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政匪不分的国家治理方式该结束了

        国庆期间，媒体一大焦点，就是高得令人咋舌的景区门票价格，据说最高景区门票价格已接近500元。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3年居民人均收入18311元计折算，全国人均月收入是1526元，仅相当于景区门票价格的三倍多，一个月收入仅能购买三张公园门票。这个价格意味着什么？毛泽东时代中国景区门票价格相当于月收入的千分之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最高的景区门票价格不会超过月收入的1%，而当今中国景区门票价格相当于月收入的三分之一。这已经不是不合理的政府收费，而是名副其实的土匪抢劫。
        我们说是土匪抢劫，还不仅仅是指收费的数额，而是指这种收费的方式。作为政府，本来就不应该对自然景区进行商业性收费。按照社会主义原则，人民是自然景区的主人，政府是管理景区的仆人，无权向人民收费；按照资本主义原则，谁投资谁受益，自然景区不是政府投资创造的，是上帝创造的，政府同样没有资格收费，更没有权利高额收费。当今中国政府高额收费，没有任何伦理依据，唯一所凭借的就是国家暴力。而根据伦理还是根据暴力行事，恰恰就是政府和土匪之间的本质区别。
        政府之所以是政府，老百姓之所以花钱养政府，就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做事要讲伦理，而不能只讲暴力。否则，就不是政府，而是土匪。如果政府也这样做，只讲暴力不讲伦理，那就是政匪不分，就是政匪一家，就是土匪式的政府。而土匪式的政府，比政府式的土匪，还要更加糟糕。因为土匪式的政府只能互相比坏，而政府式的土匪至少表面上会互相比好。
       本来，公路收费额超过火车票，甚至有人干脆把车托运到外地，就已经是政匪不分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中国旧式小说中的这种劫匪形象，变成了当今遍布全国的收费站。收费理由更是荒谬无比:修路需要投资，所以需要收费。多年前我们就质问过这个问题，世界各国历朝历代，哪条道路不需要投资，又有哪条道路是在收费？秦始皇“车同轨，书同文”，把天下道路翻建一遍，也没有派人在全国设卡收费，在全国设卡收费的只有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府。如果说道路收费还有投资收益做借口的话，那么自然景区收费就没有了任何理由，完全是没有任何道理的暴力抢劫。

       或许有人会说，如果自然景区不收费或少收费，游人会拥挤不堪。暂且不说世界各国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很多，即便退一步而言，真的是游客拥挤不堪，也应该实行计划调节，而不应该实行收费调节即市场调节。收费调节的本质是建立富人特权，是在强制剥夺穷人原本拥有的权利，这种特权与封建特权完全相同。毛泽东时代实行票证制度最伟大的意义，就是在资源短缺的情况下，为保证人人平等而限制官僚特权和富人特权，让百姓和官员，富人和穷人，都能够公平地享有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
        维护公平，应该是古往今来所有政府的基本职能，即使是以往剥削阶级的政府，也要维护他那个时代的公平原则，也要维护人类文明所创造的基本伦理。这就是无论中国古代的封建政府，还是现代西方的资本主义政府，更遑论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政府，都没有对道路和景区进行高额收费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之所以采用黑道方式来管理道路和景区，主要是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解除了政府的道德约束和伦理约束，强制实行“猫论”的结果。由于政府是渠，百姓是水，渠怎么设，水怎么流，政府政治伦理的缺失，必然会造成整个社会道德伦理的崩溃，最终把中国变成了人人互相为敌、遍地伪劣假冒的社会。
        可见，当今社会的所有弊端，究其根源，就是国家治理方式政匪不分的原因。这是邓小平留给中国的最大负资产，用“猫论”这类黑道方式治国，短期虽有奇效，但却不会长久，最终会把国家推入深渊。所以，为中华民族长久计，必须立即废除这种政匪不分的国家治理方式，回复堂堂正正的国家治理方式，由此方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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