指责他们篡改真相的事实。在媒体时代，这些制造知识假币的知识分子已通过电视和互联网，取得了胜利。
学术造假每天都在发生。韩国黄禹锡干细胞数据造假。哈佛大学著名进化生物学家马克·郝泽编造数据。《Blodt，伟大的造假者》：超过90篇羟乙基淀粉临床研究数据是编的。东京大学加藤茂名研究组43篇论文撤稿。
堕落的程度超出了人们的想像力。王立军等没怎么念过书的官员成为大学的博导，一些明星、主持人当了大学的教授，前铁道部总工程师张曙光2300万贿买院士。
汉字简化，无意中佐证了劣币驱逐良币定律：親不见，愛无心，產不生，厰空空，導无道，鄉无郎。但：魔仍是魔，鬼还是鬼，偷还是偷，骗还是骗,贪还是贪，毒还是毒，黑还是黑。
绝望中坚守着希望
叔本华《自然界中的意志》：道德是万事万物的支点，是所有体系的试金石。
韦伯《以学术为业》：学者的宗教是对知识理性的伦理追求和使命感，这是世界的基础。
郑也夫《信任论》：系统信任中，最大的两个系统是货币系统和专家系统。
韦伯：黎明将至，长夜漫漫。正因如此，才更凸显社会守夜人的品格，更体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
罗曼·罗兰：太阳的光明是不够的，必须有心的光明。心里有光，才能使自己的作品放出光辉，照亮大众在黑暗中前行的路。
茨威格：人文主义理想注定是一种理智的和贵族的梦，这样的梦普通的人做不出来，只能由少数人把它作为神圣的遗产继承下来，留给后来人，并代代传下去。
未曾谋面的文友谢小庆《凭借什么坚守价值体系》：不是凭借对某一价值系统的合理性、重要性的阐述来坚守，而是凭借树立“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自身形象来坚守。它被知识精英们以一种心有灵犀的默契、一种不可言传的意会而世代坚守和承传。
谢小庆下乡的村落与张承志毗邻，他完全理解“清洁精神”和“无援思想”的坚守。他和张承志定下相似的人生基调：抗拒蜕变(alienation，一般被译为“异化”，似乎此译好些)，抗拒蜕变为资本的奴隶，抗拒蜕变为“摩登时代(现代化)”中机器的奴隶，抗拒蜕变为“房奴”、“车奴”。请听《黑骏马》
谢小庆给毕业生的赠言：不卑不亢。自信但不自负，自知但不自卑。穷时不失自尊，达时不忘笃敬。有勇有谋。勇敢但不鲁莽，谨慎但不怯懦。审时度势敢战，艰难困苦能守。
联想起《狮子王》的经典道白：我们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才会勇敢,勇敢并不代表你要到处闯祸。
写《鲁滨逊漂流记》的笛福说：个人的怀表坏了，只是耽误个人的事儿。教堂钟楼上的大钟坏了，耽误的可是整个教区的事儿。
钟楼上的大钟，可能坏，也可以坏，但总得有人去修，有人去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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