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创新中国思想文化的超级大师逝世88周年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在思想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是中华民族新文化运动的方向，三反类的叭儿狗们任意欺骗华夏国民，对外则不敢有丝毫的慷慨斗争气概。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在上海寓所逝世，享年55岁，至今88周年了。他在中华民族灾难、兵燹连连、山河破碎贫弱交加中弃医从文，誓救国人看客的麻木不仁灵魂。

　　1976年10月以来华夏剧变，鉴别社败因素，陈旧的思想文化是一大原因，鲁迅先生浩繁巨著是对症治疗救治国人灵魂的“灵丹妙药”，现在仍然是一把提升政治思想觉悟的金钥匙，拿回来继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鲁迅杂文及著作，对中华民族几千年盘根错节、根深蒂固的旧思想文化这种慢性毒药，把“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的尺度把握得恰到好处，言简意赅把症结挑明令读者拍案叫绝。前有几人、后有多少来者?鲁迅把有同感者想说的话都准确恰当的把“黑字写在白纸上”，而且在中国那样频遭胡作非为酿成苦难连连的社情中，读多遍都有新的体会和感想。

　　一

　　鲁迅青年时期立志救国救民，油然而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在日本留学期间亲见国民麻木不仁的看客习惯，抛弃了一心只读圣贤书，莫管他人瓦上霜的腐朽意识。面对事关中华民族兴亡的大事，有所作为自发的积极参与率先从自己做起，绝不是视而不见闻所未闻。不同的人追求的社会发展方向政治立场不同，一样的方法论就会得出不同的政治见解。毛主席依据实事求是格言，从“人民群众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实际出发，力排歧义决策建成了全国集体所有制的人民公社;公有制的工业和科研体系。而另外的“实事求是”则是另一种说法和做法。

　　鲁迅在中国前进与倒退，革命与反动的激烈搏斗中有感：祝“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热风·随感录41》1919年)追随革命者浴血奋斗的步伐，义不容辞站在时代前列：“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热风·随感录59“圣武”》1919年)。“……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使命”。(《坟·灯下漫笔》1925年4月29日)他因而寄于厚望。

　　要敢想、敢说、敢干，鲁迅鼓励：“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三闲集·无声的中国》1927年2月18日)丢掉幻想，突破常规：“倘若先前并无可以师法的东西，就只好自己来开创。”(《集外集附录·〈奔流〉编校后记‘10’》1929年5月10日)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勇敢前进!

　　1926年北京发生“3·18惨案”，段祺瑞政府镇压请愿学生，22岁的北京师大学生刘和珍等学生运动领袖被开枪凶残杀害而亡。同年4月1日鲁迅发表《纪念刘和珍君》，沉痛哀悼“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青年”，深情赞颂“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鲁迅祈盼：“这样的战斗，是要继续得很久的。所以当今急务之一，是在养成勇敢而明白的斗士，我向来即常常注意于这一点，……”。(《致杨霁云信》1934年6月9日)“社革建”就是欠缺些“勇敢而明白的斗士”。这同毛主席培养千百万革命接班人不谋而合。“许多历史的教训，都是用极大的牺牲换来的”(《集外集拾遗·今春的两种感想》1932年11月22日)毛主席阐明：“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赫鲁晓夫言论》第三集《出版者说明》1965年2月16日，《人民日报》1967年11月6日)

　　二

　　从大局上多年前就可毫无疑义的肯定，毛主席领导党和人民群众千辛万苦干成的“社革建”却“浅尝辄止”，27年按计量连“半途而废”都不够标准。按李四光《地质力学概论》，依据1976年和2024年的全社会状况，作横平面、竖立面的立体图全方位比较，就是地地道道的两重天景象。鲁迅先生救人灵魂的脍炙人口的醍醐灌顶之言亟应再拿回来。侥幸的是其著作和两弹一星一样存在可读。

　　就全球而言鲁迅论断：“地球上不只一个世界，实际上的不同，比人们空想中的阴阳两界还厉害。这一世界中人，会轻蔑，憎恶，压迫，恐怖，杀戮别一世界中人。”(《且介亭杂文二集·叶紫作〈丰收〉序》1935年1月16日)此“五种”社会现状的存在，比年年月月天天讲的时代“厉害”地不可同日而语，何时消失?世界上很少的几块地方搞真正社会主义，铲除了几十年又再现了。帝国还教唆达赖恢复西藏农奴制，可憎不?

　　人民群众从当牛做马变人颜，再成了为资本赚钱雇佣的会说话的驯服“工具”。“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且介亭杂文末编·女吊》1936年9月19—20日)“这些人面东西”还有多少?“……所谓‘革命成功’，是指暂时的事而言;其实是‘革命尚未成功’的。革命无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间世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而已集·黄花节杂感》1927年3月24日)毛主席的继续革命永向前的路线被修正了，“我们虽不能说停顿便要灭亡，但较之进步，总是停顿与灭亡的路相近。”(《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1919年10月)残酷的社会现实不是这样吗?

　　三

　　几千年后仍然津津乐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经不起漫长的历史验证。私有制社会的剥削阶级专门把自己不干的事以软硬兼施的暴力方式，施于被剥削压迫的阶级及苦难群体。奴隶主、地主和资本家阶级、集团无不如此。鲁迅直言不讳：“‘犯而不校’是恕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直道。中国最多却是枉道：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但是，这其实是老实人自己讨苦吃。”因为长期未群起痛打“落水狗”。

　　鲁迅论问答：“仁人们或者要问，那么，我们要不要‘费厄颇赖’么?我可以立刻回答：当然是要的，然而尚早。这就是‘请君入瓮’法。虽然仁人们未必肯用，但我还可以言之有理。土绅士或洋绅士们不是常常说，中国自有特别国情，外国的平等自由等等，不能适用么?我以为这‘费尔泼赖’也是其一。否则，他对你不‘费厄’，你却对他去‘费厄’，结果总是自己吃亏，不但要‘费厄’而不可得，并且连要不‘费厄’而亦不可得。所以要‘费厄’，最好是首先看清对手，倘是些不配承受‘费厄’的，大可以老实不客气;待到它也‘费厄’了，然后再与它讲‘费厄’不迟。”“要是对‘落水狗’和‘落水人’独独一视同仁，实在未免太偏，太早。正如绅士们之所谓自由平等并非不好，在中国却微嫌太早一样。所以倘有人要普遍施行‘费厄泼赖’精神，我以为至少须俟(音似意等)所谓‘落水狗’者带有人气者后。”正确!

　　“总之，倘是咬人之狗，我觉得都在可打之列，无论它在岸上或在水中。”(《鲁迅选集·杂文卷》“论对‘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第113-115-116页1925年12月29日)马列毛倡导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社革建”不断扩大共产主义社会元素，“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政策有两重性，言不由衷的忏悔难鉴伪。典型的“落水狗”爬上岸咬死了美好的社会主义，蛇蝎黑心干出十恶不赦应千刀万剐的罪恶触目惊心。

　　四

　　“毛共社”27年之外的阶级剥削和压迫，劳苦大众在极端两极分化的苦难状态中，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恨，但“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深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会种兰花，象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鲁迅《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1930年)鲁迅先生分析的好：“……被压迫者对于压迫者，不是奴隶，就是敌人，决不能成为朋友，所以彼此的道德，并不相同。”(《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1935年12月31日)。从夏商周到蒋家王朝，南霸天、北霸天、刘文彩类遍地都成了历史的斑斑遗迹。其阴魂不散的传播再孽生出马云、许家印等，和几千个拥有巨量资金的垄断团伙构成财富攫取富可敌国的圈层，同月收入千元到的6两千元以下的多亿人，形成罕见的惊人反差。

　　毛主席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必然改变“不像活在人间”的人民群众。联系实际继续革命永向前，说自己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斗争呢，我倒以为是对的。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三闲集·文艺与革命》1928年4月4日)鲁迅诠释：“不过这‘无产者本来并没有阶级的自觉。是几个过于富有同情心而态度偏激的领袖把这个阶级观念传授了给他们’(引文是梁实秋《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文中的话)，要促起他们的联合，激发他们争斗的欲念。不错，但我以为传授者应该并非由于同情，却因了改造世界的思想。况且‘本无其物’的东西，是无从自觉，无从激发的，会自觉，能激发，足见那是原有的东西。”(《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1930年)鲁迅的话合乎实际，阶级地位决定阶级意识。美国名人们都赞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名言。导师和鲁迅已西去，其理论、文章还在。失去曾拥有的再受苦，想一想就会知道应该怎么办好?几乎没有文盲了，难道还需要先驱们手把手再指点吗?

　　五

　　鲁迅30而立之时，1911年辛亥革命被袁世凯断送，北洋军阀全国混战。8年后的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10年后1921年苏共帮助中国共产党成立。16年后的1927年“4·12”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翼人员，20年后的1931年日本侵华。鲁迅先生身临“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凄惨经历，升华为马列主义思想观念的共产主义者，救国救民情怀愈加迫切，成为具有马列主义素养的新文化运动的主将。终生殚精竭虑、鞠躬尽瘁、精益求精以笔作刀枪，所著充满战斗精神的巨量杂文、书文令读者耳目一新。晚年愈战愈勇，凸现“刺破青天锷未残”的战斗风格，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资源。

　　投机钻营的假马列主义假社会主义的一伙政治骗子，挂羊头卖狗肉、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瞒天过海，或策划于密室不可告人，或光天化日之下大言不惭，或花言巧语低声下气，或道貌岸然伪装一本正经，或撕破面具赤膊上阵。怎能骗过见微知著火眼金睛的鲁迅先生：“……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为了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么?只要你不去谋害它，自然成功就早，阶级的消灭也就早，……”。(《南腔北调集·我们不再受骗了》1932年5月6日)有人反对、有人再版著作删去“无产阶级专政”，鲁迅怎能漠然置之?“……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中，智识劳动和筋肉劳动的界限也跟着消除……”。(《〈一天的工作〉后记》1932年9月19日)缩小三大差别是伟大领袖制定的一贯政策，谁又把其扩大到旧中国的状态?鲁迅先生拥护和反对什么必然旗帜鲜明。

　　鲁迅先生怎能放弃自己认同的“……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二心集·序言》1932年4月30日)把无产者阶级翻身得解放当家作主，再变成弱势群体与鲁迅的政治观念相悖。“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中国与人类的希望。”(《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致中共中央电》1935年)在鲁迅脑海里的“希望”，绝不是融入世界主流千篇一律姓私社会的帝国体制中。

　　救治国人灵魂过去急需，现在仍然急需。华夏由私变公，再由公变私的社会转型大潮中，有甚嚣尘上经久不息的叫嚣，全国搞政治运动高压鲁迅能活下去不?真是狂犬吠日无中生有。鲁迅痛斥、揭露、鞭挞旧中国反动派罪大恶极、祸国殃民、为非作歹、骄奢淫逸、相互沆瀣一气的各类雄文。毛主席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和洋溢着崇高共产主义精神的社会实践，带领全国党政军民破旧立新，防止旧中国丑恶的社会现象死灰复燃……。鲁迅先生必定是文化革命战线上的领军者，批判反社反毛的一伙再现旧中国反动派想干而干不成、贪污腐败泛滥成灾拙劣行径，他一贯坚持以往的政治理论就能证明他的后来!

　　这不是随意的结论，鲁迅誓同旧中国一切陈腐思想文化彻底决裂，成为新文化革命的闯将，能据此红线辨别大是大非：“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1936年8月3—6日)那时党内的一些高人与他有可比性?而况“社革建”时期。

　　六

　　世界进入20世纪中国由“新革”到“社革”，与以往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亦有相似之处。国共两党生死存亡搏斗胜负难分处于鱼死网破状态，也是人们习惯称为“乱世出英雄”的时期。当革命胜利高潮到来时受“成者王侯”的习惯熏陶影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什么人都能进入，挤进优势范围的领导层就成为许多人朝思暮想之事。而“社革”却同以往打江山政权系统变更有性质的区别，有朝无阶级社会方向前进的史无前特质，是与一般意义上的开国元勋、功臣的同路人有了不同的要求，执政当权系统内部就相应产生了复杂的分歧、激烈地矛盾，对立统一相生相克。

　　解剖自己严于解剖别人的鲁迅先生不同凡响阐明：“一切‘同路人’也并非走了若干路程之后，就从此永远全数在半空中翱翔的，在社会主义底建设的中途，一定会发生离合变化，……”(《〈十月〉后记》1930年8月30日)。先生认识深邃又深远：“‘同路人’者，谓因革命中所含有的英雄主义而接受革命，一同前行，但并无彻底为革命而斗争，虽死不惜的信念，仅是一时同道的伴侣罢了。这名称，由那时一直使用到现在。”(《〈竖琴〉前记》1932年9月9日)“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伪自由书·后记》1933年7月20日)历代高高在上无恶不作的反动派、反人民的强盗集团恶劣狠毒，都是不同面孔操纵着大致相同的“老谱”。反映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存在于各种各样形式的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激烈尖锐斗争中。

　　革命导师有从自在的群体上升到自为阶级的理论教导，鲁迅先生形象论述：“……每一革命队伍的突起，战士大抵不过是反抗现状这一种意思，大略相同，终极目的是极为歧异的。或者为社会，或者为小团体，或者为一个爱人，或者为自己，或者简直为了自杀。然而革命军仍然能够前行。……但自然，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就愈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二心集·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1930年)“社革”在“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反复进行中，出现“精锐的队伍”社亡之后取得胜利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七

　　鲁迅先生立足所处时代的现实，高瞻远瞩精确展望未来而先知先觉：“有明说要做，其实不做的;有明说不做，其实要做的;有明说做这样，其实做那样的;有其实自己要这么做，倒说别人要这么做的;……”。(《伪自由书·推背图》1932年4月2日)如同观音菩萨活灵活现面对面揭发导演全球“共社”败亡一伙，欺骗民众所作所为的伎俩一样，洞察揭示力透纸背入木三分。东方“永远在路上”的诸事不是这样的吗?。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相似的社会存在也必然如此，夺权建社者分化也不例外“……他们之中的一些人,还有一条路,是使劲的拉住了那颈子套了绞索的朋友的脚。这就是用事实来证明他内心的忏悔，……”。“从此而不知忏悔的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就成了该杀的罪人。而且这罪人，却又给了别人无穷的便利;他们成为商品，可以卖钱，给人添出职业来了”。(《且介亭杂文·中国文坛上的鬼魅》1934年11月21日)这是《共产党宣言》中的言论似曾相识：“有哪一个反对 党不被它的当政的敌人骂为共产党呢?又有哪一个反对党不拿共产主义这个罪名去回敬更进步的反对党人和自己的反动敌人呢?”中国政坛文坛不是世外桃源，与1921年前后的政治领域斗争不可分割。更象再现了以后剧变“清理三种人”的恶作剧。

　　中国政坛、文坛人渣同样多：“自然，中国历来的文坛，常见的是诬陷，造谣，恐吓，辱骂，翻一翻大部的历史，就往往可以遇见这样的文章，直到现在，还在应用，而且更加厉害。但我想，这一份遗产，还是都让给叭二狗文艺家去承受罢，我们作者倘不竭力抛弃了它，是会和他们成为‘一丘之貉’的。”(《南腔北调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1932年12月10日)新革、社革艰难曲折，一丘之貉者罄竹难书。伤痕、翻案文学和历史虚无主义，与当权支持者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八

　　鲁迅先生光辉一生的卓越巨著贡献，同毛泽东主义相得益彰，对重建社会主义的作用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学习鲁著就会明白：“仗自然是要打的，要打掉制造打仗机器的蚁冢，打掉毒害小儿的药饵，打掉陷没将来的阴谋：这才是人的战士的任务。”(《准风月谈·新秋杂识》1933年8月28日)十几年领袖领导的前所未有的“软件革命”仅打掉了一部分，应该这样没有调和余地：“倘是蝎子，要它不撩尾，‘希望’是不行的，……惟一的战略是打杀。”(《集外集拾遗·新的世故》1926年12月24日)鲁迅先生的理论正确，应不屈不挠的打掉一切祸害人民的罪魁祸首。

　　倒行逆施的走旧路证明：“人的捣鬼，虽胜于天，而实际上本领也有限。”(《南腔北调集·捣鬼心传》1933年10月22日)“……一说出，即有言，一有言，便可与行相对照。”(出处同上)“事实是毫无情面的东西，它能将空言打得粉碎。”(《花边文学·安贫乐道法》1934年8月13日)近半个世纪“本领也有限”的“空言”，已经戳穿“粉碎”得体无完肤，还在继续招摇撞骗。“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中。”(《致萧军、萧红信》1934年12月6日)好事就败在蛀虫们视继续革命派为敌的手里。只有从毛主席、鲁迅那里拿来行之有效的“武器的批判”。

　　学习鲁迅革命到底：“……‘韧’，也就是‘锲而不舍’。逐渐的做一点，总不肯休，不至于比‘踔历风发’无效的。”(《两地书(一二)1925年4月14日》)“读点鲁迅”毫不妥协仍是理想信念的迫切需要：“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都不宽恕。”(《且介亭杂文末编·死》1936年9月5日)伟大领袖毛主席与伟大思想家鲁迅内心世界息息相通，关注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到生命的终点!

　　鲁迅先生英灵万古长青!

　　(2024、10、17—12、6)